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汉代子史不分，所以班固所收录的小说兼有子史两部。 刘咸炘将班固收录小说中的史误以为子，是以后代四部分类法来要求六分法。 刘咸炘又认为唐传奇是真小说，又是以文学类小说观作为标准来要求目录学中的四部分类法。 刘咸炘的小说观既受到章学诚的影响
摘要：汉代子史不分，所以班固所收录的小说兼有子史两部。 刘咸炘将班固收录小说中的史误以为子，是以后代四部分类法来要求六分法。 刘咸炘又认为唐传奇是真小说，又是以文学类小说观作为标准来要求目录学中的四部分类法。 刘咸炘的小说观既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又受鲁迅的影响。 章学诚所持的是传统目录学的小说观，而鲁迅所持的则是西方文学类的小说观，刘咸炘却将两者混为一谈。 研究古代小说，一定要将小说之名与小说之实分清楚，而刘咸炘和鲁迅及其他众多的学者一样，时而以小说之名为标准来评价古代文章及书籍，时而又以小说之实为标准来要求古代文章及书籍，标准的混乱势必导致小说观的混乱。
关键词：小说; 史部; 子部; 刘咸炘; 文学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的四川学者，一生著述颇丰，但因他英年早逝，又兼一生足不出川，所以外界对他知之甚少。 近年来，针对刘咸炘的各方面成果，陆续有学者撰写了一批研究论文。 其中刘咸炘的目录学和小说观，也有数篇论文涉及。 但仔细阅读这些论文，发现都没有涉及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小说之名与小说之实的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加以探讨。
作者：张 泓
一
正如刘廷玑所说的：“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相去天渊。 ” [1]82-83刘咸炘也道：“著述之林流失大异于源，名误而淆其实者，莫如小说。 ” [2]197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后代已将小说混淆，首先做的是必须先给小说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刘咸炘明确给小说下定义道：“知家之义，则知无旨不得为小说明矣; 知说之义，则质实纪事之书不得为小说明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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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仔细分析这句话，刘咸炘的观点非常清楚：第一，小说以说理为主，因为小说是九流十家中的一家，它和儒、道、墨、法等各家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的系统，建立自己的理论; 第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 [3]1在说理的过程中，必要举例，而所举的例子，必须是虚构出来的虚幻之作，所以如《庄子》般喜欢采用的天马行空的寓言才是小说的正宗。 但《庄子》自然不能归入小说，因为《庄子》是在阐述道家的大道理，而小说则是表述琐碎的言论，所以刘咸炘又道：“小说者，正谓说之小者也。 ……立说者虽有宗旨，而其论短浅丛碎，不能成统系，故以较诸家，则谓之为小。 ” [2]198
刘咸炘的观点对班固的观点几乎是一脉相承。 班固曾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 [4]1745小说是九流十家中的一家，但因言论过于琐碎，所以不能归入流，只能是家。 刘咸炘毫不讳言自己对班固的推崇，他曾明确道：“凡吾所辨定义，非臆论也，据古义也。 观于刘、班之论，可以见古义矣。 ” [2]199众所周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直接沿袭刘歆的《七略》，刘咸炘认为自己的小说观就是刘歆、班固的小说观。
因为强调自己的小说观是从班固而来，所以后代的小说观只要和班固稍有区别，刘咸炘就会加以指责，《隋书·经籍志·小说类叙》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 《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 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 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 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 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 ” [5]1012《隋志》的小说观和班固的小说观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但刘咸炘虽然承认这点，却又道：“此叙义全本《汉·志》，然益泛滥矣。 ” [2]201而且，“叙既泛滥，而所收亦遂得失参半，其首为《燕丹子》，中有《笑林》、《笑苑》、《郭子》、《语林》、《世说》、《殷芸小说》。 失名之《俗说》及殷芸之《小说》，皆真小说也。 ……《隋·志》所收，自上三者外，盖已不无滥入”。 [2]201也即，《隋书》所收小说已经大大超过班固的界定。
二
刘咸炘认为后代应该坚持班固的小说观，但他却忽略了一个现实，在目录学上，汉代和后代的分类法截然不同，汉代采用六分法，而后代则采用四分法。
《汉书·艺文志》把所有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和后代的四部分类法相比，六艺略相当于经部，诸子略加上兵书、术数、方技相当于子部，诗赋略则相当于集部，而史部没有出现。 班固为何不另立史部，马端临曾道：“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 ” [6]1619指出当时史学著作太少，没有专门列出独立一部的必要。 今人逯耀东则认为：“《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汉书·艺文志》所以将史部书籍附于《春秋家》，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还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只不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支而已。 ” [7]24
马端临和逯耀东都找出了汉代史部没有出现的原因，但都没有找到根本之处。 史部以叙事为主，子部则以说理为宗，这在后代已成为定论，所以后人顺理成章地认为班固也是持类似观点，但却忽略了班固在给图书分类时并没有关注叙事、说理等问题，六艺固然可以兼有叙事、说理两类文体，诸子照样如此。 班固将叙事为主的《楚汉春秋》收入《六艺略·春秋类》之后，而同样叙事为主的《列女传颂图》则被收入《诸子略·儒家类》之下。 根据后人的观点，这很明显于理不合：因为《春秋》是历史散文，以叙述为主; 而《儒家》则是诸子散文，以说理为宗。 但班固有他自己的分类原则：六艺略和诸子略的区别标准是重要与否，而叙事、说理等问题并不在他所关注的范畴。
仔细观察《汉书·艺文志》所采用的七略分类法，自有它的重要原则：经典的图书归入六艺，不重要的图书则归入诸子，讲究文采的归入诗赋，而重在操作、实用的则归入兵书、术数、方技等。 后代四部分类法中极为关注的叙事、说理问题，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一个关注对象。 而刘咸炘却顺理成章地拿四部分类法作为标准来要求七略分类法的图书分类，很明显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 换言之，班固将小说归入子，是因为它在重要性上有所欠缺，小说是可以叙述为主的，而刘咸炘则认为小说既归入子，就必以说理为宗。
刘咸炘认为后人一代不如一代，逐渐远离了《七略》的六部分类法：“《七略》亡而《隋·志》存，其遗意未尽亡也。 《旧唐书》、《新唐书》出而《隋·志》之意亦渐亡。 二书固承用《隋·志》之部次，而以亡《隋·志》责之者，不能通《隋·志》之意，守《隋·志》之法，使后世循之而变，以至于几不知《隋·志》，而《七略》之意乃真亡也。 ” [2]34
刘咸炘明确说：“小说与非小说之辨，固不在家与非家，而在说与非说，内异于子部理系之论文，外殊于史部质实之载记，斯为说之正体，而小与家在其中矣。 ” [2]199他认为，后人之所以因为小说观的混乱导致小说收录的混乱，是因为他们将小说与非小说的区别标准认定为“小与不小”，实际上，二者的区别却在于“说与非说”。
刘咸炘不断强调自己对“说与非说”的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曾将杂史和小说区分道：“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 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以参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 ” [8]1204很明显以事情大小为标准加以区分。
刘咸炘认为这种分类法大谬不然：“盖其大谬在不知辨体，而惟以事之大小为杂史、小说之界。 简言之，乃知小而不知说也。 ” [2]207他又批评道：“夫小说者，书之体也。 是即是，非即非，乌有稍近而又非尽者耶? 盖其大谬在不知辨体。 ” [2]207刘咸炘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不知辨体，其实恰恰是他自己犯了不知辨体的错误。 “小与不小”是七略分类法的重要标准，而“说与非说”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要标准，刘咸炘却将两者混为一谈。
三
如果刘咸炘坚持认为小说是以说理为宗的琐碎议论，以此为标准来考察古代小说，尚且情有可原，但奇怪的是，他又提出了真小说的观念：“盖非小说者多滥入，而真小说虽未亡而已衰悔也。 ” [2]209所谓的“真小说”，就是指唐代的传奇与宋代的平话，“真小说者，在唐则传奇，宋以后则平话也”。 [2]209
我们现在之所以将传奇和平话归入小说，是因为它们符合文学类的小说标准，即虚构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齐备的叙事故事。 这又和刘咸炘坚持认为的小说是以说理为宗的琐碎议论南辕北辙。 既然小说是虚构的故事，其他的文体自然而然被刘咸炘指责为非小说：“所谓非小说者，凡有三端：一曰记神怪之书，二曰零条之传记，三曰杂碎之杂记书抄。 ” [2]204仔细考察这些刘咸炘所谓的非小说，它们有一个相同之处：均没有虚构一个完整的故事。
很明显，他所谓的真小说就是西方文学类的小说观，换言之，他在给古代小说归类时，设立了两个标准：四部分类法的小说观和文学类的小说观。 四部分类法是隋朝以后的标准，刘咸炘却以此要求汉代的小说。 文学类小说是西学东渐之后的标准，刘咸炘又以此要求民国之前的小说，也即他永远以后代的标准来要求前代的小说。
刘咸炘文学类的小说观很明显是受到鲁迅的影响，刘咸炘曾道：“传奇之体，因小说之杂而不显。 近周豫才《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汪国垣《唐人小说》，考论乃详。 ” [2]209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推崇有加。 他以鲁迅的作品为标准来取舍自己的著作：“其后蒋氏《小说考证》，周氏《小说史略》相继出。 甲子秋，乃取吾书之见彼书者删之，而惟存其论。 ” [2]197又经常向别人推荐《中国小说史略》：“用周豫才之书。 ” [9]110鲁迅评价唐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 [10]50-51认为唐传奇和之前文体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文采，刘咸炘赞同道：“周氏所评已反复明白，要不外乎描写纤委而文词艳丽，凡叙事纤则必增，丽则必饰，炜晔扬厉，此为说之所以为说。 ” [2]210也认为小说必须文辞艳丽。
刘咸炘虽然推崇鲁迅，但对他有些分类却不以为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一篇中收录了段成式《酉阳杂俎》和李义山《杂纂》，这两本书用文学类小说观为标准是很明显不能归入小说，今人认为《酉阳杂俎》：“记述仙佛鬼怪，神话传说，人间俗事，兼及动物、植物、酒食、寺庙、音乐、礼俗等，分门编录，颇与张华《博物志》相类。 ” [11]96也即应归入古代的博物类小说。 李义山《杂纂》则为：“纂辑可资戏谑的里俗常谈琐事而成……皆为民间口语、俗语……均为此类格言警句，并无故事、人物等，距今人小说观念相去甚远。 ” [11]105但该书“却符合古人以‘丛残小语’与经史诸子大道理相对应的小说观念。
故一直被置于小说家类”。 [11]105也即用古代目录学的小说观为标准则该书是小说，用现今文学类的小说观为标准，则该书很明显不是小说。 他也持此种观点：“段书本是书抄，特偶用传奇之笔，亦不过十之一耳。 李书游戏小品，古之所无，附之小说，亦足观风俗。 然按诸说之所以为说，则无有也。 ” [2]213可见，在评价唐代小说时，鲁迅希望将文学类小说和目录学小说标准合二为一，刘咸炘却以文学类小说为唯一标准。
四
刘咸炘小说观的形成和章学诚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非常推崇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方法，道：“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 学文者，知之学也。 所知者，事物之理也。 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 ” [9]519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对小说的源流作了自己的阐述：
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 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 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 (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 )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 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 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 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 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 [3]560
这段话对小说谈了如下观点：首先，小说的起源。 章学诚认为小说出于稗官，是指民间的琐碎言论，虽然不可信，但也不可抛弃。 章学诚认同班固的观点，小说是民间刍荛狂夫的言论，作为参考即可，既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 其次，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章学诚把小说分为三类：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以后，他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小说虽然琐碎，但还是有其一定的价值的。 到了唐传奇，大抵描写悲欢离合、男女情爱，章学诚认为这一类小说是无法和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相提并论的，就好像民歌无法和文人诗相比一样。
宋元以后，小说演变为戏曲，章学诚对其就嗤之以鼻了。 简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章学诚认为小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再次，三类小说在形式上的区别。 章学诚认为前两类小说都是散文，但六朝时“家自为书”，均将数事辑合为一书，而唐朝则是“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 宋元以后，形式上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散文转为韵文，并被谱上乐曲，瞽史、优伶纷纷登场，在各种场合表演、献唱，原来读书人用以广博见闻的小说最终变成了一种低贱的娱乐形式。 总之，章学诚认为，除了在内容上，小说越来越荒唐以外，在形式上也等而下之，明清时期的小说和六朝的小说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仔细观察刘咸炘的小说观，可以发现他对小说阶段的分类和章学诚如出一辙。 区别在于，章学诚以魏晋小说为标准，认为此后小说一代不如一代; 而刘咸炘则一方面认为《汉志》是小说的标准，以后的小说日渐与《汉志》远离，另一方面又认为唐传奇和宋元话本才是真小说。 原因很简单，刘咸炘一方面继承了章学诚的目录学小说观，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类小说观的影响。
五
以小说之名为标准，则各朝代之小说千差万别; 如以小说之实为标准，则古人所谓小说，有很多现在并不能列入小说范畴，而古人不认为是小说的，现在却恰恰可以列入小说范畴。 以小说之名或小说之实作为标准要求、评价古代小说均可，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以进化论为研究方法，认为只要古人名之为小说的，即为小说，如果此类小说不合乎现今文学类小说的实质规范要求，则是因为它们仅仅是雏形，还没有进化，这种观点很明显是错误的。 而鲁迅也好，刘咸炘也罢，都恰恰是在此问题上犯了错误，须知进化论用于自然界固然可以，但绝对不适合用于小说。 但在西学东渐的民国初年，文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算是时代的因素吧。
刘咸炘曾“试图利用四部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古今中外一切图书的体系” [12]，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 研究古代小说，以古代目录学为标准，或以西方文学为标准均可，但如想将两者合二为一，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1][清]刘廷玑.在园杂志[M].张守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王化平.刘咸炘先生目录学成就浅述[J].中华文化论坛，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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