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兵马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技艺与智慧的结晶,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非凡展现。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是20世纪中国最壮观的考古成就，也是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如果说，
兵马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技艺与智慧的结晶,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非凡展现。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是20世纪中国最壮观的考古成就，也是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如果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张名片的话，那么，兵马俑就是中国向世界介绍自己的一张金色名片。
挖井挖出了世界奇迹
大地平面犹如一面神秘的镜子，地面上，是巍峨神秘的陵墓，而地面下，帝国的时间仍在继续。 1974年，大地之镜的尘埃被意外触动，深埋在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赫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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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内的一组陪葬坑。 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侧7.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距秦始皇陵1.5公里。 秦兵马俑坑所处的位置是山前的一个洪积区。 俑坑的东、西两端和中部各有一条古河道经过，河道内及俑坑的上部堆积着厚厚的砂石，当地群众称之为石滩洋。 俑坑发现前，这里的地面上是一片柿子树林，并成为周围村民的一片墓地，十分荒凉，经常有野狼出没。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地下，竟然会埋藏着八千件如同真人一般高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1974年3月的一天，西杨村的村民在村南挖井时，偶然发现部分陶俑残片，因为不知是何物，也就没有在意，继续往下挖，又不断挖出了陶俑的残破躯干及头。 于是，有人说可能是挖到旧砖瓦窑上了，有人认为是瓦爷庙(即神庙)。 听说挖到了神庙，村里有些年龄大的老太太也赶来焚香叩头，祈求神灵保佑平安。 当时，恰巧负责农田水利的公社干部房树民到西杨村检查工作。 他看到井下、井上的陶俑残片后，认为极有可能是文物，立即让大家先停下来，同时向临潼县文化馆做了报告。 文物干部赵康民闻讯后急忙赶到现场搜集了部分失散的陶俑残片。
在赵康民修复陶俑残片的同时，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回乡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这里，他赶到临潼文化馆，激动地看到了已经修复过的陶俑。 回到北京后，便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文章，于当年6月27日发表在《情况汇编》第2396期。 这篇文章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重视，在转给国家文物局的批示中他写道：“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1]
国家文物局接到批示后，于7月6日派文物处长陈滋德协同相关考古专家赶到临潼，向陕西省委领导和省文化局传达了内参内容和批示。 第二天便在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等人的陪同下到临潼县文化馆与西杨村进行考察。
由于此前临潼县文化馆已经组织工作人员在村民打井地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可以看到坑下存在着更多的陶俑。 经过查看，专家考察组得出结论：这里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 随后，陈滋德立即返回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 国家文物局在征得中央的同意后，委托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1974年7月15日，由陕西文物考古专业人员组成的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现场，开启了秦兵马俑考古工作的序幕。
持续半世纪的考古发掘
“一把铲，一条绳，寻幽探秘骊山陵。 朝朝暮暮情。 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 谁知精血凝。 ”[2]这是秦陵博物院名誉院长袁仲一先生写下的诗作——《长相思·怀念老考古队员》，诗中以饱满的激情和笔触写下了考古工作的甘苦，同时也满含着对曾经一起为挖掘秦兵马俑而鞠躬尽瘁的战友们的怀念之情。
考古挖掘工作首先是对已暴露的遗迹、遗物进行记录、绘图和照相，同时局部发掘清理。 11月份，北方已进入冬季，坑内冷风嗖嗖，寒气逼人。 时间一长，考古队员拿探铲的手已经麻木，只好停下来，搓搓双手继续工作。
从1974年8月至1975年6月，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工作，考古试掘结果表明，该坑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的大型陪葬坑。 这就是秦兵马俑一号坑。
1975年3月，发掘工作基本结束。 俑坑东端出土陶俑五百余件、战车6乘、陶马24匹。
秦俑考古发掘工作始终得到中央领导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这一惊人发现同样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发掘过程中，每天都有闻讯从各地赶来参观的群众。 为了更好保护和展示文物，国家决定在原地修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76年2月，一号俑坑的试掘方全部回填，以便修建博物馆。 在博物馆建设工程进行时，考古队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寻找新的兵马俑坑上。 当时的想法是：按照中国人讲究均衡对称的传统习惯，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兵马俑坑，那么陵园的西、南、北侧是否也有兵马俑坑? 于是在陵园北侧进行大范围的钻探调查，虽然发现多处地面建筑遗址，也采集了板瓦、筒瓦、瓦当等大量文物，但并没有探测到兵马俑坑。 在陵园西侧的地上、地下都堆积着很厚的砂石层，钻探极为困难，工作月余一无所获。 陵园南侧因靠近骊山，地下覆盖的碎石及大石块堆积层较厚。 考古人员曾采用挖深井的办法，先挖去石层，再用探铲钻探，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却丝毫不见兵马俑的蛛丝马迹。
正当大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1976年4月21日，传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建筑工人徐宝山在一号俑坑的东端北侧发现有硬土，疑为夯土。 于是，全队人员集中到此处钻探。 两天后便在一号坑北侧东端又发现了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的大型陪葬坑，编号为二号俑坑。 根据已出土情况判断：该坑共埋藏陶俑、陶马一千四百余件，有车兵及骑兵、跪射、立射等各种姿态的步兵俑，是一个多兵种混合编制的曲尺形军阵。 这一重大发现，又一次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二号俑坑发现后，考古人员一鼓作气扩大范围，在周围更大范围钻探，希望能找到新的兵马俑坑，1976年5月11日，在一探孔内发现五花土层，至5米深时发现了陶俑残片。 大家情不自禁地惊呼：又是一座新的兵马俑坑。 此坑编号为三号俑坑。 到同年6月底，终于探明三号俑坑面积为520平方米。 1977年3月至12月，集中发掘三号俑坑，探明坑内埋藏木质战车一乘(已朽)，陶俑、陶马共计72件，青铜兵器34件。
1976年6月上旬，考古人员在一号坑的中端北侧一条大沟的断崖上发现有一条左右两边堆积物不同的地层剖面。 以此为基点开探沟进行详细探测发现这是一座人工挖掘的横长方形坑，未见陶俑、陶马及其他遗迹，面积约3600平方米，坑内未放置陶俑、陶马，编为四号俑坑。 据考证得知，此坑未建成的原因是由于秦代末期的农民大起义而被迫停工。 至此可以确定，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和未建成的四号坑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秦始皇陵的一组陪葬坑。
前三个兵马俑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各不相同。 一号坑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距现地表深4.5至6.5米，面积14260平方米; 二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东端北侧，两坑相距20米。 该坑平面呈曲尺形。 俑坑的东边有四个门道，西边有五个门道，北边有两个门道，门道均为斜坡形; 三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西端北侧，两坑相距25米。 该坑平面呈“凹”字形，东边有一斜坡门道。 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都是土木结构的地下建筑，坑顶的封土略微高出地表，封土上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
秦兵马俑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陪葬物。 这就决定了它的作用是保卫墓主秦始皇的地下王国; 第二，它是一支地下军队，是地上军队的真实模写。 这就为研究秦军的兵种、编制、编列、装备以及军事制度提供了具体而形象的实物资料。 聂荣臻元帅曾形象地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一个古代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第三，它是一组大型的雕塑俑群，具有雕塑艺术固有的特性。 也就是说它不是实物，而是实物的再现，其中包含着再创造的重要因素。 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分割、紧密相连。 秦兵马俑坑是一座古代军事宝库，也是一座艺术宝库。 这两点又是服务于为秦始皇陪葬、代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和要求的。
从1974年到1984年，考古人员对秦俑一号坑进行第一次发掘; 1986年到1987年进行第二次发掘; 1988年到1989年集中力量发掘秦俑三号坑; 1994年发掘秦俑二号坑; 2009年6月13日，秦俑一号坑开始第三次发掘。 时至今天，秦兵马俑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横扫六合的勇士
地面上的秦朝早已经画上了句号，而大地之下的帝国并没有终结，它在时间隧道中仍然无限地延展着，秦俑坑中的战士们似乎还在等待着帝王的号令，随时准备重返战场。
当我们与史书中记载的骁勇善战的秦人面对面时，我们看到一尊尊、一排排、一列列的勇士们庄重威严、神情肃穆。 他们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手执弓弩，依然显示出奔赴战场、视死如归的气概; 有的披甲执锐、手握长矛，表露出血气方刚、威猛善战的气质; 战车上的御手双臂前伸、手握辔绳、目视前方，驾御着战车勇往直前; 军阵中级别最高的将军俑头戴鹖冠、外披鱼鳞甲、体魄魁梧、昂首挺胸，展现出指挥若定、满腹韬略的大将风度。 在统一的指挥调动下，数千名英勇无畏的战士、上百辆战车组成了无坚不可摧的钢铁阵营。
秦兵马俑军阵，在真实还原秦国将士的原貌同时，还颇具艺术性，以夸张、强调和细节描绘的方式刻画出属于每一位军人自己的个性表情。 秦兵马俑的神情庄严肃穆，忠诚刚毅，虽是静态的雕塑，但身姿却是静中寓动，引而不发。 秦俑的五官刻画特点是方脸庞，眼睛细长，外眼角略有上翘，鼻梁直而低，鼻头小巧，嘴唇薄厚适中，尤其是大而长的耳朵、突出的眉骨、浓黑的眉毛都给士兵平添了一份英武之气。 陶俑因官阶、军种的不同而身着不同的军服和冠帽，甚至连面形、胡须、发髻和带扣都有多种变化，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沁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我们不得不感叹秦国的工匠，他们用陶塑的形式，将宏大的军阵逼真地再现出来，记录胜利者的形象，定格勇士们的神情，展现秦军的辉煌战绩和生活实况。
秦兵马俑模拟军阵的宏大构图，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把两千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情况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自然想起秦军叱咤风云、统一中国的伟大业绩。 在构图的处理上，它没有塑造秦军与敌人英勇格斗的场面，也不是一般常见的车马仪仗出行的浩荡阵势，而是捕捉了严阵以待这个深远的意境。 七千多个手持实战武器的秦国勇士，肃然伫立，斗志昂扬。 战车前的四马已驾，跃跃欲试。 骑士身旁的战马奋鬃扬尾，骑兵一手牵缰，一手提弓，随时准备飞身上马迎战。 这一切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仿佛只要一声令下，这千军万马将“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豁”。 这种气势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反而胜过了与敌直接厮杀格斗的场面，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秦军在战场上舍生忘死作战的情景时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 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 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 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 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3]跿跔就是跳跃，科头是不戴头盔，徒裼是光脚光身子。 这段描写秦军勇敢精神的话语，虽然有夸张之词，但同秦俑的形象相对照，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神秘莫测的绿面跪射俑
1999年9月10日，考古人员在发掘二号俑坑的一个过洞时，发现了8个彩绘保存较好的跪射俑，其中有一件非常奇特的跪射武士俑。 该俑的头部除发须、瞳仁是黑色外，脸部涂有绿色彩绘，这是秦兵马俑坑中首次发现的一件非常特殊的俑。
这件绿面跪射俑身高128厘米，头部微微向左转，梳圆形发髻，扎红色发带，发带末端呈扇形展开。 身穿交领右衽齐膝长衣，外披铠甲，两肩有披膊。 腿扎行縢，穿方口翘尖齐头鞋。 俑作蹲跪式，右膝跪地，右足竖起，足尖抵地，右足尖与地面垂直，左腿蹲曲。 双臂曲举于身的右侧，双手一上一下作持弓弩状。 右臂弯曲，手半握，拇指上翘; 左肘置于左腿上，左手四指微屈呈半握状。 头和身体向左微倾，双目炯炯有神，凝视前方。
仔细观察这件绿面俑，他身着铠甲，甲片为赭黑色，甲带为朱红色，甲钉为粉白色，袖口及衣领有天蓝色彩绘，护腿为粉绿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陶俑的发髻，不仅缕缕发丝清晰可见，而且将发髻的盘结方式和走向交代得清清楚楚，发髻、发丝为褐色，面部施粉绿色彩绘，眼眉、眼珠及胡须皆为黑色，眼白部分有些泛红，双手为粉红色。 俑前胸的左上方阴刻一个陶文“得”字，应该是制作工匠的名字。
通常，秦兵马俑在烧制完成后，均通体涂有彩绘颜料。 彩绘施色方法是先在陶俑、陶马身上平涂一层生漆作底，然后再绘彩。 用生漆涂抹作底，目的在于使俑体的表面滑涩相宜，吸水适度，既便于施色，又能增强颜色的附着力。 检测结果表明，陶俑的颜色厚薄不一，面、手、足部施色为两层，颜色较厚; 其余部位施色一层，颜色较薄。 陶俑的颜色系用毛刷刮抹，其痕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颜色较浓的部位似用动物或植物胶作为调和剂。 这种在陶器表面先涂生漆作底，然后再绘彩的工艺可能始于秦，盛于汉，汉代以后比较少见。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经过两千多年的自然损坏，绝大多数秦俑身上的彩绘颜色已褪色或损失，只有个别陶俑的色彩残留较多一些。
这件绿面跪射俑迥然异于其他已经出土的秦俑的肉红色或粉白色面孔，色彩分明的绿脸、炯炯有神的双目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想。 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一是化学变化说。 认为有可能是长时间在地下埋藏，或有其他物质使其颜色发生化学变化所致; 二是模仿说。 认为这是秦代工匠有意模仿某些肤色较深的真人来绘制的; 三是巫文化说。 这种观点是通过分析秦代“巫”的社会群体、社会功能、秦代巫术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后，认为“绿脸俑”是秦军中的“傩人”; 四是武装说。 认为绿色是面部的武装装饰，不容易被敌方发现，如同现代野战部队战士身穿迷彩服、脸化迷彩妆一样; 五是恶作剧说。 认为可能是某个工匠的恶作剧所为。 应该说，各种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又都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缺陷。
秦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
以往人们对先秦时代的人体造型见得比较少。 战国时代的一些墓内也出土过陶质、木质或金属质的俑，但都形体小、数量少，造型较粗疏。 秦俑的出土让人们感到突然，不由提出：“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精美的大型陶塑群像呢? ”艺术史上没有毫无根源的突变，于是学者对其艺术渊源提出不同见解，归纳起来有“外来说”[4]和“土生土长说”[5]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张仃先生最早提出秦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 这一看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秦兵马俑的艺术渊源，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在写实的艺术风格方面，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写实主义一直是雕塑艺术的主旋律。 秦俑这批活生生的写实主义艺术品，是此前几千年来写实主义发展、创新、提高的结晶。 它积淀了蒙昧时代的感性及文明时代的理性，积淀着中华民族写实主义艺术的精华，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美、静穆的美。 它是我国古代的写实主义艺术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准，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在造型艺术方面，秦俑躯干的塑造比较洗练、概括，仅求其形似，而对面部的刻划比较细腻传神。 重视传神，着重人物面部表情刻划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传统。 这种表现手法远在原始社会已有萌芽，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很多重在刻划人物心理的优秀作品。 秦兵马俑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 秦俑面部的造型体现了类型与个性的统一，后来民间雕塑家所概括的“八法”，即中国人所具有的八种基本面型，秦俑都有体现。 这一造型规律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台湾学者曾堉说：“中国雕塑的传统是在立体与平面相互矛盾中，谋求统一。 ”[6]并列举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期间已出现的大量例证来说明这一艺术规律。 邱紫华先生把这一造型方法称之为延迟模仿法，即根据观察感觉的记忆力，“抓住对象最本质、最鲜明的特征加以主观加工后的再现”，“既是写实的，又是表意的……中国和东方艺术继承了原始造型的延迟模仿的路子”，即“以观察、领悟、记忆、再现的途径创作”。 “‘目识心记，以形写神’这种造型原则从先秦形成后，一直承传下来。 ”[7]秦俑的这一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
同时，在雕塑技法和技巧方面，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并逐渐发展形成的传统泥塑技法：塑、捏、堆、贴、刻、画，用以表现对象的体、量、形、神、色、质。 绘塑结合以及烧制陶器的技术，在秦俑陶塑里都得到有机的配合和运用。 “这种泥塑技巧的基本方法和民族特点，一直到今天还在我国民间泥塑艺术中流传。 ”[8]
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秦俑艺术的具体来源。 呼林贵先生认为：“秦俑艺术有别于楚地风格，而是基本上继承了北方黄河流域的风格。 ”他进而指出：“它渊源于春秋战国时的秦人雕塑艺术。 ”他认为陕西铜川市的一批春秋战国秦墓出土的一批泥俑，其风格与技法和秦俑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为“考察秦俑艺术渊源找到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9]。 贺西林先生认为秦俑艺术“首先是吸收了中原地区三晋两周文化，其次是对于楚文化的吸收，再就是对巴蜀文化及西北游牧文化的吸收”，总之,“秦俑艺术是对各民族、各地区艺术的一个综合”[10]。
综上所述，学者普遍认为，秦俑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 它是土生土长的具有民族特质的中国雕塑艺术。
时代精神成就了秦俑艺术
“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 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 有海人宁度，无春雁不回。 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 ”(王维《过始皇墓》)[11]在诗人眼中，秦始皇陵神秘又凄凉。 其实，秦始皇陵布局严谨，埋藏宏富，自196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三代考古人已在秦陵周围钻探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秦代陪葬坑、陪葬墓，如象征皇帝宫廷娱乐和外出打猎的百戏俑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和青铜水禽坑，象征皇帝外出巡游乘舆的铜车马坑，还有当年修建秦陵的打石场遗址和埋葬修陵刑徒的墓地等。 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的秦兵马俑。
首先，秦俑艺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基础上，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其中的时代精神即包括了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 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勃勃生机的时代，艺术必然要和时代相协调，注入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 秦始皇为了极力崇奉“千古一帝”的威严，对“大”达到狂热的崇尚。 修筑万里长城，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铸的十二个铜人每个重千石(一石一百二十斤)，秦始皇陵墓高五十丈(115米)。 其气势追求“上扼天穹，下压黎庶”[12]，因而八千件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的兵马俑的出现，看似突然，实则是必然。
其次，秦俑的产生还有它优厚的物质基础。 秦始皇消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后,能够集中全国物力、财力和能工巧匠在一起。 在这种优厚的物质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和陵园建筑以及包括兵马俑、铜车马等各种陪葬物的制作。
国家的统一促使人力集中，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陶塑人才。 从新石器时代到秦王朝数千年的岁月中，人们在制陶生产的实践中对陶器的成型、雕饰、烧造已积累丰富的经验。 秦代砖瓦、陶器的形体之大，造型之准确，技艺之高，都超越前代。 尤其是瓦当和空心砖上的动物纹图案，像奔鹿、子母鹿、双獾、飞鸟、盘龙、立凤等，姿态优美，气韵生动，构图自然活泼，说明秦代已有一批技艺高超的陶工，制陶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俑的制作者正是这样一批经验丰富和有创造才能的陶工。 他们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战士是熟悉的，感情是相通的，因而他们能够创作出丰富多姿的秦军艺术形象。
丰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和雕塑艺术传统，特定时代精神需求、富足的物质基础以及技艺熟练的陶工，正是培育秦俑艺术之花的优厚土壤。 秦俑制作者是从全国征调来的能工巧匠，打破了传统的父传子、师传徒的封闭艺术局限。 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雕塑技艺得到相互交流与融合，在技艺上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升华和飞跃。 秦俑艺术是在上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
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的奠基人袁仲一先生认为，秦兵马俑群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代表着当时的时代精神。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兵马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技艺与智慧的结晶，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非凡展现。 2015年2月，习近平同志到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国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
作为秦文化的典范、中国最具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秦俑凸显出战国至秦代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中，秦国一统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帝依靠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秦代大军，“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候”，废分封，立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开启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时代格局。 秦朝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法”，国家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
兵马俑的发掘和修复是一项百年工程，因此与传统的先发掘修复再展示的步骤不同，兵马俑发掘之初就制定了发掘、保护、展示同时进行的方式。 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42年来累计有1.2亿人次的国内外观众前来一睹“秦俑风采”，其中包括二百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从1976年3月开始，秦始皇兵马俑等一批文物随着“中国文物交流展览”到世界各地巡回展览，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来自中国的文化瑰宝。 秦军出巡引起的全球性轰动，更盛于秦始皇帝当年的出巡。 从白雪皑皑的北欧挪威、瑞典、芬兰到热浪滚滚的东南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从万里之遥的美国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兵马俑所到之处，刮起了一阵阵旋风。 在信仰不同的民族中，在风俗各异的国度里，兵马俑始终是人们的最爱。
1979年4月2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秦兵马俑后，在留言簿上写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秦代兵马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从1979年到2013年，基辛格先后五次来到秦陵博物院参观。 2013年6月29日，他以90岁高龄第五次参观兵马俑，在进入一号坑修复区时，特意从轮椅上站起来，拄着拐杖参观了20分钟。 在离开一号坑前，基辛格把轮椅转向兵马俑，意味深长地说：“让我再看一看! ”最后，他写下留言：“中国的辉煌永远不会结束，兵马俑就是中国拥有辉煌未来的证明。 ”
1986年10月1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一号兵马俑坑中，仔细地欣赏着面目表情各不相同的武士俑，看看这个俑的发式，再看看那个俑的胡须，经过反复地对比后，她说：“过去我听说过兵马俑，也看到照片，这次到现场来看，真是惊人! ”女王对陶马观察得非常认真，从马头看到马尾。 她说：“这马虽然不高大，但是非常精神，是匹骏马。 ”在铜车马展厅，女王看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帝的车马后，对铜车马精湛的冶金工艺、高超的造型艺术、雍容华贵的装饰配件赞不绝口。 她说：“铜车马比我们宫廷的马车还要好! ”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91年11月5日，在秦俑一号坑边上，第二次来参观兵马俑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对时任馆长袁仲一说：“袁先生，我第一次来时跟你说过，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兵马俑的发现是第八奇迹。 这次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我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遗迹上。 ”
2004年10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参观兵马俑后感叹道：“没想到的是，遗产保护这么成功，兵马俑修复得这么好。 ”2009年7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参观兵马俑后用中文留言：“人间奇迹，举世无双! ”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在留言簿上写道：“秦俑军阵表现出难以想象的美和壮观。 ”新西兰工党主席赞叹兵马俑的“雄伟壮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所料”。
秦俑群雕所散发出的强烈的美的震撼以及它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磅礴气势、雄奇宏伟的军阵排列，令每一位见到它的人，从心理上、心灵上都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无论是中国观众还是外国观众，不管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还是平凡普通的老百姓，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秦兵马俑把高度的写实性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性结合起来，在一号坑14260平方米的范围内，放眼望去，数千件武士群雕浑然一体，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数学家华罗庚参观兵马俑后，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提笔写下：“项火烧未尽，犹留兵马俑。 无限古文物，华夏鼓雄风。 ”
1999年10月21日，秦兵马俑随“陕西省文物精华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在英国访问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起出席开幕式并为展览剪彩。 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为外国展览剪彩。
2010年8月28日，“中国的兵马俑展”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式，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为展览开幕式剪彩，并与西尔维娅王后兴致勃勃地参观展览。
2018年12月15日，“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展览在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举行开幕式。 为迎接展览，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在开幕当日凌晨5时举行传统毛利祈福仪式，200余名各界嘉宾参加仪式。 双方以传统仪式向对方致敬，表达对彼此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秦始皇陵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引人注目，兵马俑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人们的心。 如今，秦兵马俑考古工作依旧在持续科学发掘，文物保护研究迈上了多学科联手攻关、国际合作的快车道。 兵马俑这一满含中国历史意味的名称早已蜚声海内外，它蕴含的巨大历史文化价值也同样被人们长久关注，深入研究，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今天，兵马俑已成为中国元素的典型代表，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兵马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载体,而文化则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灵魂。 兵马俑的存在表明,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审美需求的创造。 因而，文化遗产既融于历史又意指未来。 它向文明延续不断提供参照和灵感，并以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抹去民族与国家的界限。
注释：
[1]蔺安稳：《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情况汇编》2396期，1974年6月27日。
[2]袁仲一著：《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页。
[3][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93页。
[4][德] 格尔曼·汉夫勒著，侯改玲、申娟译：《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
[5]张仃：《秦俑——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艺术家笔谈秦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6]转引自刘云辉文章：《中国秦俑与古希腊雕塑的比较研究》。 《亚洲文明》(第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7]邱紫华：《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
[8][9]呼林贵：《秦俑艺术的流派及渊源》，《文博》1985年第1期。
[10]贺西林：《继承、融合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兼探秦俑写实主义艺术渊源》，《文博》1987年第1期;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版，第757页。
作者：田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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