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类论文范文(两篇)

　　下面是两篇产业结构类论文范文，第一篇论文介绍了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统计，探讨了我国东翼、西翼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对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水平差异进行了分析。第二篇论文介绍了产业结构演进及高碳问题，总结了辽宁省经济发展中的“高碳”问题，并推动世界各国研发低碳技术。

　　《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统计》

　　摘要：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具有双向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产业结构逐步趋于高级化与合理化，城市化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与上海相比，广东产业结构与城市化较上海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东翼要明显优于西翼与山区。

　　关键词：产业结构;城市化;统计分析

　　广东省地处岭南，以岭南东道、广南东路得名，是中国大陆南端沿海的一个省份。广东下辖21个省辖市(副省级城市2个，地级市19个)，119个县级行政区(59个市辖区、21个县级市、36个县、3个自治县)，划分为东翼、西翼、山区、珠三角四个区域。2012年，广东产业结构仍处于“二三一”阶段，城市化水平(按非农人口指标计算)也仅为52.17%，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广东城市化进程，影响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研究广东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实现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对于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H.钱纳里和M.塞尔昆(1975)通过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回归分析，得到了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比较的世界发展型式，他们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推动力，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推进，城市化将以越来越快于工业化的速度不断发展着[1]。

　　Hermelin(2007)通过研究证明了城市以及城市化区域是后工业时期和后现代时期的服务业活动发展和分布的焦点地区[2]。景普秋(2003)从专业化经济与聚集经济入手，提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能量聚合体模型[3]。刘秉镰和王家庭(2004)认为城市化通过聚集经济效益降低了空间交易费用，增加了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量，从而带动了工业化[4]。本文基于广东省数据，对广东省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广东省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发展状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广东迎来了发展的绝好机遇，社会、经济等方面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经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格局，工业化、城市化都开始走上轨道。1982年，广东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为34.76%、39.82%、25.41%，虽然第二产业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城市化水平(按非农人口统计指标)仅为17.94%。乘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建设的东风，广东工业化过程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至1985年，广东产业结构在全国率先完成了由原来的“二一三”向“三二一”的大转变。

　　二、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互动差异分析—与上海比较分析

　　通过对1982-2012年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数据进行考察，1982年上海人均GDP为2864元，大致相当于广东1990年水平，1982年上海三次产业比重为3.9：74:22.1，城市化水平为61.9，而广东1990年三次产业比重为24.67:39.50:35.83，城市化水平为23.65，广东一产比重远远高于上海，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上海;1995年广东人均GDP为8740元，大概相当于上海1992年水平，与1992年上海相比，广东三产产值比重和上海相当，但是一产产值比重过高，二产比重过低，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上海;2012年广东人均GDP为66082元，大致相当于上海2008年水平，但是广东城市化水平仅为52.17，低于上海35.3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为4.99:48.54:46.47，而上海2008年为0.8:43.20:56.00，广东仍存在一产产值比重过高，二产比重居高不下，三产发展严重不足等问题，这导致相同经济水平下，广东城市化水平落后上海30多个百分点。

　　三、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水平差异分析—基于广东各区域比较分析

　　按照广东区域划分，广东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珠三角、东翼、西翼、山区。其中珠三角区域包括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地级市;东翼包括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个地级市，东翼号称广东"东大门";西翼指湛江、茂名、阳江三市;山区包括5市，为韶关、梅州、清远、河源和云浮。珠三角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政策优势，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资源，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明显优于其他区域。2000-2012年，珠三角第一产业比重由原来的5.77%下降到2012年的2.06%，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二产产值比重从2000年的49.78%下降到2012年的46.22%，二产产值比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三产产值比重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44.44%上升到2012年的51.72%，三产产值比重的稳步上升使珠三角在2009年产业结构率先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但是三产产值比重仍然偏低。

　　珠三角城市化水平也在四大区域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按非农人口统计，2000年珠三角城市化水平为45.01%，2012年已经突破了70%，达到了72.35%，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东翼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商贸传统，是广东著名的侨乡。虽然近几年东翼经济发展取得了不错成绩，但是与珠三角相比仍具有一定差距。从产业产值比重和城市化角度看，2000年东翼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为17.2%，46%，36.8%，2012年演变为8.93%、54.90%、36.17%，第二产业占总产值比重大幅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这与东翼地区各级政府致力于大力发展电力工业、电子信息、服装毛纺生产加工、珠宝首饰加工、食品加工等工业有关。

　　城市化水平在此期间虽然也得到了一定发展，由2000年的24.99%上升到2012年的53.96%，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是由于东翼聚集经济能力明显低于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较长三角还有较大差距。西翼和山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致相当，西翼发展程度稍微高于山区，在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水平上，西翼和山区也表现出大致相同现象。2000年，西翼和山区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9.38：37.07：33.55，32.69：35.89：31.42，三次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均表现出一产产值比重过高，三产产值比重过低现象，城市化水平分别为22.15%，24.79%，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到2012年，西翼与山区三次产业产值分别为：19.32:41.03:39.65，16.74:42.40:40.86，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7.52与31.41，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状况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善，整个广东省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一直呈现出梯度差异状况。

　　作者：许邦华 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产业结构演进及高碳问题》

　　一、辽宁省碳排放的历史及与产业结构的关联

　　根据IEA的数据，辽宁省1970年的碳强度为每百万GDP2560吨二氧化碳，1980年为每百万GDP1943吨二氧化碳，1990年则进一步下降至每百万GDP1252吨二氧化碳，2002年则进一步降至每百万GDP605吨二氧化碳。按照他们的预测，这个数据在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将分别达到每百万GDP500、436和375吨二氧化碳。之所以呈现这样一种趋势，是因为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内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比例下降，工业虽然依然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其比重已经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工业之中相对而言低排放的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三产业乃至第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这种碳强度不断下降的趋势能否最终成为现实，仍然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主要取决于辽宁省经济的现实和辽宁省能够继续按照低碳经济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在辽宁省经济中仍然存在很多阻碍碳排放降低的因素存在。

　　二、辽宁省经济发展中的“高碳”问题

　　(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刚性”导致碳排放居高不下

　　所谓产业结构调整刚性，可以概括为“产业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构成比例及相互关系的调整所呈现的刚性状态。由于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存在这种刚性的特征，首先，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比较缓慢，很多低水平的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改善，加剧了污染和碳排放的增多。其次，产业结构刚性的存在又长期压制能源效率的提高。再次，产业结构的刚性也使得推广诸如清洁能源、清洁产品以及清洁生产等旨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努力变得困难。

　　(二)财税政策滞后于低碳经济发展

　　税收补贴等手段在内的财政政策和工具是很多国家用以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制度对于消费者和企业的激励限制作用最为明显。通过适当的税制设计，可以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低碳消费。但是，辽宁省现有的税制设计显然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给与足够的关注。缺乏专门性的碳税、碳减排的政策没有得到财税制度的有力配合。

　　(三)辽宁省低碳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不足

　　相对于外国金融机构，辽宁省以银行为代表的诸多金融机构对与低碳经济相关联的金融活动并没有表出足够的热情。一方面，这是因为国内低碳产品尚未形成足够规模的市场，而国内的碳交易市场也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低碳金融市场也没有真正形成。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因为宏观政策和市场地位等原因，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利润率。既然传统融资投资业务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低碳金融服务自然对国内金融机构没有吸引力。

　　三、基于低碳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对策

　　低碳经济的最终必然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低碳经济发展是辽宁省必经的发展路径。本文从长期着眼，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在长期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尽可能确保低碳经济实现的政策体系。

　　(一)引导消费模式改变，促进低碳消费

　　首先，应以立法的方式减少高碳消费。其次，综合使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低碳消费。在这方面，财税政策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例如通过征收某种形式的碳税、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课以重税、政府的低碳采购、对消费者的绿色信贷、建立碳信托基金等也是有效的补充性政策措施。再次，建设辽宁省自己的“碳交易市场”。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能够有效地调节碳排放权的价格，利用市场机制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前提下降低减排成本，拉动低碳消费，并推动世界各国研发低碳技术。

　　(二)加强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在世界各国的低碳交易中，低碳金融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和支撑体系。金融机构在这个市场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提供融资发放贷款，还包括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发行发售金融期货期权、充当市场交易媒介并建立相关市场等等。金融机构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也应该适时地推出有关低碳金融的行业标准和信贷政策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文件，使低碳金融有法律法规可循，帮助金融机构识别、筛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备的产品、项目或企业。

　　(三)调整财政政策，加大财税支持

　　财税政策正是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政策手段。结合辽宁省目前财税制度的实践，本文认为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调整方向应该包括：一是调整征税原则，征税的时候注重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原则，而且采用逐步推进的方式;二是要开征符合国情要求的碳税，从便于核算和征收的角度来看，对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法人和个人征收碳税较为合理。显然，碳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是经济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在实践中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折算，这也是很多国家正在使用的计算方法。三是推行低碳导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概而言之，这类政策应包括：低碳预算、低碳采购政策、低碳支出政策等。

　　(四)改革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为了加速辽宁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在产业政策的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转变政府职能、促使产业结构协调;辽宁省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很多不协调现象，如第二产业比例过高、采掘产业占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等都源自于政府对这些产业的干预和支持。政府通过这种干预固然获得了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也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和效率的损失。其次是增强产业组织中的竞争性，提高市场效率;发展大企业固然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但是也会带来垄断和效率损失，产业组织政策应该在规模经济和市场的效率性之间取得平衡，而非过度偏重其中一者。

　　辽宁省的产业组织政策，应当在产品市场中引入更多的竞争，降低一些大企业垄断力量以减少低碳技术推广的阻力;同时积极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低成本地实现既定减排目标。再次是以产业技术政策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低碳技术创新的主要瓶颈有三方面：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激励制度，因此产业技术政策应该在这三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

　　四、结论

　　为了实现低碳经济，辽宁省必须正视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即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碳排放的降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性的手段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低碳化。总之，为实现产业结构低碳化，首先是缩短化石、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中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其次是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了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式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式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

　　作者：曹永利 刘畅 单位：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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