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取向，带来了巨大经济社会绩效。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短缺，市场发育不足，一直制约着地区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
摘要：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取向，带来了巨大经济社会绩效。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短缺，市场发育不足，一直制约着地区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民营企业发展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增长;西部地区;金融资源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但相对贫困仍会长期存在，实践证明，普惠金融在化解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效显著，早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明确指出“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创新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城乡水平。所以，普惠金融是实现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囿于金融抑制，金融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弱势群体因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而陷入贫困陷阱。①基于此，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联合国针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金融排斥现象，提出了构建全方位、全阶层性、全社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2006年，普惠金融概念被引入中国，并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成为我国的顶层制度构想，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的实践命题。
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正式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②尤为重要的是，2015年12月31日公开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发展普惠金融”贯之于行动中。显然，普惠金融业已成为一种国家政策性倡导与制度安排。事实上，令人遗憾的是：普惠金融发展尽管已实践多年，但过度依赖国家政策扶持和政府推动，尚未形成一种更具效率的金融包容性机制;③体系仍不健全、法规尚不完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④并不是“普惠”的金融体系，尚并不能为所有人群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①尽管状况有所改善，但还不充分。
此外，另一个议题亦是需要我们尤为关注的方面，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人民生活形态的关键行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亦为普惠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发展带来了契机。显见，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由互联网技术革新所引发的金融模式变迁。②2015、2016年李克强总理不断发声，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无疑，互联网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将线下普惠金融发展带入到了线上数字化普惠金融的时代。我国西部地区远离海岸线和交通干线，主要以山脉、丘陵和盆地为主，地理区位的制约拉大了我国东部与西部金融资源倾斜差距。谁曾想过，全球移动支付使用率最高国家不是中国、更不是美国，而是非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尼亚，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肯尼亚人特别是穷人要想获得银行账户并不是那么容易，但移动支付解决这一难题。所以，数字普惠金融为缩小我国东、西部金融发展差异提供了无限可能。
2012年以来，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得以迅猛发展，在提升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普惠金融概念虽然传入中国较早，但数字普惠金融则是2016年G20中国杭州峰会上才提出，仍然是一个新概念。普惠金融之所以重要，是源于它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多数采用金融发展的视角，即关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总体水平来衡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难发现，既有的普惠金融研究依然遵循传统金融发展理念，并未反应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性特征应有的内涵，同时也未与微观传统金融主体寻求金融科技转型和中观金融业技术创新引领发展的现实要求相吻合。
二、理论阐释与命题假说
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得到充分论证，但仍存在较大争议与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学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倒“U”关系。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金融发育程度较低，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更低。焦瑾璞③最早将普惠金融的概念引入到国内，他认为普惠金融应具备四个基本属性。
其一，公平性：能够为金融需求方提供公正、公平、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二，普适性：避免金融排斥，倡导全民机会平等的“金融人权”理念;其三，可获取性：强调金融业自身服务能力建设，能够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其四，合理性：提供成本较低且优质的金融产品，能够让家庭、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依照普惠金融的内涵，显然，它将会对穷人和小微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并已为学界共识。④第一，刺激消费金融的发展，显著增加家庭消费与支出，减少贫困;第二，提升投资的配置效率，有效改善中小微企业、创业企业的融资环境;第三，改善“三农”发展的金融环境，将有助于推动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据此提出命题假定1：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伴随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化，促进金融服务(信贷市场)可获得性、⑤普适性、公平性，能够共同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内涵。正如国民基础教育一样，享受普惠式金融服务与产品应当覆盖到每个公民，并且向更多的穷人倾斜。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受阻与金融排斥不无关联，这与Beck、Demirguc-Kunt等⑥的“缺失包容性金融制度将导致收入不平等持续加大、经济增速放缓”的观点相一致。
显然，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将难以避免。因此，应倡导建立普惠金融体系与制度，使之成为国家主流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发挥其消除贫困、②提高人民收入、扩大内需、③促进经济增长④效应。据此提出命题假定2：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居民收入增加效应，通过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以实现经济增长。
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的理论思考起于“麦克米仑缺口(MacmillanGap)”⑤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之惑”，是“InclusiveFinancialSystem”的英文表达，实践蕴意通常表达为包容性金融，故提出伊始旨在推广微型金融。⑥由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落后，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债权融资，这让有重资产做抵押的重工业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使得轻资产的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发展较慢，⑦导致金融资源在企业之间配置失衡，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70%的企业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⑧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以资源型为主，国有企业占据主导。按照金融排斥理论，重资产的国有企业将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挤占效应在西部地区更为尤甚。普惠金融克服了传统金融的行业歧视，降低了金融服务获取的门槛，惠及更多的企业。
事实上，中小微企业通过摆脱金融抑制困局而获取发展能力，支撑企业进一步发展;⑨显然，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能够赋予经济发展强大活力。据此提出命题假定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满足了民营企业发展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有利于激活民营企业发展的活跃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民营经济活跃度的提高，将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结构主义理论一直秉承的观点是，经济增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迁状态。
金融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资源，具有很强的流通性，事实上，它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若金融资源向某些行业集中，将会导致社会经济资源向该行业聚集。显见，金融发展通过“需求引致”“供给引导”机制，瑏瑡推动行业技术创新，瑏瑢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均衡来看，金融发展确实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瑏瑣进而引发经济增长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深化，按照经典推断，它应当也具备经济增长过程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据此提出命题假定4：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进一步作用于经济发展。
三、数据说明与实证过程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为GDP，取自然对数，用于指代经济增长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年-2015年)》。根据已有的对经济增长的文献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是城镇化率(urban)、经济开放度(reo)、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6)和Wind数据库。同时，本文的理论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主要有3条：收敛城乡收入、激活民营企业活跃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此，本文引入三个变量，以刻画这三条影响机制，分别为城乡收入差距变量(gap)，用城镇居民年均收入除以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得到;民营企业活跃度(pri)，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总人数与各省份人口之比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is)，用二三产业产值除以第一产业产值得到。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性分析见表1，我们注意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的标准差为6393，这表明西部各省份之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育程度差别较大。
(二)实证过程
1数字普惠金融的增长效应检验采用逐次回归法，(1)、(2)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index)，模型(3)、(4)加入控制变量，并分别采用固定、随机效应进行估计。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表2的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固定效应估计，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策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始终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有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结论与思考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提高人均收入、激活民营企业促进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三条路径刺激经济增长，金融“嫌贫爱富”的特征是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存在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国金融普惠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成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收入水平、创新、城镇化率与普惠金融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Anand等①通过研究跨过数据表明，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类发展价值指数就会增加142个百分点，同时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频率与贫困率呈负相关。普惠金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空前发展，恰恰是得益于金融与科技的耦合，它向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金融的核心功能就是资源配置，金融信用中介只是便利价值运动，而资源配置则是引导价值运动实现最佳路径。数字金融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和能力，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首先要承认，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商业性和政策性的一种补充，不仅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拓扩了金融视阈，并进一步提升了金融附加值，支持实体经济转型;以网贷、众筹为代表的数字化金融有效的引导了民间资本投资于我国鼓励的领域，盘活民间存量资金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以数字化金融为核心的新金融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普遍提高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金融主导功能效率。农村金融市场被普遍认为是蓝海市场，互联网为桥梁能有效的将城市集聚的闲散民间资本向农村引导，帮助小微企业、农民和小城镇低收入人群创业、扩大再生产，以已达到长期提高整体人均收入目的。为此，政府应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入，以拓宽数字金融服务边界。
特别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较多，传统金融很难覆盖;金融监管当局应加大普惠金融对象诚实守信教育，以满足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文化教育与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补齐文化教育短板，针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农民进行数字普惠金融修养培训，提高农村人口对普惠金融了解和应用水平。熊彼特将为创新服务的金融称之为真正的金融，在熊彼特科技+金融的“双轮驱动”模式下，金融和技术的交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单向影响与被影响关系。
但是，由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与金融的分离，两者的互动关系都被忽视了。而金融发展理论只解释了金融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增长源自于创新，这个因果关系必然涉及金融与科技的创新关系。我们认为，在工业和金融业分工的基础上，科技创新与金融的互动机制是长期增长的动力之一。同时，金融创新与科技金融之间有双向关系，良好的互动形成耦合才能促进增长。卡罗塔·佩雷斯①的理论也引证了该观点。激活民营经济的本质就是为了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数字技术与金融碰撞之后，使得技术创新与普惠金融发生了耦合。
金融论文范例： 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与实体部门经营风险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必然要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革新升级，以抵御各种复杂风险;另一方面，技术的创新为解决更广泛的“长尾”需求带来了可能，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发展。这种良性的双向互动共同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我国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大招商政策，改变营商环境，以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为样板模式，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转型发展;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激活企业创新动能，发展适应性技术;金融监管当局更加包容的监管理念，为普惠金融培育创新土壤。同时，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普惠金融环境，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应提升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移动互联网发展程度，消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数字鸿沟。
作者：张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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