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民间道乐的历史传承与民俗实践

　　摘要：晋北民间道乐传承流布于道教文化盛行的以恒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域，是容纳有丰富地方历史信息、神圣秩序意义和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文化载体，既指导执行着民众礼俗生活与群体规范、秩序，又以灵活的艺术实践表达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和民众认知情感。民间道乐群体及其承载的礼俗知识技艺在民俗实践中不断进行着适宜性变化，形成了以道乐群体为中心结成的连接乡土礼俗空间与道乐技艺、信仰空间和世俗生活的文化网络，在调节村落文化关系和社会运行秩序、传承村落文化模式和地方知识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晋北,民间道乐,历史空间,民俗实践

　　在村落生活当中，艺术的创作和传承主要是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是与民众的各种交往活动紧密结合的，其中，与宗教信仰活动的关系是最为突出的现象。[1]山西北部地区至今仍活跃着一种有着独特文化意义的群体———阴阳(当地民众有称民间道乐班成员为“阴阳”或“二宅”)，这是当地对于具有道教文化特征以笙管吹奏、念经祝祷等相关仪式技艺群体的称谓，其成员区别于传统道教体系中的神职人员，多为村落社会成员，常常以家族为单位结成相对固定的班社。

　　在特定的礼俗活动中以其擅长的执礼人身份与普通民众形成精神上互助互惠的关系，既指导执行着民众礼俗生活与群体规范、秩序，又以灵活的艺术实践表达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和民众认知情感，是容纳有丰富地方历史信息、神圣秩序意义和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文化载体。在当下的民俗实践中，以道乐群体为中心结成的连接乡土礼俗空间与道教音乐技艺、神圣信仰空间和世俗物质生活的文化网络，是我们今天解读当地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深入了解分析当下文化生态中这种具有“文本”和“语境”意义的文化互动关系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晋北民间道乐的历史文化概况

　　1.1以恒山为中心的道教文化圈

　　晋北地区以北岳恒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道教文化生态圈，该区域一直是道教信仰活动的重要场域，始终处在道教发生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带。早期，北岳作为古代标志性的自然景观享有“山岳配天”的特质，是历代帝王行封禅典礼的重要“巡狩”之地。《通典·礼十四》记载：“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幸冀州，北至中山，过常岳，礼其神而返。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常岳。”[2]

　　魏孝文帝也曾于太和十八年祭祀恒岳之神。至唐宋以后，历代统治者又多次对五岳封以帝号，唐天宝五年封北岳为安天王，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加北岳曰安天元圣帝，元世祖加封北岳为安王大贞玄圣帝，明太祖洪武年间再改前代帝王定制，诏改神号，北岳恒山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祀典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其次，北岳恒山主神北岳大帝是早期道教信仰兴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神祗之一，具有掌管古时入海的江、河、淮、济及兼管虎豹走兽、蛇蛀昆虫等属的神职功能，上升为具有明确神格的“大帝”“君神”，成为道教信仰体系中的主神之一，这是在人们对自然山川崇拜国家化、政治化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转变。同时，北岳大帝神职功能与社会生产生活不断联系，仅宋皇祐元年至六年，当地向北岳安天元圣帝祈雨祈雪多达八次[3]，每年都有祈祷酬神的祭祀活动，护佑风调雨顺成为了北岳大帝神职功能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再者，道教称北岳恒山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五洞天，名总玄洞天，早期的道教仙士就常常有隐居五岳修炼和传道的传统，故在各个历史时期，以恒山为中心的地理空间经不断营造，逐渐成为道教信仰实践中的重要场所，北岳恒山上道教宫观至明清时期已蔚为壮观，素有“三寺四祠九亭阁，七宫八洞十二庙”之称，这些都共同构成恒山道教文化圈的标志性空间景观。

　　1.2晋北道乐从官方走向民间的历史发展

　　山西道乐的发展历史可上溯至北魏时期，道士寇谦之在平城创立天师道，所改革提倡的道义内容，就有托太上老君降授的《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是现今关于道教经韵音乐最早的文字记载，近人汤用彤先生等则认为，现存《太上老君戒经》《太上老君经律》《太上经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等书，亦为《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中的内容。

　　如《老君音诵诫经》中对谢祛病法、犯科求赦法、为亡人设会烧香礼仪等斋仪对民间道乐科仪一直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执经作八胤乐音诵”的诵经形式，成为道教后世流传奉行的重要律令，今天的晋北民间道乐班传承执行的各式礼仪活动和流传下来的文献抄本中均有所体现，如各类科仪活动中保存着大量的赞叹、经赞等，音诵形式有独唱、合唱、吟唱、道白等，并间有笙管吹奏、铙钹乐等。

　　晋北地区受天师道的历史影响，活跃于民间的正一道一直沿袭流传至今，同时也有全真教的流传，道教的民间化趋势一直持续，道教音乐也逐渐顺应民间大众的审美喜好与地方世俗音乐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种融合的趋势也正是现今山西道教音乐的重要特征。[4]

　　就晋北民间道乐在礼俗实践中追求实用性的过程而言，其历史教派特征一直不断弱化，在实际礼俗活动中已很难辨别各地道乐科仪经文、笙管音乐、执仪场合等区别，道教音乐的民俗实践更加注重其与礼俗生活的结合，成为指导地方乡土社会礼俗生活、构建礼俗文化空间的重要因素。在艺术层面，道教音乐不断吸收民间戏曲、音乐等元素，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格和体系，成为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1.3晋北民间道乐传承的民俗空间

　　首先，庙宇作为村落象征文化体系的中心，是集聚民众精神信仰与生活行为的特定空间。特别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财神庙、龙王庙、城隍庙、娘娘庙、奶奶庙、真武庙、土地庙、文庙、关帝庙等，遍布晋北各地，也使得道教发展和民间信仰活动成为一统。民间道乐群体以执仪人角色参与各类庙会中，成为传递、改变、建构庙宇及村落礼俗生活文化的重要实践者。

　　其次，丧葬是民间道班除了庙会之外的重要展演场合，在民间道乐班每年的礼俗活动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丧葬仪式是民间道乐班与民众生活相融共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场合，也是村落中有限节日和有限娱乐活动的特殊场合，民间道乐班处在这一特定文化空间的核心，在丧葬仪式中执行的系列仪式活动不断地传递着亲人对故人的怀念、祈望，其中通过仪式也表达着对于家族后代的祝愿。此外，打醮、谢土也是目前民间道乐班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打醮、谢土古已有之，民间通常称之为“念平安经”。

　　《论衡·解除篇》载：“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快意喜，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5]在传统乡土社会里，民众日常活动大都与俗神信仰联系紧密，在遇到病灾困难等问题时，为了避除灾殃祟祸，都要求神问医，如因动土需做谢土法事，触犯神则要打醮，基于此故叫“念平安经”。

　　民间道乐在不同民俗空间的仪式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固定的仪礼传统，但在各类民俗空间的执仪过程中，经文、音乐、仪式表述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异性特征对深入了解晋北各地民间道乐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晋北民间道乐班社的分布

　　据笔者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调查，目前，大同、朔州两市所属八个县区现存民间道乐班社数量有34家之多，几乎每县都有道乐班流传，其成员多以家族传承为主。从散布于民间的文献资料及传承人口述情况来看，晋北目前主要有正一教(北天师派)和全真教(龙门派)，正一教主要分布于大同的阳高县、大同县、浑源县等地，全真龙门派则主要分布于朔州的应县、平鲁、朔城区、山阴和大同的天镇。[6]至今仍活跃于各地乡野村落的民间道乐班及各类科仪活动，无疑是见证和解读当地道教文化长久兴盛的重要佐证。

　　2.1大同民间道乐班社

　　从实际调查及文献资料来看，在恒山周边的阳高、大同、天镇、浑源四县，是民间道乐班社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天镇县目前仍保持活动的道乐班主要有贾家屯的宁氏、城关的吕氏和上阴山的张氏3家。大同县的道乐班有党留乡庄邢庄李氏道乐班和倍加造村张氏道乐班两家，浑源县的一家为道巷焦氏道乐班的历史最为悠久，掌握的科仪、曲目最为丰富。从调查数据看，阳高县最多16家，其中，人员较固定、师承年代较长、保留乐曲经文最为丰富的为狮子屯镇上梁源村的李氏道乐班。

　　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地评判能否称之为一个独立乐班，主要就班首而言，一般是指具有一定道乐执仪能力，拥有完备的设备装置，有相对稳定的乐班成员等，具备这三个条件基本就能够独立应揽“门事”。阳高县的16家更多是指具有独立承揽门事能力的班主群体，其班社成员常常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的班社中间流动，从事道乐活动的实际人群并没有16个班社所应配备的人数，这些道乐班每家的固定人员为1～2人，多为同族兄弟或亲戚，有门事活动时才临时召集其他乐班人员。

　　这一情况在道乐班相对较少的另外三县也不同程度也存在着，只是其他三县6家道乐班平时参加活动的主要成员都相对固定。关于各道乐班的教派渊源更是鲜有记录，只能从健在的一些老艺人口述中得知一些关于教派及师承的零星线索。如天镇道乐班的传承路线基本都与毗邻的河北怀安县南门寺有渊源关系。

　　据考证，南门寺虽曾为佛家寺院，但据尹志华《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云观传戒考述》[7]推测认为，当时来自于怀安县的受戒者住南门寺，或因当时的南门寺已无僧人，而由道士住持，又有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云观传戒活动的《登录箓》记录了南门寺的受戒者皆为全真教，由此也可间接佐证天镇道乐班教派重要的源流之一是来自于全真教派的南门寺的基本事实。阳高县道乐班社的历史教派源流，虽没有相关文献记录，但从诸多传承人口述信息来看，各家都明确为传于正一派。

　　大同县目前仍有传承的两个道乐班社都为家族传承，其历史源流均没有明确记录，只从目前乐班活动中的科仪经文、乐器曲目等来看，与阳高县情况更为接近。浑源县为道教圣地恒山所在地，山中宫观甚多，浓厚的道教传统氛围和活动在当地民间也发生着深刻影响，据焦氏道乐班现任班主焦文忠讲述，有明确记录的可以追溯七代，最早的第一代焦罗时期大致在清中晚期，这与各地乐班口述情况基本相同。

　　但与其他三县比较，浑源焦家乐班历代成员均有道号，传承至今的科仪经文与阳高、大同等邻县道乐班大致相同，口述信息明确其祖上为正一派，后又改全真龙门派，在日常科仪实践中仍然应承民间法事活动，既继承了祖传的道乐规范，同时也把来自宫观正统的科仪经文不断应用于各类执仪活动中，显示出与其他民间乐班不同的实践能力，又因居于恒山脚下，深得恒山浓厚道教文化的影响，浑源县道乐班在教派观念方面有着较强的认知和自觉，家族的历代传承过程与宫观道团一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呈现了民间道乐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我们认识民间道乐班发展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2.2朔州民间道乐班社

　　朔州各县现存道乐班社主要集中在朔城区，其他各县保留2家左右，但传承活动情况都越来越少。据2011年调查，现有道乐班共11家，朔城区6家：神头张仁、张继文班，耿庄周二旦叔侄班，穆寨王二旦弟兄班，上泉观村王华荣道乐班，烟墩康仝如叔侄班和南关蔚明道班。平鲁四家：后安家岭徐氏道乐班，前安前岭李氏道乐班，韩村杨氏道乐班和井坪镇郭氏道乐班，其中后安家岭的徐氏道乐班在当地影响较大。山阴县的道乐班仅马营乡南李庄李丕太、李义、李玉平班1家，现乐班班主为李世英、李世兴兄弟。

　　应县1家为赵富和他的儿子赵世伟，属龙门派。与大同有所不同，朔州的道乐班主要活动集中于朔城区周边，其他三县现存乐班基本已很少参加科仪活动，集中在朔城区的多家道乐班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有着较为紧密的承续关系。根据对朔城区道乐班发展源流情况的调查，除了神头张家班属华山派，其他各班都源出于龙门派。

　　神头张氏道乐班有明确谱系信息的可追溯八代，祖辈也曾有道号，但已无记载，现乐班仅有张继文和张福文兄弟两人，平时已很少参加礼俗活动。至今活动的耿庄周氏道乐班祖传二十二代，属全真龙门派，现为“永”字辈，明确的师承谱系有九代，周氏道乐班的教派源流家传谱文明确记载其师承北京白云观，为全真龙门派。穆寨王家道乐班最早是从耿庄周家道士学习科仪经文、笙管演奏等。

　　此外，与周家乐班有传承关系的还有上泉观王华荣道乐班，班主王华荣在青年时曾求教于耿庄周家笙管技艺，并参与做法事科仪等。因此，以耿庄周家乐班为中心是当地民间道乐传承的一个重要线路。平鲁区以后安家岭的徐氏道乐班在当地影响较大，徐氏道乐班祖传三代，最早是从前安家岭李氏道乐班学的笙管，现在李家仍有后人在做，但已不如徐家那么多成员，且掌握的科仪也已不多。

　　应县目前仅存赵富乐班，其子赵世伟也承继道乐，源流龙门派，据赵富讲述祖上历代均有人驻庙，目前主要受邀参与地方庙观建设管理等，白事活动已很少应承。值得注意的是，山阴县仅存马营乡南李庄李家乐班，其祖传的是道教的科仪经文，后与馒头山上王姓和尚分工做法事，和尚负责念佛经，李家负责吹笙管，当地人称为“和尚经”，现在仍然如此。

　　据调查，晋北地区道乐班仍然以家族传承为主要形式，组织结构以家族成员结成相对固定的活动单位，由于传承群体逐渐缩小，现在大多数情况由多个家族成员共同结成活动单位，这也是基于他们之间或多或少都一直存在的师承关系，如阳高的李家乐班与袁家乐班，朔州的周家乐班与上泉观王华荣班、穆寨王君玺班等。晋北地区民间道乐班在礼俗实践中因适应社会生活变化而民间化过程中相互影响同化，使得各自的教派特征也在不断弱化。

　　3晋北民间道乐的礼仪传承与实践

　　晋北地区民间道乐的传承实践场境主要在庙会、谢土或丧葬等仪式活动中，道乐班社是公共群体仪式如庙会和家族仪式的丧葬等礼仪活动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不同场境中的仪式程式、科仪运用、经文音乐等都有其固有模式。正如李豊楙所说：“无论是拔度性质的斋法，亦或吉庆性质的醮法，都已和常民生活联结为一体，真正成为生活习俗中的一部分。”[8]笔者在2009年4月至2011年5月对不同场境下的民间道乐班执仪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从中了解和把握晋北民间道乐班在礼仪过程中的功能角色及执行特点。

　　4结语

　　4.1晋北民间道乐文化是当地村落礼俗生活传承有序的重要载体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道乐文化承载的礼乐文化至今依然是当地村落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民间接衍国家礼乐观念和礼乐形态，民众对礼乐文化有认同感，方使得传统礼乐文明延续而不绝。[9]民间道乐在庙会、丧葬等仪式空间中掌握并执行着重要的秩序规范，并不是孤立或超然于村落生活之外的一道风景，而是主动因循国家、社会双方要求，在地方性理解与阐释的基础上作出了调整，从而成为理解村落文化空间的典型范例。

　　在具体民俗实践过程中，基于礼仪空间建构中的变化与不变是以固定模式延续下来的，如其中固定乐曲和变化乐曲的配合使用及演奏秩序，体现的是礼仪传统的要求及变化，而对于其他乐种、乐器等的运用采纳，是从适应村落民众需求出发而不断进行的适应性选择，以仪式化的行为表达着民众对于村落历史文化资源的认同。

　　4.2晋北民间道乐班社群体始终居于村落礼俗活动的核心地带

　　从道乐班内部在道乐知识的传承方面来看，血缘关系的远近常常是决定乐班成员在礼俗活动中具体位置的关键，由此一直维护着班社固有的传承体系，表达着一个隐性的秩序或权威体系。在以民间道乐为中心的礼仪传承实践过程中，强化了村落共同体、宗族成员关系的统一性，并坐实为村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信仰体系、习俗活动体系，而其班社群体始终居于村落礼俗活动的核心地带，如道乐班社在庙会或丧葬仪式中，活动地点主要在仪式空间的中心，多为庙内正殿或灵棚，参与仪式的鼓匠、戏班则不能进入庙里，多在庙门外或院落空地等相对边缘的表演地点，体现了当地民间道乐在仪式空间中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刘铁梁.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J].民族艺术，2006(1)：38-42.

　　[2][唐]杜佑.通典[M].影印古籍本.[3][宋]韩琦.安阳集[M].影印古籍本.

　　[4]孙秀华，张磊.山西道教音乐[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

　　[5][东汉]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陈瑜.晋北民间道乐科仪音乐的历史源流与地域分布[J].中国音乐学季刊，2015(3)：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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