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与中原王朝关系略论

　　摘要：拓跋鲜卑与中原王朝曹魏、西晋的交往始于拓跋力微时期，历经拓跋鲜卑的部落联盟和代国两个阶段。随着拓跋鲜卑的盛衰交替与地缘政治的变迁，其与魏、晋间的关系经历了聘问交市到军事援助、册封等几个时期。拓跋鲜卑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影响着其自身的盛衰流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

　　关键词：拓跋鲜卑;曹魏;西晋;交往

　　拓跋鲜卑兴起于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历经部落联盟时期、代国时期和北魏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与中原的汉人王朝曹魏、西晋接触和交流，并接受汉人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的影响。本研究的时间断限是从3世纪初曹魏建立初期到4世纪初西晋末，拓跋鲜卑在这段时期内逐渐从部落联盟发展为代国，这个过程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关系紧密。

　　文史论文投稿刊物：《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88年创刊伊始,一直坚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高水平，高质量”、“求新求实”的办刊原则，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注重涵纳对已有理论新见解、对科学方法新探索、对某一学科领域新开拓的有效信息，刊出大量促进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发展的文章。

　　该主题目前有台湾学者许景评的研究，他大致勾勒了拓跋鲜卑与魏、西晋交往的大致过程[1]。郭硕则讨论了拓跋鲜卑早期民族交往史料的辨析问题[2]。两位学者的研究为笔者撰写此文带来了不少启发，因此本文力求在前辈的基础上，对拓跋鲜卑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在史料的选择引用上，尽可能地兼顾多家之言，以求详尽。

　　一、拓跋鲜卑部落与曹魏、西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与曹魏、西晋交往的时期，大致的时间是从公元258到公元277年，为拓跋力微时期。力微时期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主要是建立在双方出于对边境安全的考虑以及基于双方实力未对彼此产生威胁。力微时期，先是拓跋鲜卑对曹魏投以橄榄枝，主动提出与魏和亲的建议，之后力微更是让其子沙漠汗到洛阳作为人质以换取中原政权对拓跋鲜卑的信任。在整个和平交往期间，南北双方主要以互换财货的方式各取所需，拓跋鲜卑向中原提供战马，中原以布匹等日用品作为代价换取战马。然而，力微时期的拓跋鲜卑与曹魏、西晋的关系并非一直波澜不惊。影响政权关系的根本因素是政权利益。到了西晋咸宁三年(277年)，由于西晋恐于日益强大的拓跋政权会对其北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在征北将军卫瓘的建议下，西晋统治者开始将拓跋政权视为敌人。

　　《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云：“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3]1057”。以下对力微时期的拓跋鲜卑与魏、晋交往的动因和双方态度做一个探讨。拓跋鲜卑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始于拓跋力微时期。此时，拓跋鲜卑逐渐在游牧诸部落的斗争中逐渐强大，活动的区域开始与曹魏接壤，《魏书》卷一《序纪》(以下称《序纪》)载：“元年(220年)……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二十九年(248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三十九年(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4]3”。力微在兼并没鹿回诸部后，实力大增，并将首府迁至盛乐，没鹿回部的活动范围应在平城一带(山西省大同市东北)[5]。平城南面，就是曹魏控制的幽、并、冀三州的北部边界[6]。地缘政治，是力微考虑与曹魏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序纪》载：“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4]3-4”。

　　综上，力微时期的拓跋鲜卑与曹魏关系的发展，是拓跋鲜卑疆域扩大而与曹魏接壤的结果，也得益于拓跋力微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笔者认为，力微时期正值三国时期，曹魏前期忙于与蜀、吴的战争，后期则面临司马家族与曹氏宗室的斗争，国家的政策重心皆不在北方。这也为成长阶段的拓跋鲜卑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力微政权与曹魏谋求友好关系的建立才有可行性。力微政权对曹魏采取的和亲政策主要是“聘问交市[4]4”(以北方草原的战马换取中原的手工业品等日用品)。此外，力微以其子沙漠汗为质，使其子往洛阳“且观风土[4]4”。

　　(一)聘问交市《序纪》载：“(始祖四十二年)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4]4”。对于铁器时代的游牧部落而言，财货的匮乏是他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因。与曹魏的财货贸易，不仅改善拓跋鲜卑的生存境遇，也促进其文明的进步。同理，与草原民族的财货贸易也使魏、晋受益良多。张金龙指出，在魏与蜀和吴，西晋与吴的长期战争中，战马急剧损耗，而要保持中原骑兵对于南方步兵的战术优势，从北方草原获取优质战马则是十分关键的[7]。此项贸易能顺利进行，是因为双方都能从这项贸易中满足各自的需求。王明珂认为，对于从事游牧经济的人群，对外贸易、掠夺的机会是不容错失的[8]46。

　　(二)且观风土《序纪》载：“四十二年(261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魏晋禅代，和好仍密[4]4”。力微将其在“三十九年祭天”仪式上“与魏和亲”的政策于四十二年付诸实行，并派遣他的儿子“文帝”(即沙漠汗)前往曹魏“且观风土”。关于“且观风土”的说法，是《序纪》的表述。《资治通鉴》卷七十七景元二年(261年)条载：“是岁，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9]2459”。考虑到当时拓跋鲜卑与曹魏的实际政治地位，因此拓跋鲜卑与曹魏的交往是一次地位不等的交往，力微政权是以主动的姿态和“质子”的代价去换取与中原政权的友好来往。咸宁年间的离间事件，拓跋鲜卑处于劣势的原因亦是如此。

　　(三)卫瓘离间从258年力微提出“和亲”开始，到261年沙漠汗到达洛阳为“质”，此时中原政权正处于由曹氏到司马氏的转变之中。与西晋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276年，而277年的“离间”事件，则标志着曹魏后期至西晋初期对拓跋鲜卑态度的转变。《序纪》详细记载了事件的一些情况：五十六年(275年)，帝(沙漠汗)复如晋;其年冬，还国……晋征北将军卫瓘，以帝(沙漠汗)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间隙，使相危害。

　　晋帝从之，遂留帝(沙漠汗)。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货。[4]4卫瓘通过贿赂“诸部大人”离间沙漠汗与拓跋力微的关系，使其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以达到削弱拓跋鲜卑的目的。自东汉南匈奴附汉以来，北方延边诸州尤其并、幽已经成为乌桓、鲜卑等部族南下或“贡献”或“侵扰”的地点。中原王朝对诸少数部族的政策是“攻赏结合”。建安年间，鲜卑轲比能部与步度根部不和，“步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10]836”。后泄归泥部叛轲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10]836”。后轲比能部稍强，“控弦十余万骑[10]839”。青龙元年，轲比能与步度根联合从并州叛出。

　　至三年中，“(王)雄遣勇士韩龙刺杀必能，更立其弟[10]839”。当部族间不和时，中原王朝往往采用册封其一方部族的方法来加深部族间的矛盾，而部族间如出现统一而强大的趋势，中原王朝往往会采取军事行动或其他手段进行阻止，以防止北部边境出现强大的草原民族国家。《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传》载：“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搆离之，使自为讐敌，相互攻伐[10]727”。汉魏年间威震北疆的田豫，他对与北方诸部族关系的经营大抵贯彻了此精神。

　　此外，在拓跋沙漠汗归国的那一年，西晋或发动过对拓跋鲜卑的战争，《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咸宁)三年春正月丙子朔，……使征北大将军卫瓘讨鲜卑力微[3]67”。时值西晋将南下攻东吴，故西晋可能对拓跋鲜卑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措施以保证其攻吴之时项背无忧。综上，力微时期拓跋鲜卑与魏、晋的关系前期以友好往来为主，后期则因拓跋鲜卑日强而使西晋对其产生了敌意。但需注意的是，力微时期的拓跋鲜卑对于魏、晋来说应只是北方诸少数民族部落中普通的一支。

　　二、拓跋代国与西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与西晋交往的时期，拓跋鲜卑的首领是拓跋猗卢(以下称“猗卢时期”)。《序纪》云：“力微崩后，章皇帝讳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诸部叛离，国内纷扰。飨国九年而崩[4]5”。拓跋鲜卑部落逐渐势微。到了拓跋绰、拓跋弗继任后，部落势力才稍有恢复。禄官继任后，部落分作三部，由拓跋禄官、拓跋猗㐌、拓跋猗卢各统一部。他们各自将其统治势力壮大。统治上谷北部的禄官巩固了与东部鲜卑宇文部的联盟;统治参合陂北部的猗㐌则使得漠北及漠北以西二十多国投降依附;统治盛乐一带的猗卢则迁杂胡至云中、五原、朔方一带(即阴山山脉南部至河套平原一带地区)，又向西渡过黄河击败匈奴、乌桓诸部，势力达于关中地区。此时，拓跋鲜卑的势力再度恢复和壮大。猗㐌、禄官过世后，猗卢再度统一了拓跋鲜卑。

　　此时，中原地区八王之乱起，匈奴刘渊起兵反晋，在这一背景下，拓跋鲜卑采纳卫操的建议，与西晋恢复了交往。这一时期拓跋鲜卑与西晋的关系与力微时期有许多差异。首先，拓跋鲜卑在这一时期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其次，西晋则不同于此前的消极、怠慢，而更多地表现出积极主动姿态。拓跋鲜卑的复兴是与西晋发展军事互助型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在八王之乱、刘渊据乱时期实现与西晋交往的筹码。因此，为拉拢拓跋鲜卑，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并州刺史司马腾各自遣使参加拓跋鲜卑补办的沙漠汗及妻封氏丧礼。《序纪》载：“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族……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4]6”。

　　再有，部落三分时期晋人卫操在拓跋与西晋间的牵线搭桥也是双方再次接触的重要原因之一。力微死后，幽州代郡人卫操带领其族人部众前往依附拓跋鲜卑，得到拓跋猗㐌、拓跋猗卢的重用，其辅佐西晋的建议也被采纳。《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以下称《卫操传》)载：“始祖崩后，(卫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4]599”。

　　304年，刘渊起兵反对西晋的统治，其势力主要在并州地区，故与属东海王司马越一系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和刘琨为敌。卫操亦归属司马越一系。刘渊、石勒与成都王司马颖一系关系较好，而同时与以拓跋鲜卑为敌的铁弗部、白部关系较近，故拓跋鲜卑此时与卫操交好，与司马腾、刘琨军事互助。其实质是，拓跋鲜卑通过卫操的桥梁作用，已经作为司马越一派的外援加入到八王之乱的中原纷争中，并从中获取了一些政治利益。拓跋鲜卑逐渐与东海王司马越一系交好，之后两次与司马腾一道击败了刘渊对并州的进攻。

　　《卫操传》记载了卫操在拓跋猗㐌死后为其写的碑铭，碑铭中记载了此事：“使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东嬴公司马腾，才神绝世，规略超远。欲求外救，朝臣莫应。简贤选士，命兹良使。遣参军壶伦、牙门中行嘉、义阳亭侯卫谟、协义亭侯卫鞬等，驰奉檄书，至晋阳城[4]600”。先是拓跋猗㐌率兵援助司马腾，击退了刘渊对并州的攻击。猗㐌还与司马腾在汾水结成同盟。见《序纪》：(304年)“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4]6”。

　　第二年，双方第二次合力击败刘渊，《序纪》云：“十一年(305年)，刘渊攻司马腾，腾复乞师。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毋豚。渊南走蒲子[4]6-7”。刘琨任并州刺史期间，并州先后遭受白部、铁弗联军与刘渊之子刘聪的侵略，拓跋猗卢对此皆出兵援助刘琨，并先后将白部、铁弗与刘聪击败，晋怀帝还因此册封猗卢为大单于和代公。见《序纪》：三年(310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

　　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4]7二十世纪早期发现的代王猗卢墓碑残石，残石残存有“王猗卢之碑也[11]27”六字可印证册封一事。白部、铁弗联军进攻刘琨一事，《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以下称《刘琨传》)未见相关记载。此外，西晋因欲倚拓跋鲜卑为援而允猗卢所求将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给予之。《序纪》云：“(刘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陘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4]7”。312年，刘聪令其子刘粲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城破，杀害刘琨的父母。刘琨向拓跋猗卢寻求避难。

　　猗卢稍后便率军夺回了晋阳，还对自己出兵不够及时而感到愧疚，并赠与刘琨财货。见《序纪》：五年……会聪遣其子粲袭晋阳，害琨父母而据守，琨来告难，帝大怒，遣长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姬澹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粲惧。焚辎重，突围遁走……琨来拜谢，帝以礼待之。琨固请进军，帝曰：“……今卿已复州境，然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终举。贼奚可尽乎?”馈琨马牛羊各千余，车令百乘，又留劲锐戍之而还。[4]

　　8此事亦见于《刘琨传》：“聪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以郡降聪，琨父母并遇害。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猗卢以为聪未可灭，遗琨牛羊车马而去，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3]1682”。建兴二年，石勒欲攻王浚，为防刘琨相救，石勒诈称降服于琨，刘琨透露出其原定与拓跋猗卢并讨石勒一事。见于《刘琨传》：“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三月都会平阳，会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掩蓟城，大司马、博陵公浚受其伪和，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

　　……又猗卢国内欲生姦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遂使南北顾虑;用愆成举[3]1684”。刘琨本议定与拓跋猗卢于建兴二年三月会于平阳，但由于石勒谋划进攻王浚据守的幽州，而拓跋猗卢国内此时正值动乱，故此军事行动未能成行。综上，拓跋禄官、拓跋猗㐌和拓跋猗卢对西晋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这个时期拓跋鲜卑与西晋的交往主要是以军事互助为主，期间拓跋鲜卑多次援助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一派势力在并州的保卫战争。拓跋鲜卑通过一系列对西晋的军事援助，不仅取得了西晋(尤其司马越一系)的信任，还获得了西晋册封的大单于和代公的称号。当然，任何政治上的友好关系都不是出于单纯的情分，西晋被迫与拓跋鲜卑保持友好关系，以寻求得到拓跋鲜卑的支持。

　　三、拓跋鲜卑与魏、晋交往产生的影响

　　许景评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其首领的地位和权威是不可与农业社会之中原的帝王同日而语的，游牧部落保留有很大程度的氏族社会的残留，部落领袖常常要受制于部落内部诸氏族领袖[1]。拓跋鲜卑在与专制政体较为成熟的魏、晋政权的长期往来中，受到了中原王朝专制传统的影响，部落首领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其中以三合部落和军事援助西晋而被西晋册封的拓跋猗卢为代表，《序纪》载：“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4]9”。

　　从猗卢明刑峻法的政策来看，可知猗卢的权威、地位超越过去任何一位拓跋鲜卑领袖。这既是主动学习西晋的结果，也是拓跋鲜卑为了在与中原政权交往的同时保持警惕所产生的结果。王明珂认为，游牧社会的领袖权威大小，受到其周边其他人群的影响，与农业人群交往的游牧社会，其领袖往往有较大的权威;反之，其领袖则无权威控制牧民[8]46。许景评在评价王明珂这个理论时认为，当牧民或牧团面临其他大的群体、部落或国家，将产生共同的问题与目标，进而有共同组织的需求[1]。所以，当拓跋鲜卑与魏、晋接触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事关利益的勾心斗角，为了适应这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拓跋鲜卑部落不得不采取“抱团”的策略，而一位集权威和才干于一体的领袖更是不可或缺的。

　　拓跋鲜卑经历的两盛两衰皆与中原汉人有着莫大的干系，魏、晋的制度、人事、风气等影响着拓跋鲜卑的历史发展。力微统治前期因与曹魏互赠财货而逐渐发展;力微统治后期则因西晋的离间误杀了拓跋沙漠汗，造成了部落的衰落。到了拓跋猗卢三合部落时期，由于此前拓跋猗㐌、拓跋猗卢等对西晋的军事援助，使得拓跋鲜卑处于有利可得的外交环境，在襄助西晋的同时不断获得发展。然而，自卫操内附拓跋鲜卑之后，拓跋鲜卑首领开始招纳、重用晋人，这也造成了拓跋鲜卑内部的“原有部属”与“新晋部属”之间的矛盾，进而酿成“六脩之祸”。猗卢、六脩父子死后，新旧两派更是爆发了冲突，导致了拓跋鲜卑的再次衰落。《魏书》卷二十三《卫操附卫雄、姬澹传》载：“六修之逆，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

　　……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4]602-603”。曹魏在与拓跋鲜卑建立友好关系后，得以集中精力参与到与蜀汉和东吴的角逐中去。产于拓跋鲜卑的优质战马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曹魏在长期战争中战马的损耗。拓跋猗卢时期，拓跋鲜卑对并州的军事援助，使得刘渊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先占领并州后谋取洛阳的军事计划，转而直取洛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晋朝廷的灭亡，同时也使得并州军事集团在西晋覆灭后的长期存续，从而影响了中原政局的历史走向[1]。

　　四、结语

　　力微时期，拓跋鲜卑主要是通过与中原互换财货、战马，“质子”曹魏的方式与中原维持友好关系。力微后期，经沙漠汗一事后，拓跋鲜卑与中原关系恶化，直到部落三分，猗㐌、禄官和猗卢执政时，部落开始通过军事援助西晋再次与中原接触。六脩之乱后，随着部落的中衰以及晋的南迁，双方在一段时期内较少往来。拓跋鲜卑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不断接受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政制等的影响，特别是猗卢时期的“明刑峻法”，使得拓跋鲜卑领袖的权威逐渐变大，这都是受中原政治体制影响的结果。

　　同时，魏、晋的政策和政局变化牵动着拓跋鲜卑的兴衰，如卫瓘的离间使得拓跋鲜卑式微，西晋“八王之乱”给了猗卢援助西晋以获得发展空间的机遇等。通过了解拓跋鲜卑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拓跋鲜卑的发展史。同时认识到，在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与汉文化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许景评.拓跋部落与曹魏、西晋之间的对外关系[J].中正历史学刊，2014(17)：1-26.

　　[2]郭硕.拓跋氏与魏晋政权的早期关系——兼论拓跋早期民族交往史料的辨析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2018，31(6)：76-84.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张继昊.从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创建历史的考察[M].台北：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176.

　　作者：陈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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