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晋商关系研究

　　摘要：该文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目前公布的5批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主要线索，讨论其与保护区整体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以晋商作为关键的连接要素，结合碑刻、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地方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按照非遗类型进行分类，讨论晋商与民间文学、晋商与民间表演艺术、晋商与武文化、晋商与传统工艺与技能、晋商与商贸习俗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晋商对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晋商的历史情况亦有所反映，晋商文化走廊则是串起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晋商;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下简称保护区)于2010年由文化部批准设立，是全国建设的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一。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数量众多，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例，据统计截止到2020年，保护区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0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92项。在非遗的种类上，保护区内的非遗类型涵盖了非遗的全部类别，即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内涵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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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就学界对于保护区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保护区内单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某一类非遗的概括介绍或专题研究[1-2];保护区的建设[3-4]、管理[5]、展示[6]、文化遗产资源开发[7-9]等问题的讨论上，对保护区内非遗的整体性关联探讨不多。事实上，晋商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0]。而这些影响在具有稳定性和流变性的非遗中有所反映。本文即着眼于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晋商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究。

　　一、晋商与民间文学

　　山西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先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民间文学宝藏。保护区内的民间文学体裁多样、题材丰富，涵盖了散文体的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等类别，也涉及韵文体的歌谣、谚语等种类。保护区内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项。明清至民国时期保护区内无数大大小小的晋商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与其相关的散文体民间文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晋商茶路上的故事》《石海的传说》《北堡财主贾继英》《响马臻七的故事》《曹氏“三多堂”的来历》《太谷饼的传说》《员家发家的传说》《“人参客”发家的传说》《南千乡刨参发财》《算卦》等等[11-14]。

　　这些散文体民间文学讲述的内容，对晋商群体的发家事迹、商贸活动、经营管理、生活状况、精神面貌等情况多有所反映，是对当年晋商的生动写照。以讲述商人发迹的民间故事为例，主要的篇目包括《曹氏“三多堂”的来历》《“人参客”发家的传说》《南千乡刨参发财》《员家发家的传说》等。这些传说故事大多讲述了这些商人是如何发迹，成为一方财主的经历，各家发迹情况虽不尽相同，但有些共同的内容却值得关注。

　　比如，主人公发迹前的早年身份大多为出身贫寒的受苦人，曹氏祖先为卖砂锅的商贩，员氏夫妇是以卖豆腐为生，“人参客”武贵亮则是一名父母早亡，无奈走关东谋生的年轻人。然而，这些主人公出身贫寒，日常收入勉强维持生活都十分艰辛，却又是如何能够发迹的呢?故事中主人公自身具备的某些特质，对回答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启发。如曹家祖先的勇敢诚信，员氏男人之老实可靠，武贵亮的胆大、不畏艰辛。在故事当中，正是由于这些主人公具有这样异于常人的品质，才得到了命运的眷顾，或偶然发现大量金银财宝，或得到贵人的帮助，所遇困难险阻皆化险为夷，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虽然民间流传的故事，传奇色彩较为浓厚，但也反映出了早期晋中商人的一些情况。

　　事实上，晋中当地实力较为雄厚的富户，早年确实是出身贫寒，如榆次聂店王氏家族“唢呐王”、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常仲林、太谷北洸曹氏家族曹三喜、太谷上庄王家、太谷东里乔家、祁县乔家堡乔氏家族乔贵发等等，他们作为平、祁、太一带的穷苦人，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大都培育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都有诚实、纯朴、讲信用的美德[15]。而这种精神面貌，虽然不一定如故事传说当中那样成为感动上苍，找到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钥匙，却也是晋中商人早期能够发家的重要主观因素。

　　另外，保护区还留下了许多反映民情风俗的韵文体民间文学，其中不乏有与商人群体有关的篇目条目。如带有对商业经验总结性质的商谚就十分值得注意。诸如“无商不活”“千两容易百两难”“早知三天，多挣一千”“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不在吆喝声，全凭货叫人”等等[16]，足见商业文化对民间文学的影响。

　　二、晋商与民间表演艺术

　　保护区内民间表演艺术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主要涉及非遗类别中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戏剧四个类别。保护区内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统音乐有15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2项;传统舞蹈18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项;传统戏剧18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项;曲艺2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项。

　　保护区内的传统音乐十分丰富，中部地区流行的传统音乐有晋中吹打、九大套、太原锣鼓、汾阳围铙、文水呱子、文水桥头大鼓等等。晚清时期山西中部地区的民间音乐与民俗活动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关于这一情况，当地的方志中有所记载。“岁旱，设坛于城隍庙。……命在城五约各报乡耆十名，至日随同礼房、僧众，架鼓吹手，出城取水，迎龙神”[17]。

　　由此可见，民间音乐在礼乐祀神类民俗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诸如庙会、堂会、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也可以看到民间音乐的身影。晋商兴起之后，在民俗活动上除了基本遵从地方风俗之外，对于各种民俗活动也更加讲究，显示出其豪华气派。例如，传统四大节日之一的元宵佳节，就为晋商大族集中挥霍与夸富提供了机会。民间歌谣有云：“祁县的棚，太谷的灯，贾令站里四楼门，‘三晋源’的画儿棚”[18]。

　　三、晋商与武文化

　　保护区内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有16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2项。与武文化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形意拳、心意拳、傅山拳、文水长拳、弓力拳、智耳太祖洪拳等武术拳种为代表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时间及地域上来看多与清代至民国时期当地的习武之风息息相关，而这股习武热潮又与当地商人的武术需求密切相关。

　　晋中商帮大致起步于明末清初，经过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在清代后期走向鼎盛。随着晋中商帮的崛起，出于长途贩运货物、押运现银、保护商号宅院、保障人身安全、强身护体的需要，当地各个商家多雇佣镖局中的武术高手为其服务。以太谷北洸曹家为例，先后受雇于曹家的武林大侠就有戴二闾、李老农、冯四、吴金蛮、申天宝、胡铎、李发黝、武鸿圃、吴本忠、车永宏、吕学隆、李复祯、贺运享、袁老四、刘俭、陈继德、朱福贵、武仕杰、布学宽、张永义等等[26]。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武术高手为曹家服务，曹家的商业活动及身家性命有了极大的安全保障。

　　晋商对当地武术的传承及发展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地的武术拳师由于得到了商人的支持，生活上有了很大的保障。以北洸曹家为例，北洸曹家不仅花重金聘请拳师，而且也给予拳师很高的礼遇。比如李复祯，一天三顿饭均由专人将饭菜与酒肴送到其卧室。对待吕学隆，曹家则购置房舍，置买田地，帮助他成了家。至于一般拳师，待遇也很高。镖师每次押镖安全归来或击退一次劫院贼盗，总要受到重赏。逢年过节都有赏赐。曹家还给贫苦拳师的儿女提供学习费用[26]。

　　四、晋商与传统工艺与技能

　　山西中部地区，地形多样、资源丰富、四季分明，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区域位置为该地区传统手工技艺与技能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保护区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类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3项;传统美术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项，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项;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2项。

　　明清至民国时期，受当地商业繁荣的影响，造就了该地区传统手工技艺的多样化及传统手工技艺的进步与革新。保护区内传统手工技艺与技能类遗产数量众多，涉及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非遗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晋商紧密相关。民以食为天，以饮食相关的制作技艺为例。晚清时期晋商大族家庭富裕，对日常饮食颇为讲究，“食则包鳖鳞鱼，山珍海错”[21]。与此同时，晋商群体应岁时节庆、人生礼仪等民俗活动和人际交往、商业应酬的需要，待客设宴逐渐成为各家族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之一。

　　晋商家族待客极尽奢华，席面名目繁多，有“四四到底”“四四席”“八碗八碟”“八八席”“一品锅”“三盆鲜”“满汉全席”等名目[27]。关于晋商家族待客设宴的奢华情况，刘大鹏在其日记中就记载到：“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诸美味也，习俗使然，并无以此为非者。间有一、二不从如此者，亦不得行矣。”[21]由于这些晋商大族的推动，民间的饮食之风逐渐转变。正如《山西旧志二种》中所载：“太、汾则食物比南北为繁，颇讲烹饪之法。”[28]因此，相关饮食制作技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五、晋商与商贸习俗

　　保护区内民俗类非遗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项。保护区明清至民国时期，传统的民间习俗有很多，包括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等类别，这一时期受当地发达商业的影响，一些民俗事象也发生变化，体现了较强的商业特色，如在民间信俗方面就十分典型。

　　商人除了对本地民间共同信仰的神祇敬重供奉之外，对财神、关公、行业神等神灵则更加崇拜，受其影响，民间对这些神祇的信仰大为盛行。以关公信俗为例，关公因其忠肝义胆，历来为官方及民间所尊崇，后代不断将其神化，这一进程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山西商人对关公十分尊崇，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修建的山西会馆也大多以关帝庙为中心。由于晋商的倡导和推动，商界对于关公的崇拜日趋流行。另外一些本地神灵在继续履行原有职责的同时，也逐渐向商业、财富领域扩展职能。

　　六、结语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然环境较为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以晋中盆地为中心，晋中走廊南北向延伸，北通游牧边境，南达农耕腹地，为辽阔区域范围内的商贸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贯穿保护区南北的晋中古商道沿线留下了大量与晋商文化紧密关联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存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反映，晋商群体在其活动的过程中也对这一区域的物质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如分布在晋中古商道沿线的众多古都、古城、古镇、古村、商业街、商业设施、生产作坊、晋商大院等等，这些遗存是历史上晋商活动的重要空间，连同沿线遗留下来的与晋商相关的遗物都是当年晋商活动的直接反映，是晋商文化最为集中的物质体现。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零散分布在保护区内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则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基本点，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相关文化密集区。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晋商关系密切，晋商作为晋中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群体，在民间老百姓口耳相传之间也留下了与晋商群体相关的民间文学，并一直流传至今，为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

　　晋商的商贸金融活动，不仅造就了该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且拉动了各种社会需求的持续旺盛，在其雄厚财力的支持之下，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民间表演艺术、武文化、传统工艺与技能的传承、革新、互动与交流。与此同时，晋商在遵循当地习俗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商贸习俗。可以说，晋商对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晋商的历史情况亦有所反映，晋商文化走廊则是串起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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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赵云海，郝瑞雪.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条例立法研究[J].晋中学院学报，2018，35(1)：53-55.

　　[6]钱永平，赵风云.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式”静态展示分析[J].晋中学院学报，2017，34(5)：33-37.

　　[7]钱永平.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形式研究[J].晋中学院学报，2019，36(2)：31-37.

　　作者：代晨强，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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