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摘  要  红色口述档案记录着中共革命历史时期亲历者的话语，以生动的形式重现了历史细节。有效地采集和开发这一珍贵历史资源，有赖于对多元主体资源与能力的整合。通过对“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归纳了多元主体合作采集与开发红色口述档案的运行与保障机制。在运行机制上，需要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吸纳多元主体资源;依托互补的跨界网络实施采集工作;以面向特定需求的开发为基础，逐步推进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同时，法律协议、执行标准、内容审核与风险管控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开展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  红色口述档案  跨界合作  档案采集  档案开发

　　引 言

　　红色口述档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对敌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机关、组织的当事人或目击者形成的口述档案。红色口述档案记录了革命历史时期亲历者的话语，有助于弥补历史缺漏，丰富历史细节[1];对于生动形象地从实践层面讲述并反思革命，推进中共革命史研究有重要意义[2]。目前学界对于红色口述档案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比较关注红色口述档案采集开发的实践方法，以及红色口述历史项目的运行经验。

　　例如，陈淑媚[3]介绍了抢救收集红色口述档案的措施，以及开发制作红色口述信息资源的方法和技巧。宋蓉等[4]提出结合线上和线下推广方式，拓展抗战老兵口述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式。余武南[5]讨论了我国抗战口述档案的收集策略，提出建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体系，推广口述档案采集的国家相关标准。另外一些学者则归纳和总结了红色口述项目的实施过程与经验。黄明 [6]以“百色起义红色歌谣”为例，分析口述类红色档案资源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开发方式。王紫贵等[7]以“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项目为例，分析项目的科学设计、规范实施与成果转化措施。

　　上述研究为红色口述档案的采集、保存和开发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不过，现有文献中，对于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共同开展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论文基于对“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的参与式观察，结合其他相关红色口述史项目的案例经验，尝试归纳和总结红色口述档案采集和开发中多元主体合作的实施机制，从而为红色口述项目运行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推动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工作的有效实施。

　　1 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基本情况

　　东江纵队，全称“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

　　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抗日战争，东江纵队抢救了大批爱国人士，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山大学以司令员曾生同志为代表的二百多名师生参加了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各条战线上起着骨干作用。[8]“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以下简称“东纵项目”)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由中山大学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提供资金支持，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项目实施时名称为“资讯管理学院”)、网络与信息中心，以及东江纵队广东地区老战士联谊会共同实施。东纵项目的运行目标是采集、管理、保存及开发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校史相关的红色口述档案信息资源。

　　以信息管理学院师生为主体的口述史收集团队，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提供口述史和党史相关知识、技能培训的历史和党史专家，以及负责外部联系的东江纵队广东地区老战士联谊会，共同组成了资源、能力互补的跨界合作网络。在访谈实施阶段，项目组对现在世的东江纵队革命人物全部开展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东江纵队校友在中山大学期间的重要事件、中山大学与其走上革命道路之间的关系、东江纵队校友在革命阶段的主要事迹与贡献、东江纵队校友在中山大学发展中的贡献等。对于已故东江纵队校友则联系其后人，以座谈会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口述档案，了解东江纵队已故校友留下的与中山大学历史相关的革命记忆。

　　在深入访谈或举办座谈会的同时，项目组还收集了照片、实物等档案，如中山大学校友在东江纵队革命斗争中留存的照片、手稿、书信、音像资料等，为后续东纵项目档案材料的多媒体化开发提供参考资源。项目采集的口述材料包括访谈文字记录、音频记录、视频记录以及实物材料(书籍、书信、照片、影碟等)。基于档案分类的来源原则，项目组将口述材料以“人物—时间”为线索分类整理，将每位人物作为一个立卷单位，按照口述材料产生者、时间的分类标准，系统梳理受访者口述记录资料。针对在访谈过程中形成的录音、录像材料，后续进行文字转录，形成数字化版本的文字、图像记录。

　　最后，项目组挖掘和开发采集的红色口述档案，组织整理静态的口述材料，形成结构清晰的“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研究目录和编纂成果，编辑开发访谈过程中形成的音频、视频材料;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加工视频材料，制作成项目宣传短片《东纵情，中大魂》以及完整的项目纪录片。此外，项目组还制作了“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宣传和记录视频，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历史中的红色基因。

　　1.2  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本研究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具体案例的经验中抽象和归纳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与机制。实证资料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研究者除了直接获取东纵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的文本记录，还从2018年9月起实际参与东纵项目，使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搜集项目资料。调查过程中参加了口述历史项目培训、座谈会和工作坊，采访了东江纵队中山大学校友，完成了转录、整理及编研口述访谈材料等工作。基于以上述方式收集的资料，论文对东纵项目的实施背景、研究方法、具体运行流程，包括前期准备、具体实施方法、后期整理与加工等情况，形成了详细的记录和了解。

　　第二个方面，研究者搜集分析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项目。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采访延安时期的亲历者，收集革命文物、文献和图片，以深入挖掘红色革命精神的“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项目;兰道夫-梅肯大学记录大学教职员工等长期见证者对于梅肯大学的个人思考或经历的“梅肯记忆”口述史项目;永源公益基金会鼓励大学生群体运用口述历史记录方法，聆听父辈讲述重要历史时期中亲身经历的“家·春秋”口述史项目。通过系统分析和归纳东纵项目中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措施和经验，结合国内外其他红色口述历史项目的运行经验，论文总结和归纳了采集与开发红色口述档案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中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可以归纳为合作运行机制和合作保障机制两个部分。

　　在采集上，合作运行机制需要以共同目标为纽带，提高各方参与主体共同合作的积极性，获取充足的项目运行资源支持，同时基于跨界合作网络，发挥多元主体的资源与能力优势，组建起多元化、专业的口述项目团队，保障项目运行专业性与可进入性。在开发上，合作运行机制需要面向多元主体的需求，开发利用红色口述档案，提高红色口述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效率。在合作保障机制上，借助法律协议、执行标准、内容审核以及风险管控手段，规范项目各方参与主体的工作，保证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工作顺利实施。借助合作运行机制和合作保障机制，多元主体才能有效地合作开展红色口述档案的采集与开发工作，实现档案资源的深层价值，满足利用者多元的使用需求。

　　2 多元主体合作的运行机制

　　在红色口述档案采集过程中，多元主体合作首先需要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立足于主体间战略的一致性，为红色口述档案项目获取足够的资源与资金支持。其次，多元主体需要构建起资源、能力互补的跨界执行网络，发挥参与主体各自的能力优势，从而保证红色口述档案项目运行的专业性与可进入性。在红色口述档案开发方面，需要基于多元主体的特定需求，丰富创新红色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形式，满足不同类型利用者的需求。

　　2.1  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吸纳多元主体资源

　　实施红色口述档案采集开发项目，需要立足于参与主体的战略目标，面向项目相关方广泛吸纳口述项目运行与实施所需资源与资金，以保证口述项目顺利开展。多元主体的共同目标往往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有助于保持成员间更紧密的联系，为项目共同体的一致性和有序性奠定基础。[9]开展东纵项目，采集开发红色口述档案也需要以项目参与主体的共同目标为基础，凝聚项目各方参与力量。积极挖掘校史中的红色基因是中山大学的重要战略目标，近年相继推出了《中山情》《笃行》等系列音画诗剧，传承与发扬中山大学传统爱国精神、革命情怀。

　　信息管理学院从高校校史研究以及东江纵队革命历史传承的目标出发，借助口述史方法，研究东江纵队历史中与中山大学校史文化相联系的内容，深度挖掘中山大学校史中的红色基因。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契合性，使得东纵项目在学校层面上得到了大力的资金支持。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山大学校史研究课题经费，以及信息管理学院党建经费和宣传部专项经费，为聘请外部专业公司(视频制作、网站开发及维护)、整理保存口述史料、支持访谈工作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条件。

　　在实施机构和资助机构或群体之间建立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纽带，从而获得足够的资源和资金支持，这一点在其他口述史项目中同样典型。例如，兰道夫-梅肯大学开展的“梅肯记忆”口述史项目，就主要依靠McGraw-Page图书馆资助。这一口述史项目的目标在于记录兰道夫-梅肯大学教职员工等长期见证者对于梅肯大学的个人思考或经历，从个人记忆的角度反映梅肯大学的校史记忆。[10]这与梅肯大学保护及宣传学校的发展历史，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记录当时社区记忆的目标高度一致。项目也由此可以通过广泛渠道去筹集资金，获得了来自McGrawPage图书馆及学校董事会和基金会等主体的支持。

　　2.2  以跨界网络为依托实施采集与开发

　　参与红色口述项目的多元主体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资源，如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为了保证红色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顺利运行，需要由多方参与力量相辅相成，构建资源、能力互补的跨界执行网络，保证红色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专业性与可进入性。东纵项目依托于内外结合的跨界合作网络组织形式，组建成以信息管理学院师生为主体的红色口述档案采集团队。

　　具体而言，实施中的跨界合作网络包括负责项目设计、相关史料搜集整理以及访谈实施的信息管理学院师生团队;提供拍摄支持的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提供口述史专业背景知识以及技能培训的历史学专家;提供红色口述材料整理咨询的外部党史专家以及负责外部联系的东江纵队广东地区老战士联谊会。基于这一合作网络，团队共同制订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工作计划。在口述项目的访谈阶段，合作网络中的信息管理学院师生团队是主要负责的实施主体。首先，师生团队通过与校史研究单位沟通，获取东江纵队参与学生相关背景信息，与需要采访的高校校友联系并确定时间。其次，东江纵队广东地区老战士联谊会与口述访谈对象联系沟通，作为项目连通的中间人，保障红色口述历史项目运行的可进入性。

　　再次，团队中的档案专业师生负责管理、开发收集到的红色口述档案资源，保证采集材料有效转化为口述档案。最后，项目专门引入了提供专业摄影摄像支撑的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保证口述访谈过程中采集的素材质量以及项目运行的整体专业性。在口述材料管理与开发阶段，党史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革命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的理论储备更为丰富，有助于提高采访内容的组织和利用质量及效率。为了保证采集的红色口述档案质量，由党史专家对采集整理的红色口述材料进行内容把关，针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意见以及推荐相关学习内容与方法，提高红色口述历史项目采集成果的专业性。

　　在项目运行全过程，首先，口述历史专家为项目团队提供了专业技能上的指导，包括制订访谈大纲、采访技巧、口述历史法律与伦理规范以及项目整体实施的流程步骤等，让项目成员更加清晰了解与掌握历史文化背景、口述历史专业技能以及口述历史项目实施。其次，举行口述史工作讲座、项目成果编纂工作坊，在口述史专家的指导下完善项目工作。项目定期开展工作交流会议，对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或问题相互分享和商讨，并邀请口述历史专家，如温州大学杨祥银教授开展讲座，与项目成员和学院学生分享口述历史领域的发展前沿和实践方法等内容，加深对于口述历史研究的理解。

　　从项目参与主体的优势资源出发，有助于提高口述历史项目专业性。“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11]项目从口述史与党史等不同角度开展培训，一方面，组织成员在研究学习相关的口述史学知识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和论文，并且，定期开展分享会讨论交流，在研讨中巩固口述史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开展党史培训班，为开展访谈工作做好充分的党史知识储备。

　　2.3  以特定需求为基础推动档案的共享和利用基于合作主体需求，实现档案开发方式与内容的创新，是多元主体合作机制下开发红色口述档案的重要方式。东纵项目针对性地面向参与主体的目标与需求开发红色口述档案，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基于高校科研教学需要，制作学习教材、教学纪录片以及开设相关课程等;基于学校校史传承需要，开发与宣传校史中的红色档案材料;基于社会思想教育需要，传承开发红色文化，并借助新媒体技术开发宣传红色口述材料，推动红色口述历史项目多元合作的进一步开展。

　　3 多元主体合作的保障机制红色口述项目参与力量的多元化，在助力项目运行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协调与工作规范上的问题。首先，东纵项目对访谈结果逐字转录后，项目组将文字稿本提供给受访者家属审核，按照受访者及其家属的意愿决定口述档案的利用方式。其次，项目由党史专家审核口述材料，评判材料内容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基于东纵项目及相关案例经验，多元主体合作的红色口述档案保障机制主要由法律协议、执行标准、内容审核以及风险管控四个维度组成。

　　4 结 语

　　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工作具有共建性和跨界性，要想顺利运行必须融合档案、历史以及党政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与资源能力。红色口述项目的多元合作机制能够将参与主体结合成有机整体，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在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共同保障红色口述档案的采集与开发工作平稳运行。基于东纵项目的运行情况，论文总结归纳了红色口述档案项目多元主体合作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在合作运行的采集层面，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吸纳多元主体资源，获取充足的项目运行资源和资金支持。

　　以跨界网络为依托实施采集与开发，组建多元化、专业的口述项目团队，保障项目运行专业性及可进入性;在合作运行的开发层面，以特定需求为基础，推动红色口述档案的共享和利用。最后结合法律协议、执行标准、内容审核以及风险管控的相关手段，规范项目参与主体行为，保障红色口述项目的顺利实施。由于目前红色口述项目的实际案例较少，所以论文所总结和提炼的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中的多元主体合作经验作为一种机制，其普遍性与适用性仍有待检验。因此，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对更丰富、广泛的案例的系统观察，提升相应结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是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内容。

　　注 释 及 参 考 文 献

　　[ 1 ]  徐畅. 口述资料在抗日根据史研究中的作用与限度[J].社会科学辑刊，2017(1)：96-98.

　　[ 2 ]  黄文治. 亲历“苏维埃革命”—郑位三口述鄂豫皖苏区革命史[J]. 社会科学论坛，2015(3)：197-204.

　　[ 3 ]  陈淑媚. 论抢救搜集红色革命口述史的重要性及其征集方法[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10)：77-81.

　　[ 4 ]  宋蓉，程强. 图书馆抗战老兵口述资源建设与推广研究[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19(5)：31-34.

　　[ 5 ]  余武南. 抗战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研究[J]. 北京档案，2019(5)：34-36.

　　[ 6 ]  黄明 . 论口述类红色档案资源的传承性保护—以百色起义红色歌谣为例[J]. 山西档案，2016(1)：85-87.

　　[ 7 ][11][12]  王紫贵，朱民利. 红色资源的抢救挖掘与利用—以《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项目为例[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1)：134-139.

　　[ 8 ]  张江明，吴逸民，李坚，等. 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59-68.

　　作者：聂勇浩  萧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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