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佛教传入中国，无论东来还是西去，通常认为，其交通以陆路为主，即连接西域，或者欧亚非三大洲的黄金通道丝绸之路，也就是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自汉而后，以学问欲为驱动，且信仰坚定的中国僧人，舍身忘我，西渡流沙，前仆后继，掀起了长达一千多年
摘 要：佛教传入中国，无论东来还是西去，通常认为，其交通以陆路为主，即连接西域，或者欧亚非三大洲的黄金通道——丝绸之路，也就是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自汉而后，以学问欲为驱动，且信仰坚定的中国僧人，舍身忘我，西渡流沙，前仆后继，掀起了长达一千多年，贯穿汉、唐、宋、元、明历代的求法运动。梁启超、汤用彤先生对此路的通阻、消长均予以详细的考证。瓜州无疑是这一通道上的重镇。梁启超偏重海路，有“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之说;汤用彤则以陆路为中外交通的重要通道，并指出：“因西域各国兴灭异乎前朝，故西行路线亦遂变更。”汤氏说有五,梁氏说有六。二氏之说虽不尽相同，但陆路、海路揭示了西行求法运动的历史真相，并与当今“一带一路”的思想高度吻合。其间，一千多年来，或“吐蕃强大，阻隔交通”，或“中国内乱，民力凋敝”，或“国乱相寻，西域道梗”，西行之路，通塞改易，不绝如缕，明清以下，乃至20世纪，这条通向西方的黄金通道，终成绝响。考察其历史及其政治、经济、宗教诸多因素，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西行求法;学问欲;一带一路;梁启超;汤用彤
汉以下一千多年，前有朱士行、法显，继有玄奘、义净，终至于明代季谭宗泐，有学问且意志坚毅的僧人，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法者，数不胜数，开辟了通向中亚和欧洲大陆的黄金通道。这不再是与荒寒相关的死亡之路，而是沟通欧亚大陆的共同发展之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之路。早在公元6世纪成书的《洛阳伽蓝记》已经说明：“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写尽了中国僧俗开辟西域的博大气象，以及直通罗马的丝路的繁华。
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一路由凉州出关至敦煌，越沙漠(或沙河、流沙)，以至鄯善。乃沿南山脉以至于阗。又西北进莎车，是为南道。”“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进至伊吾，经吐蕃、焉耆进至龟兹。而至疏勒，是为北道。”[1]无论哪条路线，无不由凉州、瓜州西进。法显虽然是由兰州(干归国)至张掖，由张掖复进至敦煌[2]，但也同瓜州不无交涉。隋唐时期，国力远振，东西交通因之大辟，僧人西去求法者代有其人。
玄奘“不辞贱命，忍死西奔”[3]，更是经凉州而达瓜洲，居留月余，而后得州史李昌之助，并访得一胡人达摩者为向导，偷渡出关的。至明，最后一位西行求法的禅僧季谭宗泐，虽然经吐蕃而达天竺，实际也是穿越河西走廊，从凉州、瓜州进入新疆，“涉流沙，度葱岭”，再折返南下青海，因此而得夜宿河源的。显而易见，瓜州是西行求法黄金通道上的重镇，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动机西行求法有其触发的动机。早在西汉，汉武帝锐意开辟西域，远谋与乌孙、大宛、大夏交通。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通往西域的道路，即丝绸之路。由是将华夏文明传播至西域诸国，并引进西域物种而达中原，最早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正因为此，《魏书·释老志》断定，汉武帝时佛法即来华夏。此说虽说是臆测之词，但张骞所开西行之路，确实使西域僧人及其所传佛法得东侵之便利，西域佛教乃得传播京洛;也为中国僧人提供了西行求法的径路——无论是汤用彤说的“求法运动”，还是梁启超称之“留学”的“时代的运动”，均可见其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
其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只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从动机上看，梁启超特别强调，西行求法“确为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也就是说，西行求法是求学，而非求神，是“学问欲”之驱动，而非全是信仰之感召。
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而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土大师，末由抉疑开滞。”因此，“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4]
就此而言，汤用彤说的亦多类似。他指出： 寻求法诸人西去之动机，一在希礼圣迹，一在学问求经。迹其所得所求，亦可觇当时佛徒之注意所在。求得律藏，义净、道琳是矣;求得瑜伽，玄奘是矣;会宁之于《涅槃》，义辉之于《摄论》、《俱舍》;无行、玄照，均常究心中观。凡此诸端，似为印土所流行，而中土人士所欲究心者也。[5]
或者如其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如支法领)，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如于法兰、智严)，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如宝云、智猛)，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如支法领。参看僧肇《与刘遗民书》)。然其去者常为有学问之僧人，故类能吸收印土之思想，参佛典之奥秘。[1]
搜寻经典、亲炙受学、寻求名师，诸如此类，说是希礼圣迹固无不可，但说是“学问求经”尤为恰当。所以也只能是“有学问之僧人”才能担此重任。他还强调：“凡往天竺，先学梵语。或在国内就学于译场”，后乃杖锡西迈，或者出国后学之。不仅道途僻远，其艰难险阻，更在可见的恶劣环境之外，决非学识浅薄的人所能备尝者。
总之，西去求法的动机在“学”而不在“教”，在于“思想”而不在于“信仰”。西行者关注之所在“学问”而已。路 线张骞开通西域，为佛教东进创荆辟莽。其后，西去东来，东西交流之通塞改易，均同佛教相关。在这广袤无垠的疆域和漫长修远的丝绸之路上，不畏艰险，冒死西行者，除了商贾行旅者外，大多是托钵杖锡的中国僧人，直到明初依然如此。汤用彤先生说，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在北方，由于中原强盛，兵力及乎西域，影响所及，遍于新疆及月氏故地，求法僧人“自多经今新疆及中亚细亚”[1]，其路线由南北二道。无论东来传教，还是西去求法，凉州均为必由之路。梁启超、汤用彤二先生述之甚详。
涉及路线，必以人物为主体。梁氏在其《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中，次第说明。他指出：“求法高僧，其姓氏为吾人所耳熟者不过数辈;东西著述家所称引，亦仅能举二三十人。吾积数月之 功，刻意搜讨，所得乃逾百。以其为先民一大业，故备列其名表敬仰，次乃论其事也。” 梁氏所列，共得105人，其佚名者尚有82人(康法朗同行者佚3人。智猛同行者佚13人。昙学等同行者佚6人。昙无竭同行者佚23人。宝暹等同行者佚2人。《求法高僧传》中佚名者10人。不空同行者佚25人)。据《求法高僧传》所述，则距义净500余年前，尚有由蜀川牂牱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许人。如此可知，自公元260年朱士行起，至唐天宝、贞元年间(751-789)，计500余年，相继西行求法，有资料可查者200余人，更有湮没无闻的不知凡几。
求法之盛，不难想象。梁氏称此留学印度为“时代的运动”实不为过。诚然，“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或如义净所言，“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艰难困苦，出生入死，亦非常人所能承受。所以他的结论是：“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4]谈及路线，梁氏认为，佛教初传，由海路而非陆路，故以海路为先。可考者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应当说是事出意外)。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干，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入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路。玄奘出时遵此路。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尔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叡传》称：“叡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
梁启超进一步说明：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放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4]梁启超的意思是，路线虽有六条，其实只有海路和第二条经疏勒、莎车、子合，于塔什库尔干度岭最为通行。
与梁启超看法稍有不同，汤用彤虽然也承认“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但佛教之传入，还是来自西域各国，并“以罽宾、于阗、龟兹三国为重镇”，故西域、中亚之陆路才是求法必经之要途。[1]关于西行路线，汤用彤指出，当时因西域各国兴灭异乎前朝，故西行路线亦遂变更，计有如下几路：(一)凉州——玉门关——高昌(今吐鲁番)、阿耆尼(今焉耆)——屈支(龟兹，今之库车)——逾越天山——大清池(今特穆尔图泊)——飒秣建(中亚细亚之Samarkand)——铁门(在今Derbent之西八英里)——大雪山(今之HirduKush)东南行至健驮罗(Gandhara为印度境)。
(二)自玉门关西行经天山南路，由于阗及羯盘陀(今塔什库尔干，梁氏称渴槃陀)再度葱岭，达印度境。此路为天山南路，玄奘归时所经也。(三)经高昌——焉耆——疏勒——于阗再度葱岭，以达印度境。此则开元中沙门慧超归途所经之路也。其路当略同法显之所经历者。又据《求法高僧传》之《玄照传》，有所谓迦毕试途者，查上三路均经迦毕试，该途不知何指。《传》又言迦毕试途为大食人所阻，亦足注意。(四)《求法高僧传》所谓之吐蕃道。则系由西藏出尼泊尔，达北印度。
成 果
不言而喻的成果首先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渗透与转化。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脱颖而出，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形成了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中国文化传统。佛教的五明，尤其是因明和声明，丰富了中国的逻辑思维，并促进了中国语言的发展。比如梁启超列举之“国语实质之扩大”“语法及文体之变化”“文学情趣之发展”，仅语言“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4]，皆人所共睹。其它副产品也甚丰富，特别是在地理学上由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求法高僧传》，到《唐西域图志》《西域志》等数十种。对于翻译、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及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启迪，不胜枚举，贡献殊莫大焉。
启 示
自张骞开通西域，中国西部门户洞开，其后佛教东传，西行求法者，在学问与求知的欲望推动下，以“正知见”为务，以及继往圣之学的热情，舍生忘死，出阳关，渡流沙，越葱岭，不仅实现了中印、中西文化交流，重铸了华夏民族精神，而且开辟了中西交流的黄金通道。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把这条通道又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这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通道。
在这条通道上，商旅博易，络绎不绝;求法僧人，杖锡托钵，西去东来，代有其人。陆路、海上，共同打造成世界性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网络。然而，一千多年来，或“吐蕃强大，阻隔交通”，或“中国内乱，民力凋敝”，或“国乱相寻，西域道梗”，西行之路，通塞改易，不绝如缕，明清以下，乃至20世纪，这条通向西方的黄金通道，终成绝响。如今“一带一路”的倡议，与汉魏两晋隋唐宋明有学识且信仰坚定的僧人西行求法的路线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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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求法运动或者欧亚经济带的建设，不仅意味着强盛，而且显示出包容。对求法路线的疏寻和探索，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思想必然有所参考和补益。至于明代以下，丝路遂绝，考察其历史及其政治、经济、宗教诸多因素，应当能够获取一些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或许能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供前车之鉴，亦当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以作事半功倍之努力。
参考文献：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法显.法显传[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3]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梁启超.梁启超佛学文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麻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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