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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聊斋志异》的编纂及价值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1-03-08 09:58

本文摘要:摘要:《女聊斋志异》是受《聊斋志异》和晚清社会思潮双重影响下而编纂的一部专述女性故事的文言小说选集。 编者对选录的很多故事进行了改写,按照史传模式统一体例,将取材于历代史书、诗话词话、地方志、小说的89篇故事构成一部颇具晚清女性启蒙思想色彩的

  摘要:《女聊斋志异》是受《聊斋志异》和晚清社会思潮双重影响下而编纂的一部专述女性故事的文言小说选集‍‌‍‍‌‍‌‍‍‍‌‍‍‌‍‍‍‌‍‍‌‍‍‍‌‍‍‍‍‌‍‌‍‌‍‌‍‍‌‍‍‍‍‍‍‍‍‍‌‍‍‌‍‍‌‍‌‍‌‍。 编者对选录的很多故事进行了改写,按照史传模式统一体例,将取材于历代史书、诗话词话、地方志、小说的89篇故事构成一部颇具晚清女性启蒙思想色彩的文言小说集。 《女聊斋志异》的编者效仿《聊斋志异》搜奇志异的方式选录历代传奇女子故事,挖掘她们的个性魅力,肯定女性对于民族和社会的价值,向读者传递其主张男女平等、“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进步思想。 因此,《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与出版具有刺激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女聊斋志异; 编录制度; 聊斋志异; 女性意识

小说评论

  《女聊斋志异》又名《女聊斋》,由“古吴靓芬女史贾茗”编辑成册,约成书于1905—1913年间 [1],是清代末年编选的一部笔记小说集。 这部书曾有中华图书馆石印本、上海春明书店铅印本等行世,但均因流传不广,罕有人提及,自陈汝蘅先生在他的《说苑珍闻》中对该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专门介绍之后,该书才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

  小说论文范例:浅谈小说的环境描写

  《女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小说总集,其编书类型和内容选择上,个性十足,其辑录的故事均为古代女子的事迹,上自传说时代,下迄清朝末年,取材于历代史书、地方志、诗话词话、文言小说,可谓“朝朝俱列”,面面俱到,虽全书仅有89篇,但它是集合数千年来中华各种奇女子之魂汇编而成的一部“中国女性史”,反映了“崇拜蒲留仙”“倾倒于《聊斋志异》”的风气在清代妇女中的盛行。 编者仿效《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以辑代著,不仅肯定了《女聊斋志异》中女性的独特个性和优秀品质,营造了绚丽多彩的女性世界,更是通过传奇的女性故事向读者传达其反传统、反礼教、反封建、主张男女平等的进步意识。

  作者:陆 瑶

  《女聊斋志异》在作品选录中,编者为了实现全书整体统一的风格,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将来自历代不同著述中的女性故事,都统一为史传体例,并多以故事中女性人物为篇名。 《女聊斋志异》是在《聊斋志异》影响下的一部意义特殊的历代女性故事选本,但对于其编录标准及其改写情况却少有人提及,本文就此略加分析,探求编者的编纂意义,评估其选本价值。

  一、以女性人名为篇名

  《女聊斋志异》效仿蒲松龄先生“搜奇传异”,选编历代史书、地方志、诗话词话文言小说中的传奇女性故事,不仅叙述形式各异,其篇名也并不统一,原篇或有篇名或无篇名,形式多样。 在89篇中,除《双缢庙》《普依祠》《鹿女泉》《穀於菟》外,其余多以人名为篇名。 在85篇中,有70篇是以女性人物名字作为题名,其余15篇例外,以男性人物命名。 凡原篇中能以女性人物标目者,编者皆以女性人物为名,可见《女聊斋志异》选录标名的编纂原则和特征,体现了此书宣传女性思想的艺术匠心。 编者对选录小说篇名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原篇已有篇名,但篇名非女性人名,则改为以女性人物为新篇名。 如《姜嫄》篇出于《史记·周本纪》,编者从其中截取开头部分叙述后稷出生的传奇故事,引出姜嫄之功,并以“姜嫄”标目。 《卓文君》《红拂》《西施郑旦》《韦氏》等篇,题名分别为《司马相如列传》《虬髯客传》《吴越春秋》《郑德璘传》,其中三篇是以男子名字命名,编者改为女性,体现了编者以女性为叙事中心的艺术思想。

  第二,原篇无篇名,则选取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为篇名。 《女聊斋志异》中选录的小说,其大部分选录某书或某集,原篇往往没有篇名,编者在选录之时,以其中重要的女性为篇名,如选自《本事诗》的《崔护妻》《开元宫人》篇。 《本事诗》原分七题,采录唐代诗事,“各以其类聚之”,而七类之下所录各事,均无标目,《女聊斋志异》编者在选录时,皆以故事中女性为其冠名。 又如《拾遗记》共十卷,采录自上古庖牺氏、神农至东晋各代历史异闻,除前三卷部分标明篇名外,余下皆无篇名,仅以时代著录。 今《女聊斋志异》中出自《拾遗记》的《薛灵芸》《翾风》《赵潘二夫人》《甘后》分别出自《魏》《吴》《蜀》篇,书中所录篇名均为编纂者自拟。

  第三,《女聊斋志异》中有的篇名虽为男子,但其中女性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王魁》《白老长》《严武》《李老》《铁簪子》《荆茅》《郭元振》《裴航》《许真君》《刘晨》《有外山王》《吴生》《邬生》《白猿》《谢翱》这15篇十分引人注目,可谓是“花园从中一抹绿”,显然与编者以女性人物作为篇名的处理原则不一致。 笔者通过考察,发现原因有三,其一是与其中女性人物失名有关,如《有外山王》中出现的“夫人”、《白猿》篇中出现的“女子”、《严武》篇中的“军使女”、《谢翱》篇中的“美人”、《吴生》中“李公爱女”,均属于这种情况; 其二虽然有些小说是歌颂男子的优秀品行,但仍与女性分不开,如《荆茅》篇中荆茅因受妻子帮助而去“求雨”,《白猿》篇中欧阳纥是在被掠妇女的出谋划策下战胜白猿,《有外山王》中某游击在“大同夫人”的帮助下完成使命,《许真君》中许逊之所以成长为奋勇斩蛇杀蛟的真君,与母亲的培养密不可分; 其三有些小说通过谴责男子,表现出对受害者女性的同情,如《严武》《王魁》篇,主要叙述了严武、王魁二人负心薄义,女子含冤报仇的故事。 女鬼复仇之说虽属迷信,却深刻地反映了编者希望严惩凶恶、为女性伸张正义的愿望。 《邬生》《谢翱》《裴航》《刘晨》篇均以书生遇见“色甚姝丽”且富有文学才华的女性故事展开,其中的女仙实际上是帮助其中男性修道成仙的导师。 可见这些小说虽以男性名篇,但隐藏在男性后面的女性仍是重要的角色。

  二、统一行文体例

  《聊斋志异》共近五百篇,其中体式、题材、作法和风格多种多样,就其文体来说,其中有如六朝志怪小说简约记述奇闻异事的短章,也有如唐人传奇故事委婉、记叙曲微的篇章。 清代学者纪昀讥其为“一书兼有二体”,鲁迅称之为“拟晋唐小说”。 《女聊斋志异》效仿聊斋文体,如陈汝蘅先生在《说苑珍闻》中提出《女聊斋志异》“全书共八十九篇,厘为四卷,其中有取材于历代史书者,有辑自唐人小说者,有杂采自明清人笔记者”。 [2]119编者为了使其行文体例大致一样,对原篇做出了一些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对《聊斋志异》史传叙事结构的继承。 《聊斋志异》继承了《史记》的叙事结构,《女聊斋志异》作为仿聊斋之作,也继承史传人物传记的写作体制。 篇名为人名,文章结构一般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如《李娃》《秦良玉》《刘翠翠》《王琼奴》《姚家妇》《薛灵芸》等篇。 以《刘翠翠》为例,在开头部分,对人物姓名、籍贯、家世、性格相貌等情况作简单介绍,中间则叙述刘翠翠与金定的爱情悲剧故事。 全文缠绵曲折,凄婉动人。

  二是编者为了追求人物的真实性,常常在原文前增补朝代名。 如《甘后》篇,在《拾遗记》中为“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贱微” [4]191,《女聊斋志异》中则在文前增一“蜀”字,改为“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贱微”。 [3]109除了增补朝代名外,对地点也进行了补充,如《西施郑旦》的《吴地记》中“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 原篇无“嘉兴”二字。 当然,大部分均未作增补,如《崔莺莺》《李娃》《章台柳》《步非烟》《王嫱》《韦氏》等,原因或许是有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不用提示读者就知道,或者是作者忘了增补。

  三是从各种典籍中截取材料编写而成,《聊斋志异》中有作者采录当时社会传闻或直录友人笔记部分,编者仿效聊斋对各种典籍篇章进行截录,如《姜嫄》《卓文君》等皆截取自《史记》。 《红拂》节选自《虬髯客传》,《甘后》《赵潘二夫人》《翾风》《薛灵芸》等篇取自《拾遗记》等。 《女聊斋志异》编者采取了三种截取方式:其一是将女性故事全部摘录而出,如《甘后》《翾风》《薛灵芸》篇; 其二是将两篇女性故事合成一篇,如同出自《拾遗记·吴》中的赵夫人、潘夫人,合编成《赵潘二夫人》; 其三是将有关女性的材料摘出,如取自《史记·周本纪》的《姜嫄》,取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卓文君》,取自《虬髯客传》的《红拂》等。 编者在截取过程中十分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集中展现了编者所肯定的女性个性特征,如对《卓文君》《红拂》两篇的处理,《卓文君》由原来叙事的主角司马相如变成了卓文君,着重表现她的才识、胆略和勇敢追求爱情的行为。 《红拂》篇原来的叙事中心是虬髯客,现在则变为红拂,表现她慧眼识英雄、果断夜奔李靖的行为。 此外,《女聊斋志异》在编选时,完全采用了他者视角对其故事进行客观叙述‍‌‍‍‌‍‌‍‍‍‌‍‍‌‍‍‍‌‍‍‌‍‍‍‌‍‍‍‍‌‍‌‍‌‍‌‍‍‌‍‍‍‍‍‍‍‍‍‌‍‍‌‍‍‌‍‌‍‌‍。

  编者对《女聊斋志异》的篇目行文体例进行了统一,增补了部分朝代和地名,并对女性故事进行截录,使其故事情节更加完整清晰,显得更为真实。 这种修改,其目的在于方便阅读者准确掌握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人物的主要形象。

  三、对故事原篇的删改

  为了使从各种不同的著述中选录的篇目形成基本一致的行文体例和风格,《女聊斋志异》在编录时对原篇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除上文所说增补朝代名、地名等外,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故事原篇文字进行润饰,使其行文更通顺流畅,逻辑严密。 如在收录《吴地记》时,编者为了更符合晚清女性阅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了润饰修改,如删除“始达于吴”中的“于”字,将“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中的“言”修改为“语”,使“语儿亭”名称显得更为合理,行文更为流畅,逻辑严密。

  二是为了追求体例一致,大量删除故事原篇结尾处的评论文字。 《聊斋志异》每篇章结尾一般有“异史氏曰”,《女聊斋志异》则采用了自己的方式,删除了原文结尾的评论,留给读者去思考,如《秦良玉》原稿结尾的“芗厈曰”,《谷慧儿》篇中的“懊侬氏曰”,《爱儿》篇中的“里乘子曰”,《薛灵芸》中的“录曰”等。 编者删除评语,一方面与其他篇章结构做到了统一,另一方面,笔者给予读者更多阅读和思考的空间,通过对历代传奇女性特征的叙述,向读者宣扬女性思想从而达到激发女性意识觉醒的编纂目的。

  三是编者对故事原篇中与自己宣扬主义主旨不符的部分进行了删改,如《曹大家》篇,编者将故事原篇中班昭所作的《女诫》内容全部删除仅留下班昭事迹生平。 《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书,正文由《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组成,从篇名就可以看出,她是教导女子在“夫家”需要处理好的三大“关系”,即对丈夫敬顺,对舅姑曲从和对叔妹和顺。 《女诫》作为中国古代女教的开山之作,是符合汉代所宣扬“男尊女卑”的产物,明显与编者创作《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主旨不符。 夏晓虹认为:“班昭之得以青史留名,全离不开文才。 ” [6]89编者肯定了班昭的才学却删除《女诫》内容,可推断编者对《女诫》宣扬“男尊女卑”观念的摒弃。 又如《刘翠翠》篇,编者删去刘翠翠与金定二人经济实力悬殊的部分,此处为二人婚姻结合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编者将此处删除有意于宣扬刘翠翠与金定二人婚姻的自主,翠翠敢于追求婚姻自主、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父母亦能抛弃门第观念、准许二人结为夫妻,与《柳鸾英》《刘妪》篇父母嫌贫爱富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编者对婚姻论资财、门第观念的蔑视,对晚清女性的婚姻观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再如《梅妃》篇,编者将梅妃“欲邀上意”仿效司马相如《长门赋》而作的《楼东赋》大部分内容删除,仅留前四句,以证梅妃之才华,而删除她追忆往昔的自哀幽辞,由此可推断编者主张女子应该自强,在逆境中不必自哀自怜,反映了编者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女聊斋志异》编者通过对原篇内容的删改,润饰了文字、统一了体例,突出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对女性的才艺、侠义精神和政治意识大加赞赏,充分显示了编者的创作动机,即通过宣扬历代女子的传奇特征达到启蒙读者女性意识觉醒的思想意义。

  四、《女聊斋志异》的编纂意义及价值

  继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之后,《聊斋志异》给中国文言小说带给了末期辉煌,自其问世后,就风行天下,相继出现了注释本、评点本,成为了小说中的畅销书,其影响更大的是引起不少作者对其竞相追随仿作,在其诸多仿作中,《女聊斋志异》是最特别的一部,一是其为一部小说选本,二是其叙述故事主体皆为女性,三是编者可能为一名女性。 《女聊斋志异》作为晚清仿聊斋的一部选本,其重心主要落在“女”字之上,其辑录故事多为妇女的不幸与抗争,为一部历代女性反传统、反礼教、反封建之作。

  (一)《女聊斋志异》的选本价值

  《太平广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编选小说总集在宋代形成风气,出现了小说总集兴盛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一系列文言小说集。 通过对现存女性文言小说集《绿窗新话》《女红余志》《绿窗女史》《艳异编》《宫艳》《侠女传》《青泥莲花记》《女世说》地考察,发现其编选特点从没有明确的分门别类而逐渐分类细化,从开始的女性资料汇编而逐渐选材专门化,从其主要褒扬女性外貌、贞烈、贤德而逐渐转向其才情、侠义精神发展,如《女世说》多录历代史书稗传中才德卓异之女子,《女侠传》多录历代女侠故事,《青泥莲花记》中所选女性以娼妓为主,《宫艳》主要收录宫中的艳迹传奇,这几部女性选本将视角逐步投向类型化的女子形象,关注到了才女、侠女、妓女的女性价值,肯定了女性的美丽、智慧与才华。 《女聊斋志异》突破了以往女性选本中着重于一个时代或一种类型的选本类型,将数千年来情女、才女、贤女、侠女、智女汇成一编,如《女聊斋志异·叙》中所说“是书罗辑数千年来之贞女、才女、侠女、情女之魂,而汇之一编。 其间奇闻轶事,或以情爱见称,或以节烈见著,或以侠义文藻见长,处常济变,守经达权,虽七尺须眉,未易具此志略; 皆非有真道德、真性情、真气慨、真学问者不办。 一言一蔽之,皆中华之奇女子也! ” [3]1该书收录了历代奇女子之魂,构造了一个奇幻浪漫的女性世界。 《女聊斋志异》共四卷无明显分类,是《聊斋志异》影响下的另一种模式。 秦川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类型特征》中提到:“‘摹仿’似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族风格、民族传统,‘摹仿’不仅使古代小说文献的编排产生了‘世说体’,而且还产生了另一种仿作‘虞初体’。 ” [7]就此而言,《女聊斋志异》应为“聊斋体”,即摹仿《聊斋志异》所形成的一种小说总集体裁,搜奇传异,形成了其独特的“奇幻”风格。 编者效仿《聊斋》结撰奇异故事的模式对历代传奇女性进行收录,故事编排上也效仿聊斋仅作分卷而未对其主要特征分类,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女聊斋志异》编者继承了蒲松龄反传统、反礼法、反男尊女卑的进步意识,肯定女性的智慧、才华、侠义精神和政治意识,清醒地关注到女性在民族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将女性视角从旧时的闺阁而投入至政治活动中。 《女聊斋志异》不仅是《聊斋志异》影响下的一部时代之作,在女性小说选本的编选上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女聊斋志异》的编纂意义

  女性解放思想自晚明时期就开始逐步兴起,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改变,女性在爱情婚姻意识、自我修饰、教育文学创作和经济活动中均有了萌动。 她们对男性、对家庭、对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不再甘心被束缚于男性世界的角落,而开始追求更广阔的生活空间。 但晚明的妇女解放思想随着清代提倡新礼教而中断,女性重回至封建礼教重压下,继续过着悲惨生活。 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提到:“清代学术文化,集了有古以来的精英,这时的妇女生活,也把二千多年来的生活加重地重演一番。 ” [8]2直至晚清,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女性解放的思想又渐渐重启。

  在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中,维新派就开始将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和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并对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 [9]逐步意识到女性的社会作用。 20世纪初,又逐渐出现了“国民之母”与“女国民”的女性形象,主要基于“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 [10],提出欲铸国民,则先铸国民之母,即通过接受教育使女性提高素质,从而提升全民素质,进而一些激进之士提出女性应为“女国民”形象。 认为“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男女有平等的权力”。 [11]“女国民”的形象已超越旧时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体现了女性由家庭向社会的发展,此时的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了女性在社会上的作用,兴起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如劝诫缠足、倡兴女学、张扬女权等。 先进的维新派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了小说在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出现了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9]7的观点,提出了改良小说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使小说创作更自觉地为政治服务,成为宣扬新思想的主阵地。 《女聊斋志异》成书于这段时期,编者编纂此书的目的与诸多知识分子如出一辙,皆为肯定女性价值、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性在履行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国民责任。

  从编者选录女性故事的类型来看,其中有涉及女性爱情篇目如《卓文君》《步非烟》《崔护妻》《崔莺莺》等18篇; 涉及女性政治侠义精神篇目有《聂隐娘》《红线》《秦良玉》《查女》等16篇; 涉及女性才华篇目有《薛瑶英》《翾风》《黄道婆》《小青传》等13篇; 涉及女性贤德篇目有《张从恩继室某氏》《陈恭人》《鞠烈妇》《王梦蛟》等10篇。 从其数量可探编者在收录女性故事时多以情、侠、才、德为主要标准,与晚清社会思潮所鼓励的“国民之母”“女国民”的女性特征形成共振,肯定了女性在爱情、生活,经济及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编者清醒地关注到女性在民族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将女性视角投入至政治活动中。 书中的女性不再拘泥于闺门,她们成为了社会现实的面对者、社会困境的解决者、社会黑暗的打击者,参政热情也逐步增长。

  《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与时代紧密相关,伊瑟尔提出:“在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 ” [13]331编者使用《女聊斋》为其命名体现了其深受蒲松龄借奇异事劝诫警醒世人的创作主旨影响,结合其故事内容的选择、命名方式,对故事原篇的改写情况及其社会思潮分析,编者所设定的阅读群体皆为晚清女性,全书重点突出“女”字以表达编者以女性为中兴的女权意识。 《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不仅反映了编者所代表知识女性的阅读视野,还展现了其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即提高女性自我认知能力、促进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等,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通过阅读和流通培养读者对世界的认识,改变读者的社会态度。 《女聊斋志异》的出版刺激了女性“男女平等”“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意识的发展,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五、结语

  《女聊斋志异》是在《聊斋志异》和晚清社会思潮的双重影响下,由“古吴靓芬女史贾茗”编辑的一部女性小说选本,是《聊斋志异》影响下的另一种模式,反映了《聊斋志异》对晚清妇女的深远影响。 编者仿效《聊斋志异》笔法将视线落在女性的抗争和不幸上,《女聊斋志异》作为《聊斋志异》的仿效之作,不仅继承了其思想内容和创作主旨,辑录了历代大胆追爱、治家有道、才智过人、英勇侠义、独立自主的传奇女子形象,还丰富了蒲松龄先进的女性观念,将女性视角投入至政治活动中,肯定女性对于民族和社会的价值,发展出了一系列民族女英雄、女政治家的形象‍‌‍‍‌‍‌‍‍‍‌‍‍‌‍‍‍‌‍‍‌‍‍‍‌‍‍‍‍‌‍‌‍‌‍‌‍‍‌‍‍‍‍‍‍‍‍‍‌‍‍‌‍‍‌‍‌‍‌‍。 《女聊斋志异》故事虽非编者亲作,但选材过程中编者以编代著,融入其个人喜好,从女性类型的挑选、篇目的命名、行文的体例上进行统一。 编者对于故事的编选及修改反映了编者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综言之,《女聊斋志异》的编纂,肯定了历代女性的个性特征,是晚清女性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 正如宁稼雨先生所说:“书中取历史史书、小说及笔记中女子事迹荟萃成编。 所取多为脍炙人口的女子故事名篇,如卓文君、王嫱、赵飞燕、崔莺莺、章台柳、李娃、红线、绿珠、杨太真、木兰、小青传等。 这些故事每可见历史上女性名人的奇才异行及不幸遭遇等,故编者编书之意显然与清末以来女性解放思潮有关。 ”

  [14]372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早期的知识女性群体也逐渐形成。 社会变迁的冲击,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她们开始走出闺门观察国家和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意识到救亡图存不仅仅是男性的责任,“匹妇亦有责”。 于是,知识女性开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反思,由此形成了早期中国知识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女聊斋志异》的编撰与此不无关联。 《女聊斋志异》编者搜集历代女性故事进行整理编选不但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在当时的女性思潮影响下还具备宣扬女性思想、倡导女性教育的价值。 因此,《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与成书具有早期女性启蒙的政治意义,编者传达的婚恋自由、女性独立、男女平等、倡导女性在政治社会上积极作用的女性观,在当代的女性教育上依旧有着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温庆新.女聊斋志异杂论兼及陈恭人篇之史料价值[J].明清小说研究,2015,(3).

  [2]陈汝蘅.说苑珍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清]古吴靓芬女史.女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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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唐]陆广微.吴地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刘东.中国学术(第二辑)[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

  [7]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类型特征[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8]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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