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释含澈刻书考略

　　摘要:成都市新都区龙藏寺僧释含澈(雪堂和尚)于清同治、光绪年间以“绿天兰若”“潜西精舍”之名，刻印了大量的书籍，现今可考的龙藏寺刻书有百余种，其中不乏彰显地方文化风貌的作品。本文对龙藏寺的刻书情况进行粗略梳理，对其刻书规模及刻书特点作初步探讨，以期对进一步研究刻书有所帮助。

　　关键词:龙藏寺;释含澈;绿天兰若;潜西精舍;刻书

　　成都寺院丛林素有刻书传统。进入清代，随着四川雕版出版业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成都地区的寺庙仍延续了这一传统，至清同治、光绪年间，寺庙刻书已盛极一时，“不但成都的各大寺院宫观刻书，许多县的寺庙也刻印佛道经典、庙志和僧道个人著作”[1]。据《四川省志·出版志》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成都寺观有刻书记录的就达15家之多，其中“新繁龙藏寺僧释含澈(雪堂和尚)用潜西精舍、绿天兰若斋号刻印自著《绿天兰若诗集》《禅宗直指》和《纱笼文选》《纱笼诗选》等书”[1]最具影响力。

　　当时，成都的寺院多热衷于刊刻宗教书籍，而龙藏寺在释含澈的主持下，除刻印佛经和自著诗文集外，还刻印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医书、地方文献以及先贤遗逸、名僧雅士的著作。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龙藏寺都是当时成都寺院刻书中的翘楚，所刻书籍因其刊印精良，为世人所重，称“潜西精舍木刻板”[2]。龙藏寺刻印了大量的有关地方文化的书籍，具有较高的地方文献资料价值。而对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除个别学者有所研究外，长期无人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及文学艺术价值至今仅露冰山一角，是一座亟待抢救、挖掘的地方文化宝库。故本文对龙藏寺刻书情况略做梳理和考证，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与研讨。

　　1龙藏寺与释含澈

　　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龙藏寺历史悠久，为川西名刹之一。唐贞观三年(629)僧仰惠创建，属禅宗庙宇，初名“慈惠庵”。宋祥符元年(1008)僧觉善更名“龙藏寺”。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四年(1371)僧洪铭据旧址重建，明末复毁，清代几度重修。今仅存明成化时所建之大雄宝殿及殿中壁画。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改建，仅中轴线上庙貌犹存。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现系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院和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医院院址[3]。

　　2019年10月1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新繁龙藏寺有幸名列其中。另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新繁县志》记载:“清初自破山弟子大朗卓锡于此，寺名益著。后有崇远、含澈皆通词翰，喜与士人游。含澈摹刻唐宋以来名贤遗墨于林间，建妙音阁以覆之，词客文人常集于此，遂为县之名区焉。”[4]38释含澈(1824—1899)，号雪堂，晚号潜西居士、懒懒头陀，俗名支凤纲，新繁人，为“云坞老人弟子，传诗学兼工书，人皆以诗僧目之”[5]。

　　其一生作诗两千余首，收入《绿天兰若诗钞》《钵囊游草》等诗集。他不仅“以文学名著”[4]109于世，而且精内典兼通儒理。寓蜀文人、江南名士顾复初在《赠雪堂序》中说他“善谈名理，依于恒物，盖僧而儒者也”[5]。清咸丰五年(1855)释含澈主持龙藏寺，“骚人墨客时相过从。于是镂版刻石，终年不辍，遂成蓉垣近郊诗坛之中心，寺况亦达鼎盛之期。”[6]

　　2龙藏寺刻书规模和数量

　　清代新繁龙藏寺刻书可考的最早记录是咸丰三年(1853)，释含澈所刻的自著诗集《绿天兰若诗钞》1卷1册。咸丰五年释含澈任方丈后，在龙藏寺正式开办书坊。在释含澈主持刻书的四十余年间，龙藏寺雕版印书事业蓬勃发展，集编、刻、印于一体，终年镂版不绝，刻印了大量书籍，其刻印规模跃居当时成都寺院刻书之首。但因并未有龙藏寺刻书书目之类的文献留存，加之年代久远、保护不善等历史原因，致使龙藏寺书版和书籍散佚，其具体刻书种类现难以准确统计。

　　1951年龙藏寺改建为川西荣誉军人中学校，寺内文物均造册移交。据新都区档案馆藏《川西区新繁县龙藏寺文物清册》记载，其中仅寺刻书版就多达4733块。1979年新都文物管理所在龙藏寺又发现一批书版，并聘请邑人黄怀举先生对书版进行了清理。1985年书版清理结束，经登记造册，共有书版3008块。这批书版弥足珍贵，既是见证龙藏寺刻书盛况的历史文物，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龙藏寺的刻印情况。另据冯修齐先生研究，龙藏寺刻书多达百余种，现“仅存六十六种。其中，佛教类十六种，儒书类七种，医学类四种，其他九种，雪堂撰著八种，雪堂编次九种，雪堂刻师友书十三种”[7]。

　　其所列《龙藏寺刻印书籍目录》(以下简称《寺刻目录》)为目前所见收录龙藏寺刻书最完备之书目，殊为遗憾的是，书目均未著录版本信息，著录卷数也仅有二十四种，更未注明书籍下落，为我们检索和查证这些书籍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仍不失其参考价值，以资参考。现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及一些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的著录，以及笔者在新都区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区、郫都区等图书馆所见，并参考冯修齐《寺刻目录》，《四川省志·出版志》附录《清代及民国时期四川寺院刻书简目》(以下简称《寺院简目》)[8]，整理成“龙藏寺释含澈刻书简目”，并注明出处，供有志于斯者参考。龙藏寺所刻之书达101种，虽无法将其考证完备，但从中可窥其刻书规模之一斑。本目录多依据诸家书目著录，难免有错讹疏漏之处，分类也不尽准确，仍需做进一步考察。特别是其中部分书籍刻印后又经删订或增补后重刻，或将数种单刻本汇为一书的情况屡见不鲜，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如释含澈所撰《绿天随笔》一卷，初刻于光绪元年(1875)，后经好友王介卿“大加修饰，删去四十条”，释含澈认为“有点铁成金之妙”，遂于光绪三年(1877)重刻。又如释含澈所辑《绿天兰臭集》八卷，初刻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新都区杨升庵博物馆藏本则为光绪十八年(1892)增刻本。此书总目录题为“八卷续六卷”，卷首有二序:其一为光绪十五年五月十五黄云鹄序于成都廉署明慎堂;其二为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七顾复初序于成都小墨池山馆。然其篇首释含澈题曰:“余素性迂，不尚称祝，每逢母难，先期出游避之。壬辰冬仲，始有简同人作，蒙大雅诸公同声相和，汇而存之，以志高人雅爱也。”

　　据此可知，释含澈于光绪十八年作《壬申冬仲七十生日简同人作》诗，与顾复初、文殊院方丈实相等五十人唱和，作诗七十五首，辑为《七十生日简同人作并录和章》，并将其补刻入《绿天兰臭集》。又如释含澈撰《绿天兰若诗钞》，初刻于咸丰三年。郫都区图书馆藏本为五册(应缺钵囊草一册)，封皮书签均题书名“绿天兰若诗钞”。其中两册内容为“绿天兰若诗钞一卷续一卷续续一卷补遗一卷”，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另三册分别为“钵囊游草一卷”“潜西精舍诗稿一卷”“潜西偶存一 卷”，十行二十一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方镌“潜西精舍”四字。此本显然是将咸丰刻《绿天兰若诗钞》与光绪刻《钵囊游草》《潜西精舍诗稿》《潜西偶存》汇为一编。以上所举三例，提醒我们在考察这些书籍的版本时，需格外注意，细心观察证验。

　　3刻书特点

　　3.1版式特点

　　龙藏寺所刻之书，大多赠送相关寺庙和友人，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不同于一般坊刻本。加之释含澈本人热心文化，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与传播意识，所刻书籍都亲自或同徒星槎等共同遴选校勘，均精工雕版，字大醒目，行格舒朗，并选用上等纸张，印、装精致讲究，刊刻质量非一般坊刻本所能比。为保证刊刻质量，“除部分僧人参与雕版印书的管理工作外，还在民间聘请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匠，如徐兴成、戴雕匠、王雕匠等”[7]。他们常住寺内，工钱丰厚，终年镂版不绝。

　　历史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史志学刊》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山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从2015年正式创刊(刊号CN14-1378/k)的学术刊物，其前身为《沧桑》，是国家第一批认定的学术期刊。注重学术研究，设有专题研究、历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史实考辨、学术纵览、方志论坛、读书札记等栏目。

　　4结语

　　释含澈堪称晚清时期成都本土影响最大的高僧。他平生好诗文，常感叹:“天下之能诗者，或坟土未干遗编散失;或零章剩句为人传颂，数十年后便湮没无闻。”常发愿:“其已行世者略之，凡可传而未梓者，竭力搜刊，使有闻于后。”[9]这一信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刻书事业中，毕其一生，以弘扬和传播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搜集、编纂、刻印书籍，为我们留下了包括他自著诗文集在内的大量反映地方文化风貌的文献。在今天的视野下，这些都应属于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去发掘、整理和研究，使之不致失去固有的价值而湮没无闻，方不负释含澈之初衷。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3.

　　[2]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32.

　　[3]新都县志编纂委员会.新都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896-897.

　　[4]侯俊德，吕菘云，等，修.刘复，等，纂.新繁县志[G]//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二辑(第十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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