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中俄关系是清朝时期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实中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两国领土边界奠定于清朝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政治外交问题历来是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设新型的国家
摘要:中俄关系是清朝时期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实中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两国领土边界奠定于清朝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政治外交问题历来是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设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史研究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俄划界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政治外交的专题讨论更加深入。
关键词:清代;中俄关系;领土边界;外交关系
中俄关系是清朝时期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实中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两国领土边界奠定于清朝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政治外交问题历来是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设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史研究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俄划界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政治外交的专题讨论更加深入。本文拟对近3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
一、中俄东段边界及相关问题研究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边界主要集中于东段地区，长约4200公里。2004年10月，两国签署《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完成换文，从而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划界问题。伴随着中俄划界的进行和解决，双方都出现了一个讨论边界问题的小高潮。因现实中俄边界主要集中于东段，这方面的成果明显更为集中。
中俄东段边界历经几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划界，两国由无边界到有边界;第二次是《瑷珲条约》签订后，额尔古纳河一段变成东北地区西段中俄边界;第三次是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把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共管之地”变为俄国独占，出现了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北起乌苏里江口，南至图们江口[1]4。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因条约文本及后世文献记载的差异，中外学界在条约的法律地位及其规定的界河、分界点，以及约后立碑情况等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即使在一国学界内部，也有不同认识。近年来学界对满文舆图及档案的解读，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重要论据。
1.清后期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研究。
中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东段边界发生重大变革，形成西、北、东三段。其中东段中俄边界，由于江河多变，界牌容易腐烂，故“界务纠纷之复杂，勘界次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东北地区西、北段边界所少有的”。双方间大的纠纷有黑瞎子岛、“耶”字界牌，通江子、白棱河及兴凯湖问题。中俄《北京条约》(《续增条约》)规定:“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口，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其西皆属中国。”[2]
但无论是吉林省所藏地图还是伊格纳季耶夫来京时所进地图都未标示白棱河。1861年中俄兴凯湖会议勘界时，俄方代表强调“奎屯必拉迤北之分支小河”为白棱河，中方代表则认为“白棱河应在兴凯湖西南，与伯珍河(即白珍河)及白志河部分尚属符合”。刘家磊经过实地考察和考证认为，俄方强指奎屯必拉迤北的分支小河为白棱河，“是另行选择将兴凯湖边界的西南改为西北走向的方案”，而中俄《北京条约》所载白棱河指的是兴凯湖西南的缐河，也叫西颜(满语“细”的意思)，因为根据《北京条约》及其附图，“只有缐河，不仅河身在兴凯湖西南，河口也在该湖的西南岸，而且在河口附近即伊利英卡西南有一西南走向的山岭，与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相符合，与其附图所划边界线的西南走向一致”[1]122。
黑瞎子岛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冲积地，刘家磊认为，“在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前，整个黑龙江流域都是中国领土”，即使划分中俄边界的中俄《北京条约》也将黑瞎子岛划归中国”[1]206，距黑瞎子岛最近的“‘耶’字界牌原立于乌苏里西岸黑瞎子岛东北端的莫勒密或乌苏里江口迤上三里左右的高阜上，后被俄人潜移私挪，至1886年换用石碑时已被移至通江子东口迤上五里左右的乌苏镇”[1]202-203。
1886年重勘吉林东界，吴大瀓只勘查自图们江至白棱河口的边界，并未勘查松阿察河至乌苏里江口的边界，而三姓副都统顺林不谙地理，不知边界莫勒密在何处，将“耶”字界牌换立在俄人潜移之处，即卡扎克维赤沃村对岸，通江子东口以上，即今乌苏镇东北。他指出，“不管‘耶’字界牌立在何处，它都标志着从乌苏里江口开始以乌苏里江为界，并非以界牌的所在地为界”[1]205。
吕一燃指出，“1861年双方共同设立的‘耶’字界牌的位置在乌苏里口以上三里许的高阜上，而不在乌苏里口近岸的莫勒密”[3]211，原因是俄方代表提出“乌苏里口近岸莫勒密地方低洼，立牌恐被冲没”，中方负责立牌官员副都统福尼扬阿“恐距岸较远，仍于莫勒密地方多立界牌一面，以为印证”，但后被“江水涨发冲没”[3]211，亦未补立。他还指出，由于“俄方官员包办一切，以及中方官员的无能，致使设立的界牌并不完全符合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如没有设立位于图们江口左岸的“乌”字界牌，错立了“土”字和“倭”字界牌;中俄东界的终点在图们江口左岸，这里有一个本应设立而未设立的“乌”字界牌，“土”字界牌并不是中俄边界终点的标志;兴凯湖勘界会议签订的《中俄东界交界道路记文》相较于《北京条约》之规定15座界牌，少了7座[3]209。
2.中俄逃人问题。
边界与逃人问题密切相关。逃人、通商、划界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17、18世纪中俄关系的主要内容。“中俄两国在订立边界条约以前，对毗邻土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通过对当地部族的控制取得的”，“因此，中俄两国针对各自的逃人问题均采取针锋相对、穷追不舍的态度”[4]。1667年清属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部众五百人逃往俄国事件，引起双方政府高度重视，也成为雅克萨战争和《尼布楚条约》签订的重要因素[5]。根特木尔事件促使清政府重新审视原有的东北边疆政策，做出一系列改变，影响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6]。
此外，惠男利用满文档案及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的见闻资料，讨论了1764-1780年间在新疆、蒙古和黑龙江等边疆地区被清朝卡伦守卫所缉获的俄罗斯逃人的命运，展现了自《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以来有关逃人遣返条款的执行情况[7]。金鑫利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考证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清军所获的各项人口、身份、数量、处置结果等问题[8]。刘亮、张海林从涉外法律角度探讨了清朝交涉越境事件的法理依据、具体操作方式、实际效果等问题[9]。姚敏、王聪从移民视角讨论了清前中期中俄俘虏、逃人问题[10]。
二、中俄西段边界、边疆及相关问题研究
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中苏西段边界涉及地域相当广阔，而苏联解体之后，原中苏边界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共同边界，其中中俄共同边界仅余54公里。与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相比，近年来西段边界研究成果相对分散。
三、中俄遣使及礼仪之争
1.中俄遣使。
中俄遣使包括派遣临时使节与驻外公使。在中俄互派公使之前，中俄双方交涉主要通过遣使或俄国驻北京传教团解决，清前期主要是俄国使节来华，中方只有两次因准噶尔事务直接向俄国派遣使节。《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的一百余年间，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实际履行俄国驻华非正式外交机构的职能，直至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后，俄国开始正式派遣驻华公使。1878年崇厚受命赴俄交涉伊犁事务，是首位中国驻俄公使。
关于早期中俄通使肇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成为学界一桩悬案。不仅俄国学者对此争论百余年，国内学者间也存在分歧。宿丰林讨论了该问题[43]。郭蕴深以宿丰林的研究为基础，对相关讨论进行了梳理[44]。第一种说法是1567年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派遣伊·彼得罗夫和布·亚雷切夫首使北京说。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说在俄国影响甚广。
但余绳武认为，“历史上不曾有过所谓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使团，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他们从未到过北京”[45]。张维华、孙西指出并未在中文史料中寻找到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出使中国的证据，“看来此次使华的事件，不是事实有误，就是这件事在中国未被记载下来，终致湮没无闻”[46]12。第二种说法由当代学者米亚斯尼科夫提出，认为首次来华使团为1618年佩特林使团，他与另一位学者杰米多娃在档案馆发现了佩特林的使华报告，该说近年来在俄罗斯学界占有优势。《沙俄侵华史》和《清前期中俄关系》两书支持该观点[47]。
四、晚清时期中俄外交政策
晚清时期的对俄政策，尤其联俄政策，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蔡鸿生首次提及，19世纪70年代后，沙皇政府以贿买政策施用于中国，华俄道胜银行理事、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通过贿买白云观高道士，搭上慈禧身边的太监李莲英，从而建立起一条“李、高、璞”秘密勾结通往清宫的内线，可见清廷内部的联俄氛围早已有之[58]216。陈开科、潘晓伟等学者，将中俄关系置于东北亚国际舞台的大背景之中加以检视。
晚清论文投稿刊物：《清史研究》曾用刊名：(清史研究通讯)1991年创刊，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季刊)，是目前国内唯一研究清史的定期学术刊物，是全国清史研究者发表科研成果的共同园地，其办刊宗旨是注重学术性、资料性、信息性，研究论文涉及清史理论、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民族、宗教、外交、人物、文化、学术思想、社会风俗、文献调查、学术动态等。
陈开科认为:“皇太子东游与俄国外交战略‘双头鹰’关注远东的时机一致，再加上俄国‘东方派’的渲染，使尼古拉东游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向远东倾斜的表征。”[65]他还讨论了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在天津五次会谈，达成口头“君子协定”，“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66]。
参考文献：
[1]刘家磊.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沿革及其界牌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下册[G].北京:中华书局，1979:1004.
[3]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4]孙喆，王江.对1689-1727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
[5]苏全有.十七八世纪中俄逃人问题述论[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6]阚凯.根特木尔逋逃事件与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的外交交涉[J].绥化学院学报，2012(6).
[7]惠男.俄罗斯逃人与18世纪后期的清朝边疆[J].清史研究，2019(3).
作者：叶柏川，于白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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