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作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政策工具，农业补贴政策在实现粮食增产和促进农民增 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黄箱补贴的存在可能通过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加剧农业污染。研究 结果表明：总体上，农业补贴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
摘 要：作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政策工具，农业补贴政策在实现粮食增产和促进农民增 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黄箱”补贴的存在可能通过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加剧农业污染。研究 结果表明：总体上，农业补贴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补贴政策面 临着多重目标实现的激励困境;农业补贴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机械、农药、化肥)投入水平而 促进了粮食增产，具有降低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要素替代效应”，但不存在通过扩大粮食种植规模而 促进增产的渠道;农业补贴的收入增长效应是通过生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加的渠道来实现的; 在种植结构“趋粮化”的背景下，农业补贴通过提高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逆向结构效应”加剧了污 染，但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均不显著。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维 持价格稳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农业补 贴是支持与保护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工具。 进 入 21 世纪，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以 2002年中央将安徽和吉林部分县市作为粮食 直补试点为节点，此后农业补贴范围不断拓展， 于 2003 年向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逐渐推广， 自 2004 年开始全面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以 及农机购置补贴等补贴政策。
农业论文范例：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措施
2006 年以粮食直 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为主的补贴体系基本确立。 基于 WTO《农业协 议》的规定，前三项补贴基本上都是按照承包地 面积发放的，并且与产量和价格都不直接挂钩，实际上应该属于典型的“绿箱”政策，而农机具 购置补贴则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精准性程 度不高、政策衔接不紧密、农机具试验鉴定能力 供求矛盾突出和农机具质量问题突出等方面的 问题[1] 。
为适应农业补贴体系从“黄箱”到“绿箱”的 动态调整和集中管理，2016 年财政部、农业部将 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统一合并为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实现“三合一”，辅之以农机 具购置补贴，我国农业补贴实现了从四项到两项 的“四合二”转变，在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下，与 WTO《农业协议》补贴政策有了更强的匹配性。 农业补贴体系的政策目标在不断深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治理 目标成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目标激励之 一。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要求 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 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2019 年中央 “一号文件”也要求，按照 WTO 规定，加快构建 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实现补贴政策从“黄箱” 到“绿箱”的转变，减少农业补贴的市场扭曲效 应，更加强化高质量绿色发展导向。 在实践中， 农业补贴的粮食增产效应及农民增收效应均得 到了证实。
数据显示，我国粮食产区农业补贴从 2006 年省均 17.31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91.48 亿元，年均增加 20%左右。与此同时，粮食产量 和农民收入也分别从 2006 年的省均 2322 万 吨、3396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2961 万吨、10 491 元，呈现“双提升”态势。但与此同时，农业面源 污染也呈现波动中加剧的趋势。
从理论上讲，农 业补贴可能通过提高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生 产要素投入，以及扭曲市场和农业资源配置效率 等途径加剧农业面源污染，有悖于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的绿色导向发展目标，使得农业补贴面临 着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绿色导向的多重目标激 励困境。
农业补贴政策通过一系列直接与间接机制 影响多重目标的实现。例如，农业补贴存在“农业 要素投入→粮食增产→增加生产性收入”和“扩 大粮食种植面积→粮食增产→增加生产性收 入”的直接渠道，但也存在“要素投入(农药、化 肥、农膜)→农业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种植面 积的扩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农业污 染”的间接影响。当然，农业补贴除了增加农户 的生产性收入之外，还可能激励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而获得工资性收入等。 当然，以上的渠 道不一而足，如果将农业补贴的技术进步效应纳 入分析框架，影响渠道将会更加丰富。 本研究试 图整合上述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
深入剖 析农业补贴多重目标实现的中间机制渠道，有助于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在 当前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下，也有助于向 WTO 《农业协议》要求的“绿箱”政策导向转变。
一、相关文献述评
(一)农业补贴的增产与增收效应
一方面，农业补贴促进了粮食增产与农民增 收，这一效应是通过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要素投入等途径实现的。 在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因素分析中，Nerlove 提出 了经典的适应性预期模型来探讨不同粮食播种 面积的动态调整问题[2] 。
有学者发现，粮食直补、 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以及农资综合补贴对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在一定 的条件下还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收 入再分配功能[3]。 高玉强发现，农机具购置补贴 和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提高土地生产率的传导机制是有效的，促进了粮 食的增产[4]。
李乾发现，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对 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 23.70%，且粮食非主 产区的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效果远优于粮食 主产区[5] 。陈飞[6] 、Yu 和 Jensen[7] 指出，政府对农业 投入的增加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能力，促进了粮食 增产，但 Yu和 Jensen 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农业补 贴和粮食生产挂钩的基本假设，忽视了两者互动 因果机制下潜在的内生问题。
从具体的促进路 径来看，吴海涛等认为，农业四项补贴通过扩 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农户生产资料和生产性服 务支出，显著地激励了农户的粮食作物生产，促 进了粮食的增产[8] ;农业补贴还有利于促进土地 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生产效率。 但 有的学者认为，有必要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给农 地经营者而不是土地承包者，方能充分发挥补贴 的激励最大化效应[9] 。
刘同山、徐雪高基于大样 本农场调查数据和政府补贴“有无”的反事实框 架探讨了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 响，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农场净收益和家庭农场人均净收益，但也会促使家庭农场主 过度扩大土地面积并推动土地租金上涨，造成家 庭农场亩均净收益下降[10] 。
另一方面，农业补贴不利于粮食增产以及农 民增收，这一效应是通过破坏农业市场机制、扭 曲农业资源配置、诱导地租上涨以及抑制农业技 术进步来实现的。农业补贴政策扭曲了农产品价 格，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市场机制，对粮食增产的 激励性不明显，甚至会导致农业投入要素配置效 率的低下和福利损失[11] 。 从增收的机制来看，农 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对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 入的价格影响不大，仅仅提高了农业地租[12] 。
赵 昕将粮食直补政策影响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的 机制归结为补贴标准低、补贴涨幅低于农资涨 幅、补贴的南北差异较大等[13] 。 就微观数据层面 而言，蒋和平、吴桢培发现，农业补贴政策对补贴 前后农户播种面积变化影响不显著，农户的种粮 积极性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14] 。黄季焜等基于 6 省农户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个结论，但同时发现， 农业补贴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15] 。
陈慧萍 等发现，农业补贴通过粮食播种面积和资本投 入对粮食产量产生影响，且两种效应大致相当， 农业政策和补贴大都转化为土地价格和地租的 上升，增加了农业投资和经营成本，不利于通过 劳动力市场调节促进农民增收，扩大了农民收入 差距，原因在于大户农民得到的补贴效应要高于 小户农民[16] ，欧盟、美国的相关证据都支持了这 一推论[17] 。
在进一步的中间机制探讨之中，吕悦 风等基于山东和浙江 295 个农户的调查发现，由 于补贴力度偏低、补贴发放错位等问题，农业补 贴不利于农村土地的流转[18] ;王亚芬等廓清了 农业补贴通过提高农业技术进步而提高粮食产 量的技术机制，以及农业补贴通过促进农业增 产、提高农民财政转移收入和推动富余劳动力转 移而提高农民收入，但总体上与粮食主产区相比， 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增产效应和农民收入效应 边际效应更高[19] 。
(二)农业补贴的环境效应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Grossman & Krueger[20] 、 Shafik & Bandyopadhyay [21] 通过对 42 个国家面 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 关系呈“倒 U 型”，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的概念。自此以后，通过构建农业生态环 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农业 EKC)的研究 层出不穷。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环境污染效应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 方发达国家农业开始逐渐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过渡，追求集约化与 规模化的经营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地 的利用效率以及农产品产量，但也加剧了农业环 境污染。
二、理论机制与假设的提出
作为政府的一项转移支付激励政策，农业补 贴改变了农业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旨在激励农 业微观经济主体，优化要素的配置以及收入再 分配，将对粮食生产、农民收入以及农业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三、研究设计：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描 述性统计
本研究基于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以及农业污染排放的不同影响机制，考 虑到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差异，分别设计了三 组具体模型。
1.农业补贴的粮食增产模型
农业补贴的粮食增产模型包括基准模型 1- 1、中介模型 1-2 与综合模型 1-3。 基准模型和综 合模型中的因变量都为粮食产量 produc，除此之 外，粮食产量还是收入效应模型的自变量，有助 于理解农业补贴通过促进粮食增产而实现农民 生产性收入增加的逻辑。
2.农业补贴的收入效应模型
农业补贴的收入效应模型包括基准模型2- 1、中介模型 2-2 与综合模型 2-3。 基准模型2- 1 和综合模型 2-3 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农民收入 perin，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农民收 入包括生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 及转移性支付等，农业补贴通过转移支付直接影 响农民收入，通过影响生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 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
3.农业补贴的环境效应模型
农业补贴的环境效应模型包括基准模型 3- 1、中介模型 3-2 与综合模型 3-3。基准模型 3-1 和综合模型 3-3 因变量都为农业面源污染指数 poll。 本研究基于清单分析法计算了种植业农业 面源污染指数 poll：首先，引入环境分析中常用 的清单分析法来计算农业种植所产生的总氮 TN、总磷 TP 以及 COD 排放量，清单分析通过确 定产污单元，结合产污单元产污系数， 对环境污染进行量化[33] 。 进一步，基于主成分分 析法对总氮 TN、总磷 TP 以及 COD 排放量三个 主要变量进行合成，计算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数 poll。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农业补贴政策有效性：基准模型与综合 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模型对模型 进行估计，以有效缓解农业补贴的内生性问题。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对农 业补贴政策效应中的基准模型与综合模型进行了检验，相关检验符合缓解内生性问题的要求。 相关模型编号与上文一致。
粮食增产模型、农民增收模型以及农 业污染模型的基准模型中，农业补贴对粮食产 量、农民收入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系数(α)分 别为 0.0554、0.0507 和 0.0201，且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水平检验。 这意味着，我国农业补贴政策 基本上实现了促进粮食增产以及农民增收的目 标，但显著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补贴面临 着多重目标实现的激励困境。
此外，在粮食增产 模型、农民增收模型以及农业污染模型的综合模 型中，农业补贴的系数(λ1)同样分别显著大于 0，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的适用性。 为进一步推动中介机制检验，有必要 对综合模型中各个中介变量的系数(λ2)进行估 计分析，估计结果如下： 结合粮食增产综合模型 1-3，由农业补贴的 系数(λ1)和中介变量的系数(λ2)分析可知：农业 补贴显著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弹性系数为 0.0529，这意味着农业补贴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 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仅有 0.529 个百分点，农业补 贴的粮食产量促进效果更依赖于高强度的农业 补贴。
在其他农业投入要素中，粮食种植规模对 粮食增产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我国耕地红 线背景下，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大程度有限，导致 当前农业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农业集约化生产。 此外，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药以 及化肥等都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系数 分别为 0.778、0.217、0.405 和 1.472。化肥的投入 对于农业增长的影响弹性大于 1，大于其他农业 要素投入弹性系数，表明我国粮食产量对高强度 的化肥投入有较强的依赖性。
农业技术研发的弹 性系数为 0.0835，对粮食产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仅能通过 10%的显著水平检验，且弹性系数绝 对值低于其他要素投入。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其他 财政支出对农业产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政府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要大于促进作用。 结合农民收入综合模型 2-3，由农业补贴的 系数(λ1)和中介变量的系数(λ2)分析可知：农业 补贴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弹性系数为 0.107，这意味着农业补贴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 农民的收入将增加 1.07 个百分点。
农业补贴对 农民收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边际贡献有限， 这与我国分散型、小规模农户经营为主的农业经 营模式有关。在其他变量中，粮食产量、农民生产 性收入和农民工资性收入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 增加，系数分别为 0.0370、0.0524、0.0642。除传统 的种粮收入之外，通过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而 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综合收入增加 的重要来源。 在控制变量中，财政支农支出对农 民增收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通过生存型 财政支出以及发展型财政支出的影响效应促进 农民减贫。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农业补贴实现了粮食增产与农民 增收的目标，但同时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补 贴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机械、农药、化 肥)的投入水平而促进了粮食增产，但对扩大粮 食种植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且存在降低农业劳动 力供给的“要素替代效应”;农业补贴通过促进粮 食增产、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中间路径促进 了农民生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农业补 贴通过提高农业污染要素(化肥、农药)施用量的 “规模效应”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并通过提高粮 食作物种植比例的“逆向结构效应”加剧了污染。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力度，促进增产与增收效应持续发挥，加快构建绿色导向的新 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未来要不断完善农业支持 保护制度，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 增长的前提下，突出绿色生态导向，加快构建新 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巩固农业补贴“三合一”的 改革成果，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 营，引导农民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科学施肥 用药和绿色防控，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从资源消耗 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鼓励各地创新补贴方式 方法，探索绿色循环农业补贴、农业重金属污染 治理补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补贴的应用，不 断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补贴政策体系和激 励约束机制。
第二，农业补贴应调整改进“黄箱”政策，扩 大“绿箱”政策使用范围。扩大“绿箱”补贴政策的 应用范围，降低农业补贴的市场扭曲效应，应从 如下方面着手：一是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 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和大豆 生产者补贴政策。二是加大对具有外溢性的农业 生产技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补贴力度，加强 农村灌溉、排涝、防寒和防旱等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三是加大农业补贴中对科技研发 支出的倾斜力度，出台关于农业生物技术、农业 信息技术以及农业集约型生产技术的专项补贴 政策。 四是加大对科技含量高、农机化发展新兴 市场和新兴领域有迫切需求的农机新产品的补 贴力度，充分发挥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科 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第三，优化农业补贴方式，提高农业补贴针 对性。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补贴促进了农药、化肥 以及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农业要素的投入，对粮食 生产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对粮食种植面积的 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补贴政策实施的 过程中，未能够对土地出租者和实际从事农业生 产劳动的承租者进行区分。这就要求：首先，未来 应当避免“普惠”的粮食补贴方式，要尽快实现补 贴与种植面积挂钩，确保农业补贴政策与粮食生产激励相容。 其次，加大对“事实”农业规模化 经营主体与农业专业化组织的补贴，促进土地流 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除了 要实现农业补贴与按“人头”和“耕地面积”标准 脱钩之外，还应以结果为导向，对土地流转、农业 规模化、农业经营组织专业化等取得一定“事实” 成效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补贴，提高补贴的针 对性。 再次，通过科学设定粮食补贴的区域性政 策目标，设立增产导向型补贴与收入导向型补贴 两类标准，实行按粮食产量的挂钩型补贴。最后， 实现农业补贴与高质量农产品挂钩。
按照《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 识体系的意见》的要求，加大支持绿色农产品补 贴力度，使补贴政策向先进、低毒甚至无毒的农 资倾斜。 另外，还可以根据绿色农产品质量划分 等级，进行阶梯式补贴。比如，可以设定以无农药 农产品、低农药农产品、A 级绿色有机农产品和 AA 级绿色有机农产品为基础的等级，按农产品 等级制定不同的补贴标准，这有助于激发农民进 行农业绿色生产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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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甫宁，顾和军，纪月清.农民角色分化与农 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江苏省农 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 究[J].管理世界，2008(5)：65-70.
作者： 孙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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