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伦理意义，在于依托声音建构一个美好时空的使命。 其中，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任担当是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证，声音技术则为这一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更多的力量加持，而声境和谐则是实现时空德性的重要策略。 声境和谐的声态环境
【摘要】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伦理意义，在于依托声音建构一个美好时空的使命。 其中，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任担当是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证，声音技术则为这一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更多的力量加持，而“声”“境”和谐则是实现时空德性的重要策略。 “声”“境”和谐的“声”态环境强调声音时空、视听、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均衡与和谐，并以此建构一个德性的充满善良、美好、幸福的时空存在。
【关键词】时间 空间 声音景观 德性
声音景观意指“个体、群体或社区所感知的在给定场景下的声环境”，[1]这一概念内含发声者、聆听者、声音环境等要素。 声音景观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由芬兰地理学家格拉诺命名，经由默里·谢弗“世界声景计划”研究的推动与其他学科的持续关注，逐渐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新研究视域，如建筑学、地理学、哲学、文学、音乐学、传播学等，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声音视角下的意义存在。 声音景观建立了一个新的认知视角，即聚焦声音建构的场景去理解与梳理意义，区分原本附着于视觉认知上的语言及类语言，彰显声音在不同场景下的意义生产方式与传播价值。
声音景观论文： 浅析声音制作中音响师和录音师的专业工作特点
任何理论的归纳提升一定是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启发。 声音景观理论的确立，来自现实世界声音承载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从万物有灵有声的自然声景到众语喧哗的世间万象，从转瞬即逝的具身性声音存在到声音技术化所形成的多时空留存，声音作为一种介质在传播意义的同时，也成了一种象征，如声音标志社会发展、声音见证技术变迁、声音记录历史事件，声音成为一种商品等。 声音依托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技术的诸多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声音地景或场景，而由这种声音所形成的听觉社群，建构了无数的听觉共同体，人们以此确立自身的身份归属与文化关联。
声音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对这一时空进行独特的场景建构。 在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声音在建构或叙述这些时空场景时，应坚守哪些相应的伦理规约，才能在喧扰繁杂的当下，确保声音景观能够持有良好的品质?
一、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重要性
声音景观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以一定的时空为存在依托。 为此，笔者以时空德性来应答声音景观中的伦理规约这一问题。
德性是指秉性与气质，是一种品德的应然状态，是指“一切美好事物的功能性与伦理性”。 [2]在古希腊，德性(arete)一词的最初原意是指事物的优质特性、品格及功能，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伦理本真性。 因此，德性也体现为在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方面的美好品质及行动规约，即“使道德原则、义务、高尚纳入我们的个性、本性之中，成为一种真正稳定地属于自己的东西”。 [3]
时空德性是指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德性，是指时间与空间的优质特性与美好品德。 时间是人感知世界的尺度，也是人的内心体验，“时间不仅仅是一种人们可以在其中活动的介质，人也是时间的合作生产者”，[4](40)人在时间的生产过程中要有面对时间的良心与智慧，能够发掘并以一己之力展示时间之美好。 空间是人类生活的场景，没有空间，就没有人的存在。 因此，时空德性实质上指的就是人对于特定场景时间空间建构的优质性、美好性，是人的美好品德在时空的投射与显示，也是人对于时空的积极建构。
时间德性意味着时间有一个“迷人”的瞬间，是一个芬芳的时间：“在这个瞬间，时间似乎静止——不是僵化，而是聚集，现实浓缩在一种精简闪光的图像里”，“人们片刻间脱离本身的时间，受到一种其他时间的打动，直到有这样的感觉，愿意在一幅图画中，在一个被叙述的时间里，在造型的音调中消失——似乎那里有某种拯救在等待我们”。 [4](232-233)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时间是一种纯粹的、能够激发感悟与思考、精神得以升华的时刻。 这种让时间有所依止的结果，使时间得以充实并富有意义与秩序，能够从空洞走向新的聚集，形成新的稳定和关联，于是，时间自身的意义得以彰显，这样的时间就成为一种芬芳的时间，“时间的这些芳香之气并非叙事性的，而是凝思性的，它并没有被分割成一种前后相续的系列，更多的是安居于自身之中”。 [5]这样的时间观念，关注时间的质感，即在那种绵延向前的时光的线性流逝中，人类对于时间的珍重与持存。 “我的生命瞬息之间能够取得、分离和固定它从未体会的东西，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 ”[6]也正是这种纯粹状态的感受，人们能够真切地体验到时间。
空间德性即空间的美好品格。 在我国，空间德性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关注。 古人曾以上下前后左右的六合代称空间，并以“絜矩之道”建立空间伦理，[7]即要求道德规范应普遍适用于整个空间范围。 空间是人类生活的地理场域，它理应具备人性温度及伦理之境。 在有的研究者看来，空间德性是“强调人类生活中一种‘庇护所’的诗性品格”“空间就是存在的庇护所”。 [2]这个庇护所“不仅可用来栖居、交流和从事实践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安放我们的心灵家园，让我们的内心得到安宁”。 [2]因此，这样的空间应该是一个和谐安稳的所在，是一个众生能够心安并感到幸福的地方。 “良善的空间，就像良善的人一样，以公正的、明智的和温和的方式去容纳他人……它规避极端主义，展示质朴，以及显现人性。 ”[8]事实上，无论是对某一个体化生存空间的建构，还是对一个社会化空间的期盼，对于空间，人类始终寄予了许多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体现在诸如《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岛》《消失的地平线》《桃花源记》《大同书》等古今中外众多先哲的思想与表述中。 而在这些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空间美好品格的话语修辞中，大体包含了安宁、幸福、公平、自由、博爱等要素。
声音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声音往往携带着显著的时间信息和空间信息，如时间维度上的‘过往’和‘事件’，空间维度上的‘地点’和‘场景’”。 [9]声音往往以历史或者事件来建构新的空间形态，形成以声音为标志的新的地景，声音也在生产新的时空意义。 具体来说，在情感互动沟通、意识形态建构、资本有效流转、文化生态生成等个体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及媒介生产，“中介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10]而对这种中介关系的伦理思考，笔者给出的基本思路是，立足现象与行动意义上的德性判定，即一个优质的声音景观应该是具有美好、和谐、安宁的声音存在。 “声音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量，更蕴含了‘生命意义’和‘人文价值’。 ”[1]声音遵循与担当每一个时空的品德，并力争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时空存在。
声音景观的时空德性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实践，即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任担当、声音技术的力量加持、“声”态环境的多方均衡。
二、责任担当：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行动自觉
万物有灵，众声喧哗，天地间无数的声音形成了不同的声音存在：从天籁之音到器物之声，从静谧宁静到市井嘈杂，从个人言语到大众喧腾，凡此种种，声音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重要连接方式。 声音是一种独特的沟通介质与沟通方法。 正是借助于丰富复杂的声音，人类的沟通与交往才变得如此多姿多彩。 人们运用声音表达丰蕴复杂的意义，建构多样的听觉盛宴，让世界变得灵动与生机勃勃。
关于声音景观的伦理思考，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围绕发声者与聆听者所形成的声音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 发声者与聆听者构成了声音景观的存在基础，而作为传播与接受的双方，他们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的发声或聆听，而与之相应的一个伦理规约就是作为声音传受双方各自的责任担当。
责任伦理是基于行动过程的一种伦理规约。 有研究者指出：“责任伦理既包含了对行动目的与结果的理性考虑，也包含了对时代命运的承担。 ”[11]责任伦理既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规范，也是对事关社会发展重大使命的坚持与执守。 这是一种贯穿于行为过程的约束与担当，是体现在行动过程中的品质与德行。 在声音景观中，发声者与聆听者各自的责任伦理包含如下的内蕴。
1. 恪守对构成声音场景时空的责任
声音景观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不同的发声、聆听关系，构成不同的场景风格及时空特征。 对于时空的责任，就是要尊重与维护这一时空的德性及美好，遵守这一时空应有的规范与行为。 一间教室、一处赛场、一所医院、一幢居民楼、一个仪式化的场所，这些不同的空间自有其作为这一空间的行为特征，对于“说”“听”双方来说，都应该对这一时空的意义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确保声音与这一时空的适宜性。 在该有呐喊与掌声的地方大声喧哗，在该安静的地方保持沉默，在该庄重的地方虔诚敬重。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自的利益争夺，声音成为占领时空的有效手段，声音时空错位时有发生——城市各种声音叠加而形成的噪音无处不在，持续不断的广告声音，甚至是屡有冲突的广场舞伴舞音乐，都因为与相应时空的不匹配而引发了诸多问题。 因此，在发声与聆听的诸多关联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基本规约就是双方对声音景观时空的责任担当，即维护其应有的“声”态环境。
2. 发声者应对自己发声的内容、方式、效果等负责
发声的行为多种多样，声音的意义也各不相同。 能够发声是拥有话语权的体现，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技术赋权给予每个人更多的发声机会。 当发声变得如此轻松与自由时，说什么与怎样说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对于每一个发声者来说，无论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的发声，还是为一个物品、一个事件、一个组织代言，都应对发声的内容负责任，即真实而准确地传达相关意义，不虚饰、不诳语、不强言为辩。 言语依附于声音而形成意义，此间，即使是相同的言语也会因不同的语调、表情而传递出不同的涵义，而技术的加持又使怎样说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对一个发声者来说，怎样说即指运用契合语境的言语、语调及技术方式，进行准确的表达。 因此，假唱、上课读PPT、念讲话稿等，都是对自己发声行为不负责任的表现。
3. 发声者对聆听者的责任
“每个声音都可能唤醒一段记忆，引发一连串的情绪反应，甚至可能在一瞬间左右我们的选择，改变我们的情绪。 ”[12] 发声者相较聆听者有更多的权利，相应地也就有更多的责任。 这些责任表现为对听者的尊重与体察，即发声应该是基于平等意义上的信息及意义的共享，而不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劝服、诱导甚至蛊惑与控制。 时下，广告多有遭人诟病之处，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各种广告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对人的声音进行围堵、强迫性记忆、对大众消费行为的隐性控制等。
4. 聆听者对发声者的责任
“倾听是一种与言说相伴的行为，‘声’‘身’同盟，这个给听觉以声音的人，触动了听见这个声音的人。 ”[1]声音的传播建立了听觉社区、听觉共同体，其中，声音的接受者、聆听者的责任体现为对发声者及发声内容的理解。 声音景观强调的是一种声音形象，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声音表达的现实‘呈现’命题，而是指向心理感知维度的现实‘再造’，即声音重构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图景”。 [9]声音这种认知图景的形成，需要聆听者对声音的全面理解与接受，才有可能体察到发声者真实的发声意图与意义。 因此，聆听者的一个基本的聆听行为是不迷信、不盲从，也不曲解、不篡改。 当下，传播的即时性使各种信息实现了同步在场，发声者的发声被各种技术聚焦与放大。 与此同时，因为曲解与误解而造成的舆论暴力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话语狂欢，多方深受其害。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聆听是确保声音的意义能够被正确接受，这样才是声音传播的理想状态，也是形成优质的声音景观的基本保证。
对于声音传播过程的发声与聆听来讲，责任伦理应是最基本的伦理规约，唯其如此，才能确保构建一个具有德性的传播“声”态环境。
三、力量均衡：声音技术中的伦理思考
技术的本义指应用技艺，现在则泛指各种工具、手段、机器及其方法过程。 对于听觉文化来讲，技术主要指听觉技术，包含各种发声与聆听的技术。
在声音景观中，技术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力量。 技术使声音由转瞬即逝变成了永恒存在，使声音环境由具身性的同在变成了异身性的共在，使“说”“听”的方法由单纯的亲耳听到变成依托留声机、电话、唱片、广播、有声电视、电影以及当下数字媒介等多种方式。 声音凭借技术实现了对时空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与重构：时间在声音中实现重叠交叉，空间则可以流动、自由扩展与缩小。
技术是力量的呈现，技术“是人的权力的表现，是行动的一切形式，一切人类行动都受道德的检验”。 [13]技术的力量使声音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并以此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声音具有的威力，也会对大众生活形成强大的压力。
其一，技术使声音实现了对时空的全面占有。 无论是社会时空，还是私人时空，声音都能够畅行无阻，且“看到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时，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而在听到不想听到的声音时，由于没有耳‘睑’，我们却不能闭耳朵”。 [14]这种无处不在的声音如果缺乏约束，将形成一种声音暴力——无论是年复一年呓语式的倾诉，还是声嘶力竭的喧哗聒噪，或是强为言说的说教，对于市井大众来说，声音都可能是一种干扰与伤害。
其二，技术使声音以多种形式出现，人们也能够借助其他媒介来返身听到自己的声音。 这些声音传播的变化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对发声者提出了一个关于声音审美的要求，即人们必须按照一定的媒介制式如电视、广播等，模仿那些悦耳的、动听的声音发声与表达，如同用美图秀秀来拍照一样，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来美化自己的声音。 声音成为控制个体的一个有效手段，个体的声音将越来越失去其公共存在的空间。
其三，技术对声音保存的仿真与篡改。 一方面，能够保存真实声音的技术给大众带来诸多福祉，另一方面，技术也使改变原声变得非常容易。 在此，声音保真就成为大众的一个重要忧思。 其四，当资本与声音结盟之际，声音便依托金钱的力量成为一种特别的商品。 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声音被贴上不同的价格标签，声音成为商品展示与说服大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进而实现了对民众消费思想与行为的引导。 当声音依托技术变得具有无比威力之际，力量均衡就成为对抗“声音帝国主义”的有效方略。
在笔者看来，力量均衡是指人类求力意志与行为的适度性，具体到声音技术的伦理思考，则体现为均衡技术之理与人类之情，技术工具的适度开发与使用等。
寻找技术之理与人类之情的平衡点。 技术的本质是生命的策略，是人能力的延伸。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技术的关系也经历了从起初人利用技术服务于生活，到技术异化反制人，再到如今人类开始清醒地认知技术发展的问题，开始约束与规范技术的不同发展时期。 在人技关系中，技术由人创造，其最终目的是助力人类更好的生活。 因此，无论各种技术叠加与组合的力量多么强大，其必须归结于人类的需要这一根本目的，技术之力在于补充完善和延展人之力，而不能成为僭越人类尊严、控制人之生存的工具，要立足人之生命的本真，适度开发与使用技术。
各种声音技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曾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社会的加速发展，此中原因在于这一技术的创生是基于对人类需要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对人类情感的珍重与护持，技术工具所承载与携带的一定是人类的真情实感。 在声音技术的开发与使用上，过度强化技术会使声音成为技术的一种形式，而丧失来自生命意义上的温度与力度，而执着于声音的原初存在，不与新的技术结盟，则会使声音传播受到限制与束缚，甚至无法实现媒介整合时代的传播胜景。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周围物理声音状况的改变，亦训练着感官/身体使之适应新的声音环境，影响我们如何听，倾向于听到什么和略去什么，从而参与声音景观的塑造。 ”[10]声音依托的技术及媒介介质不同，带来了声音的诸多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带来社会日新月异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使大众一次又一次成为新技术的俘虏，进而失却自主性。
“一种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正在暗度陈仓，变成消费主义时代的听觉中心主义，这种听觉中心主义并不是因为听觉的生理改变而呈现，反而是由声音的制作技术完成的一次声音对人的成功‘欺骗’与文化‘霸占’。 ”[15]如一款手机，由于其承载的功能日渐增多，频繁更换手机成为一些人生活的常态，这其中隐含诸多资源的浪费与大众技术使用的盲区。 此时，技术的适度开发与利益的均衡分配也就成为声音技术伦理的题中之义。
“一切技术都有残缺之处，但一切技术都提供补救手段，人们能借助其补救思想和生活中的困扰。 ”[16]在尊重人类情感及需要的前提下，技术以补救力量实现技术给予人类的善，而不是一种技术的控制霸权。 技术的适度性应包含这样的意义，即技术的普惠性，面向大众的技术应该是能让绝大多数人享受技术便利的; 技术的包容性、工具性应助力更多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束缚于某一技术的框架内。 这样，技术的发展才会给予人类更多的自由，助力实现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声”“境”和谐：声音景观中的伦理实践
“声音在不同意义的事物之间创造了关联，钟声、歌声与宗教活动匹配到一起，造就了既是本地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 ”[17]声音的这种关联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空场域，建构了声音发生和听觉行为相互作用的多样化的时空景象。 从存在形式上看，这种场域可以是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实体性的时空存在，也可以是利用技术手段所建构的虚拟性的时空存在; 从传受双方的关系看，既可以是具身性的共同在场，也可以是异身性的离场或虚拟在场; 从传受环境及效果看，有的是一种顺环境的传播，发声者与聆听者通过良性互动，达到共鸣、共享与共情，建构良好的声音社区与声音共同体，而有些则成为一种逆环境的传播，造成传受双方彼此无视或误解与曲解。 “声音也可以是协调一致，力量间取得平衡的象征。 ”[18](202)声音场域的多样化存在提醒人们，营造场景和谐的声态环境非常重要。
1. 声音场域中的时空均衡
在声音景观中，时间与空间的涵义不仅是一种物质化的存在，更是意义形成的有效载体。 在此，时空表现为一种秩序，在时间节点的事件与空间序列的位次上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时空也成为一种权力象征，“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 [19]空间也是如此，“权力对空间的定义始终是根本性的。 权力掌握着整体空间的规划、安排、控制、管理过程”。 [20]时空的权力体现为对时空的规划及意义赋予，实现时空的价值，如增值、贬值、清零。 当下的技术加持，使得时空突破自然的局限性，呈现多样化特点，如作为弹性化、即时化、可逆化、个性化的虚拟时间，作为缺场性、交互性、流动性、隐匿性、非中心性和非独占性的虚拟空间。
时空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得以展示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 或者说，人类在运用时空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当下，基于意识形态立场、文化生态塑造、商业利益追逐、市井生活需求等不同的目标，计算与布局时空成为大众利用时空的有效手段，无论是以空间距离缩短来战胜时间的漫长，还是以时间的延展压缩空间，时空作为一种特别的手段凸显意义或使命担当，如无处不在的广告吆喝、各种各样的音乐节，这些充斥在时空中的声音很可能成为一种噪音，形成时空的拥堵与繁杂。 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讲，这种浮光掠影的瞬间性存在，使得生活充溢着无关意义、无关感受的声音干扰，这种声音建构的时空就成为他们生活的隐性压制。
“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 ”[21]在此，时空和谐指的是对时空建构的适配性，即声音与时空的契合性。 声音与时间的契合意指声音在时间中的意义完整性与充盈性， “声音起到符号、征兆的作用”“声音为时间加上印记”。 [18](179-180)这种完整性指声音不再热衷于生产碎片化的瞬间性时间符号，而是给予时间一种事件性的存在，并在这种事件性的存在中感受时间的永恒价值。 “永恒从时间那里接受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持续的当下存在，在一个集聚的当下中时间的充盈”，[4](225)而这样充盈的时间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时间。
“任何空间都具备被分享与连接的可能性，并且赋予同处其中的用户群体强大的文化力量与社群感。 ”[22]声音的力量在空间中的作用是指声音给予空间的力度，其契合性意指声音为特定的空间营造适合的意义，“声音不但拥有好战、声音中主音这类男性化特征的力量，而且拥有富于吸引力、温柔等女性化特征的力量”。 [4](179)
社会空间实质上都是一种仪式性的在场，声音是仪式化的有效手段，如“他要敲早祷钟、晚祷钟、高音弥撒钟、婚礼钟、洗礼钟，遇到什么事都要敲钟，那一长串弥漫在空气中的钟声，仿佛交织成了一幅织锦。 那座古老的教堂就像被永恒的欢乐笼罩着一样，颤动着，震荡着”。 [23]声音给予空间的适切性，即指声音能够承载与表达当下空间的内蕴。 声音有多种存在形式，也有多种力度，声音的力度不仅体现在其高分贝的强力发音，“沉默是金”，声音的静穆、低沉、快速、迂缓等，丰富了声音的形象性，以声音的细节来充盈时空。 时空和谐实质是指声音在时空运用中的适切性，即以各种各样的声音形态，匹配独具特色的时空环境。
2. 声音场域中的“听视联姻”
人类的交往模式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口传文化的交往模式往往被认为是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 [24]20世纪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时代，电视机的普及使大众进入一个以视觉为主的新的认知与交往模式中，观看成为主要的方式。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此被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
聆听在于涉身性的沉浸，观看在于距离之间的审视，这两种感觉功能的优长因技术的加持而被强化或削弱。 然而，有研究者深刻指出，“视听联姻”才是视听关系的本质所在，即“听觉、视觉这种感觉有一种别的感觉不曾有的特别的对照与互补关系，而这种关系确定非技术手段所实现”。 [18](287)拜造物之恩典，视听始终是一种相互共在的认知感觉系统。 在视听关系中，“视觉是注意力有意识的聚集点，声音则完全作为一种投射现象，带来一系列效果、感觉与意义，被置于形象的范围内，看起来听觉自然地从形象中散发出来”。 [18](287)
而在听视关系中，听觉作为一种知觉“有意识集中于听的内容上，听觉受到一个‘视觉环境’的伴随、强化、协助，或者相反被其扭曲，干扰或至少引起变化，对听觉产生影响，在听觉上投射某些知觉内容”。 [18](288)事实上，这两种同时共在的感觉融合，使看到与听到同时在场，即影像的投射与声音的投射同时在场，意义才能得以完美呈现与被感知。 基于此，深刻理解“听”“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并在声音实践中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显得非常重要。
正视“视听联姻”，目的在于纠正“视听分割”“视听霸权”带来的现实困扰。 “视听分割”是指人为地割裂视听之间的整合关系，过分扩张其中一方的力量，对另一方形成强势压制或忽视：一方面，形象的符号化泛滥充斥，在造成视觉疲劳的同时，也带来了听觉的懈怠; 另一方面，声音又依托相关的力量成为一种主宰力量，声音的喧扰带来了视觉的抵抗， “当下，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感饱满，却又是空前地缺失内涵，到处是歌声，我们感受到的是本雅明所谓的那种经验的贫乏”。 [25]而且，这种意义的漂移对于视听造成的伤害在于麻痹了大众的感受，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成为视听疲劳的表征。 因此，强调在视听融合的基础上，建立意义传受的良好机制，做到能指与所指间意义的确有所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3. 声音场域中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调适
“任何人如果掌握了声音，就控制了一种用于交流与权力的重要媒介。 ”[17]在声音景观中，发声者与聆听者构成了声音景观的存在基础，而作为传播与接受的双方，发声者可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属性，可以是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的某一个人、某一类人或某一个组织的代言人。
他或他们发声的目的，或是为了抒发内心情感如音乐家，或是为了传授知识、思想启蒙如教师，或是为了社会动员如政治家，或是为了商品营销如广告代言者。 不同的角色赋予这些发声者不同的使命与任务，他们在相应的场景中说出不同的话语、发出不同的声音。 而对于聆听者来说，他们基于自身的个体身份与各自不同的需求，主动或被动地聆听相关声音。 这种“说”“听”的多样性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组织等错综复杂的声音存在关系，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
公共声音是指承载了大众的价值观、思想、生活等诸多意义的声音，是一种具有力量与权威性的声音，而个体声音则是基于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等的发声与表达。 公共声音的发声者无论是集体的发声还是代表集体的某一个体的发声，其声音特权“不仅在于控制了发声权，也在于主宰了静默权。 它强化了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可以自由讲话，另一方被强制聆听和遵从”。 [17]个体的声音则因其弱势地位而被忽略或压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定不属于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个体。 声音建构了不同的社会场景。
在梅罗维茨看来，“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每个特定的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每一种场景定义也为不同的参与者规定和排除了不同的角色，场景与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匹配关系”。 [26]在此，强调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平等，则是强调公共声音在发挥权威与主心骨作用的同时，应重视每一个体说话的权利，重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个体声音应该具有的权利与他们的情感诉求与思想观念，“个体人格自身不能自足，如果没有一项比个体人格更高的存在，没有一个可供个体人格进入的冰清玉洁的世界，那么个体人格则不可能走出自身，实现自身丰盈的生命”。 [27]只有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平等均衡，声音景观才能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生命特征，公共声音才能实现远播，个体声音乃至个体生命才能充盈丰满。
结语
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伦理规约，在于用声音建构一个美好时空的使命，其中，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任担当是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证，而技术则为这一使命的完成提供更多的力量加持，而“声”“境”和谐则是实现时空德性的重要策略。 以此，声音的运动才能带给人们获得感，“我喜爱声音的运动，它或强或弱，或尖利或低沉，它们带给我完全的满足感”。 [18](97)这样的声音所建构的时空，才是具有德性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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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琦1，李雪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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