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晚年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思想，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事实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是拜物教理论笼罩下
[摘要]《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晚年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思想，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事实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是拜物教理论笼罩下的虚假自由，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个性来获得资本增殖;而且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找寻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依据和现实道路，揭示了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以及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可见，《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指导无产阶级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争取解放、夺取幸福的“科学真经”，是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关键词]资本论,幸福思想,必然王国,自由王国
马克思幸福思想的主旨是从不幸的非人化社会现实出发，对旧世界进行批判和改造，通过斗争摆脱现实生存困境，构建合乎人性的社会生活，实现全人类幸福。《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深化与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两条逻辑入手:一条是以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资本运动规律的显性逻辑;另一条是内蕴在资本运动这一显性逻辑之下的解放的逻辑，即共产主义道路的开显。在此基础上，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及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依据和现实道路，其中蕴含着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幸福思想。
一、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批判性
反思是实现幸福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出发点，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物与物的关系下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由于劳动产品转换为商品，交换价值随之出现并逐渐模糊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而成了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劳动产品天然所具有的物的性质，劳动产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社会关系”。
[1](P89-90)马克思把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颠倒称之为“商品拜物教”。商品交换能否顺利实现，私人劳动能否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直接支配和决定了生产者的命运，本来由生产者的双手生产出来的东西，倒成了统治着生产者的异己力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要想满足自身需求，获得尊严，不得不以使用价值为载体和实现条件，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成为了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成为了现实生活的“合理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商品交换的价值形式最终发展为货币。货币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逐渐分离出来的用于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出现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进一步被物的外衣所掩盖，形成了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较高级形式，“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1](P113)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本质，本来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却被看作是货币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商品的神秘性进而发展成了货币的神秘性。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的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货币形式所掩盖。
货币只有转化为资本，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当商品、货币作为资本加以利用时，资本拜物教就形成了，这是拜物教的最普遍形式。它把价值增殖看成资本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它以更高级、更隐蔽的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增殖的规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规律，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
[2](P922)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是最高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存在物，自在自为地运动着”。[3](P16)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不仅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取代上帝成为最具有普遍性、最高形式的“物神”。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研究，一方面反映了人在商品、货币，尤其是资本的统治下逐渐被物化，并为抽象的观念所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另一方面反映了人对“物神”的顶礼膜拜、盲目追求，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平等、非对称的关系当中，始终处于不幸境遇当中。按照社会正常的发展过程来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越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越高。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却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促进而是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私人占有成为一切罪恶的根源，促使社会关系不断走向颠倒，使资本支配劳动，“死劳动”统治“活劳动”。
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在享受着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同时又剥削、统治着劳动者，现代社会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变成了剥削和统治劳动者的工具、束缚人自由发展的沉重枷锁，使工人始终处于非人化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日益增长只会使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越来越大，在资本的长期统治下雇佣劳动者饱受贫困和不幸的折磨。物质生产的颠倒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商品交换的颠倒，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的幸福。
因此，资本家关心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才会进入资本家的视野。正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货币表现出来并进行衡量，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
正是社会生活中的颠倒带来了拜物教理论等观念的颠倒，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断然否定这些颠倒性的现实存在，反而把它们当作社会发展的“合理前提”、“先验存在的东西”。因而，只有深入剖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揭穿资产阶级运用物支配人的阴谋，从而消除现代社会人的形式自由与虚假自由，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否定之否定”，使人摆脱物的统治，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现实幸福。
二、消除私有制基础上的形式自由与虚假自由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野中，抽象观念的统治是以私有制为根基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会加强、扶植和灌输这些观念的永恒真理性。而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则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口中所谓的形式自由与虚假自由，戳穿了这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4]
(P940)在物的依赖性社会，形式自由和虚假自由根源于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雇佣劳动和资本出现的历史前提之一是自由劳动及其同货币相交换，劳动被当作为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而被货币所消耗，从而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脱离，成为自由劳动者，并能够在流通市场上和货币相交换。
资本家正是将等价交换原则运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通过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财富的。从形式上看，劳动力买卖是自愿的、平等的，劳动力所有者与货币所有者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换、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5](P195)在资本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只是商品交换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仍然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只不过双方的身份不同罢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在内容上则是资本家凭借其经济权力关系通过不等价交换占有劳动者的活劳动为其服务。资本家为了进一步掩盖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将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转化为工资的形式，在表象上就反映为工资是工人的劳动报酬而不是劳动力的卖价，同时掩盖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区别，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得到了报酬，这是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真实关系的扭曲。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雇佣劳动者的形式自由不仅存在于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亦是如此。
资本家在隐蔽的生产场所，作为人格化的资本露出了一贯的丑恶嘴脸，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5](P205)当工人获得劳动报酬进入消费领域，他们似乎成为了上帝，但这时资本家的讨好与献媚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的提升，而只是一种刺激工人产生消费欲望、哄骗工人钱财的手段。
工人新产生的欲望并不是工人自由个性的体现，相反却彻底地沦为消费机器，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才暴露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即资本增殖。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是自由和个性的，雇佣劳动者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毫无自由和幸福可言。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只能是形式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是贫困与不幸，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则是剩余价值的增殖。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虽拥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支配权，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特权，但其活动完全为资本逻辑所支配，具有对资本无限崇拜和追求的特性。资本增殖和享乐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其自由实质上是物化的、虚假的自由，其幸福从根本上来说是物化幸福、虚假幸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6]
(P49)而这一权力的具体体现，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权是在扬弃小私有制的财产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将“多数人的小财产”变为“少数人的大财产”。但是，这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不再直接表现为劳动者的财产。资本家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并把从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自己的钱袋，这一切活动都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所完成的。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所有权只是资本家自己的，对于雇佣工人来说则是一无所有。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它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自由只不过是财产或资本的特权，无论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都为资本所支配、受其统治。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唯一幸福和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
资本家在进行资本增殖、积累的过程中，不仅扩大了自身的统治能力、加深了工人的贫困与不幸，更扩大了资本对全人类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支配权和统治权。正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资产阶级本能所具有的无比贪婪性使其对无产阶级的镇压与剥削已经达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唯一能够使自身获得解放的路径就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形式自由、虚假自由，重建个人所有制，真正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
三、变革作为权力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实现幸福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不仅在于从事实维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人的存在方式进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从价值维度出发，通过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唤醒无产阶级意识，使其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及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继而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共同关注点。马克思超越以往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他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强调，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作为社会力量而存在，它从一开始就彰显了自己的本性:疯狂地掠夺生产资料，抢占世界市场，成为统摄世界的主宰力量。资本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最高权力者，而且以强制方式将资本逻辑扩张到全球。“但这一最高权力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和借助于传统的武力———军事力量，甚至也不是制度———政治力量，而是资本———经济力量……是内在的经济强权。”[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和分析了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通过“盗窃”“洗钱”和“分赃”的方式来使自己发家致富的，从根本上体现了资本家通过“资本”建立与雇佣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也同样依靠于资本这一政治形式。
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是实现全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唯一现实路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就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压迫，从而使资本运动和全部“脏东西”消失殆尽。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是对前资本主义时代小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固有矛盾，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享有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重新统一，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为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要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扬弃资本主义所有制，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企业，同合作工厂一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把资本变成公共的、社会共有的财产，消除生产资料的阶级性质，真正实现了社会联合体中的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有。
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实幸福，从而消除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人们的个人劳动直接等同于社会劳动，人们真正能够对自己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进行一系列的计划和调节”。[8](P200)
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现实幸福奠定物质基础。这种彻底新的生产方式消灭和超越了阶级、分工以及人类所了解的意义上的“劳动”自身，使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在更高的形式上重新结合在一起，每个个人在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他们运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这时人们的劳动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既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进行生产，也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生产，同时这些充足的物质财富也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障。这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现了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所创造的剩余时间，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充分体现，从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四、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是实现幸福的终极目标无产阶级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所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使人真正地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控制，实现了劳动者与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结合。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必然会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发生一系列变革，从而实现人类的现实幸福。
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人在现代性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陷入物化的命运，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由于价值对立所导致的在物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和对抗;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和物化关系;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马克思正是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批判对象，力求提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可行性方案，从而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基本原则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内蕴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他的思想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不是批判旧世界，而是发现新世界，从而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幸福。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由对立分离到融为一体。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取缔了人与自然以前亲近的关系，代之以简单的、机械的操作流程。人类凭借技术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在自然面前以主人自居，自然界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人的对象”，服从于人的需要，服务于资本运动的逻辑。正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人与自然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由于人对自然的过度掠夺，造成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等诸多问题。
如:对森林的破坏，资本主义文明和生产对森林的破坏远超过它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对土地肥力的掠夺，资本主义社会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任何成就，不仅阻碍了劳动者技艺的进步，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土地肥力，等等。马克思正是发现了隐藏在问题背后的资本逻辑，其根源在于资本对人的支配。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无节制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了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占有和掠夺，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实用化。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最终将会使人类遭遇不幸。
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构建过程中冲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分离的主仆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上是融为一体的。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具有同一性。在人通过劳动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要用“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行为，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代替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自发进行。这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真正地融为一体。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P928-929)
第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由外在于人到服务于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渗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所有社会关系全面物化，处于相互对抗的状态之下，这种物化关系独立于人之外，又统治着、支配着人。在这一阶段，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成为统治社会关系的中心，资本家自然成为统治社会关系的主宰。
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是靠牺牲另一部分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发展来实现的，“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9](P196)每个人的发展都是他人发展的障碍，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自由发展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桎梏，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而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劳动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财富增长的一般条件，少数资本家的非劳动也不再是人类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工人自己占有自身的剩余劳动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这样一来，自由支配时间就不再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对立存在物了，从而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完全消除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消除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建立在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基础之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与此同时，社会成为真正的共同体，“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9](P197)从而使社会真正的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的现实幸福保驾护航。
第三，在人与类本质的关系方面，由相互脱离到完全占有。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人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始终摆脱不了物的支配和统治。对于雇佣工人来说，活劳动被对象化的劳动所占有，劳动者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部件，是整个机器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沦为资本家用于资本增殖的工具。
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4](P103)劳动者自出现以来，尤其在现代社会一直是受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主体，其劳动是被迫的、强制的、外在于人的，工人与自身的劳动类本质处于相互脱离的状态。对于资本家来说，似乎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把人的本质力量发挥到了最大化。
但实质上，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其所拥有的权力则是资本的至高无上地位所赋予的，其所发挥到极致的剥削手段自然是资本的本性。无一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是资本家亦处于非人状态，其活动仍是不自由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资本具有自由和个性，人则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中，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消除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别，一切劳动都将成为必要劳动，社会的个人需要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生活条件的丰富，工人的生活需要也会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是为社会发展积累基金，从而将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列入必要劳动。这时的工人劳动不再像之前一样被包含在生产过程中，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监督和调节生产过程，从而使人成为一种能够占有“自由时间”的自己支配自己的主体，并作为这种主体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实现了自身能力的自由充分发挥。
同时，资本家也不再是资本的工具，完全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消除了资本逻辑统治下所产生的无比贪婪性和逐利特性。他们同雇佣工人一样成为自由劳动者，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消除了之前的自由竞争特性，而是将劳动产品作为总的社会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从而摆脱了之前生产的无计划性和盲目性。所有人真正成为了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能够真正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追求的是自身及其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为资本的统治力量所支配，真正成为了自由幸福的个体。
历史的脚步从未驻足，资本主义虽见证了世界历史的起点，却无法屹立于世界历史的终点。[1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虚假自由的批判，找到了隐藏其背后的罪恶根源———资本逻辑，借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使其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变革生产关系，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幸福发展。因此，《资本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人类自由解放的人文关怀，是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方向论文范文：从主体性向度重读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以来，人的存在意义和精神境界问题日趋显现，因而，重读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成为必要。依据人的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选择主体性向度从三方面展开解读：一是人的存在价值的自我确证;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享受;三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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