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古今中外文论会通交融的集大成时代，更是借鉴吸收当代西方文论优秀成果的开放时代。观照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历程及轨迹，也是在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众说纷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古今中外文论会通交融的集大成时代，更是借鉴吸收当代西方文论优秀成果的开放时代。观照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历程及轨迹，也是在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文论范式转向、转型、转换、转化中发展的，其优秀成果与成功经验可提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和启示。
40年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引进，不仅仅局限于译介、阐释与评价，而且拓展深化到借鉴、吸收与会通，融入当代文论研究与批评应用中;也不仅仅局限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领域，而且扩展到文艺学、艺术学、美学、批评学等学科及跨学科领域，形成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蓬勃发展之势。
在这方面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麦永雄《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特别引人注目，引发学界积极反响。该书不仅是其近年来学科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作者30多年持之以恒、长期研究的思想结晶，具有特色鲜明的学术价值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研究视角构建
该书基于库恩“范式革命”，聚焦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问题探讨，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与厘清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线索脉络，追踪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学术前沿动态，阐发文论形态的理论内涵及批评意义，揭示文论转型及范式转向规律与特点，推动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及中国当代文论发展进程。
整体框架结构由“编”“章”“节”以及“点”的四级层次，体现从面到线再到点、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从类别到类型再到典型的逐层递进拓展与层层剥笋深化的推演逻辑，大小标题中明确标示语言符号论转向、精神分析转向、西马转向、边缘话语转向、空间转向、文化诗学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题旨和内容，甚至在最小一层的第四级标题中也蕴含或显露“范式转向”之义，如第四章第二节下面分三“点”为“第一波女性主义理论范式：维吉尼亚·伍尔芙”“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范式：波伏娃与‘三剑客’”“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范式：里奇、维蒂希、胡克斯”，以序列及差异性特点揭示女性主义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及范式转向意义。
该书每一章的基本框架及格式大致统一，包括学术范式转向、主要代表人物与理论话语、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三节，形成学术范式—理论话语—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的逐层递进演绎与结构构成逻辑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涵盖思维、观念、思想、话语、范畴、形态、范式、模式以及批评等内容，揭示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脉络、理论依据与学理逻辑。由此可见该书构架宏大缜密、思路脉络清晰、结构逻辑严谨、体系完整系统。
针对每一章的第一节“学术范式转向”研究思路及对象内容而言，主要着眼于顶层设计层面的总体性论述与线索脉络的概括性勾勒，既为提纲挈领的要旨阐发，又为画龙点睛式导论以达纲举目张的目的，为以下诸节着手于主要代表人物与理论话语、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具体阐发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提供由点到线、面、体的深化拓展条件。
如针对“语言转向”问题，该书指出：“当代西方学术范式的语言符号论转向，属于科学主义美学一脉，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以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思想和发展脉络。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二元论‘符号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奠定了‘符号学转向’的理论基础，分别影响了西方文论范畴的两大思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1]
由此不仅从“语言学转向”“符号论转向”思潮中厘清波澜迭起、逐层推进的发展线索脉络，而且揭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的学术范式转向的运动规律特点，阐发“促使西方文论在结构、解构、后结构思想观念之间形成张力场”的意义。由此揭示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创新性、超越性、批判性、互动性、差异性、多元性等特征。
二、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研究方式转换
20世纪西方文论进入“自觉的时代”，名师辈出、大家云集、成果斐然，理论话语交叠互渗，构成文论史及批评史的绚丽景观。改革开放40年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引进、译介、阐释、评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从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研究视角切入对象、内容及材料，所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究竟如何确立研究的立足点及支撑点，如何取材、选材、用材，如何以“纲”为抓手而纲举目张，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以往国内研究者通常是以本土语境中的中国视角看世界，主要依赖国内已翻译且产生影响的国外文献及研究成果，但因其语境及阈限的限定性与差异性，较难深入国外文献内涵与话语蕴藉中，似乎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或外来和尚念经不服水土之嫌疑。
该书作者有别于此的是，首先立足于当代西方学者所选的权威性文论选本，既包括国内已翻译及产生影响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又涵盖尚未翻译的国外文献及研究成果原文，形成文献资料的丰富性、翔实性、典范性及原生性特征，使其更为吻合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实际情况和前沿发展。
该书以当代西方文论重要学术专著如《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21世纪理论文艺复兴中的文学批评》(V.B.Leitch，2010/2014)，《现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史》(M.A.R.Habib，2008)，《当今批判理论》(LoisTyson，2006)，《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导论》(G.Castle，2007)等作为重要研究依据，辅以更新频度快捷的网络维基百科英文词条等文献资料，精心选择有代表性的文论家和理论话语，设置论述的主轴和脉络。
尤其是诺顿书系在国外久负盛名，《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由享有“最重要的当代文学理论和理论史学家”之誉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杰出讲席教授雷奇主编，“被亚马逊网站誉为理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的‘黄金标准’，堪称美国乃至当今西方世界一部最全面、最权威、最有参考价值的文艺理论选集……采用‘曼陀罗’式的选文标准：融合其意义、影响、独特、深刻、中肯、可读、可教和共鸣等考量”。设置两种目录：编年史目录和选择性目录，历时性与共时性交互参照，“由此将原来串珠式的脉络变成马赛克式的题旨‘簇群’”。[1]5-6
《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夯实文献资料基础，参照和采借上述诸书的思路、构架及体例之所长，精选研究对象，从而体现了当代西方文论“马赛克式的题旨‘簇群’”特点，也更为深入切近当代西方文论的原生状态与本来面貌。如第三章围绕“西马转向”题旨，聚焦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框架，以“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观和异化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与知识分子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与三种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詹姆斯政治无意识与晚期资本主义批判”“齐泽克的当代‘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的各个“点”连成“线”与“面”构成的“横截线”形态，由此更好地阐明西马转向所体现的转换性、变革性、同构性与多元性等“簇群”特征。
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不仅表现为历时性的发展，而且表现为共时性的生成，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状系统与拼贴式马赛克的结构形态。因此，该书以“星丛”标示当代西方文论的特点，并且引证雷奇《21世纪理论文艺复兴中的文学批评》(2014)中一份颇具特色和价值的图表。[2]当代西方文论生成了星罗棋布的话语星丛，蕴含了丰富的元素和理论话语，他们构成了“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的基本格局。
该书指出：“在美国文艺理论界‘后理论’‘反理论’和‘理论文艺复兴’的论争中，雷奇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理论家，提出‘原子化、总体性、多元化’的原则，这个‘星丛’式的图示，为我们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本身及其范式转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10面对这种复杂形态，该书进一步采借当代西方哲学与美学领域德勒兹/加塔利的“横截线”(transversality，或译：横截性、横截面)概念，经伊格尔顿阐发的本雅明的“星丛”(Constella?tion，或译“星座化”)图式，进行中国学术立场的过滤、反思和改造，从而突破雷奇“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图表的静态描述，将当代西方文论的范式转向视为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多元结构和开放的动态过程。正如作者所言：“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及中国化研究需要星丛、横截线和‘原子化’(雷奇语)等概念的有机结合。”
易言之，宏观的“星丛”体现当代西方文论总体上的一与多、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联图式。这种星罗棋布的多元化“星丛”，意味着一个个不受权威意志主宰的内在性平台，类似于德勒兹/加塔利所强调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结合的“千高原”(千重台)，既把原子化的元素聚集于内在性的框架内，形成题旨或话语的簇群，同时又让他们异彩纷呈。[1]
12该书依托这个三维一体的问题框架进行西方文论形态与范式转向研究，形成时空交叉、纵横恣肆、点线面结合、历史与逻辑统一、论点聚焦与材料博证的研究方式特点，凸显了该书的学术视野与总体把握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从而较好地对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基本状态、总体特征和相互关系做出概括性的系统描述。
三、西方文论中国化之问题导向意识的研究特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也推动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学术思想、美学话语、理论方法、文学批评及学科建设前所未有地长足发展。因此，范式转向不仅是当代西方文论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论面临的问题。该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与努力。
首先，旗帜鲜明地表明西方文论研究的态度与意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既需要借鉴吸收世界文学与文论的优秀资源，开放引进且兼容并蓄地建设发展自身，又需要将中国文论研究融入全球视野及世界文学轨道，推动中国文论研究走向世界。该书以“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及其中国化”为题旨，既肯定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精魂凸显于思维范式转向、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倡导诗学正义等维度，又强调探索西方文论中国化，需要坚持中国立场、中国语境、中国视域，同时倡导跨语境视野，关注重点和热点，辨析对西方文论的拿来主义、洋为中用、现象还原、文化过滤问题，探索西方文论研究中的强制阐释、主观阐释、错位阐释、过度阐释与阐释不足问题，以促进当代世界文论的合理化交流与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
其次，重视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专题研究。该书设置第四编“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探索”，成为全书框架结构及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第十章“三重语境交叠：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当代审美意识形态论三种主要话语”为研究题旨，涵括“美国解构论语境中的保罗·德曼《审美意识形态》”“英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和“中国辩证论语境中的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的三种话语表达方式(其中保罗·德曼的《审美意识形态》尚无中译本，需要特别地细读与梳理)。
由此进一步指出语境交叠形成意义交叠及逸出效应所涉及的四个维度，揭示了“三重语境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构成一种理论建模，它既叠合又逸出，可以让我们借助不同的思想资源，从不同视野、不同维度抵近问题核心，从而拓展、深化学术空间，丰富我们的良知卓识。这种题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范式转向及其中国化问题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325。这一视角和路径，有效地提供了中国当代文论范式转向及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范式转换的比较、参考与借鉴。
再次，强调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东方研究意义。该书第十一章“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以“当代西方‘东方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为参照，讨论中国的东方研究及学科建设问题。其论述聚焦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模式、亨廷顿“文明论冲突”的后冷战图式、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研究”的全球“解辖域化”图式、穆尔“万花筒”的电子媒介时代图式等。
继而针对雷奇《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所选4位东方学者做出专题研究，包括阿多尼斯的阿拉伯诗学的“稳定与变化”论、柄谷行人的现代日本文学(史)的起源论、李泽厚的“原始积淀”说、纳拉辛哈亚的印度梵语诗学的现代化等文论，并且创造性地结合蔡宗齐比较诗学“三重视野”论，提出“审视中国东方研究的三重视野”，由此论证“东方主义范式的转换与当代中国东方学建构”的题旨，思考东方文论及中国文论建设发展问题。
最后，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融入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目标。该书最后一章以“思想张力：英美‘理论’之争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为题，在探讨西方“后理论”“反理论”“理论重估”以及“21世纪理论的文艺复兴”诸话语的基础上，指出西方理论的“全球旅行”持续引发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反思。该书认真分析目前中国学界的若干西方文论阐释模式或命题。
如曹顺庆“失语症”“比较文学变异论”“汉语经验”、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杨慧林“空间与张力”、张隆溪“引介而不盲从”、方维规“文学的位置与批评的空间”、张江针对“强制阐释”之弊提出的“本体阐释”和“公共阐释”、曾军“有效阐释”、高建平“中西文论古今错位”和“在交流对话中发展中国文论”等，倡导从跨文化语境进行合理化的交流会通研究，注重间性论的阐释互动，不断深化和拓展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旨在古今中外文论会通交融中推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发展，推动中国文论发展进入全球化与当代化的快车道。
该书以“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论析为核心，重视理论与文学的有机结合，继而深化拓展到“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域，最后以讨论“跨语境视野中的世界文论”发展趋向为指归，不仅提供了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话语及其对话关系，而且也体现了良好的自洽性、逻辑性、学理性和系统性。尽管当代西方文论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境，在梳理、归纳与评析中见仁见智，尤其是疏漏与缺失难以避免，但是该书从“范式转向”的维度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堪称一部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精品力作，具有特色鲜明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及文学研究意义。
论文范文阅读：美学论文美术学与美学关系
美术学与美学之间有什么关系，本篇美学论文认为二者互为独立也相互影响，随着现当代美术学与美学大量的理论学说的大量涌现，促使一些美术学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美术学与美学的关系，这是令人鼓舞的，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注重美术学的研究，来丰富加深美学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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