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摘要：文章构建2005—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三项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生产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粮食增产效应强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同时，相比2005年，三项补贴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并未随时间而发生递减。由此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应审慎渐进地推进，短期应继续坚持，长期应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二是应更加重视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建设，推进“藏粮于地”战略的深入实施;三是应注重多元补贴支粮政策的协同配合，强化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估。

　　关键词：农业补贴;粮食生产;增产效应

　　0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农业补贴政策则是支持本国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实践选择。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划分方式，以政策指向为依据，可将农业补贴政策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财政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政策，包括价格支持政策和直接补贴政策;二是财政对农业部门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予以补贴的一般服务支持政策[1]。结合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际，并对照《2020年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选编》梳理后发现，当前共有十余项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以下简称“补贴支粮政策”)。

　　综合考量政策类别、政策稳定性、实施时间、实施区域、实施力度及政策之于粮食生产的直接关联性等因素后，根据OECD的划分方式，发现价格支持政策中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直接补贴政策中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财政土地治理项目为我国长期以来支持粮食生产的典型补贴政策。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影响粮食生产的作用机理不同，并可能导致差异化的政策效果。

　　围绕如何促进粮食生产，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主要农业补贴政策效应展开研究：一是价格支持政策效应研究，聚焦于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播种面积[2,3]、粮农收益[4]及市场粮价[5,6]的影响;二是直接补贴政策效应研究，有学者发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无法实现预期政策目标，原因在于种粮收益低于务工收益[7]，但经验证据表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替代和农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9]。此外，国外学者亦发现马拉维、马里及塞内加尔政府通过向粮农提供化肥或优良种子补贴，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减少境内普遍性饥饿[10—12];三是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效应研究，主要涉及农业基础设施[13，14]、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15]。

　　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基于OECD的农业补贴分类框架及我国补贴支粮政策实际，比较研究价格支持政策中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直接补贴政策中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探究政策效应的动态变化，以比较性、动态性研究弥补既有成果较多关注单一补贴政策之于粮食生产的过程传导效应而非最终增产效应可能存在的不足，继而提出补贴支粮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

　　1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设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于2004年起针对小麦、水稻在各政策执行省份实施，以保护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为政策目标。作用机理为：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后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当粮食市场均衡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时，该政策不予启动;当粮食市场均衡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政府在政策执行区域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由中储粮集团公司及其委托单位挂牌收购粮农交售的粮食，从而相对减少市场上的粮食流通量，拉动市场粮价回升，抑制粮价大幅波动，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于2004年起对农民个人、农场职 工、农机专业户等购置和更新农业生产所需特定目录中的农用机具给予财政补贴，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作用机理包括：

　　第一，补贴对农户购置农机进而提升粮食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存在激励效应;第二，农业机械可有效助力短暂农时的抢收抢种、恶劣条件情况下的抗旱排涝、病虫害防治及农田水利建设，并有效促进粮食作物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第三，农业机械可成为诸如作物深耕、化肥深施、作物植保、秸秆还田、旱作农业等农业技术的良好载体，促进粮食稳产增产;第四，农业机械可对农业劳动力实现部分替代，面对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劳动力生产成本高企的现实，农业机械可有效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拓展粮农受益空间，促进粮食生产。

　　财政土地治理项目于1988年起依托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实施，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要扶持对象，通过实施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综合治理等工程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机理包括：第一，中低产田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重点实施领域，既可提高耕地基础地力等级、挖掘耕地潜力，又可形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从而增强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二，通过开展生态综合治理，可减少自然灾害对耕地资源的侵蚀，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性;第三，耕地是农户粮食生产的投入要素，财政对土地治理的投入可降低农户耕地治理成本，扩展粮农生产粮食的受益空间，继而提升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此外，从补贴支粮政策促进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来看，由于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直接作用于耕地这一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且项目实施周期远长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政策的循环积累效应将更有助于推进我国粮食生产，即其粮食增产效应相对较强;从补贴支粮政策促进粮食生产的动态效应来看，在2005—2017年内，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均呈现先持续上升后平稳运行的态势，而“保成本+保收益”的价格政策设计更有助于强化粮农的政策依赖。

　　同时，伴随“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施及农地流转、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深入推进，国家更加注重对土地治理与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的财政扶持，以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提高粮食耕种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均可显著促进我国粮食生产，且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增产效应强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假设2：样本期内，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增产效应并未随时间而发生递减。

　　2研究设计

　　2.1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本文基于经典的C-D生产函数建立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基本模型如下：lngrain-outputit=α0+α1min-priceit+α2lnmac-subsidyit+α3lnland-inputit+α4lnsown-areait+α5lnferit+α6lnlabit+α7lndis-areait+εit(1)其中，被解释变量grain-output表示粮食产量，包括三大主粮及豆类、薯类;核心解释变量min-price、mac-subsidy和land-input分别表示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财政土地治理项目，且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为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区为1，非实施区为0;控制变量sown-area、fer、lab、dis-area分别为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从业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均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i、t及ε分别为省份、年份及随机误差项。为增加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防止回归方程出现偏误，本文对除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变量(min-price)之外的所有变量均作对取数处理。

　　2.2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综合考虑政策实施时间及各变量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本文将样本限定为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其中，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min-price)的数据根据历年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获取，农机购置补贴(mac-subsidy)根据2005—2013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汇编》及农机专业网站整理获得，财政土地治理投入(land-input)由2006—2018年《中国财政年鉴》整理获得;粮食总产量(grain-output)、粮食播种面积(sown-area)、化肥施用量(fer)及农作物受灾面积(dis-area)均来源于200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农业从业人口(lab)数据由2006—2018年各省份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获得。此外，为消除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影响，农机购置补贴(mac-subsidy)、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投入(land-input)通过农业生产资料总指数(2005年=100)进行平减。

　　3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兼具截面及时间双向维度，样本容量大且能够提高自由度及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2005—2017年三类补贴支粮政策变量与粮食产量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进行模型检验。采用Vif检验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值均不超过10，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此外，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优于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

　　模型1至模型3展示了分别加入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变量、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变量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投入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4则展示了同时加入上述三类补贴政策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显然，模型1至模型3与模型4的回归结果相比，三大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并不明显，也即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相对独立，模型4的检验结果相对稳健。

　　总体而言，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粮食生产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可引致执行区粮食产量增长0.0860%;农机购置补贴规模每增加1%，粮食产量将增加0.0066%;财政土地治理投入规模每增加1%，粮食产量将增加0.0339%，即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粮食增产效应大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显然，假设1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粮食播种面积的增产效应大于化肥施用量;农业从业人口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土地规模化经营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粮食科技水平进步所引致的对粮食生产劳动力的部分替代有关，这解释了当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大量非农就业情况下粮食产量仍能保持持续增长的现象，部分学者的研究中亦得到类似结论[16，17];相比之下，农作物受灾面积对粮食产量则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受灾面积每增加1%会引致粮食产量减少0.0304%。

　　进一步地，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分别加入三类补贴支粮政策变量与年份的交叉项，运用Stata12.0软件回归后得到相应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在回归分析中，有关交叉项被设置为虚拟变量，以2005年为基期，所得系数是其余年份与2005年相比较的结果。若系数不显著，表明该年份某项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与2005年无差异;若系数正向显著，表明该年份某项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比2005年增强;若系数负向显著，表明该年份某项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比2005年减弱。

　　就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而言，其粮食增产效应在2006—2012年与2005年并无显著差异，但在2013—2017年该项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均大于2005年;就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而言，2006—2017年该项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均大于2005年;就财政土地治理项目而言，2006—2007年该项目的粮食增产效应与2005年并无显著差异，2008—2017年该项目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均大于2005年。换言之，较之于2005年，三类补贴支粮政策的增产效应并未随时间而发生递减，假设2得到验证。

　　4结论及启示

　　本文构建2005—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我国粮食生产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产生粮食增产效应，且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粮食增产效应强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政策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来看，2006—2017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财政土地治理项目的粮食增产效应较之于2005年均显著增强，换言之，较之于2005年三项补贴支粮政策的增产效应并未随时间而递减。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当前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及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基本趋势，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可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应审慎渐进地推进，短期应继续坚持，长期应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成本+保收益”的政策设计强化了粮农尤其是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政策依赖性，尽管该政策粮食增产效应显著，但也带来诸如粮食市场价格扭曲、库存压力加大、粮食加工企业经营成本及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等问题。当前我国已释放出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的信号，在粮食市场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稳定粮农基本收益及粮食供应，短期内应继续坚持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长期则应逐步推进该项政策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第二，应更加重视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建设，推进“藏粮于地”战略的深入实施。一是应加大对中低产农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财政扶持，扩大可用、优质、高产耕地的面积，夯实粮食生产的耕地基础，增强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二是应保障耕地生态综合治理的财政投入，除小流域治理及土地沙化治理外，应将耕地污染物检测及污染耕地恢复治理纳入其中，以减少耕地衰退和净化生产环境，保障粮食高产优质;三是采取PPP等多种投融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功能，引导并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治理项目的比重，减轻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支出压力。

　　第三，应注重多元补贴支粮政策的协同配合，强化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估。一方面，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注重包括粮食最低收购价、农机购置补贴、财政土地治理等在内的多元补贴支粮政策的协同配合，对重点主体、重点环节实施不同的补贴支粮政策，释放政策组合效应，促进粮食稳产增产;另一方面，应强化对补贴支粮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估，对产生效应递减的补贴支粮政策应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优化补贴支粮政策结构，保障粮食增产效应的持续稳定释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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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和楠1a，1b，蒋炳蔚2，赵炜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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