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内容摘要：作家创作与作家自身之间心理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以谓今不满，情有所激，故必倾其于笔，创作出来，形成作品。 作品之中的主角，承载了作者自身的理想与愿望，是作家极其期待的读者的野心所幻想出来的形象。 文学创作是人的心理情性外化为语言文字风格
内容摘要：作家创作与作家自身之间心理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以谓今不满，情有所激，故必倾其于笔，创作出来，形成作品。 作品之中的主角，承载了作者自身的理想与愿望，是作家极其期待的读者的“野心”所幻想出来的形象。 文学创作是人的心理情性外化为语言文字风格的过程，文学家在创作时，一定会受到其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使得作品具有作家鲜明的印记，故而，“文如其人”，“风格就是本人”。
关键词：文如其人 文学创作 弗洛伊德
自古以来人们多以文章作为精神归宿，《典论·论文》《易·系辞下》《诗品序》都有相关的论述。 本文旨在立足于中国古代和西方文论关于文学创作本原的基础，结合文学创作现象，简要探讨作家写作时的心理现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文学创作论文： 论郭澄清文学创作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当代性”
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里将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接收现成的材料; 另一种作家似乎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 我们这里所论及的，主要是后一种作家。 与文学写作有关的心理现象和能力，主要有艺术知觉，艺术情感，艺术想象和艺术灵感。
如果说艺术知觉是写作活动发生的起点，艺术情感则是文学写作活动的深层动力，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苏珊·朗格曾也在《艺术问题》也有相关论述。 写作时候的情感，有时候来源于自然景物的感触，有时候来自于社会人事所激发出的情感，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正如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与精神病患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因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情感才“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所以“艺术是精神病性质的白日梦”，白日梦与夜间的梦一样，都是现实中受挫欲望的表达，正因为对现实不满，情感有所偏激，所以会幻想，会有“白日梦”，会倾其于笔端，创作出来，也就成了作品。
作者的幻想情感，基本决定了作家创作时候的选材，弗洛伊德认为，激发幻想的情感愿望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野心，一种是欲望，“在大多数野心的幻想中，我们总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角落发现一个女子，幻想的创作者为她表演了全部的英雄事迹，并展示所有的胜利成果”，这就是在现代小说和游戏中常见的英雄加美人的幻想模式，也是英雄救美桥段屡见不鲜的重要人类原型经验溯源。
作家创作时候的幻想，一般是由当下的某个机缘激发，然后回想到早年的某个未曾实现的愿望，最后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这个愿望变成现实，这种幻想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当下所流行的修仙文，重生文，穿越文，都属于这一类故事，或者是这一类故事的衍生变形。 这些题材之所以普遍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植根于人类的普遍愿望之中，经过加工与升华，符合人类向上向善的要求。 把幻想与创作结合起来，为了达到非但不让创作家和读者尴尬，而且可以为双方带来愉悦，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可以淡化个人主义色彩，去掉一些琐碎的欲望化的思想，赋予故事和幻想一些集体的和人类的伦理价值。
这类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其鲜明的特征。 如弗洛伊德所说，“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作为兴趣中心的主角，作家试图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我们对这主角的同情，他似乎还把这主角置于一个特殊的神的保护之下。 ”显然，作品中的这个主角，承载了作者自身的理想与愿望，是作家极其期待的读者的“野心”所幻想出来的英雄形象，例如各种小说里路遇高人，得到指点，大难不死等等经典桥段。 作家在创作时，对这主角的呵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自己“幻想”的呵护，冥冥之中得到的庇佑和帮助，也就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帮助，作者在生活之中缺少什么，也就会有意无意的幻想什么，也就会在作品之中，写到主角所渴求所拥有的。
在作家的创作中，作品的主角，不管这个英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是现有法律的破坏者，作者总是赋予他的行为道义上的正当性，并设法使读者对其产生好感，倾注同情，这是作者将自己内心隐秘的幻想公之于众时必须采取的策略。 正如同是对三国纷乱的描写，《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截然不同，一部是正史，一部是野史，很明显，从考证学的角度看，《三国志》无疑更加符合真实的历史。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标榜刘备“刘氏血统，大汉宗亲”为其正名，赋予了蜀国参与三国争乱的合法性，对于曹操，则更加倾向于“乱世之奸雄”，较少描绘其“治世之能臣”这一面的特性，杀杨修，多疑，使得这一偏向正义感的人物蒙尘。 对于诸葛亮，《三国志》只提到了其打理蜀国内务的才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般神通广大，近乎妖邪。 对于周瑜等人物的评价，更是有些偏颇。 结合明朝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罗贯中的生平经历，心理特征来看，“拥刘反曹”的倾向不难解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作家所持的角度和立场对作品的影响。
文学创作是人的心理情性外化为语言文字风格的过程，汉代杨雄提出“心画心声”说，“言，心声也; 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也”，这是中国最早把作家创作的作品与作者人品对应起来的概念，对后来有巨大的影响。 陆机《文赋》也说，“故夫夸目者尚奢，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刘勰更是提出了“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表里必符”等概念。 “文如其人”这一传统观点，与西方以布封为代表的“风格就是人”观点是一致的，陈忠实巨作《白鹿原》反映了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的曲折与艰辛，乃至坚守传统文化精粹，正直品行，一轮清风似明月等特征，与其说是主角白嘉轩的特征，更不如说是陈忠实的化身。 曹雪芹《红楼梦》，原本是一个“树倒猢狲散”的大家族的没落，在高鹗的笔下，却又是大家族重新崛起的结局，这伏笔与结局的不对等之间，暗含了作家心路的不同。
就广义而言，婉约派与豪放派之所以不同，山水诗和边塞诗之所以不同，飘逸豪放和沉郁顿挫不同，皆是起因于江山塞漠亭台楼阁的不同，作者自身心路历程心理现象的不同。 文学史上常见的关于文学作用的论争，大多也与此有关。 正因为自身经历不同，所以对文学的功用也有不同的认识。 因而，无论作家在创作时，其立场有多么客观，创作出来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会有作家自身的某些特性风格，因为作家的创作，一定会受到作家特有的心路历程的影响。 如在朝还是在野立场的不同，导致了《水浒传》和《荡寇志》对同一题材处理的不同。
《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在《风骨》篇曾说，“故其论孔融，则云气体高妙”。 此理论仍适用于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无论是五四文学，抑或是三十年代特殊时期的上海孤岛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后期的革命文学，都与发起者自身经历密切相关。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亦然。 以茅盾文学奖诸多获奖作品为例，《平凡的世界》带有路遥自身鲜明的“步入都市”特征，《秦腔》写的是贾平凹的陕西梦，徐则臣的运河系列，李洱《应物兄》、李佩甫《生命册》、王蒙《这边风景》、张炜《你在高原》及刘醒龙《天行者》等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有一首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臣。 ”这是对杨雄“心画心声”的质疑，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论观点“文如其人”的思考。 从一般而言，作家的创作确实是作家心理现象的体现，但是在实际中，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却相当错综复杂，难于一概而论。 正如潘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元好问诗中所写的“拜路尘”即指此事。
这样的例子在西方也存在，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作品与其作者的不同风格个性。 清人晃叔琳也认为刘勰所说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之说过于绝对，旁边批注道，“有文辞得其情性，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 如此裁鉴，千古无两。 ”纪昀也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准确。 百事之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 ”针对此问题，黄侃、钱钟书等人，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正因为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都会蕴含作家个体精神思想，含括作家自身个体生命体验与独特经历，所以，从古至今一直有不少作家在创作时竭力避免主体发声，而是让作品“自己说话”，给作品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体性地参与文学作品并弥补“空白”。 西方近现代以来涌现出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文学作品，很多都可以作为例证。
综之，文学家在创作时，一定会受到其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使得作品具有作家鲜明的印记，作家创作作品，作品反映作家。 另一方面，“风格就是本人”这一理念也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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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婷;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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