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艺观的现实基础及主观因素

　　摘要：习近平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任务。这一理论的形成，一方面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即它是对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作出的充分思考和有力回应，是解决文艺与市场关系、文艺脱离人民大众、文艺扭曲历史、文艺作品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习近平所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思维习惯和现实情怀，也为其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主观因素。

　　关键词：习近平文艺观;现实基础;主观因素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从文艺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职责，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标志着习近平文艺观的形成。习近平文艺观是在继承前人文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不断孕育而生的。它的形成，既是习近平对当前中国文艺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他自身理论素养、思维习惯和现实情怀等主观因素的展现。

　　文艺论文范例：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溯源及实践

　　1习近平文艺观形成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论的冲击下，以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下，中国文艺领域出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失衡、文艺逐渐脱离大众和现实、文艺颠覆和扭曲历史、文艺作品创新能力不足、“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思潮甚嚣尘上等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应，集中体现了其文艺观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习近平文艺观的形成，是有其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的。

　　1.1解决文艺与市场关系问题的需要

　　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文艺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在促进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暴露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文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初期，针对文艺领域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的歪风邪气和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邓小平做出表率，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1]34，这一指导方针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为精神层面带来创作动力的同时，对其创作方式和内容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逐利性日趋显现，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现新的失衡现象。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社会各方面发展速度的加快使得一些文艺创作者产生“浮躁”的心理。加上近几年网络自媒体的发展，文艺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唯销售量、唯收视率、唯曝光度、唯关注度”的倾向[2]，甚至有些人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放弃了文艺的社会价值和作品的质量，粗制滥造、抄袭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基于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创作方向迷失的现象，习近平提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3]

　　32文艺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而应该以“文艺为人民”来引领“文艺为市场”。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讲经济效益也要讲社会效益，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文艺作品才能够经得住时间的磨砺，经得住人民、专家以及市场的检验。习近平对文艺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回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而有力的指导。

　　1.2解决文艺脱离人民大众问题的需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唯一源泉”[4]860。时隔72年，习近平再次提出文艺要“扎根人民，扎根群众”。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文艺只有扎根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才能够创作出符合人民审美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然而当前的文艺工作逐渐忽略文艺的人民性要求，尤其是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时代中，世情、国情、民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环境相当复杂，再加上科技的进步，网络的发达，文艺的创作形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文艺领域出现大量华而不实、天马行空般的科幻文学、影视神剧。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沉湎自我，飘渺于人世之外，不愿意俯下身子走进群众，滋生了大量脱离群众、闭门造车、浮躁虚华的乱象，导致作家、艺术家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此，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关在象牙塔里不会产生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从中国大地上和人民群众中获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才能充满活力，发展繁荣”[3]26。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在于他能以不平凡的笔调描绘最平凡的人生，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展现改革时期中国城乡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中国大地上每天都上演着许多可以讲、值得讲的故事，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经典，无不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的基础之上。习近平将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中心位置，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本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

　　1.3解决文艺扭曲历史问题的需要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需要深厚的民族历史滋养，文化自信来源于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底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艺领域出现严重的虚无历史观、倒退的历史观和幻想的历史观。对此，习近平在讲话中做出有力的回应。

　　第一，关于虚无的历史观。中国文学传统特别看重英雄的叙事与抒情，英雄意识相伴于爱国主义产生，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现象中十分重要的成分。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些对中国公认的革命史实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否认在革命中有过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和一些宏伟事迹，并对此进行颠覆性的描写，甚至恶意篡改和嘲讽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一些歌颂人民群众英勇不屈的抗战影片和透露着神秘感的穿越网剧，在艺术展现上缺乏基本历史常识，对历史真实性也存在严重的误读，这些缺乏善意的文艺作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准确定位。习近平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尽可能尊重历史真实进行创作要“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5]13。要对英雄心怀崇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不做亵渎祖先、经典和英雄的事情。

　　第二，关于倒退的历史观。人类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标志着历史的巨大进步，但事物都有两面性，现代工业文明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的确给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造成了一些污染。因此，有些文艺家便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控诉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极力渲染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美好，否定农业社会变革的必要性。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习近平不失时宜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历史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看清世界，通过历史我们更要认真把握当下，面向美好的未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和担当，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5]12。

　　第三，关于幻想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曾强烈反对那些鼓吹人们能够在“纯审美”“纯理论”领域的“解放”。受西方思潮的影响，社会主义文艺中仍存在着崇拜西方语言幻想和审美幻想的文论，认为语言或者美的幻想能够影响社会现实。为肃清意识形态中的毒素，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作出指导，指出人类历史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不是人们头脑中的幻想，这是马克思早就阐释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结论。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从现实世界出发，立足坚实的土地和朴素的劳动群众，“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5]15。历史虽然给了文学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也不能通过无端的幻想对历史进行想象。关心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声，才能创作出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1.4解决文艺作品中创新能力不足的需要

　　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文艺同哲学社会科学一样，都属于“培根铸魂”工作，担负着思想文化教育的职责。文艺领域的创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最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以及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现象也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文艺作品的创新能力不足。

　　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篡改历史，戏说经典。标新立异不等于创新，披着“创新”外衣的旧的文学艺术也不能叫创新。我们应该看到，曾经一度盛行的“改造经典”之风背后，隐藏的是对传统和经典的不尊重。其二，粗制滥造，毫无新意。文艺创作不仅需要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进行精心构思，还需要艺术家具有独辟蹊径、敢于突破旧文化模式藩篱的勇气。然而，当前一些文艺作品缺乏文艺原创力，更多流于形式，缺乏思想价值。其三，模式雷同、千篇一律。文艺作品要想成为值得观赏、阅读、审美的对象，离不开创新这个根本要义。不管是语言创新还是情节创新，人物创新还是视角创新，唯有经过创新才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感觉和体验，得到人民的喜爱。

　　当前文艺领域存在大量模式雷同、千篇一律的文艺作品，这不仅会使人们失去观赏的兴趣，还会造成文艺领域的发展裹足不前。作为时代精神核心的创新精神，在文艺领域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失去创新的文艺界就像一潭死水。习近平在讲话中对创新进行了精确阐释，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唯有创新，才能永葆文艺的生机与活力”[5]23。他提醒广大文艺工作者“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5]24。这一论述对文艺创作的方式有着极大的警示作用，一则要求文艺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能陷入为创新而创新的误区;二则要求文艺创新要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给人们的思想带来错误导向。习近平从构建国家文化形象和促进人类精神发展的层面来认识文艺创新，不仅规范了文艺创新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艺观与时俱进的特色。

　　2习近平文艺观形成的主观因素

　　除现实基础之外，习近平文艺观的形成也深受习近平自身因素的影响。习近平热爱读书的习惯使他具备了崇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是个文学爱好者，同时也是个创作实践者，他通过对文艺规律的深刻把握，举一反三地找到了“从政”的规律，并在读书的过程中养成了理论结合实践的良好思维习惯和关照现实的情怀，这在他所提出的文艺观中很多新的见解中都有所体现。

　　2.1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习近平文艺观的形成离不开习近平对中西方文论的运用，这与他自身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为其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1969～1976年在陕北下乡劳动的七年间，良好的读书习惯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延安，别的知青带的都是棉被衣物，只有他的箱子里装了满满的一箱书;别的知青去其他村子的窑洞串门，他就坐在那里看书，“痴迷”于阅读和学习之中。他读书的时候会认真思考、借鉴，也会进行批判，从国内文学到国外文明，凡是经典的作品，他都会读。他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并躬耕实践，从实践中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灵魂和人民群众立场，这也是他治国理政的中心思想，为他能够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真学真懂真用，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大量引用经典论述，并结合实践经验不断进行创新发展。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引用马克思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6]195-196，要求文艺创作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另一方面，广泛涉猎古代经史典籍和世界文学，为其奠定了浓厚的文学修养。习近平还喜欢阅读文学经典，他常常亲自走访文艺工作者，与作家进行亲切交流，明白了行业之间的相通，这为他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能够充分把握文艺创作规律，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文艺政策做了铺垫。

　　他灵活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名句，如“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要求文艺工作者正确认识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坚定文化自信，立足本土、吸收外来，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作品。习近平青年时阅读过俄、法、美、英、德等国的近百部文学经典，在出席国外的演讲中，他能够熟练引用这个国家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或者思想家的名言。这些都为习近平文艺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文学基础，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全球化视野。

　　他在讲话中强调通过文艺解决各国之间认同和理解的问题，这一观点既顺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也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的观点相一致。习近平自身对文艺的热爱为其文艺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立场，培育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艺情怀。他从马列经典中汲取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养分，并出色地将其同当前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接下去。

　　2.2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习惯

　　习近平同志在去中央工作之前，先后在正定、福建和浙江积累了不少文艺工作经验。这个时期文艺工作的开展突出了习近平良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习惯。首先，重视文艺服务群众的作用。习近平十分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在河北正定期间，他指出单位领导对群众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上存在不足，并提倡要办好公社文化站和文化中心，恢复和建立俱乐部、青年民兵之家，在群众中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并且要根据人民群众的喜好举办一些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让劳动人民在劳动一天后精神上也能够得到娱乐。[7]

　　9在福建工作时，他提倡要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民族群众文化事业，通过建立民族文化站、图书阅览室等引导群众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活动。习近平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搞曲高和寡，符合人民群众的口味最重要，这使他更加懂得充分发挥人民在文艺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其次，重视文艺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1983年习近平等人筹备正定旅游业时，恰逢央视要开拍《红楼梦》，习近平得知消息后敏锐地抓住机遇，积极争取“荣国府”外景基地项目，为正定留下了一个永久的旅游景点。《红楼梦》的热播大大提高了正定的经济收入，提升了正定的知名度，习近平巧妙地将文艺建设同旅游业相结合，促进了正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1988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将畲族文化同当地自然景色结合起来发展旅游业，成功地抓住畲族文化的独特、闽东是一个革命老区以及畲族人民渴望脱贫这三个“闪光点”，并完美地结合文艺的宣传功能[8]17，推动创作音乐片《山海的交响》，向世人展示了闽东的独特风土人情，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

　　2003年，习近平发表《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一文，首次表达了对文艺的“市场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问题的看法，认为“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更难讲是先进文化”[9]25，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习近平文艺观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展现了他实事求是的良好品质。最后，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

　　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他认为文化自信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树立自信，汲取丰富的文化营养必须能够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我们有一个明确目标：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信心。”[8]35他对西湖文化、浙商文化的积极推崇以及对浙江省历史文化馆、景区遗址进行修缮和保护等，能够看出他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受到颇多影响，并在工作实践中更加注重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

　　2.3具备关照社会现实的情怀

　　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是时代的格言。[6]20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最好的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分析了时代本质和特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情况新特点、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这四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科学回答了时代和人民的疑问，解决了时代和人民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艺观也透视出其对文艺与市场、人民以及市场这些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艺观的现实关照情怀。

　　第一，正确回答文艺的时代之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面临诸多未知的问题和挑战。其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习近平站在时代转变的历史节点，将文艺和文艺工作置于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予以审视，并从实现“中国梦”的时代高度提出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3]8，不仅突出了文艺在时代国运中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文艺的时代之责，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优秀作品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科学回答文艺的人民本质。文艺的人民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马克思历来重视文艺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也都在其文艺思想中贯彻了文艺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根本特点。习近平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要将人民作为文艺作品的写作主体、服务主体和评判主体，深刻揭示了人民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系列都是对文艺本质问题和文艺工作规律的科学总结。

　　第三，合理回答文艺的市场标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也是人民对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最关心的问题。习近平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市场为文艺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不能忽视市场经济给文艺领域带来的问题。在文艺创作中首先要坚守艺术标准，如果文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一应答为文艺市场做出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美学的富有创见性的指导。

　　3结语

　　习近平文艺观从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扎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顺应时代发展，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它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问题导向”“与时俱进”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并在反观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习近平在主持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过程中展现出崇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他作为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思维习惯和现实情怀，为其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这一主观条件与习近平文艺观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同等重要，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邱明正，蒯大申.邓小平文艺思想论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沈鹏.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7.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张秀娟，季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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