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林学中的多学科争论案例研究

　　摘要：近代林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林学家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水文学家、工程师等群体围绕某一问题展开长期争论的情况。通过对5个类似案例的分析，从跨国科技传播的角度展示了中美在林学领域的广泛交流和互相影响;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了林学与地质学、气候学、工程等领域的关系;最后，初步总结了以上案例反映的近代林学研究的特点。

　　关键词：林学;多学科;争论;案例研究

　　林学研究肇始于对森林与河流、水旱灾、饥荒、气候关系的讨论[1-2]，涉及水文学、气候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学科，因此常常出现围绕一个问题，多学科背景研究者介入，并出现长时间争论的局面。加上林学从一开始就与博物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的研究中始终摆脱不了博物学家群体的参与和影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林学研究所特有的[3-4]。

　　在黄土高原历史时期的植被问题、青藏高原边界问题等地学研究中亦有类似情况。“学科背景是影响学者做出判断的重要依凭，参加讨论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多样化了，就会有更多的歧义出现，这是由各个学科的独立性和学者的探索进取心所决定的。” “之所以存在诸多观点和分歧，是由于不同研究者的学科基础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各研究者对自己的学科及采用方法过于自爱，而对其局限性缺乏认识。”[4]近来出现的有关森林植被与气候关系的若干论调[6-10]，仍然是20世纪上半叶林学发展过程中一些思潮的延续，依旧未能摆脱森林可以改变气候和环境这一观点的窠臼，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大的遗憾。

　　事实上，类似观点早在20世纪10−30年代就曾经出现并引起巨大争议。如近代中国“造林防灾论”的代表性林学家凌道扬(1888−1993年)就认为“设北五省诸山脉，全为森林所郁蔽时，纵有旱灾，亦断不至如是之烈也”“若山东东南诸山，种植森林，即足以增加所在地之雨量……欲增加中国北部之雨量，供给农业上使用之水源，势非尽山东东南诸山，实行造林，不足以渡东南海风之湿气，而旱灾终未有已也”“设北五省荒山，尽植成林。不惟增加森林所在地之雨量，而冬季风向，北风最多，此由北而来之干风，经过林地之后，性能吸收多量之湿气，以传布他处，恰如瑞典森林能增加其东部各国之雨水也”[11]。

　　显而易见，近来社会上、学界再度兴起的一些观点与之如出一辙。凌道扬声称造林防灾“科学上之研究如此，事实上之试验如此，历史上之经验又如此”[12]，“总理之遗训如此，各国科学家之言论如此，各工程师之主张如此，森林在科学上减免水灾之功能如此，各国以森林减免水灾之历史如此，森林利益关系国计民生之重大又如此”[13]。他还反复引用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部分关于全国范围内造林防止水旱灾的说法，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但其观点遭到了以马罗来(W.H.Mallory,1893−1980年)、黄瑞采(1907−1998年)和李仪祉(1882−1938年)为代表的中外研究者的极力反对[14-16]。

　　而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类似情况，林学家也经常引用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年)关于保护森林的表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工程界、林学界就森林与河流的关系产生巨大分歧，引发了远比上述案例更为激烈的争论，甚至进行公开论战，在学术观点本身的争辩之外，不乏意气之争和权力之争，火药味十足[17]。而当时在美国麻省农学院、耶鲁大学林学院先后学习并取得林学硕士学位的凌道扬，一味宣传造林防灾的“一家之言”，却对美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出现过的巨大争议和论战避而不谈，颇有“偏听则暗”的意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中西科学交流极不均衡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在气候这样一个异常复杂和专业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任何人都可以谈论气候，而且高谈阔论，“很少有一种领域像气候变化这样空论多于事实”“关于世界气候变迁的原因与性质的结论几乎与正正经经地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家的人数一样多”[18-19]。而在与气候和生态有着密切联系的林学问题上，类似情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今天[20-23]，重新审视林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争议，对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避免错误导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典型案例及争论焦点

　　林学研究从最初就将森林与河流、气候、水旱灾及饥荒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以下选取的5个案例，虽然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下，但是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森林对气候、河流究竟有无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是怎样的?

　　(一)“中国北方气候干旱化”假说的广泛传播及受到的挑战

　　关于中国北方气候趋于干旱化的假说，由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9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24]，此后一些学者又从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Huntingdon,1876−1947年)[25-26]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27]关于中亚气候变化的观点中得到启示，经英国博物学家索尔比(A.deC.Sowerby,1885−1954年)[28-29]、匈牙利学者恩格莱德(A.L.Englander)[30]、英国人类学家Buxton等①[31]学者不断发展和补充，最终形成，并于20世纪20−40年代在中外学者中达到传播的顶峰。

　　其主要观点认为，由于历史时期的毁林，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即干旱化，这是北方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戈壁沙漠向华北平原扩张。索尔比甚至认为中国北方有变为沙漠的趋势，如果此后气候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将重蹈亚洲中部地区的覆辙。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假说得到众多领域学者广泛的支持、补充和传播，赞成者之多、背景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非常罕见。

　　先后的支持、传播者包括林学家凌道扬[32]、美国林学家佘佛西(W.F.Sherfesee,1882−1971年)[33]、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1872−1970年)[34]、日本地质学家与古生物学家早坂一郎(IchiroHayasaka,1891−1977年)[35]、地理学家蔡源明(1897−1935年)[36]、历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年)[37]、生物学家杜其垚[38]、生物学家周建人(1888−1984年)与文学家周树人兄弟(1881−1936年)[39-40]、历史学家蒙文通(1894−1968年)[41]、图书馆学研究者程伯群[42]、土壤学家黄瑞采[43]、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年)[44]、林学家邓叔群(1902−1970年)[45]、工程师张国藩(1905−1975年)[46]、林学家李志水[47]、地理学家葛绥成(1897−1978年)[48-49]等。

　　1942年，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工程师联合年会上，论文《我国北部沙漠南移问题》引起工程界广泛注意[50];1945年中山大学森林学系甚至专门召开了“沙漠南移问题座谈会”讨论这一问题[51]，学界受上述假说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但这一假说也受到数位有很大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强有力的挑战和反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美国土壤保持学家罗德民(W.C.Lowdermilk,1888−1974年)、气象学家竺可桢(1890−197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以及美国农学家穆懿尔(RaymondT.Moyer，1899−1993年)。

　　罗德民认为不需要气候变化的假说，用土壤侵蚀理论就足以解释中国北方衰落[52];竺可桢和丁文江用历史气候研究的结论，即气候处于周期性波动状态，并未出现某种状态的持续累积，对北方气候干旱化假说进行了直接否定;丁文江还指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并不存在广泛的森林覆盖，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毁林引起气候变化[53-54];穆懿尔则全面分析并逐条反驳了假说的种种证据和观点，个个直击假说的要害，并对各个领域学者的态度进行了系统总结[55]。

　　遗憾的是，像竺可桢关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研究这样在国际上都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在当时并未获得国内林学界的认同;作为农学家却熟谙气候研究中的区域差异、时间和空间尺度等基本原则，对假说进行了全面、准确剖析的穆懿尔，其观点亦未得到接受，这不得不说是当时学界非常奇怪甚至诡异的情况，从中也反映出科学研究及其传播、接受度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深刻影响的复杂性。

　　罗德民和穆懿尔两位美国学者都有长期在中国工作、考察、研究的经历，而赞成假说者中亦有多位在华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可见当时中美林学等领域交流的密切程度。同时，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中有多位地质学家，如李希霍芬、早坂一郎、丁文江等，可以看出地质学家在这场争论中的参与度。而工程师介入这一问题及其与林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在中美两国都有类似的体现。以下两个案例中地质学家和工程师频繁卷入林学研究的情况会有更充分的体现。

　　二、林学家与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关系

　　上述案例在充分显示中美林业交流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将其他学科不同程度地介入林学研究进而引发争论这一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概述了这些案例争论的焦点及各方主要观点后，对林学家与其他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三、近代林学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一)林学带有明显的博物学色彩

　　博物学家虽对中国植被、气候、河流等地理状况有很大兴趣，也多有记述，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林学、气候研究者，其记述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难免有失偏颇。受制于其知识体系和方法，对很多地理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具有极大局限性，也与真正意义上的地理研究者相去甚远，而其又过于热情地介入很多问题的争论，就和近代博物学兴起以来，一些探险家、业余爱好者急不可耐地用自己名字的拉丁名命名新物种一样，结果造成很多错误。博物学家在面对类似于气候、森林环境效应这类非常复杂和专业的问题时，热情有余，却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又急于下结论，从而得出很多草率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多以讹传讹，以偏概全或者过于主观化。这点从穆懿尔这位农学家仅以个别反例及逻辑推理就能轻而易举地抓住北方气候干旱化假说的漏洞，并直击其要害就可见一斑。

　　四、余　　论

　　中国政府从制度层面上设计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持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124]。从中可以看出已改变了过去那种一味强调人工恢复植被的思路。当今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社会大众中，塞罕坝名声大噪，其取得的巨大生态建设成就鼓舞人心[125]。

　　但也要冷静和客观地看待这一壮举，毕竟其丰硕成果是建立在当地独有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地形、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基础上，其他地区虽然可以从中学习经验，但却无法复制和照搬，还需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应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中游地区应坚持绿化造林、防止土地沙化等措施，但应避免森林植被能够改变气候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

　　地理论文投稿期刊：地理研究创刊于1982年是中国地理科学领域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学报级核心期刊之一。为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我国地理科学界对中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为制定相关决策，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与理论依据。

　　另外，在一些地区，减少甚至隔绝人类活动的干扰是恢复生态平衡的最佳途径。早在1932年就有学者指出，“简单的植树在侵蚀已经很严重的很多地区是无用的”[126]。任承统在20世纪40年代对西北建设的规划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改进整个社会事业与文化为工作目标，自应以农牧林工商兼筹并顾，互为利用，平衡发展为中心原则。是以必须集合各种专家，在保持水土之共同目标下，密切合作，妥为配备不可”[127]。而罗德民在西北水土保持报告中，将黄河中上游地区分为河西走廊、青海草原和黄土地带，分别制定适应各自自然条件的控制侵蚀方法和耕作方式，并将整个黄河流域分为16个区域进行土壤与土地利用的规划等， 至今仍对指导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极高的价值[108]。

　　参考文献：

　　NISBETJ.Theclimaticandnationaleconomicinfluenceofforests[J].Nature，1894，49(1265)：302-305.

　　[1]Thefloodsofhistory[J].DailyAltaCalifornia，1889，80(179)：759.

　　[2]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化与土壤侵蚀[M]∥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169-197.

　　[3]张镱锂，李炳元，郑度.论青藏高原范围与面积[J].地理研究，2002，21(1)：1-8.

　　[4]侯甬坚.专题视点：20世纪历史地理学思想源流考镜之一[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9.

　　[5]樊宝敏.我国东南半壁优先实现森林化的战略构想[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3)：1-6.

　　作者：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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