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及其主控因子分析

　　摘要：进行乡村聚落用地演变主控因子识别与分析可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实施。利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1980—2015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扩张模式，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子并进行机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的空间扩张格局;(2)1980—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以边缘式为主，并与填充式、飞地式交替变化;(3)人均GDP、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为各时段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主控因子;(4)1990—2000年乡村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形成了景观要素复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和地域功能多元化的态势，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增加较为明显，2000—2015年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乡村聚落用地变幅较小。因此，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深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与乡村聚落用地变化之间的关系，多视角剖析其作用机理。

　　关键词：乡村聚落;演变特征;扩张模式;主控因子;地理探测器;广东省

　　乡村聚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由各生产要素组织和发展而成的居业协同体[1-2]。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乡村聚落在内外动力综合作用下经历着转型发展和空间重构的复杂耦合过程[3]。近年来，乡村聚落在统筹城乡发展等宏观政策推动下进入新阶段，但仍受到区域差异性[4]、地域空间坍塌[5]、人地关系失调[6]等问题制约，面临着无法满足发展转型的客观需求以及多维空间需迫切优化重构的困境。乡村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目标。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定区域内乡村转型发展、乡村空间重构、乡村功能提升的系统过程[7]。鉴于此，乡村发展的重点从城乡统筹转化为内生动力培育以及外源驱动力作用下的转型发展和空间重构[8]。

　　因此，乡村转型发展、空间优化重组是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求，也是战略推动下的学术热点[9]。乡村转型发展是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内生反馈过程及变化作用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重构[8];乡村空间重构即是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优化调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重组过程[1]。多年来，我国学者就乡村发展研究所涵盖的多尺度演变特征、内外驱动机理、空间优化重组、发展模式途径等多重核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成果[9-10]，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思路，对中国特色的乡村学术学理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乡村用地格局的变化是乡村发展转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11]。随着以人口过疏化、农地边际化、宅基地空废化、基础设施落后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问题的深入探讨[12-14]，研究范式多以惯性思维定义乡村用地处于收缩状态，形成了乡村收缩研究偏向。近年来，在分析乡村时空地域格局及聚落规模体系时有不同于乡村收缩的新认识[15-16]。然而，针对乡村聚落用地格局研究仍有待结合乡村时空传承和现实发展需求，从不同的空间格局视角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乡村聚落演化过程分析。

　　此外，不同乡村聚落用地格局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异程度，但已有研究多采用传统统计方法探析其背后机理[16]，容易忽略要素间的空间关系。该研究将突破以往空间收缩与短时视角，探测用地演变特征与驱动机理空间层面之间的关系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农村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发展极大推动了乡村发展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升级。然而土地利用粗放、乡村建设无序等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乡村聚落用地在三旧改造和城市更新等地方性政策实施下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撤并和退补，同时也伴随着乡村景观要素复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地域功能多元化等新态势。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广东省率先提出要在乡村振兴上走在全国前列。

　　实施乡村振兴亟待破解的区域乡村性问题包括：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聚落用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主要因子及机制是什么?因此，笔者以1980—2015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景观生态方法探测乡村聚落用地变化特征;其次利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乡村聚落用地变化模式;最后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要影响因子，探讨“广东模式”的乡村聚落用地演变机理。

　　研究结果可为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整治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1研究区域、数据和方法1

　　1.2研究数据

　　空间数据为广东省土地利用矢量数据(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和包括降雨量、气温、日照时数的气象要素站点观测数据集(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

　　1.3研究方法

　　1.3.1乡村聚落用地扩张模式识别景观扩张指数是由斑块生成的包围盒所定义，用以识别某一时段景观扩张模式的指数测量方法[18]。包围盒的基本思路是利用某种形状简单的几何体来紧密包裹对象物体，应用较多的包围盒是与平面坐标轴平行的矩形，是一个覆盖景观斑块的最小和最大坐标空间范围的矩形[18]。

　　2结果与分析

　　2.1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特征

　　对2015年广东省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2015年林地面积最大，为107

　　从时间动态上看，面积变化呈先增后减交替变化的特征，变化量最大值为-736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扩张形成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粤北区域最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用地扩张呈现出从零散型分布(1980—1990年)到整体演变迅猛(1990—1995、1995—2000年)、逐渐减缓(2000—2005、2005—2010年)，最后稳定(2010—2015年)的阶段性态势。其中，1990—1995、1995—2000年2个时段内珠三角、粤西、粤东的乡村聚落用地扩张发生聚集的依次为中部地区、湛江市北部及茂名市西部、汕头市，粤北地区整体呈零散型扩张;1980—1990、2000—2005、2005—2010年3个时段用地扩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粤东，其他地区扩张不显著;2010—2015年仅有零星扩张现象。

　　3讨论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在城镇化发展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扩张模式阶段的主控因子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城镇化发展阐述乡村发展过程中用地扩张模式的地理探测发生机理和研究结果，尝试性提出广东省本土化的乡村转型与重构模式思路。

　　3.11990—2000年：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在先行性政策和毗邻港澳的优越地理条件助推下经济发展迅速。同期乡村在此大环境下借助更为廉价的人地使用成本和宽广的空间开发潜力，开启了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特别是在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粤西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汕头市和珠三角地区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的资金资本，也成为人才流入地和汇集地，人均GDP迅猛增长[20]。尤其是珠三角城市地区，更高的经济水平带动了高价生产成本，再加上“退二进三”政策，大量来料加工企业不得不搬迁到低成本的城郊区域或粤西粤东基础较好的地区[21]，同时本地的劳动力已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因此新进产业和外来劳动力同步转移到乡村[22]。

　　转移进程打破了原始的“居住-农业”单一传统村落模式，乡村由内向外以占耕地和开发荒地为主进行填充拓展或边缘式建设，造厂房、配交通、盖楼房，围绕着原始村落空间进行全面配套[23]，逐步形成了“居住-工业-服务业”混合型现代村落模式。值得思考的是，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不仅仅是工业化建设，同时也承载着工业化对农业的冲击后果，促使偏远乡村进行规模化种植时鲜产品，以满足省内其他区域的日常生活市场化需求，但此类乡村也逐渐从传统自给自足农业转型到现代化生产型投资农业模式。除此之外，粤北地区特殊的山地自然条件极大阻碍了乡村在大环境下的发展，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特征相对不显著[24]。

　　4结论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边缘式为主、填充式和飞地式为辅交替变化的阶段性扩张态势。该结果与文献研究结果类似，都认为现代乡村聚落用地确实存在扩张现象，突破了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传统乡村存在内生发展能力不足、乡村空间逐渐消亡等空间收缩情况的认知。

　　乡村建设评职知识：乡村振兴方面论文发表方法

　　乡村聚落用地的主控因子主要包括人均GDP、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该文仅基于现有的土地利用数据库从扩张视角分析乡村聚落变化，忽视了收缩等用地模式的可能性，也难以揭示乡村聚落用地功能多样化的现象，这些均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广东省及粤北、粤西、粤东和珠三角4大区域的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大体可分为2大阶段，以2000年为界，之前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实现了空间结构分化、地域功能多元化和景观要素复杂化，即生产从前店到后厂的空间转移，伴生着本地人到外来劳动力人口流动，逐步由单一的“居住-农业”到复合型“居住-工业-服务业”的用地功能转变，形成了从原始自然风貌到多要素混杂型景观格局;2000年后在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期中广东省在“生产-生活-生态”多元协同下乡村发展和转型重构已逐步进入高水平稳态阶段。显然，国家及地方性政策的助力、外来资本资金人口的流动、地域的内生力积极反馈与调节等多方面交互机制才能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和空间重构进程。

　　参考文献：

　　[1]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LIUYan⁃sui.ResearchontheUrban⁃RuralIn⁃tegrationandRuralRevitalizationintheNewErainChina[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8，73(4)：637-650.]

　　[2]马利邦，李欢，豆浩健，等.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0，36(10)：1251-1259.[MALi⁃bang，LIHuan，DOUHao⁃jian，etal.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ofInfluencingFactorsofQualityofRuralLifeinGansuProvince[J].JournalofEcologyandRuralEn⁃vironment，2020，36(10)：1251-1259.]

　　[3]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2013，68(8)：1019-1028.[LONGHua⁃lou.LandConsolidationandRuralSpatialRestructuring[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3，68(8)：1019-1028.]

　　[4]刘彦随，杨忍.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J].地理学报，2012，67(8)：1011-1020.[LIUYan⁃sui，YANGRen.TheSpatialCharacteristicsandFormationMechanismoftheCountyUr⁃banizationinChina[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2，67(8)：1011-1020.][5]LIUYS，LIYH.RevitalizetheWorld′sCountryside[J].Nature，2017，548(7667)：275-277

　　作者：简钰清，龚建周①，罗雅红，李佰和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nylw/259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