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研究

　　摘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如何在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前提下，为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探求可推广、可复制的实现模式与路径‍‌‍‍‌‍‌‍‍‍‌‍‍‌‍‍‍‌‍‍‌‍‍‍‌‍‍‍‍‌‍‌‍‌‍‌‍‍‌‍‍‍‍‍‍‍‍‍‌‍‍‌‍‍‌‍‌‍‌‍。研究显示，当前一体化示范区所属的两区一县的产业升级依旧面临挑战，各区县之间的产业结构虽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并形成了各有重心的发展格局，但作为产业升级发动机的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为此，本文在分析示范区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为示范区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创新引领、绿色为基、链式嵌入、高端高新”为产业升级的实现模式，并据此明确了发展重点和具体路径‍‌‍‍‌‍‌‍‍‍‌‍‍‌‍‍‍‌‍‍‌‍‍‍‌‍‍‍‍‌‍‌‍‌‍‌‍‍‌‍‍‍‍‍‍‍‍‍‌‍‍‌‍‍‌‍‌‍‌‍。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产业发展;数字经济

　　长三角的区域协同发展起步早，推进稳步有序。从1992年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第一次联席会议，到2018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编制完成，长三角的一体化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节点。目前，长三角已经形成以完善市场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构建区域统一市场、降低要素和产品空间移动的广义运输成本，以及实现区域与城市间互联互通、共治共享为目标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主体思路和行动计划[1]。同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协同治理框架，即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在内的三层运作协调机制，以及在各自层级下进行的四级会议制度[2]。

　　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且国内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3]。当前，在宏观整体层面上，从《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一直到2019年12月颁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体系框架已经逐渐成熟，并设立了由三省一市成员集体办公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协调和实际操作部门[4]。但是，从理念到操作，从战略到战术，一体化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依旧存在，如何进一步破除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如何破解由行政层级体制形成的区域发展壁垒，推动国家和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简称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我国第一次跨省建立的以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这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大创举。那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又如何从全球视野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实现其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如何通过协调示范区内的产业发展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点，引领长三角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情况分析

　　1.与国际成熟城市群相比，存在阶段性差距

　　长三角产业结构与发达城市群相比，具有阶段性差距。国际发达的城市群，一般具有成熟的产业结构，在价值链中往往处于高价值区段。在表2中，2010年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产业比重，产业结构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服务业均超过50%，整体上城市群内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较小。核心城市伦敦的服务业比重更是达到70%。而2018年，虽然长三角三省一市整体呈现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区域内部存在较大差距，如上海服务业比重达到69.9%;江苏服务业比重为51%;浙江服务业比重为54.7%;安徽服务业的比重为45.1%，尚未超过50%。虽然江苏与浙江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但所超不多。服务业比重最高的上海也尚未达到70%，还不及伦敦2010年的水平(见表3)。另外，安徽的农业占比更是高达8.8%。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尚具有阶段性差距。

　　2.长三角三省一市产业结构级差明显

　　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区域差距明显。各省市的产业结构所处阶段分别为：后工业化发达地区(上海)、工业化后期(江苏、浙江)、工业化中期(安徽)。2018年长三角的产业结构状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上海，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低于1%，第三产业比重接近70%，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状态;第二个层次是苏浙两省，第一产业比重低于5%，第三产业比重在50%左右，而第二产业比重在45%上下。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产业结构，无论是现在的金砖国家，还是韩国或曾经在人均产出1万美元阶段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么高的制造业比重;第三个层次是安徽，基本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产业结构状态。而国际发达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差异较小。

　　3.三省一市制造业结构相似度较高

　　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的制造业结构相似度较高，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欠缺。对三省一市的制造业结构相似度的研究，主要选择27个制造业部门进行分析。图2展示了2001—2013年长三角三省一市27个制造业部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数值越接近于1，说明两地的产业同构程度越高。在所有结果中，江苏和浙江、江苏和上海之间的产业相似程度最高，但江苏和浙江之间的产业相似程度一直在下降，从2001年的0.924下降到2013年的0.886，年均下降3.5%。与之相反，上海和江苏之间产业相似程度却不断上升，从2001年的0.836一度上升到2008年的0.914，后又逐年回落至2013年的0.866，但仍是所有次区域中产业相似度最高的地区。安徽与其他两省一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化程度相对较高，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这一方面说明安徽对其他两省一市的追赶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长三角其他地区对安徽的产业辐射也越来越显著。

　　(二)示范区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1.二区一县经济发展呈现差异

　　示范区三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差异，其中吴江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嘉善和青浦两区县的总和还要多。从增长率上看，2009—2018年嘉善县的增长速度是三个地区最高的，而青浦和吴江两个区发展速度在2012年以后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吴江区在2016年到达谷底，之后便开始较快速率的攀升，青浦的发展则一直较为平缓。

　　2.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

　　三地产业结构之间差距较大。青浦区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领先其他产业，2018年增加值实现597.5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全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为55.6%，在产业发展上体现出与上海其他地区更加雷同的趋势，三产优势更加突出。吴江区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有较大改进，三产增速达到8.5%，超过了二产增速，但是占比上仍然是二产占较大优势。嘉善县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第一站，区位优势明显，然而其总量、结构和增速都处于较低水平，在与其他两个地区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距，与长三角整体的三次产业比重相近。从增速和占比都能看出，青浦、吴江和嘉善三地在产业发展上都偏向于服务业，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应注意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因为没有二产支撑的服务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3.三地制造业发展水平不一

　　三地制造业发展各有侧重。目前示范区三地的制造业发展状况仍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且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地区间协同发展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青浦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37.88亿元，汽车制造业等前十大支柱性行业完成规模产值1173.4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产值的76.3%。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的比重接近30%，且分布在5个以上的产业中，产业的规模效应相对不足。吴江区四大主导产业合计实现产值2904.42亿元，增长5.0%，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82%。

　　其中，丝绸纺织与电子资讯两个产业加起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产业集中度较高，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业态较为匮乏。嘉善目前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无论是传统支柱性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待进一步夯实基础、发掘潜力。但嘉善的优势在于发展速度快，具有相对的后发优势。2018年，嘉善县是三个区中唯一一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率超过两位数的地区，且研发活动持续活跃。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R&D经费支出16.08亿元，占GDP比重为2.7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覆盖率达到37.5%，全县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69家，新增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79家，新增发明专利授权276件‍‌‍‍‌‍‌‍‍‍‌‍‍‌‍‍‍‌‍‍‌‍‍‍‌‍‍‍‍‌‍‌‍‌‍‌‍‍‌‍‍‍‍‍‍‍‍‍‌‍‍‌‍‍‌‍‌‍‌‍。

　　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磨合，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边界已经相对清楚。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发展什么产业、不发展什么产业的选择权主要在企业。而政府的工作和贡献主要集中在维护公共秩序、完善社会基础设施、保障民生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在人力资本的支撑、土地资源的供给乃至适度的资金融通渠道支持等方面政府也会有所作为。除此之外，从非微观视角来看，政府还有招商引资的工作。因此，对于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而言，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和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应该更多地依靠企业自身的选择，政府所起的主要作用应该体现在强化地区吸引力上，政府工作的关键在于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资本运营环境、科技研发环境、人才乐居环境等方面[5]。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产业发展必须在四大定位即全球级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发端高地、国家战略的实际操作区域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的框架下展开。同时要考虑到内外部的环境，顺应世界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大势，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及其周边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趋势。在产业选择上，本文认为应该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支撑，以高端高新产业为引领;在具体实现模式上，建议以链式嵌入为主;在产业发展理念上，建议以科创为核心;在产业发展理念上，建议以绿色为基础。以上四个部分构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产业发展模式。

　　(一)创新引领

　　把超前布局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作为示范区实现产业引领发展的核心落脚点。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入“冲刺期”且我国创新自主化要求产生“质变”的大背景下，应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聚焦于科创功能，布局一批科创产业，提高国民经济体系中新产品、新技术的比重。长三角地区聚集了丰富且差异化的创新资源，高校林立的上海具有国内领先的基础科研能力，江浙地区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则具备强大的技术转化和规模化生产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将释放出巨大的潜能，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是这样一个载体。一是创新科研机构建设的体制机制，加快发展新型科研机构，明确定位、优化布局、扩大规模、提升能力;二是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各区县联动和部门协同，完善重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任务的组织方式和协调机制;三是鼓励各类主体创办科研机构、完善治理结构、探索实行理事会制度;四是鼓励民办科研机构发展，支持科学家领衔组建新型科研机构，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五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鼓励示范区积极引进国际顶级科研机构和研发服务机构，推动科技资本、研发机构更多地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鼓励企业创新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创新动力的提升。

　　(二)绿色为基

　　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互利共生是示范区产业选择的基本出发点。通过充分发挥三区县的生态资源优势，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于示范区内部的区县而言，要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决杜绝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思维;要意识到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的双重属性，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一方面，加速拆除高污染、高排放的低端企业;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生态基础设施(如生态廊道)的建设。

　　(三)链式嵌入

　　用创新链弥合产业链断线，以创新链牵引产业链，以创新链推动生产力要素的流通组合，推动示范区以及长三角整体地区产业的链式发展。促进产业链、产品链、创新链、资金链四链的协同联动，以更广阔的视野谋划和推动示范区发展。从政府、企业、人员三方面来保障链式嵌入发展：一是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支持、机制创新、资源组织、搭建平台等多种手段，围绕四链融合的薄弱点、脱节点、梗阻点，提升产业链、完善创新链、配置资金链、壮大产品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能，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二是要充分发挥企业这个“资源整合者”的作用。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与激情，鼓励他们与科研人员携手同行，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上，发挥出连接左中右、畅通上下游的重要功能;三是鼓励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坚持市场导向。推动更多科研人员以挂职、参与项目合作、兼职、离岗创业等多种形式走出“象牙塔”，围绕市场热点、需求痛点、产业空白点，积极参与到示范区的产业发展中去，有效破解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高校学科方向与地方主导产业契合度不高、科研队伍与市场距离过远等问题。

　　(四)高端高新

　　把导入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作为示范区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进一步顺应科技革命的大方向与产业变革的大趋势，重点选择及培育一批高端高新产业，推进示范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偏小(企业规模小)、偏低(附加值低)、偏传统。这既对示范区实现新标杆、新高地、新引擎的定位形成挑战，也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一是在产业选择上，应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等具有前瞻性和竞争力的发展方向;二是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吸引高端高新产业以及典型性企业布局于一体化示范区，助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改革开放的高地;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虽然传统产业仍有市场，但附加值不高，与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产业定位有所不符。针对这些产业，政府应进行分类管理，对于可以关停的企业和产业要坚决关停，对具有改造提升价值的企业和产业则要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与节能环保技术实现产业更新。

　　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未来将成为中国领先全球、率先打开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门的“钥匙”。数字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推动新型业态的出现，也将助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重构。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而言，则要通过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把握重点产业，以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有力推动其探索建立新经济体系，实践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发展经济，加快长三角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发展。而示范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既存在一定优势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要明确重点发展领域，聚焦发展。

　　(一)示范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问题

　　1.三地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化，各有重心分工明确

　　示范区两区一县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呈现明显的差异性[6]。青浦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一个区，在城市服务方面走在示范区前列，为示范区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应当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经济、数字经济、总部经济产业集聚地。吴江作为全国百强区前三名之一，在“吴江智造”方面已有相当的发展基础，并形成了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装备、企业资源计划管理、供应链管理和生产性电子商务等6个重点发展领域。“数字经济”是浙江的“一号工程”。2018年，嘉兴市嘉善县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值160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14.2%，增速高出全市平均1.5个百分点，核心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嘉善县数字经济发展倍增行动计划(2019—2022年)》明确了嘉善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要求其核心产业发展成为全省示范，努力建成全国知名的县域社会治理数字化示范区。

　　2.未能充分发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驱动作用

　　工业的发展仍然缺乏互联网平台的支撑，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进程不充分且结构失衡的问题突出。目前一体化示范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信息化投入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转换成本高、试错成本大，较为成熟的传统产业对数字化转型投入缺乏动力，投资不足;二是需要大量运用数字技术的新兴产业则体量相对较小;三是行业差异明显，存在企业“上云”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离散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明显低于流程制造业。

　　3.现行治理手段与数字经济跨界融合态势有待适应

　　目前，一体化示范区的管理体制仍缺乏统筹协调[7]，比如示范区的三个区县在数字经济的统计口径上就并未统一，导致示范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难以准确衡量和比较，进而波及政策影响的评估。现行的治理手段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调整，以适应数字经济跨界融合发展的态势：一是大量的关于数字经济创新深化的相关研究对传统理念具有颠覆性，如何适用理解并加以应用;二是管理者要合理界定数据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职责权利;三是在制定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产品与服务标准和规范时，如何更好地掌握主导权;四是重视数据安全问题，有效防范由此产生的风险。

　　(二)示范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应充分聚焦长三角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结合的优势，不仅要重点发展面向未来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也要着力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通过发展“云、大、移、物、智”等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依托数字经济现有的“独角兽”“隐形冠军”“单打冠军”企业，整合示范区北面江苏省在芯片、集成电路、光纤电缆等数字产品制造上的优势，示范区南面浙江省在电子商务、信息组织、技术支持等信息服务上的优势，以及示范区东面上海在吸引高端人才上的优势，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另一方面，加强制造业部门对数字技术的运用，通过平台建设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甚至打破产业边界，促进产业跨界融合，激发传统制造业的活力。重视数据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上的作用，通过建设长三角数据中心，统一标准，实现政务数据、社会数据的跨部门跨省市共享应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服务氛围。

　　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可见，数字经济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和重要推动力，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相吻合，也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发展定位高度一致。结合实际情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应聚焦数字信息产业、智能制造业与数字服务业等三个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这里面既包括相关的制造业，又包括相关的服务业。

　　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链式牵引，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

　　要打造上下联动、供需双赢、创新活跃、空间协同的产业链发展生态，将产业链环节上的价值链、供需链、创新链和空间链整合在一起，尤其是弥合创新链和其他三链之间的分割。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国家级开发区围绕做大做强主业，延伸产业链条，开放企业技术链、供应链、物流链、渠道链，整合培训、金融等相关服务，打造集孵化器和加速器于一体的创客空间。

　　(二)面向功能需求，打造“万亩千亿”组团布局

　　明确示范区数字经济发展定位，突出重点领域与环节，实现产城融合，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各层次劳动力生产生活所需的环境。从顶层规划到战略推行再到空间优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须以“万亩千亿”作为目标，摆脱过去以新城、产业园区作为产业主要发展模式的老路径，鼓励多元化的创新空间在示范区集聚，并以城际铁路作为通路，以组团的方式，发挥网络与规模效应，实现产业能级的跨越式发展。

　　(三)实施双轮驱动，率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行动

　　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大要求，实施双轮驱动，通过“示范区城市大脑”“数字经济标准建设”“‘聚星’”发展计划、“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等四个专项行动计划，率先实现产出效率和区域协作的突破。

　　(四)强化实施保障，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成立示范区数字经济推进工作小组，指导产业的率先突破和项目的集中落地。在长三角层面，专门成立示范区数字经济推进工作组，统筹协调示范区数字经济发展各领域的重大决策、工作部署和监督检查。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咨询机构、科技中介以及相关专家作为咨询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到示范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工作中，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的趋势，强化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二是聚焦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加强产业化与市场化的联动，搭建高驱动力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性杠杆和法规、标准、科技、教育、人才、考核等非经济性政策杠杆，营造引得来、留得住又能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环境。以政策链为先导，提高一体化示范过程中的要素资源整合优化配置能力，构建面向转化全周期和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集成化平台化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产业链精准招商的统筹以及引擎性企业与项目的谋划和追踪，加强“一集群一策”“一链一策”，强化适合创新生态体系搭建的政策供给与要素供给。

　　经济师论文投稿刊物：《生态经济》杂志以“深入读者、深入产业”为基本编辑思想，力图以全球视野，全面关注和报道最新生态资讯，关注全球生态经济领域的热点事件，唤起全民的生态意识，传播生态经济知识，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瞩目，成为领导决策的参谋、企业家的助手和读者的益友。由于依托新华社、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自然之友” 等专业咨询机构，发挥出版社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网络和书刊互动的资源优势。

　　三是积极推广浙江“最多跑一次”的经验，简政放权释放创新创业活力。通过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等方式，营造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提升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效率，政府定标准、强监管，企业作承诺、守信用，尽快实现“零审批”管理。围绕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准入即经营的目标，深化“多证合一、证照联办”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推动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备案等所有商事登记事项“一网通办”。依托“城市大脑”，构建纵横全覆盖、事项全口径、内容全方位、服务全渠道的电子政务云平台。

　　四是完善数字经济考核评价机制，开展清单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字经济三年倍增计划”年度实施情况检查与绩效评估，加大工作考核力度，强化考核结果应用。采取清单管理制度，编制示范区数字经济建设重点项目清单、数字经济产业管理清单与全球重大数字科技成果盯引清单等，把对重大资源、重大项目、重点产业、政府服务的盯引与管理作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工作，创新服务管理方式，提升效率效能。

　　参考文献：

　　[1]陈建军.全局视野下的长三角协调发展机制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8).

　　[2]陈建军，陈菁菁，陈怀锦.我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

　　作者：陈建军1，陈菁菁2，3，黄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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