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17到20世纪，西方在商品检验制度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中棉花检验及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代表性。18世纪末至19世纪，全球棉花贸易持续增长，西方棉商在买卖网络中逐渐确立并完善棉花等级标准制度。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国家权力的介入
摘要:17到20世纪，西方在商品检验制度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中棉花检验及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代表性。18世纪末至19世纪，全球棉花贸易持续增长，西方棉商在买卖网络中逐渐确立并完善棉花等级标准制度。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国家权力的介入和主导，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制度转变为国家级权威经济管理制度。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加入全球棉花市场，面对西方完善的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管理制度，中国棉商以整合传统、吸收现代、交融互促的方式应对压力。20世纪20年代，中国棉商初步构建了以上海、天津、武汉为中心的棉花检验区域布局。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检政，并根据不同经济区的差异性，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开展棉花检验工作。总体说来，西方现代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管理制度促使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棉花市场发生近代化转型，并对中国棉业经济的发展产生推动与制约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全球贸易;商品检验制度;棉花市场;近代中国棉业
近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制度和新规则得到了建设发展契机，走向全球并产生广泛影响，促进了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革。诞生于17世纪，并在此后三个世纪得到不断发展的商品检验制度，便是以近代生物学、机械学、经济学、法学等为基础建立起来规范全球贸易的重要规则，它促进了18—20世纪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变革，同时也是当今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化营销的前身及基础。
在棉纺织领域，19世纪西方棉商及其组织团体在整合国际棉花市场，建立并完善棉花检验制度及棉花等级标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全球棉花检验制度的主导者。19世纪后半叶，中国在外国势力强势介入、众多沿海口岸被迫开放的情况下，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中国的棉花市场从消费者市场向近代组织市场转变，即从个人或家庭消费为主转向以纺纱厂和棉花公司的集中消费为主①。因棉花是全球棉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故中国棉花成为世界商品进入全球棉花市场②。19世纪晚期，面对西方较为成熟的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纳入全球市场的中国棉花被迫接受西方棉花质量等级标准的规范和约束。在1929年以前，中国出口棉花检验的经济主权由外商控制，中国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棉花检验制度是一个既关系融入世界市场又关系保护经济主权的重要问题。
事关中国在全球棉花市场中的参与权，也决定中国在全球棉纺织品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中国本土棉纺织业走向近代化、工业化的成败。面对这一情境，中国棉商心态复杂，但积极应对是主流。中国棉商学习西方棉花检验始自1901年，由上海棉商率先尝试。长期以来，中国棉花检验权主要掌握在外人手中，且缺乏国家权力支持，故从1901年到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一商品检验机关之前，中国棉商和棉商组织成为建设和完善中国棉花检验制度的主要力量。近代世界棉花市场和全球棉花贸易一直是中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从兴起至今已近两百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在棉纺织业蓬勃发展的19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专门研究英国棉业飞速发展过程的著作和有关殖民地地区的棉业调查报告，这些富含史料信息的论著对今天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2)从19世纪后半期到二战前，随着英美棉纺织业的全球扩张，有关棉业方面的著作大量涌现，其中关于英美棉业发展的著作较多，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诞生了从生物学和机械学角度论述棉纺织业发展的著作，同时也出现了以全球视角论述棉业发展的著作①。民国时期方显廷撰写的《中国之棉纺织业》则奠定了本国学者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基础②。
(3)当代学者对棉业的研究更为深入，无论是全球视角的研究，还是区域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斯文·贝克特教授从全球史角度论述了棉花市场的发展，影响巨大③。严中平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研究本国棉纺织业的力作④。英美学者在研究棉花贸易和棉纺织工业历史时，不同程度地提及或梳理了棉花检验和等级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国学者方显廷和严中平在论著中也简要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棉花检验的相关内容。
此外，当时从事检验工作的专家亦曾梳理商品检验事业原委。不过，当代学界对近代中国商品检验制度的整体性研究还不充分，就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而言，以宋时磊为代表的学者在茶叶和生丝质量检验的研究上用力较多⑤。对中国近代棉花检验制度的专论，则有笔者的《中国收回棉花检验权始末》一文⑥。总之，当代史学界对近代商品质量及检验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是作为其他研究的附属和补充存在，缺少探讨近代商品检验制度及其组织发展的专门论述。
事实上，商品质量及检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是中国近代商品市场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近代中国在国际市场和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关键因素，更是考察中国近代如何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技术压力，维护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重要视角。本文着力将中国近代棉花检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置于全球棉花质量等级制度建立的框架内进行探讨，以期揭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和贸易体系对中国产生的推动与制约并存的历史影响。
一、初创范式:棉花检验制度及标准的起源与发展
欧洲的出口商品质量检验最早诞生在法国，1664年法国“于全国各都市，设立检查机关，严厉执行”，检验的商品多达150种以上⑦，19世纪，商品检验发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意大利于1850年在米兰设生丝检验所开始检验生丝;1880年开始检验病虫害。1874年德国亦开始检验病虫害。1877年奥地利帝国继德国执行检验。英国农渔部于1877年颁布病虫害法，在英国及威尔士执行检验，苏格兰紧随其后，英属印度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等地也于1914年先后执行检验⑧。1884年美国也开始执行商品检验⑨。日本于1896年制定生丝检查法并执行检验，在进口检验方面，1914年“日本纺织联合会遂于横滨，神户，门司，长崎四处，设立华棉水气检查所”，专门检验从中国进口的棉花①。
可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品生产大国均注重商品质量检验问题并初步建立了商品检验机关。19世纪随着棉纺织业的爆发式增长，棉花成为了全球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到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产棉大国和纺织业发达的国家均建立了棉花检验机关。事实上，棉花检验及其制度的形成则发轫于18世纪晚期，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笔者以为促使棉花检验制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棉花生产缺乏科学管理，致使各地棉花质量良莠不齐。例如，1836年东印度公司就指出数年来印度棉花存在质量低劣和数量不足的问题，欧洲棉商和殖民官员就此互相指责对方，东印度公司要求英国商人在购买印度棉花时要提高分辨能力，只购买干净的皮棉②。不仅是印度棉花，在清洁度和棉纤维长短不齐等方面，来自巴西和美国的棉花，均给英国棉纺织业制造商带来了生产上的难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埃及棉花生产和销售环节由国家力量参与和主导，政府严格管理棉花分级、质量把控和包装运输等，故埃及棉花品质在国际棉花市场中受到好评。但棉花含水量问题依旧是制约埃及棉花价格的主要因素③。
其二，工业革命后机器化生产的技术流程对棉花品质提出了新要求，棉花等级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根本原因来源于机器的物理特性，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要求其加工产品的规格和质量必须相对规范和稳定。从棉花加工角度看，机器的使用决定了对棉花品质的特定要求，如机器的使用寿命和维修频率受棉花含水量和清洁度的制约，棉纤维的长短和韧度也决定纺出纱线的品质、等级和价格。所以从棉花特性出发，实现棉花质量等级划分成为棉商和制造商关注的核心因素。
19世纪20年代以后，棉花贸易继续增长。棉花经纪商初步构建的棉花等级标准和实物购买模式受到严峻考验，由进口商到棉花经纪商再到制造商这个体系再次受到巨大压力。例如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环节，棉花经纪商要在规定时间内，在利物浦港口检查数百甚至上千棉包，然后将特定批次的棉花满足特定制造商的需求，这是一件无比繁重的工作。面对这样的难题，棉花经纪商继续寻求新的制度化解决方案。棉花经纪商调整了工作方式，将实地检查每包棉花转为按样品采购，即从每个棉包中抽取一小批棉花纤维，根据样本确定价格，然后进行售卖。这些样本很容易被运送和邮寄，从而减少了棉花经纪商繁重的现场检查工作。在观察样品的过程中，棉花经纪商逐渐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标准和精确的术语③。这两项工作的完成，不仅简化了棉花经纪商的工作程序，同时也使制造商能够更快速地批量购得需要的棉花。
最初这种程序规则是非正式的，没有形成书面文字，而是以一种公约形式存在，是在不同棉商群体之间达成的共识，更没有被法制化和制度化。随着棉花样本数量和交易量的增加，经纪人、进口商、出口商和制造商要求在棉花贸易中，要有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正式的、以公文形式确定下来的棉花等级标准制度规则④。接下来就是棉花经纪商和商会一起推动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正式确立。这个过程于1841年开启。1841年棉花经纪商在利物浦创建棉花经纪人协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一项决议，主要内容是确保所有按样品出售的棉花都能在质量上与样品一致。随后，协会在1844年确定并进一步完善棉花等级标准。棉花质量等级制度正式化和标准化后，很快在国际棉花市场上得到应用，并得到了棉产地的积极响应。19与20世纪之交，棉花贸易规模继续保持占有全球贸易重要份额，但由棉商群体建立的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制度再一次面临新局面。
作为欧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棉花原产地，在庞大交易量的重压下，美国国家力量开始进入棉花生产及贸易领域。美国最先推动的是棉花生产的信息搜集，1894年美国发行《农业年鉴》(AgriculturalYearbook)，这是一份庞大的统计资料汇编;1900年美国发布了由“41名全职领薪的统计学专家及其7500名助手、2400名县级志愿通讯员及其6800名助理，还有4万名镇级或区级志愿通讯员”收集的作物报告。两年后，国会责成人口普查局每年收集“轧花商申报的全国棉花生产统计数据”③。
在掌握了全面的本国棉业信息后，美国担心本国的棉花种植者在利物浦制定的规则面前处于不利地位，遂开始争夺国际棉花质量等级标准的制定权。进入20世纪，棉花质量等级标准逐渐由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国家分级员来定义和执行，这就意味着对棉花分级及制定规则的权力，从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等转移到美国的国家层面，也意味着制定棉花贸易规则的权力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此后，制定棉花质量等级标准的权力开始国家化。1914年美国公布由美国官方制定的棉花分级标准，并规定此后所有期货交易都需要使用“美国官方棉花标准”。1923年这些标准被进一步完善，形成《棉花标准法》(CottonStandardsAct)。《棉花标准法》规定，在国际棉花贸易和美国国内的棉花贸易中，使用任何其他标准对美国棉花进行分类的做法都是非法的。此后《棉花标准法》不仅在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都成为了棉花交易的准绳，至此，美国在全球棉花贸易中代替英国占据了中心地位④。此阶段可以被视为棉花等级标准制度发展的第四阶段，这一历程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美国地位的上升并取代英国的历史若合符节。
综上所述，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由于棉花贸易和棉纺织业的快速增长，棉花质量等级制度得以诞生并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从最初的以原产地信息判断棉花等级，到依据棉花特性的近似标准划分，再到棉花质量等级标准被正式制度化和法律化，棉花经纪人和棉商组织发挥了核心建设作用。进入20世纪，美国以国家力量介入棉花种植与生产的信息搜集和统计，制定棉花等级标准制度，并使之成为全球棉花交易的准绳，这背后既是市场的规则，也是资本权力的体现。棉花等级标准制度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是西方传统棉花市场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中国近代棉花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多维追赶:中国棉业商人的应变19世纪70年代，中国被迫加入了全球棉花市场，此时的中国在创立现代棉花市场管理制度方面，尚处于萌芽阶段。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产棉国，中国所产棉花拥有的良好品质是参与国际棉花市场竞争的重要前提，面对西方所主导的棉花市场，本着提升本国棉花品质、发展现代棉纺织业的目的，上海、天津、武汉、宁波等地的棉商群体，积极应变，努力追赶，开启了中国对西方棉花检验制度及棉花等级标准的学习、吸收和转化历程。
三、统一与渐进:中国政府的应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于1929年4月建立上海商品检验局棉花检验处，并开始检验上海的出口棉花，武汉、天津等地也陆续建立棉花检验机关。此后，中国政府在提高中国棉花质量，建立现代棉花质量检验及等级制度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中国政府权力的介入，缺乏像美国那样强大的信息搜集职能部门和有关棉业的海量信息，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举办棉花检验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制度建设和具体细则制定方面，离不开棉商的反馈和互动，才使得相关政策法规逐步走向完善。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1928年就开始对棉花检验工作进行初步布局和管理。5月行政院农矿部计划设立全国棉花检验局，11月便颁布全国棉花检验局新章和《烘验大纲》。除了加紧建设中央棉花检验机关及开展各项工作外，农矿部在1929年年初开始着手建立地方棉花检验机关。为了验证其可行性，计划首先在南通设棉花检验机关①。但当农矿部派员前往南通筹备棉花检验事宜时，未等正式建立南通棉花检验机关，便遭到了棉商的质疑②。同年，农矿部在广州设立农产品检查所，亦遭粤府反对③。
随后，全国商会联合会将棉商的意见总结为六条，呈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及工商部。鉴于棉商的申述意见，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央商品检验机关的权威性有待加强;二是不同经济区存在差异性。故中央在后续拟定检验规则及建制时，在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增加人力、物力投入并增强宣传力度④。工商部驳回了日本棉花同业会的意见，肯定了现行棉花检验细则。为了强调已经实施的棉花检验细则可行，还援引了湖北沙市的例子。指出由于在沙市设立棉花检验分局，禁止含水超过12%的棉花输出，由此，沙市和汉口输出的棉花品质都有所保障，棉花品质日趋良好⑧。当工商部驳回汉口棉业出口商会、旅汉棉业联合会、日本棉商三方的质疑后，汉口总商会于6月17日再次给政府当局发出电请。
这次电请综合了武汉本地棉商和在汉外国棉商的意见，他们认为棉花检验细则基本符合武汉棉花业实情，但有几点细节有待商榷，综合起来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认为棉花检验手续过于繁杂，手续费过多，加重棉商的负担。二是认为检验棉花时，扦取的样棉数量过多，是对棉花的浪费。三是认为不应对运往上海的棉花进行检验。⑨认为输往上海的棉花必须要悉数进行检验，而输往其他地方的棉花则可免于检查，处置方法不平瑏瑠。针对以上电请的内容，国民政府决定不予采纳，按照原有政策施行。此后，针对棉花检查手续的问题，汉口黄陂帮棉业公会及汉口棉花输出业公会于1929年9月10日再次向工商部发出电报，认为由于新棉已陆续到货，若仍不修改手续费用，棉花商人所蒙受的损失会愈来愈多，故请快速采取适当对策为宜瑏瑡。
然而全国商品检验事宜刚刚起步，很多细节问题都有待棉商的反馈与政府的慎重裁决，很难做到一步到位。由此可见，在武汉这种棉花市场大而杂，棉商帮派众多，市场功能重叠的地方，政策的推行存在更多的复杂性，需要政府进一步细致分析，做出合适的决策跟进。武汉的棉商与政府针对棉花检验细则修改问题，一直存在冲突与较量。1930年汉口棉商呼吁请撤棉花检验处即是冲突的高潮瑏瑢，1930年政府面对 四、余论近代棉花等级标准制度的建立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典型案例。
棉花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层次的内涵。首先机器的使用促使棉商群体在经年累月的棉花买卖中，必须严谨总结并深入研究棉花的生物及物理特性，以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其次棉商群体和商会等将法律和经济制度结合，形成了集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于一体的运转市场体系的治理结构;最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一个主要靠私人和团体形成的经济制度转变为主要由国家管理的经济制度。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建立不仅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并协调了交易双方的矛盾和冲突，降低了交易成本。
据西方学者估计，在1870—1886年间，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建立使交易成本占棉花交易价值的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②。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建立还促使贸易环节简化。在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制度成熟以前，棉花的流向是从种植园开始，经过农场主、进口商、经纪人、最后到达制造商之手。19世纪60年代以后，进口商和经纪人逐渐退出棉花贸易体系，制造商与棉花种植者取得直接联系。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还体现了政治经济领域竞争的内涵，其中经济制度权力的转移是前提。
随着棉花检验及质量等级标准制度的逐步成熟和经济制度权力归属性的变化，这种成熟的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竞争，由早期的商人群体和组织，转变为以国家经济制度权力为核心的竞争。从全球棉业来讲，以国家经济制度权力为核心的竞争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3年美国颁布《棉花标准法》;1926年日本的商品检验纳入国家管理;1929年中国统一检政，建立国家商品检验机关。在此之前，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在棉业发展方面的竞争是以棉商群体和棉业组织为主体的竞争。
进入20世纪30年代，棉业方面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的竞争开始表现为国家间的较量。西方建立的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标准制度，不仅驱动了国际棉花市场的现代化转型，对中国的棉花市场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西近代棉花检验发展对比中可以发现，在科学探索、技术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对西方既有连接性，又有独特性。中国的棉商和棉业组织也在本国经济管理制度的诞生和发展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棉业商人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吸收西方的先进检验技术和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结合自身特点形成沿海与内地的多维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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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商品检验局，统一检政，面对棉花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政府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形成了政府与棉商携手共进的局面。考察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和检验制度的发展过程，能够较为清晰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商人群体、国家权力等因素在19—20世纪经济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和商品检验制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推动与制约并存的影响。19世纪晚期至1929年，西方较为成熟的棉花检验及等级标准制度促进了中国棉花检验制度的形成，推动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棉花市场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在中国棉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棉业产生了竞争与制约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棉商和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携手共进，为实现中国棉业的现代化转型做了初期准备和建设性探索。
作者：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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