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世纪小说中的乡土书写渗透着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深重的家国情怀。这一倾向的出现有赖于新世纪逐渐形成的重述历史潮流，也体现作家通过极力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对当下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的努力。从具体的写作策略看，史诗化的创作追
摘要：新世纪小说中的乡土书写渗透着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深重的家国情怀。这一倾向的出现有赖于新世纪逐渐形成的“重述历史”潮流，也体现作家通过极力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对当下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的努力。从具体的写作策略看，史诗化的创作追求、底层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望和对基层行政的想象，成为新世纪乡土书写的主要叙事机制;当然塑造的道德人物也存在着某种虚空的符号化之嫌。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书写,家国情怀,史诗化,启蒙
作为历史的构造物，所谓的“乡土”是一个明显的现代性话语装置，其形象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自觉而逐渐清晰起来。自清末以来，中西对抗过程中“乡土中国”遭遇的诸种挫败、屈辱以及深刻的自省，成为文学中乡土书写的核心。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是一个传统宗族礼俗社会向现代型社会逐步迁移转化的过程。约瑟夫·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中的乡土书写从来都倾向于一种宏大的历史性叙事，五四以来“家”的形象始终和作家感时忧世的国家使命紧密相联，青年人的“破家”与“出走”成为打破家国同构传统的一次“大脱嵌”尝试。
而抗日战争期间，文学又在重塑一种新的家国关系，标识出强烈的“中国属性”，形成一种有效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想象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俗社会中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的“经济理性人”构成了个体意识极强的市场社会，我们称之为“原子化的个体”。以往“乡土——中国”逻辑链条的自我安置功能消退，文学中乡土世界呈现出私欲旺盛、伦理滑坡、多元失范的态势。
同时，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重述历史”的潮流，作家历史叙事的立场逐渐呈现出民间化、个人化、隐喻化的倾向，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任何大历史都可以通过“小人物”的“小叙事”来完成。这一叙事转向暗合了新世纪以来乡土社会的现实，面对着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抽空的乡村，加上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消费价值扩张，传统乡土社会原本整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大面积解体。因此，在零散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世俗的生命力，成为作家们窥探纷繁复杂时代中一种恒常力量的渠道。
一、重返宏大：史诗化的写作追求
之所以说“重返”宏大，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呈现出一派多元混杂的局面。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旗帜鲜明的文学潮流之后，各种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文学创作竞相登场，写作方法不拘一格。以碎片化、变异性和偶然性等因素，代替“民族——国家”的寓言性叙事，一度打破了完整的宏大叙事美学堡垒，促成了多元意义共生的局面。但过于放纵的文字游戏以及怪异、零散、拒绝深度的表现形式，难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阻碍文学发展。
按照形式主义的理论分析，文学的进化是在陌生化与自动化相互交替中完成的，也即在“传统——新潮、实验——传统”的交替中实现一次次的更迭和位移。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也正在实现从先锋到传统的过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股重构宏大的力量正在聚合。莫言的《生死疲劳》、《蛙》，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天行者》，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叶广芩的《青木川》，阿来的《空山》、《格萨尔王》，贾平凹的《山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天高地厚》，方方的《民的1919》，老藤的《刀兵过》、《熬鹰》等作品，或重述民族百年的沧桑巨变，或管窥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或回望挽歌式的乡土世界，或展示边地风貌的瑰丽奇绝，均有着史诗化的倾向。
事实上，“史诗化”在今天并不特指一类文体的特征，而是触及到作品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评估。简单地说，具有史诗化倾向的作品，首先要有观照时代、社会和历史问题的眼界和格局;其次，要有直面人生、体察苦难的勇气和担当;再次，在情感表达上致力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能够与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和生命体验相通。史诗化的文本未必要有巨大的篇幅，它要处理的是一种语言的时间性，是一种嵌入时间深度的精神气度，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
②布鲁姆的论断将史诗化的作品从单纯的“鸿篇巨制”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不懈的视野”，而这样的视野可以使“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③。通常人们在谈论史诗化的时候，总会涉及到“宏大叙事”、“民族国家寓言”、“时间跨度”等关键词。此外，布鲁姆提供了一种文本解读的情绪维度，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下，大体可以概括为苏炜所说的“沧桑感”、“命运感”和“兴亡感”④。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天门口镇为切入点，以史诗化的写法重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按照刘醒龙自己的说法，他要用“新的写作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正名”⑤。小说的价值系统主要建立在两种理念之上：一种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守常”理念，在文本的故事叙述中一直出现另一种声音，即说书形式的《黑暗传》，它讲述了从古至今华夏民族的祸乱兴亡史。作家运用这一复调结构构造出强大的历史感，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定律中，“佛朗西”们挑起的革命只是恒常历史河流中一个暴乱的注脚，它最终伤害的只能是祈求安居乐业的老百姓。
另一种是来自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福音”理念，它孕育出“圣”的内涵。小说中所谓的“天堂”，并非指离天门口镇不远的“天堂山”，而是每有动乱就会敲响警钟的教堂。梅外公、梅外婆和雪柠这样象征着博爱、宽容与祥和的化身，与杭九枫、冯旅长、常守义等崇尚暴力的“暴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因为引入了西方基督教中“圣”的超验精神，在无形中应和了传统文化中大同的理想境界，更增加了历史反思性。梅外公对西方革命的推崇和以身殉道的超然，传达了作者借彼岸之福音渡此岸之众生的理想。从中不难看出自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普遍怀有的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文化想象，并试图通过这一异质文化来解读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同样，方方在其备受争议的《软埋》中，也在探讨中国历史上“常”、“圣”与“乱”的关系问题。在“去革命化”的叙述中，方方试图通过教堂的钟声消弭主人公丁子桃(黛云)所背负的历史重担和心灵重创，并透过层层的揭秘，将丁子桃的身世与命运遭际逐渐与20世纪的历史大事关联起来。
小说结尾处年幼无知的黛云无意间透露出金点母亲的死因以及对金点恋爱的阻挠，恰恰成为小说的隐线，又平添了一股因果循环的宿命味道。作家们怀抱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宏愿，在平凡的中国人身上演绎着家国的变迁，恰如方方于《民的1919》中塑造的主人公“民”，“‘民’这个词很有意味，既是武昌城一个剃头匠的儿子‘民’的名字，也象征着民以及民国，象征着王的国从此变成民的国”⑥，在看似日常的生活中灌注了诸种历史动因，侧重历史在百姓心中的投影和回声的书写，增强了人性的色彩深度和文学的抒情意味。
如果说刘醒龙等作家从切身体会出发，在西方文明的“天堂”里获得神圣性与救赎感的话，作家老藤则更多地到传统中寻找一种“守常”的力量。《刀兵过》一文构建出一个名为“九里”的北方边陲村落，从建村起就频繁遭遇过刀兵，短如义和团、沙俄乱、奉军巡防营的侵扰，长如侵华日军的长久威胁，当然更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造狂潮，可以说九里映射了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揭示出“中国凡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无奈与悲怆。作为一部有史诗化追求的作品，《刀兵过》中心人物王克笙、王明鹤父子以祠堂内供奉的“三圣”为道德高标，本着医者的仁心和乡绅的公心，在家国离乱的感时忧怀之际，依然能够遵从内心的道德律来担负起一方百姓的平安。
鉴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国知识分子赋予了乡土诸多内涵，一切关于现代性的思考最终都会与乡土发生关联，革命、战争、启蒙、家国重建、民族认同等核心问题都以乡土大地作为依托，寄寓了知识分子对国族命运的种种观察、思考和想象。在一种多元的文化语境下，新世纪以来部分作家的写作为文学史增加了厚重感和力量感，也在力图建构一种兼及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的对应感。
曹文轩在为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作序时曾说：“我一直将庄重的风气看成是文学应当具有的主流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应当对此有所把持。”⑦主人公汉娜与米夏的经历，充满了对德国历史、文化、战争、人性的庄重思考。因此，回归一种“以小见大”的宏大叙事，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个人、旧制度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中，也能够达到叩问文学终极价值、折射人类道德立场和精神操守的效应。
二、乡土启蒙：底层知识分子的悲歌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西学培养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几乎不能在广阔的乡村发挥传统“儒生”的社会功能，乡村生活日渐显露荒芜苍凉的底色，乡土文明渐趋枯竭式微。相对于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迁，“乡土中国”被迫成为一种停滞的坐标，其主体在主流文学中处于沉默不语的境地，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纳入现代性的系统中才能得以确认。
长久以来，这种缺乏对话性的单向启蒙显然充斥着遮蔽和误读。至80年代的寻根文学又着力揭示文化形态，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带有“文化归因主义”色彩，难免另一种形式的简化和遮蔽。如何让乡土自己发声，并尽力还原较为复杂且原生态的面貌，成为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努力的方向。
李锐是较早强调文学中“复调”式启蒙意识的作家，他的“行走群山系列”努力描绘“群山”自我行走的轨迹，他说：“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成目的，而应该把它当做素材，把它们变为血液中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表现。”
⑧张仲银这个乡村教师形象，充满了作家对“底层知识分子—革命—乡村”的关系思考。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张仲银最感兴趣的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带领农民搞革命。小说中反复出现张仲银被自己畅想的革命激情和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所感动，内心时常涌动着波澜壮阔的“自豪”情绪，但是在他眼中“榆木疙瘩”一样不懂革命的农民总让他感受到深切的孤独。
很难说张仲银是典型意义的启蒙者，他独自一人进行着革命的狂想和狂欢，这种自豪又寂寞的情感结构由乡村伦理、知青情节、革命热忱和启蒙自觉的高姿态拼贴而成。不管李锐对张仲银这个角色抱以何种态度，他在无形中彰显了底层知识分子进行乡土启蒙的热望和无力感。此后，也出现了一批戏谑反讽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阎连科的《风雅颂》、刘震云的《手机》、李洱的《应物兄》等。
在乡村底层知识分子身上，理想主义情怀往往在现实生活面前消耗殆尽，特别是同时面对错位的政治话语、顽固的传统文化与贫瘠的物质生活时，来自底层的启蒙理想与追求就显得愈加尴尬。然而，依然有不少作家将乡土世界主体的自我阐释职能赋予了底层知识分子，在巨大的外界启蒙压力下构筑一种乡土知识分子的道德高标和坚固信仰。
在众多此类文本中，刘慈欣的《乡村教师》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个案，这位向来擅长书写科幻小说的作家，将人类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的某个细节相联，形成一种奇妙的理论张力，无形中扩大了文学中乡土想象的范畴，使乡土中国获得了某种新的主体性。李宝库在中国最偏僻最蛮荒的山村教师岗位坚持了一生，为孩子们播撒微弱的希望。刘慈欣为了营造一种愚昧麻木的生存氛围，几乎将所有的“恶”都灌注给了这个小乡村，比如拐卖人口、重男轻女、蔑视教育、无端械斗，等等。
在这看似毫无希望的土地上，李宝库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要求三个学生背诵牛顿三定律，即便在他自己和他人看来这都是徒劳无功的努力。然而，当宇宙高等生命对低等星球生命进行毁灭性打击测试的时候，他们随机抽中了这三名孩子，并通过孩子们背诵的牛顿定律而确认了地球文明的高等级，从而使地球幸免于难。这样新奇的乡土书写确实少见，尽管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上来看依然显得简单，但却洋溢着庄严感和命运感，富含隐喻的意味。
从局部的现实层面看，李宝库对乡村的启蒙是失败的，他孤独地对抗着村民的野蛮和麻木不仁，始终跋涉在苍凉的群山和守旧的村民之间，直至患癌去世也是孤苦伶仃，更增加一丝悲剧感和与时代错位的荒诞性。然而从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的角度看，刘慈欣显然并不抱有精英主义立场，他更愿意相信中国乃至人类的最终命运走向掌握在普通人的手中，民族国家的根基还是由无数的知识学人在搭建。
李宝库身上发生的偶然事件，放诸更深广的基层教育上，就会变成一种必然，这是底层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他们对知识的无私传播也正是贫瘠土地上的希望之花。植入乡土中的科幻元素，反而剥离了现代性赋予乡土的一种乌托邦情怀和怀旧意识，它坚信世代累积的知识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改造力量，以一种未来视角估衡当代性，使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看起来并不孤独，也使当下的人们所受的苦难更有意义。
在个人话语和物质话语不断膨胀的消费时代，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戏谑与嘲讽事实上是作家对当前知识分子生存语境和知识传播语境的某种忧虑，这种忧虑同时又催发出作家以文学为阵地，进行理想宏图构建的渴望。刘慈欣能够从宏大的宇宙视角观察中国乡土，并在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指引下完成国族预设，但是往往容易忽略个体生命的细微感受。刘醒龙的《天行者》恰恰关注到乡村教师最基本的职业诉求——转正，并围绕着转正这一行政事务的历史沿革，书写了底层知识分子启蒙与自我启蒙的艰难历程。由于小说篇幅较长而且创作时间绵延十余年，因此内容复杂且体量宏大。
《天行者》展示了30多年来乡村知识分子艰辛的生存镜像，也演绎着他们在现实体制中不断被屏蔽的荒诞命运。刘醒龙精确描摹了乡村的贫困及基层行政的复杂局面，其间充斥着理想主义的道德、文化追求，而不仅仅是被表述者的生存需求。
在界岭，无论是余校长、孙四海还是邓友米，都敢于与守旧的反智势力斗争，带着他们心中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准则，即通过教育改变青年一代的生存状态。这看似质朴却充满悲壮意味的宏愿，既源自底层知识分子对理性力量的信念，也来源于对现实处境的愤懑。刘醒龙笔下的乡土正是在这种基础启蒙的支撑下发出了具有主体性的呐喊。为生命的尊严抗争，为理性的传承奋斗，界岭小学的教师们彰显了这种富有血性的启蒙精神与牺牲精神，其中蕴含的道德感召力，也正是刘醒龙对民族文化内核的具体演绎。
余英时曾对知识分子的内涵进行概括：一是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上;二是中国的“道”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中虽然包含宗教意义，但是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道统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秉持的兴亡观念基本是从“道”滥觞出来的;三是知识分子不仅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崇，因此对社会的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四是由于“道”缺少具象化的表现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自爱、自重才能将其显现。
⑨也就是说传统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意义的追逐在于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其人文价值和终极目标必然超越世俗权力，同时必须保持救亡时代的革命功能，在“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间来回奔波成为中国士人不能逃脱的宿命。然而乡村底层知识分子要想坚守内心的“道”，更多的时候依赖于自我的“牺牲”精神，成为雷蒙·阿隆倡导的在思维、感觉方式和命令、牺牲等方面类似“神的存在”的宗教性知识分子，他们必定根植于苦难的土地，获得灵魂的超越与升华，冲破“私”的狭隘并给世人展现出充满希冀的世界图景。
三、基层体制构想与乌托邦困境
当作家们涉及到乡土书写的时候，内心往往涌动着一种较为宏伟的写作意图，他们似乎确信自己笔下的乡土世界可以映射整个中国，或者说这就是他们意识里的中国的一面。这种以一个村庄写一个民族的逻辑推理与演绎，渗透着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思想理路。直面社会问题，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基层行政体制有看法，并穿透层层迷雾促成历史、现实与人性的集中爆发，揭示出现代性的种种症结，成为当代部分作家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贾平凹于《带灯》中融入了自己近年来关于基层体制的思考，高污染的工厂进驻樱镇打破了镇子的安宁，农民因污染屡患肺病，相关部门迟迟不给相应政策赔偿，外出务工人员得不到社会的保障，导致农民上访常态化。身居高位、要职的官员却一心只想争取政绩，谋求仕途的发展。社会转型期的基层体制不健全现象在小说中屡见不鲜，人治大于法制的弊端使得综治办主任带灯的工作举步维艰。传统儒家社会倡导的家长制与尊卑意识，强调私权与族权的至高无上，这种思维意识和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惯性相当大，特别是类似于樱镇这样的乡土基层社会，广泛存在着反现代化的暴力型因子。
《带灯》中的樱镇是一个地处偏远、民风彪悍的大镇，一次村民在暴怒之下公开“审判”马连翘的行为，堪称是暴力行为的典型，当众人被马连翘激怒后，群众的愤怒和疯狂不可遏制，甚至有撕碎马连翘的冲动。这一情节描写不乏贾平凹噬脏、噬性、噬乱的审美倾向，但是也从侧面展现出在缺乏法治的社会中，“民意”往往容易充当人民自卫与泄愤的武器，民粹主义容易滑向暴力化和极端化，也预示着乡土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道路之艰。
面对在两种文明夹缝中求生的底层人民，贾平凹塑造了带灯这一人物形象，她用女性的温柔善良宽宥着悲苦人的心灵，化解着基层群众的戾气。带灯的身体与灵魂也时常分裂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断裂之间，身处体制内部却总想从内部打破体制的束缚，俗世的诸种权力制约也导致带灯患上了严重的夜游症。
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行政体制尚不健全的土壤下，滋生出的诸种“恶”正在消解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甚至对人的异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深谙官场文化的老藤，将基层行政建设的希望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上。《黄昏里的“双规”》中陈海岩、李子和向读者证明了拥有非凡智慧和完善道德的官员，在现实的权力场中所具备的坚守和魄力让人叹服。经济理性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格局，对人格的要求从传统中道德人格、超越人格转变为经济人格。
小说围绕在双规对象牛欣周围的官员大都遵循着经济逻辑，牛欣的双规将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网络。因此这些人软硬兼施，对程海岩施加政治、经济和人情压力。老藤深刻反思了金钱至上的年代，以道德和良知为代价的利益攫取不断释放人性中的贪婪猛兽。面对基层腐败与渎职，作家将现代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持守力上，提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法，其实质是向本土化中“守常”精神的转变。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中则表达了对权力结构中乡土质素的复杂心情。身陷权力核心的赵德汉与祁同伟不再有底层乡土知识分子高贵的人格和崇高的理念，“地之子”在繁复驳杂的名利场中渐趋异化为权钱的奴仆。小说最后当高育良得知祁同伟自杀后兔死狐悲时，萌生出想当农民的念头。高育良以一种近乎退隐般的怀旧情绪追恋乡土，触摸土地让他感觉更加踏实和安心。很明显，周梅森将社会正义和基层体制建设的希望投注于侯亮平、陈岩石、李达康等人身上，但他们都以牺牲家庭生活为代价，与贪腐和懒政抵抗到底，复归一种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道德感与坚定性。
他们都是被一种理想而崇高的理念催生出来的人。周梅森虽然对贪官赵德汉的描写不费太多笔墨，但是当他守着钱山吃炸酱面，掌握重金却不孝敬老母，并把钱山与农村的麦垛相比较时，一个鲜活复杂的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相比较来说，侯亮平的那句“农民怎么净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的责问，就显得过于苍白而简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问下去的话题，为何作家树立起来的道德标杆都显得遥远而虚空，而人物一旦进入世俗生活便能活色生香呢?
在阅读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这几个人身上的“人的味道”似乎淡薄了些。他们更像是一种符号化的人物，在成为道德标杆的同时，身上的“人”的复杂性就淡了许多。相反，那些来自民间的次要人物虽然缺乏宏愿与知识理性，却更具饱满立体的形象内涵。这似乎从侧面验证了乡土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救亡与启蒙的不成功。更深一步说，作家们虽然用尽心思，却依然没能创造出一个根植于乡土、服务于乡土而又符合道德与文化契约的光辉形象。究其原因，并非作家们创作力的不足，而是从根本上遭遇了现实与历史的困境：一方面，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乡土，不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很难完全用历史主义的经验性手段来寻找经济大发展时代的社会巨变与伦理持守之间的平衡点。
这导致在救亡与启蒙这两种饱含家国情怀的主题下，秉持传统道德与理想的人物难免面临现实的新情况、新变化与新困境，传统思想与手段在新的时代基本失效，除了坚守他们似乎也无计可施，于是今天的读者对这些人物形象难免隔膜之感。另一方面，在新的写作可能尚不成熟时，信任并坚守传统的力量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择，相比之下，故作轻松地抛弃沉重的历史负担和现实责任、盲目地跟随新形势去塑造“新人”，很难达到现有写作策略所具有的故事性和悲剧张力，而这些恰恰是今天的文学吸引读者的主要魅力。
在新世纪文学的乡土书写中，始终渗透着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的深重的家国情怀，我们在看到乡土书写的指涉困境的同时，不能忽略作家们奋力的坚守和探索，正是这些从未间断的探索，与愈发向好的大环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文学能够顺利找到与新的乡土中国之间完美的对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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