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藏学译著及其利用情况研究

　　[摘要]藏学出版物对于了解、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法国藏学译著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些译著史料扎实、记述生动，填补了藏学资料的匮乏，推动了国内藏学研究的发展，其出版状况、学术定位、利用情况、深度开发价值等问题值得挖掘和反思，进而促进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有机互动‍‌‍‍‌‍‌‍‍‍‌‍‍‌‍‍‍‌‍‍‌‍‍‍‌‍‍‍‍‌‍‌‍‌‍‌‍‍‌‍‍‍‍‍‍‍‍‍‌‍‍‌‍‍‌‍‌‍‌‍。

　　[关键词]藏学,译著,法国,出版

　　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探险者、云游者、士兵、梦想家、地理学家、勘探者和艺术家以不同的视野对西藏宗教地理、社会风情、历史人文等方面进行的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材料，藏学也成为与敦煌学“双峰并峙”的国际显学[1]。

　　改革开放后，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藏学著作，西方学者掌握的藏学史料、研究方法及由此形成的“西藏观”逐渐传入国内。相较于美国、英国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政治属性的藏学研究，法国藏学研究更注重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藏传佛教影响的实地考证、西藏地区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梳理等，一直在国际藏学研究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近年来西藏旅游、文化热的升温，法国藏学研究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领域中备受关注,同时也带动了法国译著的开发与利用。

　　目前，中国藏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都出版过法国藏学译著，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汉藏走廊古部族》，伯希和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西域探险记》，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布尔努瓦的《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等译著多次再版。对法国藏学译著的回顾与总结，不但有益于译著的进一步学术利用与价值开发，还能为当下的译著出版提供新思路，推动学术研究与出版事业的积极互动。

　　一、法国藏学译著的出版史定位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重要构成的藏文化，因其自然和地理环境、宗教和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被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赋予了某种“异己性”。也正是在这种“异己性”的“召唤”下，法国从初期的探险家、传教士到后来的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他们对藏族社会的历史变迁、民族风俗、宗教仪轨等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加之社会动荡、交通不便、语言障碍等原因，早期国人对西藏及四省藏区的历史社会书写相当缺乏。这些因素更加突显了法国藏学译著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是“为什么要利用”的答案所在。

　　(一)法国藏学研究的学术背景

　　19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各国的一些“考察团”纷纷涌入中国西北地区，连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非法发掘、收购、盗窃了大量文物。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等团体的派遣，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经中亚进入中国，负责收集地理、天文和自然史方面的图片和档案工作。他们在乌鲁木齐见到了从敦煌千佛洞流散出来的部分遗书，认为有重大价值，于1908年2月到达敦煌。经过交涉后，伯希和被允许进入藏经洞。

　　法国藏学译著及其利用情况研究他用3个星期的时间将洞中1.5万至2万卷的汉文、藏文、回鹘文和梵文等写本全部浏览一遍，并将这些写本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仅用500两白银买下，又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并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伯希和从敦煌运走的遗书共约6600卷，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非藏文卷子3800卷，包括许多孤本，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2]。这些敦煌文献涉及敦煌学、藏学、突厥学、蒙元史等领域，对欧洲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藏学研究领域，法国藏学家阿丽雅娜·麦克唐纳将敦煌文献分为美术、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科学技术和社会等几类，并列出有关文献的编号。玛塞尔·拉露用毕生大部分精力对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进行整理编目，其藏学研究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古典藏语初阶》《论佛教巫术》《论藏文再后加字》《吐蕃文书中的罗摩衍那故事》《敦煌文书》等[3]。汉学大师保罗·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主要材料，参考了敦煌藏文文献，还原了792—794年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关于禅宗理论的一场论战。围绕伯希和运到法国的这些敦煌古文献的研究，造就了法国数代具有鲜明特色的藏学家。

　　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是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西方女性研究者。由于英国人的驱逐，她最初旅居在印度大吉岭、青海塔尔寺，终于在1924年第五次赴藏时成功进入拉萨。《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以她的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介绍了从云南经康区入藏的历程，是当时极为少有的研究，她一生有20多年都是在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度过的，其著述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对法国藏学界影响深远。她的住所在她逝世后被改造成法国“西藏文化研究中心”，布尔努瓦曾说：“法国的几代藏学家和佛教学家都是在大卫·妮尔的事迹著作的影响下才对这两个学科产生了兴趣并刻苦钻研，最后成为一名作出成就的学者。”[4]

　　(二)法国藏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作者群

　　早期法国人进入西藏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带有殖民扩张的不平等性，但这些打着“考察团”“远征团”入藏的人物并不都是武夫，他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有在西藏及周边地区生活的经历，熟悉藏地文化。他们的藏学译著常常是对沿途风俗民情、宗教礼仪的记述，著作也为他们奠定了在学界的崇高地位。

　　伯希和师从法国汉学权威沙畹，早年的伯希和表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精通中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十多种文字，并有被派往北京法国使领馆收集资料的经历[5]。伯希和并非第一个前往敦煌藏经洞的西方人，英国人斯坦因在他之前已经对敦煌遗书洗劫过一次，但伯希和的汉学知识渊博，窃取的敦煌遗书在数量上虽没有斯坦因多，却是敦煌遗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回到法国后，伯希和加紧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在中国语言学、文学、艺术、考古学等方面建树斐然，于1921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密切，胡适、陈寅恪等人深受其影响，留下了“江洋大盗”和“文化巨匠”的双重名声。

　　大卫·妮尔早年在伦敦求学时结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夫人，对中国和印度的政治、宗教、人文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在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选修东方文明课程，为远赴东方做理论准备。从西藏回到巴黎后，大卫·妮尔发奋写作，发表了数十部游记、小说和报道，被誉为“尊敬的女喇嘛”，经常受邀到高等院校和上层社会做演讲。

　　后期法国的藏学研究以现代学科为背景，主要作者群是科班出生的知识分子。石泰安毕业于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大学，师从汉学大师葛兰言，先后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和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法兰西学院任教。戴密微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掌握了德、法、英等欧洲主要语言和汉语，曾在厦门大学、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史、佛教理论等。布尔努瓦是法国历史学家，拉露、麦克唐纳等人在藏学、佛学和语言学等领域名声显赫。主要作者群的高学历和研究经历确保了法国藏学译著的学术价值。

　　(三)法国藏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的研究价值

　　法国藏学研究一大鲜明特征是以敦煌写本为研究对象。藏族自7世纪中期出现了后世所一直使用的藏文文字，9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前半期吐蕃政权处于混乱的时代，很多事实按照佛教的观点被篡改，造成了后人研究古代西藏和吐蕃时代难以逾越的障碍。敦煌古藏文文献产生于7世纪至9世纪吐蕃势力退出敦煌为止，这批文书是有关西藏最早的文字记录，记载了西藏有文字后的早期历史，且直到被发现时没有公诸于世。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对象的研究，不仅能够全面了解西藏历史、藏族文化、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还对于开拓藏学研究的新领域、重构藏族的历史以及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有着重大意义。

　　国内的藏学研究起步较晚：一是学界对史料的运用和实地调查多受语言制约，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除了官方存有的资料外，近代国人在藏活动的资料较为匮乏;二是藏地受藏传佛教影响，近代不少人对藏地的认识仅停留在地理概念，缺少宗教、民俗、社会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或是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三是受近代以来的战争和政局环境影响，国内藏学研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学术条件有限，一些资料达不到学术研究的要求，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善。鉴于此，伯希和、大卫·妮尔等人的藏地纪行记载详实，是考察近代藏地社会风情、历史人文的重要史料。

　　二、法国藏学译著的国内研究利用情况

　　自法国藏学译著被引入国内后，陆续被各领域的学者加以研究和利用。无论是官方记载的史料范本，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游记记述，都成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之一‍‌‍‍‌‍‌‍‍‍‌‍‍‌‍‍‍‌‍‍‌‍‍‍‌‍‍‍‍‌‍‌‍‌‍‌‍‍‌‍‍‍‍‍‍‍‍‍‌‍‍‌‍‍‌‍‌‍‌‍。在中国知网“被引文献”中搜索法国藏学译著书名，可以大致梳理出法国藏学译著被引用的频次和主要内容等。从而回答“如何被利用”的问题，增加对法国藏学译著的学术价值认识。

　　(一)西藏与中央、周边地区的关系

　　史料是对一定时空环境下的人类社会的记载，而“环境”之所以成为史料的关键变量，在于不同时期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差异。对法国藏学译著的利用离不开对西藏与中央、周边地区关系的考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形成、“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命题提供了丰富的论据。

　　学者霍巍在对《吐蕃僧诤记》的史料利用中认为，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出于统治策略等原因，采取尊重和利用的姿态对待中原先进的汉文化，并且学习和模仿唐代制度，“当时出使唐王朝的吐蕃使节当中，有不少人在唐学习过汉文典籍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6]。张继文认为，《吐蕃僧诤记》是两种思想文化体系对佛法的不同阐释，这种阐释不仅将禅宗“看心”“不思不观”“除妄念”等思想传入了吐蕃，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弘期藏传佛教各主要教派的佛性论认识和修行方式[7]。周拉认为，“顿渐之诤”是汉藏佛教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吐蕃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集中表现。古今比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汉藏佛教交流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有利于加强中国佛教内部的凝聚力，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8]。

　　根据麦克唐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的分析，杨思奇指出,唐、蕃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为各自的利益积极对外扩张，吐蕃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因而进一步加强。出于当时唐朝的显赫“声望”，吐蕃多次遣使赴唐既是“慕中原大国之名”而来，又可能是想要探明唐朝的军事意图，为接下来的战略扩张做准备[9]。韩博文认为，历史上吐蕃的扩张对甘肃社会历史影响很深，如甘肃境内至今大量存在的藏文地名，一些方言直接引用了藏语词汇，藏族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藏文化在甘肃社会历史中留下了丰富印迹[10]。李志英则辨析了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族》中将白利土司与霍尔白利土司混为一谈的情况：前者兴起于明末清初，中心区域并非为先前认定的甘孜地区，而是今昌都芒康地区，被固始汗剿灭;后者兴起于雍正年间，并在各种游记和调查材料中频繁出现[11]。对土司的起源、中心区域和扩张范围进行梳理有利于加深对这些区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演变的理解。

　　赵艾东认为，《鞑靼西藏旅行记》首次以西方人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清王朝对康藏地区的管辖，从古伯察沿途主要接触的汉族官员和地方藏族头人中，可以看出汉藏关系的友善，沿途所见的汉藏聚居的生活情景和汉官兼领队李国安在途中去世时的丧葬礼仪，都体现出汉藏文化的融合[12]。这对于更清晰地了解康藏地区与外部世界接触、互动的历史脉络，挖掘和还原出康藏史上丰富历史细节具有重要意义。李菲对《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中“清中央王朝下令西藏地方政府组建宝藏局，开设造币厂，铸造宝藏银币”的史料分析认为，清朝政府致力于整合西藏与内地币制，是抵御列强入侵和巩固国家政治经济统治的重要手段，“‘宝藏银币’的问世也因而成为近现代史上西藏与中央王朝货币一体化、迈向经济统一的重要里程碑。”[13]

　　(二)藏族社会的文化与文明

　　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轨迹，藏民族在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对藏族社会文化与文明资料的挖掘、利用，有利于藏族身份认同与文化保护，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进一步丰富。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中详细记录了西藏古代的宗教文明及其发展。朱悦梅认为，佛教进入吐蕃之前的宗教为“祖”或“祖拉”，是松赞干布施政智慧的手段，而不是天命，对于研究吐蕃早期政治和社会管理制度意义重大[14]。孙林认为，敦煌吐蕃文献中属于苯教的卷子保留了不少古代神灵的名字，虽然有些神灵有的已经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有的神灵一直在民间信仰中延续其形象并为人所信仰，因而以这些文献和田野中的神灵为线索，可以发掘西藏古代宗教与今天系统化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而加深对西藏宗教的认识[15]。

　　王小甫在分析吐蕃崛兴时认为，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经历了三十二代赞普，却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权，而松赞干布继承了从其父祖开始的统一事业，建立强大的集权统治后进行文化整合，又适逢波斯宗教传入且与本地信仰结合形成系统化的苯教，为吐蕃政权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族群认同[16]。

　　石泰安对“仲德苯”作为藏族王政治理方式进行过论述，才贝在“望果节”仪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仲德苯”的王政治理方式依然鲜活于民间，其象征意义充满了隐喻，对打破佛苯二元的民间宗教仪式研究框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17]。林冠群引用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青藏高原上的排他性”观点认为，青藏高原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容易形成强烈的地方色彩和自我中心主义，加上部落实施血亲复仇制，导致地域和部落之间战乱不止。直至吐蕃社会发展出一种“命价赔偿制”后，杀人者按被杀者之身价多寡照价赔偿，双方得以解决纷争不再复仇，才为生产力水平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8]。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文明的突出标志，各类《格萨尔》著作是学者挖掘和利用的重要文献。徐斌依托《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关于说唱史诗的功能记载，认为“史诗产生的时代、史诗的内容构成、史诗的功能决定了史诗的巫文化特征，而史诗流传带的宗教文化背景则决定了史诗的巫文化特征在史诗传承中得以保持。”[19]

　　李欣华则将目光投向了藏民族服饰艺术，从《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服饰到农牧民的世俗服饰，藏族服饰在形制和质地上均带有显著的宗教色彩，而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的影响也在服饰中保留了下来，共同构成了藏族服饰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点[20]。藏族学者切吉卓玛则在对罗伯尔·萨耶《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一书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在宗教观念和仪轨的渗透下，性行为的特征被认为是神圣的，具有多方面共鸣的象征意义，“一夫多妻”的形式成就大乐，是一种符合慈悲的行为，因而被广大信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效仿[21]。

　　(三)西藏经济社会面貌

　　西藏和平解放前，因战乱、交通不便、文化差异等原因，鲜有内地人前往西藏生活和工作,在民族交界区域的人们也将当地的生活状况视为一种“自然”，缺乏观察、记录的意识，这导致了人们对和平解放前西藏的经济社会状况掌握相对模糊。法国藏学译著为填补这类资料缺失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是揭露和批判十四世达赖关于旧西藏种种美好言论的重要论据。

　　《鞑靼西藏旅行记》是较早展示西藏社会面貌的著作。赵艾东认为古伯察一行的所见所闻涉及行政区划及隶属关系、地貌、重镇、宗教、民风民俗、交通路线以及汉藏关系等方面，为后来进入该区域的西方人提供了指南，也为近代西藏社会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和丰富史料[12]。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到，对以古伯察为代表传教士带来西方的物器和现代产品，有的还创办学校、诊所、引进物种和修建桥梁，把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引入西藏，客观上促进了西藏社会在文教医疗等领域的现代化[22]。郝时远认为，古伯察笔下的达赖喇嘛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权力的行使完全取决于他一时的兴致和乐意”，而藏传佛教文化也是对民众的精神控制[23]。十四世达赖把旧西藏描绘成“祥和”“自由”“民主”和“幸福”的人间圣地，诋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古伯察的记述无疑是对这些观点的有力反驳。

　　《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1927年首次出版时就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轰动，是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前社会面貌最为详实的西方藏学著作之一。周晶认为，英国殖民者用武力打开西藏的大门后，大量的西方商品涌入，为西藏上层僧俗带来了西方生活方式，推动了商业繁荣。同时，西藏的原料和土特产品也以极低的价格出口，落后的政治制度加剧了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普通农牧民的生活依然贫苦[24]。周晶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乞丐是大卫·妮尔在拉萨期间看到的社会底层群体，西藏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藏传佛教信仰催生了乞丐，而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又维系了这一群体的生存[25]。王川认为，“政教合一”制度抑制了当时日新月异的世俗生活进入拉萨，西藏保守势力对社会改革表现出抵制情绪，如英国人开设的学校很快被关闭，现代化新事物始终未能在西藏扎下根基[26]。邹敏认为，民国时期的拉萨呈现出以传统的藏式生活方式为主导的多种生活方式的交融[27]。

　　《西藏的文明》《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等著作也是认识西藏经济社会面貌的窗口。林冠群认为，早在吐蕃时期西藏就形成了农牧兼营的经济形态，但由于天然草场产草量低，畜牧的载畜量有限，农业是比牧业更为重要的吐蕃经济资源，依附于农地的农民也自然成为吐蕃社会最重要的劳动力[28]。陈小强认为，由于气候条件限制了粮食的生产，西藏需要向周边地区购买粮食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又使西藏输出羊毛、硼砂、廓香和砂金等物产，因而清朝以来西藏商贸业发达[29]。

　　三、法国藏学译著深度开发的可能性

　　从以上对法国藏学译著利用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国藏学译著的材料价值已经广泛运用到历史、文学、宗教等领域。国内学者对译著中有关历史事件的资料整理、社会风俗习惯的个性化描写、他者视角下的文化解读等，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见解，并结合藏文、中文和其他外国学者的相关资料加以使用和分析，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学术成果。如果进一步追问，还需要回答法国藏学译著“还可怎样开发”，而随着国内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人才队伍的壮大等，其更为丰富的潜在价值有待挖掘和利用。

　　首先，改革开放后国内才着手翻译出版法国藏学著作，学界对藏学译著的利用是抱着“补齐国内藏学短板”“尽可能为我所用”的态度，围绕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构建学术话语。例如，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挖掘西藏地方和中央、内地的联系，站在揭露和批判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角度挖掘旧西藏的制度弊端，站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角度挖掘西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利用无疑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体现了国内藏学界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对法国藏学译著的深度开发一方面要延续这一学术传统，服务治藏方略大局，如站在“一带一路”倡议角度挖掘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史等;另一方面要挖掘以往被忽略的史料，如《格萨尔》史诗中关于藏族民间神话和受萨满教影响的史料、敦煌藏文写本中的赞普大事记和疑伪经等。

　　其次，正如布尔努瓦所言：“自从藏学研究诞生以来，它就几乎是排他险地集中到宗教、哲学和政治史方面。”[30]事实上，法国藏学译著包含了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环境学等领域的记录，如古伯察、大卫·妮尔等人对西藏的地貌、水文、气候、动植物资源进行了介绍，布尔努瓦对西藏古今金矿地质、黄金开采和流通问题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随着时代变迁和人为因素影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呈现出动态变化，近代藏地自然地理环境的记录反映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变迁的轨迹。学者可以结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中总结规律，为生态保护提供历史借鉴。因此，从自然科学领域对法国藏学译著开发和利用，对学术研究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随着近年来翻译出版事业的推进，西方藏学论著以各种渠道进入研究者视野，整体学术环境为法国藏学译著深度开发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石泰安、戴密微、布尔努瓦等人是国际有名的汉学家，除了译著外，他们的论文也收录于各类学术期刊和研讨会文集。这些论文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译著之间形成互证、补充、拓展等关系。例如，布尔努瓦撰写的《天马和龙涎——12世纪之前丝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西藏的牦牛与西方的旅行家和自然学家》等论文，结合论文可以进一步深挖西藏与周边地区的物资流通、文化传播关系。另一方面，法国藏学译著并非“孤木成林”，国内和其他国家的藏学家也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留下过相关论述。例如，位于汉藏交界处的塔尔寺除了被古伯察、大卫·妮尔记录外，还多次出现在俄国人科兹洛夫、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人威里壁、德·莱斯顿等人的藏学译著中，不少描述大相径庭，可以通过比较深挖塔尔寺的特点和藏传佛教的形象，实现译著学术价值的深度开发。

　　四、结语

　　法国藏学译著既丰富和满足了大众和学者对藏地日益增长的认知需求，又是中国藏学研究不断发展进步的体现。这些译著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藏地人文社会史料的空白，有利于学术界加深对藏地社会发展轨迹和中西方交流史的了解，其史料价值构成了“为什么要利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法国藏学译著在“如何被利用”环节上引起了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研究中运用到的新思路、新材料体现出中国藏学研究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法国藏学译著中的材料包罗万象，对地理学、生物学、环境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极具参考价值，不同渠道、类型史料的综合运用与跨学科融合正日渐被重视，为“还可怎样开发”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藏学研究与藏学出版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在国内藏学研究史料缺乏、大量敦煌文献流散在国外的背景下，法国藏学译著及时回应了藏学研究需要，为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学者提供学术支撑。对法国藏学译著利用情况的研究，有利于将学术研究成果反馈给出版界，为相关藏学译著的持续出版提供学科方向、作者群体、出版周期等方面的参考，推动学术界与出版界在互动中彼此完善。

　　相关论文投稿刊物：《中国藏学》(季刊)创刊于1988年，是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性刊物。《中国藏学》以藏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藏族地区的现实研究为主要内容，发表学术论文，并适当刊登其他文章及反映藏族藏区历史文化民俗山川风貌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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