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文学中“鲁迅影响”的演变轨迹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阅读233次时间：2019-12-24 15:58

本文摘要：摘要:新中国70年文学中的鲁迅影响，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轨迹:毛泽东时代，战斗者鲁迅彰显，最大程度地影响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新时期阶段(1980年代)，启蒙者鲁迅大放异彩，被该时期的作家所青睐并引为创作资源;后新时期阶段(1990年代之后)，作家对鲁迅的接受

　　摘要:新中国70年文学中的“鲁迅影响”，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轨迹:毛泽东时代，“战斗者鲁迅”彰显，最大程度地影响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新时期阶段(1980年代)，“启蒙者鲁迅”大放异彩，被该时期的作家所青睐并引为创作资源;后新时期阶段(1990年代之后)，作家对鲁迅的接受则由点及面，各取所需，呈现出相对多元化的众声喧哗状态。

　　关键词:鲁迅,当代文学,新中国70年

鲁迅研究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就是鲁迅。鲁迅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品格如一盏高悬的明灯，指引着当代作家前行的道路;鲁迅天才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和经验如营养丰富的乳汁，滋养着当代作家的成长。虽然当代作家也出现过若干对鲁迅不以为然的“反鲁”人士，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作家尊敬、爱戴鲁迅，并承认受到鲁迅不同程度的影响。1984年出版的《当代作家谈鲁迅》一书收录了近30位当代作家深情回顾阅读鲁迅作品的体验和经历。

　　由于当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差异性，鲁迅对新中国70年文学的影响面貌自然也有所不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演变轨迹。大致而言，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战斗者鲁迅”独领风骚，对该时期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新时期阶段(1980年代)，“启蒙者鲁迅”大放异彩，被该时期的作家所青睐并引为创作资源;后新时期阶段(1990年代之后)，①作家对鲁迅的接受则由点及面，不再集中于某一重点，而是各取所需，从多个方面拿来鲁迅的“文学资源”，呈现出相对多元化的众声喧哗状态。

　　一、毛泽东时代:“战斗者鲁迅”独领风骚

　　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创作有两个主导性的方向，即“赵树理方向”和“鲁迅方向”。“赵树理方向”在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首次被提出，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符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大众化的方向，成为解放区乃至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艺方向。另外一个就是“鲁迅方向”。“鲁迅方向”的形成一方面固然与鲁迅创作的典范性与巨大成就有关，但其形成在客观上依然借助于毛泽东的政治权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由于毛泽东的这一评价，鲁迅的崇高地位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后来经过周扬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如王瑶、刘绶松、丁易、张毕来等文学史家的助推，鲁迅完成经典化建构并被推向“神坛”。鲁迅的言论被视为不容置疑、不可挑战的真理，其地位仅仅次于毛泽东语录。作家方方的鲁迅阅读史很能代表该时代读者接受鲁迅的真实现状:“(我)最早读到鲁迅的文字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哥哥拿回一本白封面的、有如毛泽东语录大小的册子。上面有一个鲁迅的木刻头像，下面写着‘鲁迅语录’”[2]3。

　　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中外名著的阅读受到限制，不能自由阅读，而鲁迅的作品却像毛泽东著作一样，成为少数可以自由阅读、具有“红宝书”性质的书籍。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鲁迅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鲁迅的那段话，主要是从“战斗性”的政治维度来确立鲁迅的价值，这一评价视角也影响了毛泽东时代作家对鲁迅的接受侧重点，即选择“战斗者鲁迅”的内涵。《当代作家谈鲁迅》一书中有多位成名于毛泽东时代的作家，马烽在谈到20世纪50年代阅读鲁迅的体验时说:“杂文读得更多一些，有的辛辣，有的幽默，但都充满了战斗的气息，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

　　……(我们要)学习鲁迅先生那种爱憎分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坚定立场;学习他敢于冲破旧世界，敢于向黑暗势力进攻的英勇气魄……”[2]6-7王汶石说:“而鲁迅先生有关文学为革命所利用、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论述，则一直是我所遵循的信条。他说:‘文学是战斗的!’他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2]10母国政则认为他们那一代人有两根精神支柱，一根是《毛泽东选集》，“另一根精神支柱，是鲁迅先生给予我的……从鲁迅先生那种昂扬不息的战斗精神中我又获得莫大的鼓舞。”[2]

　　40-41作家谢璞回忆:“老作家周立波、蒋牧良等同志在50年代及60年代，对我的教导中，是经常谈到鲁迅先生的人品和文品的。”[2]190一些老作家，如赵树理、孙犁，也谈到鲁迅对他们的影响，“据张启仁回忆，赵树理那时最喜爱的现代作家是鲁迅，最爱读的小说是鲁迅的《呐喊》。”[3]20孙犁认为鲁迅先生的思想和作品，“给反映农村的文学建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4]。

　　毛泽东时代诞生的那些红色文学经典，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三里湾》等，无论是写革命题材还是写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洋溢着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昂扬的斗志。毛泽东时代还产生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这些抒情诗歌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历史，歌颂工农兵生活，歌颂伟大领袖，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和斗争精神。郭沫若还写了诗歌《鲁迅先生笑了》。

　　很难说这些作品的创作一定都受到“战斗者鲁迅”的直接影响，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当“鲁迅精神”和“鲁迅方向”作为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创作传统和法则来引导规约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这些作品必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印记。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作家对鲁迅的接受其实是偏离真实的鲁迅传统的。当他们热烈虔诚地推崇“战斗者鲁迅”时，也就造成对鲁迅传统其他层面内涵的遮蔽。

　　事实上，鲁迅传统的精髓与其说体现在其“战斗性”，毋宁说更多地表现在其“批判性”“个人性”“先锋性”“人道主义”“底层关怀”等其他复杂内涵。鲁迅传统的“批判性”倒是在1956年至1957年的杂文里有过昙花一现的存在，此间，《人民日报》率先推出杂文专栏，其他地方报刊纷纷效仿。作家们继承鲁迅杂文批判性传统进行创作，一些作家如夏衍、叶圣陶、萧乾、徐懋庸、巴人、黄秋耘、严秀等都发表过一些犀利泼辣的批判性杂文，产生一定反响。但是，这种良好局面只出现在1956年至1957年那段短暂的时间，此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得到落实，作家们拥有相对的创作自由。例如，著名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便产生于该时期，是真正的鲁迅式杂文，但很快就被批判。

　　二、新时期:“启蒙者鲁迅”大放异彩

　　1980年代与“五四”时代具有高度的同质同构性，启蒙主义是“五四”的典型特征，而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浪潮，则被学界称为“新启蒙主义”。“新启蒙主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以“新民”为核心的近代启蒙运动，特别是对以“科学”“民主”与“人道主义”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历史呼应。在“回归五四”的口号下，“新启蒙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姗姗上场，它是新时期现代化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首先展开了对“文革”等极“左”时代的批判与清算，表达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时代主题;它将“文革”等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义为蒙昧时期，将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标举为光明的道路;它认为主宰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仍然是思想专制和蒙昧主义，主要矛盾仍然是民主和专制、科学与愚昧的冲突;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仍然是启蒙，只不过内容和形式具有当代性特色，所以冠之为“新启蒙主义”;通过“新启蒙”，破除民众的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念，宣传科学民主等现代性价值观念。因为“新启蒙主义”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合谋性与一致性，遂迅速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主导性的时代思想潮流。

　　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启蒙者鲁迅契合了时代的要求，大放异彩，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1980年代作家主要从启蒙主义的维度在鲁迅那里寻找资源，或者说，“启蒙者鲁迅”最大程度地影响了1980年代作家的创作。1980年代作家首先继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正如冯骥才所说:“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深刻的意义。”[5]

　　乡土作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分别塑造出“阿Q”的精神“后裔”李顺大和陈奂生形象，“含泪”地批判了他们身上背负的诸如逆来顺受的奴性、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等之类的“因袭的重担”。何士光的《乡场上》则运用鲁迅式的白描手法，塑造了一个挺直了腰杆、精神解放了的“阿Q”———冯么爸形象。冯么爸因为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如同李顺大那样对来自基层政权的压制逆来顺受，也如同阿Q那样卑微而屈辱地生活着。

　　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同赐予“软骨头”冯么爸的精神“钙片”，令冯么爸的面貌发生变化，他终于挺直腰杆，勇敢地站起来，大胆地抨击权势，追求正义。在以卢新华《伤痕》、刘心武《班主任》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中，作家们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伤害的孩子们”的悲壮呐喊，仿佛与世纪初鲁迅喊出的“救救孩子”的洪钟大吕之声遥相呼应。如果说鲁迅的启蒙主义针对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礼教文化，那么“伤痕文学”控诉的则是“文革”等极“左”政治，并重新树起“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来批判和改造被极“左”政治异化的人性。

　　三、后新时期:“多面鲁迅”的众声喧哗

　　如果说1980年代鲁迅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蒙者鲁迅”，那么，相对而言，1990年代之后，鲁迅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体现在多个侧面，“启蒙者鲁迅”不再一枝独秀，鲁迅变换着多幅“面孔”，表现出多元化的接受特征，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这种接受的差异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迥异的时代特征相关。1980年代是具有“共名”性质的、一元化启蒙主义时代，而1990年代后则是具有“无名”性质的价值多元化时代。

　　结语

　　以上对鲁迅在新中国70年来当代文学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作了概括性的梳理分析，因为论题宏大，难免挂一漏万，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当以俟来者。鲁迅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这只是大致相对而言。例如，毛泽东时代，“战斗者鲁迅”对该时期的作家影响最大，并不意味着鲁迅的其他方面对作家没有影响。上文提及“战斗者鲁迅”对马烽的影响很大，但鲁迅小说的写作技巧同时也启发了马烽。

　　马烽曾说:“我特别留意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这里面没有‘传记’式的性格介绍，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形象的比喻，以及一些最典型的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在我后来的创作中，也尽量向这方面努力学习，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2]6新时期作家难以摆脱鲁迅式的启蒙主义情结，但是刘绍棠独独对鲁迅小说的技巧尤为叹服，他说:“一九八零年底，我对我一九八零年的作品进行反思和总结，也对我的一九八一年的创作提出几条要求，其中之一是‘少(人物少)、小(事件小)、短(篇幅短)’;这不仅是我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也是我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得来的教益。”[2]102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鲁迅研究月刊由鲁迅博物馆主办，海内外发行，是中国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专业学术性刊物。发表有关鲁迅研究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和论文，报道中外鲁迅研究成果及动态，开展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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