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清代辽西走廊民俗

　　摘要：清朝时期，朝鲜王朝定期派遣燕行使臣前往中国朝贡，“辽东─山海关─北京”各驿站是朝鲜使团由汉城抵达中国皇都北京的必经之地，与辽西走廊的地理分布具有高度重合性，为清代辽西走廊风物民俗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资料。本文试从有形物质民俗、游乐技艺民俗和心意信仰民俗几方面对朝鲜文人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进行研究，探讨作品在清代辽西走廊民俗研究中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辽西走廊;民俗

　　金昌业(1658-1721)，朝鲜诗人，画家。字大有，号老稼斋。祖籍安东。朝鲜肃宗七年(1681)，考中进士，而素来“雅性慷慨豪侠，疏放富贵功名，慕古人清世园林之乐”，屡次婉拒高官厚禄，在松溪之畔开垦田垄，修筑农舍，疏通池塘，建造园林，自此“力农圃而读书”，“以为终老计，不复问当世事”。[]有《老稼斋集》五卷传世。金昌业秉性淡泊疏旷，才情为时所誉，倾慕中国古代贤士的山林隐逸之趣。朝鲜文人孙祖淳曾评价其才德：“先生我东之逸民也，身不离畎亩之中，行不出州里之外，宜若无可见于世。

　　然昔先生之居松溪也，人视之若渊明之处柴桑，尧夫之寓东洛。上而荐绅学士之所景仰，下而牧竖芸夫之所称道。”[]纵观《老稼斋集》中诗作，多以恬淡素雅、自然浅近之笔墨描写躬耕山野的稼穑之乐，并对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中国诗人的作品进行次韵、追和，如《次杜诗秋兴韵八首》《次乐天池上闲吟诗》《次放翁早秋韵二首》等，足见中国诗歌艺术与文人风骨对金昌业的深远影响。朝鲜文士金时保称誉其诗“清道精核，描景象，切事情，或纵酒山林，傲睨一世，有击剑悲歌之志”[]197。

　　顺治十年(1653)和康熙十二年(1673)，金昌业之父金寿恒先后以书状官、正使身份出使清朝，创作了数百首燕行诗，收录于《文谷集》。金昌业早年通过阅读金寿恒和其他使臣的燕行作品，对中国的山川形胜、思想文化与市井民情形成了最初印象，并渴望有机会身临其境。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朝鲜派遣谢恩兼三节年贡使团前往北京，金昌业的兄长金昌集被任命为正使。五十六岁的金昌业以子弟随员身份同赴北京，途中“记咏名山川古迹，以写幽郁感慨”[]197，留下文集《老稼斋燕行日记》和诗集《燕行埙箎录》。

　　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金昌业不仅记录了“一行人马渡江数”“各地用礼单人情数”等使行程序和外交仪节，还对广宁(今北镇)、锦州、宁远(今兴城)、中前所(今绥中西)、山海关等地区的风俗民情进行观察和叙述。“辽东-山海关-北京”各驿站是朝鲜使团由汉城(今首尔)前往中国皇都北京的必经之地，与辽西走廊的地理分布具有高度重合性，是研究清代辽西走廊风物民俗的珍贵域外资料。本文试从有形物质民俗、游乐技艺民俗和心意信仰民俗几方面对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进行研究，探讨作品在清代辽西走廊民俗研究中的文献价值。

　　一、清代辽西走廊的有形物质民俗

　　民俗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一个族群独特的、特有的思想文化起点和思考原型。”[2]《礼记·缁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3]有形物质民俗指“人们在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长期俘获物质为自己服务形成的各类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工具、衣冠服饰、饮料食品、居住交通、器用杂物、民间工艺等物品”[2]127。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金昌业主要对清代辽西走廊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等有形物质民俗进行记叙和评述，反映出康熙末年中国社会民风与文化走向。

　　(一)农业民俗

　　本文所涉及的“辽西走廊”，指今辽西地区由松岭以南至渤海海岸的狭长区域。从地理区域来看，辽西走廊依山傍海，四季分明，适宜农作物的培植、生长。当地民众“性淳实，务农桑，习礼仪”[4]，农业种植、桑麻之业为其生存基础。金昌业随燕行使团前往中国，通过个人观察与沿途交流、笔谈，对辽西走廊的农业生态有了深入了解。他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写道：“五谷皆有，而蜀黍最贱，其次大豆，其次粟。”“菜：胡葱、松芥、萝卜、菠(俗名‘时根菜’)、胡萝卜(俗名‘唐根’)最多，莴苣、芹、苦菜亦有之。”“山药亦多，而皆家圃所种，肥而少味。”“果：山楂大如梨，百无一蠹，肉厚味佳。

　　西瓜形长，而瓤黄子黑斑者多味佳。栗如我国，皮亦赤，栗连皮炒，皮易脱，味尤佳。葡萄颗大味佳，紫色者多。”[5]文中记录了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粮食、蔬菜、水果及干果种植、加工和食用情况，亦描摹了辽西走廊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场景：“凡大小事役，男子悉任其劳，驱车、耕田、负薪之外，运水、舂米、种田，至织布、裁缝等事亦皆男子为之。女子则罕出门外，其所为不过缝鞋底而已。村女则簸谷、炊饭等事或自为之。店房中绝不见女人往来。”“遂入一村舍，其藩篱坚固，门庭广阔，内有两屋，在北者五间，在西者三间。

　　西屋对面又有屋，牛马所入处也。西屋置织机，有一男子方织布，余入其炕。隔壁有女人，以绩车引丝，入夜不止。”[5]文中提到，在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普通农家，从事日常生产劳动多有明确分工。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承担赶车、耕种、砍柴、运水、舂米、织布、裁缝等多项劳作，女性则普遍闭门不出，在家中从事簸谷、烹饪、纺织、缝纫等劳动，以极富生趣的笔墨再现了18世纪初期辽西走廊地区自给自足、清贫拙朴的农家情境。

　　(二)手工业民俗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百姓因循古礼，举行宗庙祭祀、婚丧嫁娶等活动皆需燃烧香烛。据《锦州府志》记载，辽西一代举行丧葬仪式，“逢七，则广召浮屠，挂榜扬旛，行香取水，曰‘念大经’。”“每逢朔望，必于灶神前拈香致敬。”[4]

　　由《老稼斋燕行日记》来看，辽西走廊地区的手工业者在香烛制作上颇有独到之处：“见水磨，其制如大车轮，置水上，以石磨置其上，使上静下动，水激其轮，磨自回转，见其所磨，皆木札也，盖取屑造柄香云。申译以其屑来示，嗅之微有香，似是榆木之类也。”[5]当地人利用石磨与水流的合力建造出制作香烛的简易工具，即所谓“水磨”，并选取榆树木札放置于磨盘中，以水流推动磨盘，将原料逐层碾碎，再提炼细腻的木屑制成香烛。这种香烛含有淡淡的榆木香气，当地民众手工技艺之精巧可见一斑。

　　(三)商业民俗

　　自古以来，辽西走廊地处交通要塞，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广大地域。辽代后期，辽西走廊傍海道得到开发，促进了辽西与中原地区的商业交流和贸易发展。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宁古塔、沈阳等地皆为清朝皇室贡品的重要提供场所。

　　据《宁安县志》记载，其岁贡礼品包括“鳟鱼四坛，镜泊湖鲫二百尾，鹿乌查肉三十方，鹿肘、鹿尾三十把，山鸡一百只，山楂四坛，山梨四坛，虎枪杆四十根”等名目[6]。清人定鼎中原后，由宁古塔、沈阳等地进献给皇家的贡品经由辽西走廊抵达北京，相关内容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多有描述：“到三台子店前，又逢兀喇进贡车十余辆，皆载獐鹿、山猪，而其笼盛者人参云。一车载生土狐，盛以木柜，一面开孔可见，状如豹而小。又橐驼四头，载杂物在店前，胡人喝声，则先跪前足，次跪后足而伏于地，又喝则复起，其跪其起皆吼，其声似牛而嘶。”“有二十辆连亘而去，所载皆獐鹿及猪。

　　而其中四五车则以簟为套，其大可容数石，问其所盛，尽是干菌。言自沈阳来，皆大家奴进贡其主之物云。其中三车皆插小白旗，又一车槛载二豺，其状如大犬，而色黄黑。”[5]根据金昌业的记录，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由沈阳进献给皇家的贡品包括獐鹿、山猪、豺、土狐、人参、干菌等。清朝士卒以二十余辆贡车承载贡品，有时还用驯化后的骆驼来运送贡品，诸如此类细节，在朝鲜使行人员的笔下赫然如生，为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商业贸易提供了线索。

　　辽西走廊地区为汉、满、蒙等多民族聚居之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畜牧养殖业十分发达。此外，辽西走廊地区多沙尘天气，在朝鲜使臣出使清朝期间撰写的燕行文献中，时常能看见有关当地沙尘暴、阴霾天气的记载，如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初五日，朝鲜使臣黄晸等从新广宁发往小黑山，“终日大风，尘沙满路，几乎人不得直立，马不能前进。”[7]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九日，朝鲜使臣金士龙等行到闾阳驿至十三山之间，“大风吹沙扑人，使余开眼不得，开口亦不得。

　　若日日如此，则便成尘土肠胃。”[8]受到当地风沙气候和地理环境影响，辽西走廊地区民众常以饲养骆驼为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写道：“历于家垈、旧店里、二台子、鞑子店、大旧家、新店，至新广宁。路中始见橐驼，其高仅一丈，身瘦头小，项细而下曲，行则随步伸缩，头如羊，足似牛，而蹄薄小在毛底。背有两肉峰，自成鞍，而前峰有毛散垂，如马之有缨。其峰肥则硬起，瘦则软伏，故胡人常饲盐，盖以食盐肥也。以索穿鼻而制之，缺则改其穴，其力任三马所载，其行似迟而疾快，马不能及。此物出沙漠，军行运辎重，莫利于此，故为蒙古重畜，其值多至一百七八十两银云。

　　生人近则鼻喷黄水，臊臭不可近。”[5]文中提到辽西走廊一带的蒙古人为了使骆驼肥硕健壮，常给其饲喂食盐。待骆驼长成后，将其作为运输货物的工具，或直接作为商品贩卖，价格高昂，当地人往往以此盈利，故当时骆驼商队较为常见。此类风俗在其他朝鲜使臣的燕行诗文中也多有体现，如康熙六十年(1721)，燕行使臣李宜显在《燕中咏物·槖驼》中写道：“天生双峙肉鞍高，载重能驰百丈皋。听说曾为西域畜，迩来驯牧遍城壕。”[9]

　　反映出清代辽西走廊地区多民族杂处，多元文化交融的市井民情。山海关作为辽西走廊的终点，历来被视作交通咽喉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山海关在古代商业贸易领域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康熙时期，山海关一带市肆繁华，民生富庶，为北方一代雄镇。正如康熙二十年(1681)，朝鲜使臣申琓在《山海关夜坐》一诗中所言：“村闾扑地连钟鼎，楼阁干霄拥绮罗。”[10]金昌业也在日记中写道：“城中市肆之盛埒于沈阳，而士女都冶，衣服鲜华，则又非关外所见也。至十字街，街楼亦壮丽。”[5]112

　　商贩的经营范畴并不局限于传统的衣食住行之类生活所需，更有书法、绘画、篆刻等文人墨客青睐之物。如《老稼斋燕行日记》记载，金昌业随同燕行使团抵达山海关，“夜来卖书画者极多，其人多是秀才。其中兰亭墨本颇佳，而索价过多。又有饮中八仙帖、花鸟帖、山水簇，皆是俗笔。唐伯虎水墨山水，范凤淡彩山水，米芾水墨山水，亦皆赝作，米芾画讨银三十两。”正使金昌集“购得一画，乃是花鸟帖也，似是近作，而笔法可爱。”[5]115金昌业在书法、绘画上颇有造诣，能够识别出商贩所卖书画的真伪。

　　(四)饮食民俗不同地域、民族的饮食习惯具有显著差异性。

　　各地食俗不仅是保障人们基本生理需求的首要因素，也是区别、体现不同文化背景、习俗内涵的文化符号。《老稼斋燕行日记》中记载：“到大凌河，厨房得重唇鱼，到此烹进，味殊佳，与我国鱼无异。”“又行二十里至旧家铺，亦有店三四十家，卸轿路傍少休。湾裨及厨房先到，作薏苡粥以进。马亦饲粥，以站远故也。”“闻巿面美，使厨房买来，细而纫。此处面皆小麦粉，而其味殊胜于荞麦。”“朝饭于刘姓人家。

　　酱瓮在屋里，求而尝之，味虽微酸，亦佳。”“有卖紫虾醢者，即我国所谓甘冬也，醢中所沉瓜绝大。”[5]91-96文中写到辽西走廊地区民众常吃鱼虾、面食，以薏米粥待客。当地人尤其喜食酱类，有与朝鲜饮食相似的“甘冬”，即“紫虾酱”，亦偏爱以酱佐饭，或用酱类腌制时蔬，烹饪菜肴。辽西地区的食酱风俗历史悠久，《农桑衣食撮要》一书记载了小豆酱的腌制方法：“小豆蒸烂冷定，团成饼盫出，黄衣穿挂当风处。

　　至三四月内，用黑豆或黄豆炒过，磨去皮，簸净煮熟捞出。每小豆黄子一斗，熟豆一石，用盐四十余斤，拌匀捣烂入瓮，每日搅动，晒过七日后便可食用。合酱时，斟酌豆黄用之。”[11]辽西走廊地区民众依据时令、节气、空间等条件制作酱料，以大豆为主要原材料，应用传统发酵技术酿制而成。

　　二、清代辽西走廊的游乐技艺民俗

　　游乐技艺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人际交往过程中根据不同需要提炼出的休闲娱乐方式。辽西走廊为汉民族与满、蒙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游乐技艺民俗带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一)戏曲杂艺

　　中国猴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清代典籍中，相关记载屡见不鲜。如《燕京岁时记》：“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12]《清稗类钞》：“凡弄猴者，仅畜一二，(韩)七所畜多至十余。凡猨狙玃父之属，大小毕具，且不施羁勒。每演剧，生旦净丑，鸣钲者，击鼓者，奔走往来者，皆猴也。”[13]

　　时至清代，猴戏表演已不局限于皇庭、贵族阶层，随着民间艺人的增多、迁徙和民间技艺的改良、传承，猴戏在城市和乡间普及，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老稼斋燕行日记》屡次提及在辽西走廊地区观看猴戏的情景：“有一胡儿持猿入来，以铁索系其颈而挥转之，使为筋斗，此外无他技，盖新驯者也。其状少于狗，额高面狭，眼深有赤光，两颊与尻皆红而无毛，臂甚长，手能掘物。兽行人坐，乍见如老妪，瞻视数动不能暂定。”“有两人各携一猿而来，二黑犬随其后。

　　其犬如猫，遂招入，使呈其技。各出红衣穿其猿，一人㪣锣叫声有所云。于是，两猿各自开柜出胡帽戴之，人立回旋。既已又喝声道辞，则两猿皆脱其帽，又于柜中出假面着之。一双髻童子，一美须长者，童子持尘，长者伛偻扶筇，相与回旋。既已又皆脱去，更着女人面，一女有愁容，持巾时时作拭泪状。既已又脱女面，更着甲冑，跨木马持兵器，作击刺状，回旋数次而止。其行止以锣声为节，此似皆仿戏子，而不知其演何本也。”[5]87

　　金昌业对猴子的外形、装扮加以描述，又写出猴子身着人类戏装，扮作老者、女人、孩童、将士，伴随艺人戏腔起舞、斗耍的情形。除了猴戏，当地艺人还驯化其它动物表演杂技：“又使两犬驾车，车上作屋设帷，大与犬称，驰走庭中，回转中规。又以筛轮四个周回置地上，相去丈许。胡人敲锣，有所云云，其犬从轮外转一周而止。乃竖一轮为门，犬则从轮外转一周后，即从其门出。再竖一轮相对，犬又穿过两轮而一周。于是尽竖四轮，则犬悉穿四轮。

　　三、清代辽西走廊的心意信仰民俗

　　心意信仰民俗指民众间流行的偏重于独特心理观念的各式崇信，如人们在日常生活或特定节令中进行的祭祀、卜筮等[2]162。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金昌业主要从佛教信仰和关帝崇拜两方面记述了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心意信仰民俗。

　　四、结语

　　朝鲜文人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记录了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有形物质民俗、游乐技艺民俗和心意信仰民俗，从“他者”角度再现了康熙末年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社会风貌，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在迄今保留的清代官方史料中，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许多信息往往语焉不详，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从异国视角记录了清代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间风俗，弥补了中国官方史料的缺失与不足，为清代东北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资料。

　　参考文献：

　　[1]金昌业.老稼斋集[G]//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7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2]陈勤建.中国民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6:591.[4]刘源溥.锦州府志[G]//金毓黻.辽海丛书.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5]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G]//弘华文.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杨希,田茫茫.清代东北重镇宁古塔呈进的贡品与传说[J].兰台世界,2018(8):159.

　　[7]黄晸.癸卯燕行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7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287.

　　[8]金士龙.燕行录·燕行日记:上·下[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74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135.

　　[9]李宜显.庚子燕行诗[G]//弘华文.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0.

　　作者：谷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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