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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口转移、投入要素替代与乡村产业振兴

所属分类:农业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19-09-25 10:44

本文摘要:[摘要]基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探究了农业人口转移引发要素投入变化影响乡村产业结构的机制,并采用20012013年中国216个地级城市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农业人口转移在短期对乡村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长期的投入要素

  [摘要]基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探究了农业人口转移引发要素投入变化影响乡村产业结构的机制,并采用2001—2013年中国216个地级城市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农业人口转移在短期对乡村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长期的投入要素替代效应有利于提升农业专业化服务水平,优化乡村产业结构;(2)农业人口转移显著提高了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专业服务水平的提升,但人力资本趋于恶化,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3)农业人口转移导致的相对劳动成本变化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而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结构受人力资本的制约更为明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注重人力资本回流和科技投入,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关键词]农业人口转移,产业结构,要素替代,农业转型升级,区域异质性

农业经济问题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渐进式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成就了中国近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凤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农业农村改革及其所释放的转移人口红利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中国“三农”事业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大规模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也为全社会资源优化再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2]。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和面对长期以来大量农业“优质劳动力”转移导致乡村衰落的客观事实,乡村地区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问题愈加突出,乡村发展尤其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滞后已然成为掣肘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明确为“七大战略”之一。

  在此背景下,关注农业人口转移影响下的要素替代及其所引致的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对实现以“产业兴旺”为重要标准的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意义。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聚焦乡村产业,提出以产业兴旺为首的十六字方针,是对乡村振兴的强有力支撑,也是对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乡村衰落现象做出的强劲回应[5]。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依赖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做出了巨大贡献[6]。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跨行业转移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农业人口转移为制造业、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在我国以较低成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开放经济发展中居功至伟[7]。

  但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人口转移似乎更有利于城市产业发展,乡村产业则因为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短缺而产生了多种可能的变动结果。一方面,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人口的持续转移,劳动力相对短缺引发了乡村产业的衰退,土地荒芜、村镇空心、老幼留守等现象层出不穷[8];另一方面,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和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对机械动力、专业化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诱致性技术变迁可能间接触发了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契机[9-11]。

  农业人口转移究竟如何影响乡村产业结构?乡村振兴能否打破二元经济结构限制,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农业人口转移对城市和乡村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与结果均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城市而言,劳动力大量流入会产生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而这种集聚又会产生一系列的外部性,进一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2]。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劳动力流动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13]。

  对于乡村地区来说,劳动力外流带给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加复杂,表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学者们主要从资源拥有量、要素替代和劳动力“回流”三个因素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乡村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首先,大量剩余劳动力外流将导致农村地区人均要素和资源拥有量(如土地等)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14-15],且有利于农业内部实现专业化,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16-18],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其次,劳动力外流将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和非农收入大幅上升,乡村地区的要素禀赋会发生显著变化,根据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变化会引起要素价格产生相应变化,基于个人或家庭效益最大化考虑,农户将使用相对便宜的要素来替代相对昂贵要素。在乡村地区,最常见的要素替代即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机械技术、种植技术等开始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19-21]。

  最后,在众多外流剩余劳动力中,少数外出务工人员在若干年后又会出现“回流”现象,这会给当地带来资金、技术、信息和新的观念,为乡村地区的创业和金融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由劳动力外流所引起的要素替代存在劳动力素质、资源、市场和组织等多方面的限制[22-25],这些方面的约束阻碍了资本、机械化技术等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率低下、现代化进程放缓,进一步导致农村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26-27]。

  劳动力流动究竟如何影响乡村产业结构,学者们秉持着不同观点,并且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劳动力流动对城市产业结构以及国家整体产业梯度转移变化的研究,而对乡村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将以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为出发点,考察由劳动力流动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变化从而引起的乡村产业结构变化。部分学者虽然已经证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产业结构存在影响[28-29],但观点不尽相同,并且大多忽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的变化,而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30-31]。

  当前,外流劳动力大多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且相对优质[32-33],伴随农业人口转移的变化,乡村产业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变化,一方面,相对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会导致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投资不足,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更为突出的制约,这将引起农业劳动力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从而导致生产率大幅下滑,对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产生严重的负向冲击;另一方面,农业人口转移可以增加来自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报酬,必然带来农业资本投入增加,形成要素替代,对机械化、专业服务需求上升,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朝着规模化、自动化的方向演进,优化产业结构。

  也即是说,农业转移人口对乡村产业应该存在“双向推拉”的动态影响,通过何种机制、最终效应如何需要更加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尤其是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原已抛荒的农地重新被耕种,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民工归乡等的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究竟如何更是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

  本文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出发点,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究农业人口转移所引发的要素投入变化对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制和影响。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着眼于乡村振兴,较为系统地从投入要素替代的角度出发研究考察了农业人口转移对乡村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与现实表现,在理解乡村产业兴旺实现机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现有文献的分析视角;其二,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识别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本文采用2001—2013年中国地级城市数据构建并测算了乡村产业结构指数,通过引入交叉变量进行严谨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更加立体的经验研究补充。

  二、理论模型与假说

  本部分构建了一个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模型,对农业人口转移影响乡村产业结构的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假设某个国家存在两个经济区域:农村和城市,其中,农村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城市则进行非农业生产,劳动力在两区域间可自由流动,消费者通过合理配置个人或家庭收入,购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农业人口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乡村产业发展“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劳动力流出引发的资本、技术进入可能产生的产业优化效应;另一面是劳动力空间逃离而产生的乡村空心化威胁。如何既能更好地发挥农业人口转移的积极作用,又能避免乡村衰落,成为亟须验证和分析的重要命题。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深刻含义。乡村振兴赋予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投入要素新的组合使命,旨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趋势下的产业兴旺。正如理论模型所分析的,农业转移人口所引致的要素替代和乡村产业投入质量下降构成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推拉”之力,两者在我国乡村发展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将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为了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作用于投入要素结构进而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表现,对应于理论模型的分析和研究假说,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建模方法[36],以乡村产业结构为核心因变量,构建了包含农业人口转移、投入要素及其交互项的计量模型,采用2001—2013年中国城市数据作为样本,观察农业人口转移对乡村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关于乡村产业结构RI的度量,目前的研究主要沿用三次产业结构的思路,采用各产业之间也即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来表示,也有学者通过观察农业内分行业构建产业结构的指标[39]。与以制造业、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研究不同,本文主要着眼于乡村产业的结构变化,也即是围绕广义农业内部不同类别产出之间的关系观察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认为,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说,不同要素密集型农产品的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一般而言,农产品资本密集度越高,农户对专业化服务外包的需求越强烈,所反映的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越明显。因此,本文以制造业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衡量指标的构建思路为蓝本,构建转型升级指数表征乡村产业结构,通过赋予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均衡型农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不同权重乘以各自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加权来衡量乡村产业结构。

  (三)估计方法

  由于乡村产业结构与农业人口转移间可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农业人口转移会影响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之前的分析已对此进行了说明);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往往会导致要素向某一区域或某个行业集中和集聚,从而决定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因此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可能都是内生变量,直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阵估计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根据实证模型的设计,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地级行政区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中国政府网的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10月,中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下辖334个地级行政区。由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特殊性,剩余22个省和5个自治区下辖共293个地级市,再加上4个直辖市,共有297个地市级以上城市。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通过清洗和年度比对,我们去除了部分数据缺失比较严重和数据异常的地级市共计78个,同时剔除了在农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特殊性的北京、上海和天津3个直辖市,最终选取了216个地级市的乡村农业分行业数据,时间阶段跨度为2001—2013年。相关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相关省份农村统计年鉴进行补充。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农业人口转移影响投入要素替代的综合效应方面,东中西部样本也显示出不同的影响。相对而言,农业人口转移通过相对劳动成本变化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而人力资本则更多地在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结构变化中发挥作用,专业化服务受到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转移并不能显著影响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的解释是在现有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三农”的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地取决于财政和公共资金的投入,民间要素的流动似乎影响不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市场化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的巨大潜力。

  相比较而言,我国乡村产业在中西部的发展步伐较慢,结构转型升级和生产条件改善具有较大的空间,也尚未形成明显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特征,农业人口转移所引发的技术性迁移和生产方式改革的效应无疑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显现。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纳入农业人口转移的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理论模型,探究了农业人口转移对乡村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1)劳动力外流会使得农业部门增加资本投入,即资本替代劳动,诸如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科技投入等大规模资本投资弥补了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提高了生产效率,加速了农业生产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农业人口转移所导致的资本对劳动替代也推动了乡村服务业发展,对于提升农村产业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2)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导致乡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大幅下降,对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农业人口转移所引起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对农业生产的边际影响为0.0001,而农业人口转移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对农业生产的边际影响为-0.019,直观上看,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幅下降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更大,使得资本替代劳动的促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隐藏”。

  (3)在农业人口转移影响投入要素替代的综合效应方面,东中西部地区样本显示出不同的影响。相对而言,农业人口转移通过相对劳动成本变化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而人力资本则更多地在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结构变化中发挥作用,农业专业化服务受到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了乡村振兴更加丰富的内涵。

  作为“三农”发展的核心支撑,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更加迫切的任务和政策需求。首先,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具有规模小、分散化经营的特点,难以建立规模优势,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实现。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需要政府完善土地制度,促进农地流转,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

  鼓励专业化农业投资参与乡村产业经营开发,加快农业生产环节的信息化、机械化、现代化,充分发挥资本替代劳动的正面促进效应,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层次,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其次,有关部门应立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以提升农业劳动力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为导向,在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注重乡村地区的职业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同时探索农业专业化服务人才培养,实施因地制宜、对接业态的精准扶持政策。

  最后,政府应积极建立和完善乡村创业平台,吸引大批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为其提供优质的创业环境、金融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服务等,并利用回乡创业劳动力的“回流”资金,促进乡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提升农村产业发展层次,同时,将其带回的先进技术、经验和理念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城乡间要素流动限制和生产生活空间分割仍然是横亘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产业振兴路途上的最大障碍,创新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市场机制决定下的城乡空间流动和产业配置转换,从根本上实现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融合互促与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9-44.

  [2]伍山林.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6(2):97-110.

  [3]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4(3):1147-1170.

  [4]陈秧分,王国刚,孙炜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业地位与农业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18(1):20-26.

  [5]杨磊,徐双敏.中坚农民支撑的乡村振兴:缘起、功能与路径选择[J].改革:201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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