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河西地区“同城”的边防地位

　　摘要：“同城”是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司驻防区北缘的重要边疆驻防城之一。唐代河西节度使司北部的同城位于“合黎山峡口”东北一千里、居延海西南方的“居延水两汊中”，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的马圈城古城。无论是“同城镇”时期，还是“安北府”时期，或“同城守捉”时期，抑或“宁寇军”时期，同城作为北部边疆西段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始终保持着拱卫河西、进取漠北的军事政治地位。构成其战略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三方面：宏观的流沙地貌条件限制、居延绿洲农牧经济的支持和南北东西交通要冲的节点。

　　关键词：唐代;河西节度使司;同城

　　“同城”是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司驻防区北境的重要边疆驻防城之一，探明其军事边防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欲就唐代前期同城的地望、军政地位、交通作用及其影响因素试作一番探索，以达既还原唐代边疆历史局部真相，又为学术界提供些许参考。

　　一、唐代同城的地理位置与遗存状况

　　(一)古代文献关于同城的记载

　　《新唐书·地理志四》：“甘州张掖郡，下。……县二：……张掖，上。……删丹，中下。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堧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1]1045《新唐书·地理志四》：“瓜州晋昌郡，下都督府。……县二：……晋昌，中下……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纹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1]

　　1045《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甘州，张掖。中府。……管县二：张掖，删丹。……删丹县，中下。西至州一百二十里。……宁寇军，在居延水两汊中，天宝二年置。”[2]1022“宁寇军，甘州东北十(千)余里。天宝二年置。官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余匹。”[2]1018依据上述记载可知，同城位于“合黎山峡口”东北一千里处、居延海西南方的“居延水两汊中”。

　　在此，将道路里程、湖泽方位、河川流向与“同城”地望的空间关系表述得相当清楚。据此推断，唐代同城故治应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20余千米、额济那河古河道傍。因为唐代“居延水”即今额济纳河、“居延海”故址在今达来呼布镇东方的古代湖盆。同城坐落在居延水(今额济纳河)下游的两条汊河河道之间，两条分支河水分别流入居延海。唐代居延水下游分汊地当在今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部区域。

　　(二)野外考察所见古城遗址

　　额济纳旗文物工作者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已发现符合文献记述的唐代古城——马圈城古城。调查资料显示：“马圈城址达来呼布镇东南21千米，(存续时代包括)汉、唐、西夏、元。位于黑城子西北4千米的戈壁上，俗称黑将军马圈，有内、外两城。内城为汉代居延都尉所属鄣址，平面呈方形，边长80米，夯筑土墙，残基宽4米，高1米;门址在南(墙)，宽2米;鄣内有房基址，地表散布有绳纹灰陶片。外城为唐、西夏、元代加筑和沿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64米，东西210米;夯筑土墙，内夹有汉代陶片，残宽4米，高7米;东、西墙各开一门，东门宽4米，外加筑瓮城，西门宽6米，未加筑瓮城。地表散布有黑釉瓷片等。”[3]

　　635马圈城的蒙古语名称叫阿格塔音浩饶，意即圈马的地方。又因为其城墙土色发白，当地居民又将之称作“白城”。依据额济纳旗文物部门调查与实测，马圈城古城坐落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21千米处，分为内、外两个城圈，外城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10米，南北宽164米，周长748米。外城的东、西城墙开置东、西两个城门，门外各构筑一座小瓮城。内城显示为正方形，边长80米，周长320米。内城辟有一南门。外城面积比内城大一倍以上。

　　据实地考察者的记载，内城、外城的建造年代存在早、晚之别。“城内发现的遗物是断代的主要依据。这里既有汉代的砖、陶，又有唐代的‘开元通宝’，还有西夏的黄陶、黑陶。据此可知，马圈城最早始建于汉代。由于在外城城墙中发现了汉代陶片，证明内城先修，是汉代修筑的城郭。后来，唐代在城障外面又修筑了外城，形成内、外两重城墙。从城中遗有西夏陶瓷来看，马圈城在西夏时期曾被沿用，大概是在元代废弃的。”[4]

　　592008年国庆节假期，笔者来到这座古城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实地踏察发现，马圈城古城遗存现状不令人乐观。古城外城墙绝大部分已经颓废成鱼脊梁状土垄，表面布满着砂砾。唯有南城墙尚存一小段城墙，高4—5米，独自耸立于荒原上，墙体留下众多筑墙之时安置横向木梁的孔洞。外城东门瓮城城墙大部尚存，黄土夯筑，高5—6米，北墙、东墙较为高大，南墙倾圮。外城的土垄状东墙残存着两处柱状墙体残迹，西墙瓮城南侧也存在一处柱状墙体残留。虽然外城城墙基本坍塌成土垄，但城圈轮廓依然清晰可辨。内城城墙保存状况较外城稍微强一点。保存最好的城墙是构成其东南角的南墙东段和东墙南段，长约百米。

　　北墙靠近西北角的一段城墙尚较高厚。在当代比例尺五万分一的地形图上，可清晰地看到，马圈城以北存在一条较宽阔的古河道——唐代居延水干流，马圈城南面也存在一条较狭窄的古河道——居延水支派。马圈城古城恰好坐落在两条古河道中间，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谓“在居延水两汊中”相吻合。在马圈城东北方，存在着唐代居延海古湖泊的湖盆，残留的湖水被今人称作“天鹅湖”，即蒙古语的“京斯图淖尔”，恰好与《新唐书》“军东北有居延海”[4]60-61的记述相符合。

　　这些实地考察资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结合证明，马圈城古城就是唐代北疆驻防城之一——同城故址，即“同城守捉使”、“宁寇军使”治城故址，也是安北都护府的治所之一。[5]马圈城古城坐落在唐代居延水干流河道南侧高地上，海拔952米，可居高临下地观察远方军情，控制南北交通，具有地利优势;又处在古代居延绿洲屯垦区内部，利用居延水两派河道灌溉周围的屯田农业，可就近解决驻军的后勤供给问题。同城镇选址于此，一举两得。

　　二、唐代同城的边疆军政地位

　　同城作为唐朝北疆西段驻防城之一，构筑于何时，并无明文记载。但是，从安北都护府于武则天时期由漠北回纥部居地南迁同城来判断，它的出现应在唐高宗时期。当“同城”出现在居延绿洲南部区域后，随着北疆地带政治形势的变化，其重要性忽高忽低。同城的作用与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驻于该城的军事与行政机构的级别变动。

　　(一)“同城镇”时期

　　唐高宗时期，在居延绿洲南部构筑起一座军事驻防城——同城，起初只是凉州都督府管区北缘的普通军事城镇，属于军事驻防体系中的基层——同城镇。它的构筑意在巩固唐朝北疆防务，出现时间应在唐高宗调露元年至弘道元年(679—683)间。出现的原因是调露元年(679)漠南地域东突厥二十四州同时爆发动乱，政府军积极平叛的同时，加强了边地的驻防设施建设。同城就是在此具体背景中构筑的。因为时隔三年，唐朝官员就在垂拱二年(686)的文章中述及居延绿洲的“同城镇”，表明同城创建时间应在其年之前。据《全唐文》载：“龙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盖署其君长，以郡县蓄之，荒服赖宁，古所莫记。

　　是岁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天子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周河西骑士，自居延海入，以讨之。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事。夏五月，师舍于同城，方绝大漠，以临瀚海。君子曰：‘兵者凶器，仁者恶之。丑虏猖狂，厥自招咎。……’诸将部校佥曰：‘允哉。’将军乃饬躬率士卒，因古祠庙图画形容，有古之弥勒像也。天人备容，丹青毕彩，以昭乎景福也。”[6]2168可知，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刘敬周指挥的唐朝政府军自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经由“同城”(今额济纳旗马圈古城)征讨漠北地域叛乱的金微州都督府所在仆固部落，在逗留“同城”期间曾在其附近的古祠庙墙壁绘画出征将士的人物图像。直到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同城的地位才有所提升，主要是原驻漠北地域的安北都护府于这年自漠北地区南迁、入居延绿洲的同城镇。

　　(二)“安北都护府”时期

　　至垂拱四年(688)，由于漠南地域东突厥贵族的持续叛乱波及漠北地域，致使漠北政局动荡不安。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都护府管内的东突厥诸部反叛，阴山山脉南北的局势动荡不安，影响了安北都护府与京师长安城的交通联系。永淳二年(683)，阿史那骨啜禄称汗后，频繁袭扰河东、河北等地区。尤其是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八月，突厥诸部侵扰朔州地区，被燕然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击溃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贼众遂散入碛北”[7]3294-3295。

　　从此，东突厥叛乱武装转而攻掠碛北铁勒九姓诸府州，“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在这种与中央政府联系受阻、碛北战乱的紧张局势下，安北都护府于此年自碛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居延海西南方的同城镇，即“敕以同城镇权置安北(都护)府”，以“招纳归降”。《全唐文》载陈子昂奏称：“臣伏见今年五月，敕以同城权置安北(都护)府。此地逼碛南口，是制匈奴要冲，国家守边，实得上策。臣在(安北都护)府日，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引者按：此‘突厥’误，应作‘铁勒’)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碛北丧乱，先被饥荒，涂炭之余，无所依仰。国家开安北(都护)府，招纳归降，诚是圣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窃见突厥(引者按：此‘突厥’误，应作‘铁勒’)者，莫非伤残羸饿，并无人色。有羊马者，百无一二。

　　然其所以携幼扶老，远来归降，实将以国家绥怀，必有赈赡，冀望恩覆，获以安育，故其来者日以益众。然同城先无储蓄，虽有降附，皆未优矜，蕃落嗷嗷，不免饥饿，所以时有劫掠，自相屠戮。君长既不能相制，以此盗亦稍多。甘州顷者，抄窃尤甚。今安北府现有官羊及牛六千头口，兵粮粟麦万有余石。安北初置(于同城)，庶事草创，孤城兵少，未足威怀。国家不赡恤来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抚。臣恐降者日众、盗者日多，戎虏桀黠，必为祸乱。

　　夫人情莫不以求生为急，今不以此粟麦、不以此牛羊大为其饵，而不救其死。人无生路，安得不为群盗乎!群盗一兴，则安北府城必无全理。府城一坏，则甘、凉已北恐非国家所有。后为边患，祸未可量，是乃国家故诱其为乱、使其为贼，非谓绥怀经远之长策也。……今北蕃未定、降者未安，国家不早为良图，恐坐而生变，乞得面奏，指陈其厉害，边境幸甚幸甚。”[6]2140-2141其时，回纥、思结、契苾、浑诸部追随安北府南迁，进入河西的甘、凉二州地界。其后，安北都护府主要管治迁入河西地域的铁勒诸部，并与留在碛北的其他蕃部保持着联系。

　　安北府治于同城镇约有五至六年(688—693)。大约在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镇，再度向南迁治“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里西安城”[2]113。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长寿二年，后东突厥诸部叛乱首领默啜可汗率众寇掠灵州，杀掠吏民。孤悬于大漠南缘的居延绿洲也难免于兵火之劫，安北府遂于是年或次年迁往西安城。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元和郡县图志》相关记载中，“其都护权移理删丹县西南……”当有脱误，“其”字下当脱去“后”字，应作“其(后)都护权移理删丹县西南……”才可谓文理通顺。西安城，始筑于十六国北凉神玺二年(398)，乃西安郡治所，北魏时，废郡，故址在今山丹县西南部[2]113。

　　(三)“同城守捉”时期

　　安北府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3)迁离后，同城重新恢复其镇制级别。直至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河西节度使司驻防区建制出现后，同城因处在抵御后东突厥叛乱势力的前沿，特在此置立“同城守捉”驻防机构及“同城守捉使”军职，以强化驻防与巡查职能。“同城守捉”军事机构维持至天宝二年(743)终止。史载：“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堧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1]1045同城守捉使大致延续五十年之久(693—743)。

　　(四)“宁寇军”时期

　　据前所引文，宁寇军于天宝二年(743)在同城镇始置。自此时起，同城作为北部边疆西段的中层边防机构驻地，其军事地位更加重要。唐朝河西节度使司出于加强有效管控与驻防的现实需要，在宁寇军城北方三百里的花门山附近构建一座新的驻防城堡——花门山堡，作为居延绿洲驻防区的前哨，即“(宁寇)军(城)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1]1045。花门山堡故址当在今额济纳旗北方、中蒙边界附近。花门山堡是唐代居延道上的控制节点。作为沟通大漠南北的主要交通道路——居延古道的位置与走向，虽然随着地貌变迁而发生微观变动，但是其宏观格局古今大体不变。据此推测，唐代花门山堡故址，应该在今中蒙边界策克口岸附近地方。

　　(五)“宁寇军城”在安史之乱后的沉寂

　　安史之乱于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后，极大地冲击了唐朝的政治秩序。其后，吐蕃乘着唐朝军队穷于应对安史叛军之机，大举进攻西域、河西与陇右，相继占领之。宁寇军治城——同城所在战略要地遂失去唐朝的实际控制，成为吐蕃与回鹘汗国角力的场所。在唐朝后期的史书里，我们未能找到与同城相关的文字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军事城镇已被废除，应依旧发挥其控扼交通冲要的战略作用。唐后期对陇右、河西地域相继失去有效控制。

　　正如《旧唐书》所云：“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遗黎，始以地图归国，又析置节度。”[7]1392-1393即秦州、凉州、沙瓜三节度司。所谓“上元年”，即公元760—761年;“上元年后”，实际是指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和武宗时期，即公元762—846年间。

　　所谓“大中”年间，是指唐宣宗统治时期，即公元847—860年;“咸通”年间，是指唐懿宗统治时期，即公元861—874年。唐代宗即位后，陇右、河西地带相继失陷。例如：凉州于广德二年(764)陷于西蕃，甘州于永泰二年(766)陷于西蕃，肃州于大历元年(766)陷于西蕃，瓜州于大历十一年(776)陷于西蕃，沙州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陷于西蕃。[2]1018-1027河西地域的凉、甘、肃、瓜、沙五州区域遂沦陷于吐蕃势力。

　　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瓦解，漠北地域的回鹘人四散逃亡。其中一股回鹘难民就穿越居延绿洲向南迁徙，经过宁寇军城附近，抵达河西走廊中部的甘州、肃州、瓜州等地。历经70年失陷，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正月，张义潮率众夺取吐蕃控制的沙州(故治即今甘肃省敦煌市)，遂发兵收复瓜、伊、西、肃、甘、兰、鄯、河、廓、岷十州。

　　是年十月，遣其兄张义泽奉十一州图籍重新归唐，“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义潮为节度使”[8]8044-8049。在张义潮于大中五年(851)沙州起义、驱逐吐蕃势力后，唐朝重新恢复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唐朝在河西走廊建置凉州、沙州(归义军)两个节度使司，以管控北疆西段。宁寇军城及其所在居延绿洲也重归唐朝控制下。综上所述，同城是唐代北部边疆西段的战略支撑关键节点之一。无论是在“同城镇”时期，还是短暂的“安北都护府”时期，或“同城守捉”时期，抑或中层驻防机构“宁寇军”存续时期，同城始终保持着无法替代的拱卫河西、进取漠北的军事战略地位。

　　三、唐代同城战略地位构成因素

　　在唐代北疆西段，同城作为边防战略支撑点的军政地位持续始终，其主要的驱动因素在于三方面：宏观的流沙地貌条件限制、居延绿洲的经济支持、南北交通道路的存在。

　　(一)宏观的流沙地貌条件限制唐代同城坐落在今阿拉善高原西部，处在大沙漠包围之中。阿拉善高原地质时期形成的沙漠分为三大块——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亚玛雷克沙漠，滚滚流沙遍布高原，构成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极度恶劣的地理环境，限制着唐代人们对构建边防设施地点的选择权。唐代的阿拉善高原东部除存在一条经由白亭海绿洲往北通往贺兰山西侧的自然道路之外，还有就是存在于居延绿洲的南北通道——居延古道。于是，宁寇军城、白亭军城理所当然地成为河西节度使司北部防区的关键战略支撑点，尤其是宁寇军城成为控扼南北往来的重要的边防城镇。

　　(二)居延海绿洲的农牧经济支持居延绿洲位于今阿拉善高原西北部，是南方祁连山冰雪融化的流水形成的河川——居延水(今弱水或额济纳河)北流千余里后形成的居延海周边可发展农牧经济的良好区域。由于居延水源源不断地滋润，居延绿洲地区土壤深厚、天然植被茂盛，可耕可牧，经济条件优越。河川两岸生长着茂密而高大的胡杨树林、柽柳等乔木、灌木植被，远方则分布着可供牛羊啃食的草原植被。所谓武则天时期“今安北府现有官羊及牛六千头口，兵粮粟麦万有余石”[6]2140-2141，就成为居延绿洲存在农牧经济的可靠佐证。同城构建于此地，距离甘州治城(今甘肃省张掖市)一千多里之遥，无法得到内地的正常后勤供给，唯有发展当地的农牧经济，以满足长期驻防的军需物资需求。

　　(三)南北交通枢纽的节点古代居延绿洲地区由于自然环境优越、农牧经济繁荣，成为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交通道路交汇的要冲区域。经过居延绿洲的南北交通道路，南起河西走廊中部甘、肃诸州，傍居延水东壖而伸向北方，经过同城及其所在居延绿洲，再经由花门山堡，转向东北伸向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下回纥部驻地[6]2140-2141。

　　经过居延绿洲的东西交通道路，东联丰州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后套平原)、西通伊州(今新疆哈密市)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部)，与南北通道在居延绿洲交叉，只是东西交通的路况受到亚玛雷克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严重制约，行走艰难[8]14110-14113。无论如何，居延绿洲作为古代交通节点而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控制住这个北疆地带的交通冲要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显然，这一点成为构建同城镇于居延绿洲南部的边防初衷与军政战略取向。

　　参考文献：

　　[1]欧阳修，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

　　[4]景爱.居延沧桑——寻找消失的绿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艾冲.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4).

　　相关论文投稿刊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60年，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双月刊。创刊尤其是1999年实施名牌学报建设工程以来，始终关注学术发展前沿，注重理论探索和创新，已在文史有关基础学科及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形成明显的内容特色，学术质量稳步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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