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创作明显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她吸收借鉴张爱玲颇具特色的题材与创作元素，灵活化用张爱玲多元杂糅的叙事策略，铺张演绎张爱玲超越二元对立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世界。李碧华对张爱玲的自觉接受与继承，在促进张爱玲作
摘要：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创作明显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她吸收借鉴张爱玲颇具特色的题材与创作元素，灵活化用张爱玲多元杂糅的叙事策略，铺张演绎张爱玲超越二元对立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世界。李碧华对张爱玲的自觉接受与继承，在促进张爱玲作品继续经典化的同时，也凸显了现代中国女性写作自身传统的彰显、延续和发展过程，为理解女性写作的历史延续性提供了启迪。
关键词：李碧华;张爱玲;女性写作传统
在现代中国的女性写作历史上，张爱玲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从初登文坛到溘然长逝，其人与作品引起的关注，或许有层层叠叠的意义，但从未能远离女性及女性写作自身的境遇与命运。事实上，自20世纪60-70年代至今的“张爱玲热”所造就的“张迷”队伍中，不乏男性读者男性作家，但更多的是女性的读者和作家，尤其是在我国港台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私淑张腔”的后辈女性作家，其中，就有香港著名女作家李碧华。作为被放置在通俗言情小说位置的香港作家，李碧华以一支写情之笔征服了万千读者，为其赢得了“天下言情第一人”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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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家庭背景、共同的都市生活环境、张爱玲的文坛地位及李碧华个人的审美倾向使得李碧华对“祖师奶奶”的文学精神产生跨时空的共鸣，1980-1990年代香港“不安稳”的政治文化情势，也使得李碧华在张爱玲的乱世哲学中找到寄托。她毫不掩饰自己创作中的张爱玲影响，认为张爱玲是一口挖掘不尽的古井，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散文《鹤顶红——看张爱玲<对照记>》里她说道：“‘张爱玲’三个字，当中纷红骇绿，影响了大半个世纪。她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再怎么淘，都超越不了”[1]33。李碧华所吸纳的张爱玲元素，已经被一些学者一一道来。
冯晓艳在论文《跨越时空的文学唱和——二十世纪末香港与台湾女性作家小说与张爱玲》中从缱绻与决绝的女性立场、虚实相生的时空叙事、文本互涉、新历史视角等方面着手，揭示张爱玲对多位港台两地女作家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李碧华[2]25-28。陈敏在《绣屏上的白鸟与蝴蝶标本——简析张爱玲、李碧华小说之不同》[3]51-53中专门探讨了两位女作家在女性形象塑造、创作情感上的差异，指出两者女性意识和宗教意识的不同。
田冰凌在《女性的现实命运和理想人格——<红玫瑰与白玫瑰>和<青蛇>之启示》[4]86-88中以两人的具体文本为例，发现了两人描写女性命运的不同之处，认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处于依存男性而存在、自身健全人格难以实现的生存状态;而李碧华却刻意塑造自由独立的女性理想人格，表现女性肯定自我、超越自我的价值追求。然而，研究者基于个别文本的解读与理解，多停留在相似与差异的比较层面，尚未能从中追问两代女作家影响链条的文学史意义，更未能从现代中国女性写作传统的建构层面去挖掘其意义。该论文通过系统梳理张爱玲对李碧华的影响，发掘现代中国女性写作自身传统的延续方式，从而对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有所启迪。
一、相似的选材，相似的立场：
张爱玲对李碧华创作题材的影响题材是经过作家推敲、选择、提炼、虚构、变形等加工处理后进入作品中的生活材料或生活现象，当研究者梳理特定文学作品中的题材时，顺藤摸瓜便可以理解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把握方式和价值评判。李碧华作品在题材选择和阐释上，都可见张爱玲的影响痕迹，显现了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
(一)昔日的香港，想象的大陆
李碧华的作品，若从空间的角度来辨识其题材特征的话，主要是香港和大陆两地的书写。而这两方面题材的特色及价值倾向，都游荡着张爱玲的影子。李碧华登上文坛时正值中英谈判的关键期，随着香港回归脚步的临近，港人的“香港意识”开始抬头，香港社会掀起对香港文化身份的热烈讨论。对于部分作家而言，通过对香港过去的书写与记忆，建构一个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感的香港形象成为重构香港意识的有效策略。李碧华的代表作《胭脂扣》正是借名妓如花不死的魂魄重回俗世，寻找旧爱的奇异故事，打开了展现香港昔日繁华的钥匙，释放了无限的欲望与眷念。
然而，出生于1959年的李碧华无缘亲身体验往日香港洋场盛景的风采，张爱玲1940年代对香港的殖民文化和都市景观的书写，为其提供了过去香港的映像。在张爱玲的几部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中，所展示的恰恰是香港作为充满冒险和诱惑的欲望都市的形象，建构了华美却悲哀的香港传奇，为李碧华展开了想象香港的帷幕。李碧华多部书写大陆的作品主要是在视角立场上与张爱玲有相似之处。张爱玲在香港创作了以土地革命为背景的两部作品——《赤地之恋》和《秧歌》。
这两部作品出于各种原因，都流露出了对大陆政权和革命的批判态度，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凸现了内部争斗的残酷性，是典型的边缘者叙述。李碧华的两部大陆题材作品《霸王别姬》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也沿袭了批判立场和人性之恶的边缘叙述。《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主角单玉莲在“文革”中被视为“阶级敌人”，遭到残酷打击的同时，还被爱人当众羞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和段小楼在“文革”中彻底反目、互揭伤疤，直接导致菊仙的自尽。李碧华揭示了大陆政治运动对主人公的肉体和精神的巨大伤害，也敞开了人性的阴暗和丑陋，这与张爱玲对待政治运动的批判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语言风格各异。
(二)对女性命运和心灵的书写
文坛“祖师奶奶”张爱玲树立了中国现代女性书写的叙述模式，并为李碧华那一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萌芽与成长提供了“催化剂”。身为女性作家的李碧华，经常以女性命运和心灵作为她的书写主题，在过去与现在的纠结循环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变迁。李碧华与张爱玲一脉相承的是，以内省式的女性视野、女性立场来切入女性的世界，表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心理流程，借此来表达对女性个体的人文关怀与生存关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挖掘到女性的沉默、匮乏、分裂，甚至疯狂的意涵。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塑造的最彻底、最歇斯底里的女性。她泼辣而富有风情，却不幸嫁入压抑、森严的封建大家庭，低微的出身让她倍受歧视与排挤，而瘫痪的丈夫更是让她陷入情欲无法满足的痛苦中。纵然她在分家中获得了一笔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浸染已使她人性扭曲，她的灵魂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不断向周围的人展开病态地发泄与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七巧表现出的对权力的攫取与使用，也显示出女性被长期压抑后逐渐萌生的权力意识和主体意识。
李碧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和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一样，表现都是女主角因不甚合意的婚姻强压内心的欲望，几近崩溃边缘的故事。但李碧华让当代的潘金莲表现出更加强烈决绝的女性意识。这体现了新的时代女性处境的变化，也体现了李碧华对张爱玲文本里潜在的女性意识的继承和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李碧华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对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却发现现代女性仍生活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这些女作家们痛苦地感到女性话语缺失的困顿与悲凉。
失去话语权的焦虑困扰着女性写作者们，于是她们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女性自我的话语。在寻找女性话语权的过程中，李碧华接收了张爱玲女性文本的启发，于是精心塑造了一系列“怨女”和“妖女”形象，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的声音、被掩藏的妇女的经历、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由边缘推向显著的中心位置。
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多取自中国古代的传说、故事或是历史，这些美丽却被命运捉弄的女性在她的笔尖上复活，经过时空的轮回，她们被重新给予寻找爱情和救赎自我的机会，一种新的女性独立意识逐渐萌生。《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有意将背负“千古第一淫妇”骂名的潘金莲带着强烈的复仇欲望转世到单玉莲身上，让她在当下一再重复前世的悲惨命运：在“文革”中遭章院长强暴，并被诬告为“淫妇”“阶级敌人”，又遭爱人武龙羞辱。在身心饱受摧残后，为求安稳而嫁给貌丑的富豪武汝大。
文中多次描写婚后的单玉莲重遇武龙时的复杂心理，在对方因伦理禁忌狠心拒绝自己的情况下，单玉莲压抑已久的情欲和怒火汹涌爆发，于是与花花公子Simon通奸勾结，以报复武氏兄弟对她造成的伤害。在记忆恢复后的生死关头，单玉莲拼尽全力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最后在失控中完成了对两世怨侣武龙的复仇。在李碧华的塑造下，“潘金莲”不再只是被男权社会唾弃的“妖女”“祸水”，她置身于崭新又守旧的社会下终于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进行绝地反击。在现代女性绝望后的反抗中，李碧华也挖掘到了女性身上亘古不变的生命力。
她笔下的“妖女”们始终不放弃追求真爱的权利，在情感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相比之下，武龙、许仙和十二少等男性角色却显得被动、软弱。这种性别角色的置换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直接反抗。李碧华的女性题材对传统认定的角色与形象进行颠覆，体现出了其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对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驳。她笔下的女性基本继承了张爱玲作品中的“怨女情结”，但复仇对象已经明确从同性竞争者转向压迫她们的男性，从“苍凉的手势”变成绝地反击。正是李碧华式的女性书写的发展，开拓了女性写作更宽阔的视野。
(三)反浪漫、反纯爱的情爱书写
情爱是李碧华与张爱玲创作的重心，但二者所言之“情”并非琼瑶式的激情浪漫，而是千疮百孔的爱恨嗔痴。张爱玲描摹的世俗爱情超越了琐碎、日常的枷锁，以反浪漫、反纯爱的解构方式提供了有关现代爱情的反思，对于一般的言情小说而言，具有革命性的超越与突破。李碧华的言情作品也尝试超越传统的日常的爱情叙事，将情爱与历史、文化和社会做出深层次的勾连，这无疑映射出张爱玲的影响。在张爱玲式的爱情悲剧的影响下，李碧华也对传统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进行解构，历来被歌颂为美好爱情传说的《白蛇传》，在她笔下演变成了欲望和背叛交织的爱情修罗场，许仙和白素贞本应感天动地的人妖之恋，在青蛇的插足下沦为一场世俗的情爱闹剧，一反传统文本中纯粹的浪漫色彩。
《胭脂扣》中的如花与十二少的海誓山盟不敌自私人性的考验，相濡以沫的幻想终究化为泡影，完全颠覆了古典爱情小说常见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套路，令向往美好结局的读者读之倍感悲哀、凄凉。不仅如此，李碧华有关爱情的经典表述还有着对张爱玲的直接模仿。如《青蛇》中的几段表述就有似曾相识之感：“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以及“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百计博她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生世伫候她稍假辞色，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熨帖心灵。
——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海肯臣服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5]31。这些念白和片断，让我们马上能记起《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片断：“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6]12。可见，李碧华的情爱叙事已经受到张爱玲的深刻影响。但是，李碧华纵是有着张爱玲一般旁观人性之恶的冷漠，纵是坚信真爱难寻，到底把一丝对真爱的向往寄托在笔下一个个痴情女子身上。无论是《诱僧》中主动表白并为爱人挡下利剑的红萼公主，还是《秦俑》中两世为保护爱人牺牲的冬儿，她们飞蛾扑火般追逐爱人的举动，为读者保留了人性中一点的温情灯光。
二、参差对照、影视化与戏仿：
张爱玲对李碧华叙事策略的影响张爱玲小说着力于叙事策略的经营与开拓，形成了以“参差对照”美学为主导的多元杂糅的叙事策略。而李碧华在人物塑造、时空叙事、改写经典的方式上都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张爱玲在叙事策略的多元杂糅，又依照自己的艺术诉求有所调整和改变。
(一)参差对照的人物塑造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明言自己的审美主张：“我喜欢参差的对照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6]29。因“参差对照”而产生的反差，对于其小说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一人物自身形象的对照，另一方面是不同人物形象之间的对照。前者塑造出了性格复杂、非正非邪、善恶交织的人物，正如张爱玲所言自己塑造的人物除了曹七巧以外皆是“不彻底”的。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表面上工作出色，待人接物面面俱到，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背地里却勾搭朋友妻子并在婚后多次宿娼来发泄内心情欲，于是振保的社会角色和私人生活构成了一组矛盾，双重人格的参差对照下，张爱玲成功地将佟振保痛苦挣扎的灵魂生动展现;后者是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鲜明对比与参照，凸显人物不同的命运与性格，由此带来巨大的阅读反差。
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将佟振保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情妇与妻子用“红”与“白”两种颜色做了形象的比喻：一个是热烈的、刺激的情妇王娇蕊;一个是圣洁的、乏味的妻子孟烟鹂，由此塑造出两个完全相反、相互映照的现代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李碧华《青蛇》里的人物塑造也采取了这种参差对照模式，将青蛇与白蛇这对妖女形象进行了全新的现代演绎。白蛇保留了传统故事中的勤劳能干形象，全身心为许仙付出，展示了女性的柔情缱绻的一面;而传统文本中只处于配角地位的青蛇一改其依附地位，成为主角，并且各个阶段的心理都得到鲜明地展示，其女性意识更是随着情感经历的发展逐渐觉醒。在李碧华的构思下，青蛇对白许恋情的发展不再是观察与襄助，而是带着强烈的好奇与嫉妒心理加入这场爱情游戏，展现了女性刚烈火热的一面。作者通过对两位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和命运的参差对照写法，让全书充满了激烈的冲突，从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看似和谐亲热的姐妹情下潜藏的暗潮汹涌。
同一人物自身形象的参差对照也体现在对法海形象的塑造上，李碧华赋予了传统文本中世俗权威化身的法海更加冲突矛盾的人格和心理。满口天道正义的法海一面向往修炼成佛，一面又陷入凡俗情欲不可自拔。与青蛇的一场赌局中，面对青蛇的美色诱惑，法海内心汹涌的欲望与对正道佛法的坚守进行了激烈争斗，这种正与邪、道德礼法与原始欲望的参差对照，成就了这一形象的复杂与饱满。在张爱玲的“参差对照”美学的影响下，李碧华意识到人类无法摆脱社会桎梏，又无法满足自我欲望的膨胀的困境，因为这两者总是不和谐的、矛盾的。于是她在创作中也通过参差对照的人物形象，把人物“表层的我”与“深层的我”相互交错，充分表现了人物性格中的言与行、隐与显、情感与理智、本能与文明等诸多因素的交织与冲突，展现出的是生活的原色和真切的人生。
(二)以蒙太奇手法处理时空的策略
张爱玲和李碧华都有多部作品被成功改编成电影，这与两位作家在处理时间、空间的策略上所运用的蒙太奇手法有直接联系。张爱玲将电影叙事方法借鉴于对作品结构的有机安排与组织，在语言、场景、意象等方面融入了电影元素，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电影感，同时她还善于使用“蒙太奇”的剪贴手法，也因此其小说作品被盛赞为“纸上电影”。张爱玲作品中最经典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出自《金锁记》中的：“风从窗子里进来，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6]45-46。该段运用电影中的重叠式蒙太奇用法，通过内容相近的镜头组接，即居室布局的相似，省略掉中间十年不必要的过程与细节，突破了传统小说叙事时空的模式。
时间过渡手法的运用，有利于体现七巧细腻的内心世界和变化无常的情绪，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七巧的悲剧性命运的渲染。张爱玲的小说还增加了空间化的叙述成分，以时间线索作为长链条，将众多空间画面连缀起来，使得小说极具镜头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切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李碧华创作的小说更像是电影分镜头，画面感很强，节奏紧凑，在故事发展场景的转换上，李碧华同样运用了蒙太奇的叙事技巧。
例如《霸王别姬》里“关师傅领着徒儿下跪，深深叩首‘希望大家是红果拌樱桃—红上加红’……一下、两下，芳华暗换。后来是领着祈拜的戏班班主道‘白糖掺进蜂蜜里—甜上加甜。’头抬起，只见他一张年轻俊朗的脸，气宇轩昂。他身边的他，纤柔的轮廓，五官细致，眉清目秀，眼角上飞。认得出谁是谁吗十年了”[5]55。两个相似的跪拜场景，叩首、抬头之间却跨越了十年之光阴。这一段的描写和张爱玲在《金锁记》中的时空叙述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利用镜头的切换，省略了对十年发生的故事的具体描述，却又跳转得自然巧妙，独具匠心。这种贯穿于李碧华小说里的“时间跨越”使她的小说弥漫着一种虚幻和虚无的神秘气息。比之张爱玲小说中的电影元素的运用，李碧华更创造性地运用了魔幻性元素。
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莲投胎转世后的单玉莲，虽然姓名、身份都转变了，但是命中注定的羁绊和情感经历却一再重演。作家通过轮回转世的魔幻因素对现代潘金莲的遭遇进行渲染，同时把《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发生的故事穿插其间，将两种不同的故事情节进行对比，而这种情节的演进恰恰符合了影视作品改编的需要。李碧华在创作中接续了张爱玲运用蒙太奇手法和电影化元素的经验，真正实现了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的统一。她的文本书写具有强烈的图像感和生动流转的语音节奏，回应了张爱玲的传奇式预言，获得一种解构之后的话语狂欢。
(三)戏仿式的经典改写
张爱玲初登文坛时就大胆改写了中国传统剧目《霸王别姬》，让世人惊叹不已。而半个世纪后的李碧华也追随而来，再次改写这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并且使两个不同叙述时间的文本并置在同一个故事主体中形成互涉。张爱玲对《霸王别姬》的改写颠覆了这一故事原有的意义，初步展露其独到的女性意识。原文本中一心追随项羽的虞姬在张爱玲笔下开始萌发出自我意识，在生死存亡之际，她蓦然发现“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
”然而，一旦项羽成功，她便“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6]23。历史和戏文中以死来保全霸王尊严的虞姬到了她的笔下，却为了摆脱一生随霸王支配的命运而选择自尽，保全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尊严。张爱玲对经典文本的颠覆性的改写，给她的后世传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创作灵感。身兼编剧身份的李碧华对多部经典都进行过现代改编，以戏谑的笔调重置了传统叙事，例如她的《青蛇》改编自明清小说《白娘娘永镇雷峰塔》，《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改自《金瓶梅》与《水浒传》。其中最为人熟知的经典改编当属《霸王别姬》，但她对《霸王别姬》的全新诠释远比张爱玲的改编更大胆、更张扬，不仅对“虞姬”形象进行性别上的颠覆，霸王与虞姬的生死相随的爱情也演变成了互相伤害的扭曲畸恋。
与张爱玲笔下的虞姬相似的是，李碧华的程蝶衣在为段小楼牺牲却惨遭辜负之后，同样为保存自己最后的尊严与深爱的段小楼彻底决裂，不再扮演那个为所爱之人牺牲全部的虞姬。张爱玲对《霸王别姬》的改写依照原本的发展脉络，只是改动了虞姬的思想和自刎原因，而李碧华受前辈的启发对《霸王别姬》进行全新的情节设计，人物的悲喜命运似乎就拿捏在她的手中，她可以肆意把玩戏弄，并把人生的温情与残酷、人性的贪婪与欲望杂糅在一起，在一种夸张且有些冷幽默的氛围中使读者感受到命运的偶然性与荒诞性，以及无法躲避的宿命感。《霸王别姬》的结尾处，已是白发暮年的蝶衣和小楼在香港重逢了，曾经风流多情的段小楼到头来却是孤身一人;而曾经风华绝代、梦想成为虞姬死生追随段小楼的蝶衣，居然娶了一个女人。这种反高潮的结局一反小说前半段的血腥感陡然转入一种轻松、戏谑的趣味。
三、超越二元对立：张爱玲对李碧华艺术风格的影响
文学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张爱玲作品中大俗大雅、颓靡鬼气、华丽苍凉交织的风格也是李碧华借鉴与继承的重要方面。
四、结语
张爱玲是现代中国女性写作历史上的一泓清泉，她那描摹社会人生的独特视角、沉淀了生命体验的情节构造、现代与古典相融合的表现手法，润泽了许多后辈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华也成了张爱玲题材、叙事策略和审美风格的继承者之一，她在文学的起步阶段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但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也在不断调试和创新，最终拥有了属于个人的文学世界，这种影响与超越影响的过程，成了现代中国女性写作建构自身传统的基本模式。故而，张爱玲对李碧华创作的影响，既外在地表现为题材与文学技巧的借鉴之上，又内化在其创作思维和创作过程之中。显然，后一种影响方式更为深刻与隐秘，这恰恰说明张爱玲已被建构成现代中国女性写作的重要起点，成为具有公共性的符号体系和精神资源。
对于当代女性写作而言，从前辈女性作家汲取的创作经验是其确立性别意识和完善表达手段的起点，却不是终点。张爱玲对李碧华及其同时代女性作家的影响，提供给她们自我界定的基本经验和可以直接借鉴的艺术策略，但为了表达当下女性对世界的独特情感与体验，李碧华们还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和艺术手法的娴熟，李碧华小说的个性风格逐渐形成，她以戏谑、解构与重构传统的大胆艺术技巧，以作品中独特的内涵、深刻的主题以及妖艳诡异的文风，逐渐摆脱了“影响的焦虑”。这一超越影响的过程，一方面使得张爱玲文本的经典意义得以继续延续，另一方面，也铸就了属于李碧华自己的女性写作经典。如果说张爱玲对20世纪前半段的女性生存状态的言说，奠定了一个很高的女性写作起点的话，那么，李碧华对20世纪后半段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的文本渲染与全新诠释，则展现了女性写作在当下时代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碧华.鹤顶红——看张爱玲《对照记》[M].台湾：皇冠出版社，1994.
[2]冯晓艳.跨越时空的文学唱和——二十世纪末香港与台湾女性作家小说与张爱玲[D].济南：山东大学，2007.
[3]陈敏.绣屏上的白鸟与蝴蝶标本——简析张爱玲、李碧华小说之不同[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51-53.
[4]田冰凌.女性的现实命运和理想人格——《红玫瑰与白玫瑰》和《青蛇》之启示[J].铜陵学院学报，2005(12)：86-88.
[5]李碧华.李碧华经典小说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作者：颜敏，王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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