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特征、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内容提要本文就我国产业集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受融资约束影响的企业ODI模型出发，引入母国产业集聚特征，进而推导出集聚特征对企业ODI决策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命题，采用2004~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1)同行业集聚程度和多样性集聚分别通过“资产价格”效应、“分工协作”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ODI。(2)从所有制看，集聚程度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有促进作用，多样性集聚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有促进作用;从要素密集度看，集聚程度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有促进作用，多样性集聚对所有类型企业都有促进作用;从投资目的看，集聚程度对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ODI有促进作用，多样性集聚对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DI有促进作用。(3)替代核心解释变量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的回归结果均证明前述结论的稳健性。

　　关键词集聚程度集聚类型融资约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近年来围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DirectInvestment，以下简称ODI)的研究辟出了新的视野，即从空间经济学之集聚视野切入、审视集聚与企业ODI的关系。迄今揭示出的线索至少有三：一是东道国产业集聚与外来企业选址的关系;二是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空间分布形态的影响;三是源自同一国的企业在东道国的所谓“抱团集聚”倾向。这些研究均侧重于东道国集聚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间的关系，而母国的产业集聚与企业“走出去”的关系较少受到关注，这里直截了当的问题是：中国的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的ODI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产业集聚会促进企业ODI，这一推断已获现有文献的支持。

　　融资论文范例：创新融资策略公共领域的案例与特征

　　戴翔等(2013)从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省等地的“抱团走出去”现象出发，认为母国集聚提供的供应网络、人际关系延续到国外市场可以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投资风险。孟寒和严兵(2020)以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ODI的数据为样本发现：同行业集聚可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提高用工成本两条渠道促进企业“走出去”。以上研究忽视的一个关键事实是：中国金融市场发育滞后，融资约束构成企业ODI面临的重大阻碍，而集聚或许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

　　由此挖掘出两条重要线索：一是融资约束对企业ODI的影响;二是母国产业集聚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融资约束对企业ODI的影响源自学者对出口的研究。企业出口前需支付沉没成本，由于沉没成本的支付先于海外市场的盈利，这就启发学者在出口问题中引入融资约束。Greenaway&Kneller(2007)沿着同样的逻辑，考虑到ODI需要支付更多的固定成本，推断融资约束或许会阻碍企业ODI。这方面后续主要是实证研究，比如Buchetal.(2014)基于德国企业ODI的数据、王碧珺等(2015)基于浙江民营企业ODI的数据、李磊和包群(2015)基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ODI的研究，都证明了融资约束会阻碍企业的ODI。关于产业集聚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关文献揭示，产业集聚能够从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降低企业的融资需求两个方面，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融资渠道方面，产业集聚通过两个机制帮助企业获取银行信贷：一是集聚构成的企业分工网络能够通过“声誉效应”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盛丹和王永进，2013);二是产业集聚能够将资产的最佳使用者集中在同一个空间下，提高了企业抵押的固定资产的折现价值，有利于银行给予更高的信贷额度(茅锐，2015)。同时，产业集聚也为企业提供了“替代性融资”。

　　马述忠和张洪胜(2017)发现产业集聚将企业和主要的合作伙伴集中在同一地区之下，企业通过和上下游厂商业务往来中提供的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约束，并采用中国县域层面产业集聚的数据证明了这一观点。融资需求方面，阮建青等(2008)对长三角的濮院羊毛衫产业集聚区的调研发现，羊毛衫的生产工序可以被切分为十个相对独立的流程，倘若以一体化的形式生产，那么最少需投资1000万元。而当地大多数企业只从事其中一个工序，比如编织作坊的平均投资仅为7万元，显著降低了融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集聚的研究中考虑的多半是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中度，是为“集聚程度”。当代空间经济学研究揭示，产业集聚不仅有程度之分，还有类型之别;集聚类型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前者指本地区主要是同行业企业的群居，后者指多行业企业杂居(赵伟和隋月红，2015)。

　　一般将集聚类型界定为介于完全专业化和完全多样化之间的连续变量。两个线索对接之后，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包含了同行业集聚程度和同地区集聚类型两重含义的集聚特征，是否可以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的“走出去”?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有待于机理梳理。这方面，Melitz&Ottaviano(2008)之“企业异质性”框架当属一个重要依托。

　　而实证方面，可以我国过往二十多年的相关数据为基本依据。这样一种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政策启示是不难预估的。本文的边际贡献至少有三：其一表现在研究视角上，以往关于ODI的研究大多忽略了投资母国产业集聚效应。本文从母国集聚特征出发，将这种特征与融资约束，进而与企业“走出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链条线索，这无疑是个创新。

　　其二是机理梳理。以往无论研究集聚与走出去者，抑或研究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者，均注重实证而忽略了机理梳理，本文则弥补了这个空白。其三是实证方法的创新。以往关于集聚的研究往往面临着“因果识别”的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集聚特征是由企业“自选择”决定的，倘若企业“自选择”受到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那么回归系数就存在偏误。本文以工具变量法对主要结果进行检验，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二、机理与模型

　　客观地来看，若沿着Melitz-Grossman去推断，融资约束之于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当与对企业ODI的影响相近，因而，关于融资约束之于企业ODI效应，完全可在Melitz&Ottaviano(2008)框架下去推导。进一步可借鉴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的“融资约束下企业出口”模型，将其扩展为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描述

　　本文采用的样本是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ODI数据。该数据由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和商务部的《境外投资机构名录》基于企业名称和年份的匹配得来。如果一个企业某年度在《名录》上有备案信息，则认为该企业在当年有ODI行为;否则认为没有(葛顺奇和罗伟，2013)。参考聂辉华等(2012)的处理方法和基本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如下处理：

　　(1)剔除关键财务指标(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就业人数、总产值)缺失的个体;(2)剔除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下(2011年之前)、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2011年之后)或者从业人数在10人以下等不符合“规模以上”标准的样本;(3)剔除总资产低于流动资产、总资产低于固定资产余额、累计折旧低于本年折旧、工业增加值为负值等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

　　(4)按照企业所属的二位数行业代码，筛选出其中的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5)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每年GDP平减指数对主要的财务指标进行消胀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得到3818次ODI的行为记录，共有3391家企业在观察期间有ODI行为。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共有5630家，由此可见本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样本一共包含570984家制造业企业，共有1909355个观测值。

　　(二)指标选择

　　1.被解释变量ODI，以企业当年是否有对外投资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果企业在某一年度在《境外投资机构名录》上有记录，说明该企业当年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记为1，否则记为0。

　　2.核心解释变量集聚程度。集聚程度指的是企业所在行业在一个地区的相对集中程度，是地区—行业层面变量。本文采用区位熵作为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旨在探究集聚特征会否并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ODI决策。首先基于“企业异质性”框架构建了ODI决策模型，然后以融资约束为中介、将外生的集聚特征纳入其中，推导出相关命题，最后以企业层面的数据予以检验。研究发现，集聚特征可通过影响融资约束作用于中国企业的ODI决策。具体而言：同行业企业集聚可通过提高抵押资产估值(“资产价格效应”)、多样性的集聚类型通过细化企业间分工以降低固定资产需求(“分工协作效应”)，共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ODI。

　　以2004~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确证了上述结论和作用机制;同时发现集聚特征对不同所有制、要素密集度和投资动机的企业ODI决策存在差异性的影响。上述研究的一个政策启示是：集聚有利于化解企业融资约束，城市化集聚或产业多样化比之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化解企业融资约束。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集聚的支持性政策促进企业“走出去”。

　　实际上，“走出去”与否，归根结底是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市场分布等多种战略目标做出的理性选择，属于企业层面的微观决策。这个层面上，政府不应也不必施加干预。政府可为且能为的，当在于化解本地企业创新与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其中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突出问题。政府政策等的着力点，当放在培育本地产业集群与集聚上。而在促进产业集聚的政策应用上，尽量导向城市化集聚或产业多样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城市化与城市群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新冠疫情之后我国新发展格局，尤其是产业链和企业供应链的重构态势。

　　参考文献：

　　1.戴翔、韩剑、张二震：《集聚优势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2期。

　　2.葛顺奇、罗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

　　3.李磊、包群：《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财经研究》2015年第6期。

　　4.李志远、余淼杰：《生产率、信贷约束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5.刘青、陶攀、洪俊杰：《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6.刘尚希、傅志华、马洪范等：《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财政研究》2017年第10期。

　　7.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作者：赵伟卢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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