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新世纪，过去的西学东渐正在逐渐向东学西渐转变，各国之间的文化相互融合，而翻译在文化的融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医药著作以及医学术语的翻译，直接关系到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与影响力[1]。翻译实践活动离不开翻译理论的
新世纪，过去的西学东渐正在逐渐向东学西渐转变，各国之间的文化相互融合，而翻译在文化的融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医药著作以及医学术语的翻译，直接关系到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与影响力[1]。翻译实践活动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指导，不同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处理存在差别。
在众多翻译理论中，尤金·奈达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一直以来广受东西方翻译界的青睐，尤其是其所提出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是以读者为导向，注重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有利于充分发挥译文的交际作用以及信息传递作用[2]。本文以《伤寒杂病论》和《山海经》中的部分翻译案例以及中医“五行”术语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案例对功能对等理论在中医药翻译中的应用进行详细探讨，旨在为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翻译实践提供翻译策略的参考。 尤金·奈达在翻译界享有盛誉，其所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一度被视为翻译界经典翻译理论之一。
1964年，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尤金·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其中，“形式对等”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应当以源语为取向，对于原文的语言信息以及语言形式应当尽可能保留，这一翻译理论和“字对字”的翻译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3]。但是，这种“形式对等”的翻译理论由于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更多关注形式上的对等，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对译入语的文体风格以及译入语的语法的忽视，在翻译实践中会对读者理解译文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译文所具有的交际作用。基于此，尤金·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动态对等”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追求的是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二者的关系应当与原文读者和原文信息二者关系的基本相同[4]。
“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的内涵，指的是不论是语义还是语体，翻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在译入语中要尽可能采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发语的信息[5]。在“动态对等”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当重视译文不能脱离于原文的意义、内涵，同时，还要关注译文原本所具有的交际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只是局限于注重译文和原文在语言词句结构方面的相似[6]。由此可见，“动态对等”比“形式对等”更优先，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广受翻译界的关注，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不乏个别极端运用，如部分译者仅仅关注翻译内容而忽略形式，甚至以动态对等翻译为名行自由翻译之实。因此，尤金·奈达对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进一步进行完善，并在1986年和冉·德·瓦尔德合作编著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7]。尤金·奈达指出，在实质层面上，“动态对等”与“功能对等”这两个概念不存在明显的区别，但是从名称上来看，“功能对等”使得“翻译的交际功能”更为突出[8]。不同语言在表达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但其具有的功能大多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其中交际功能是任何语言都具有的，所以，“对等”是专门针对语言这一交际功能的。
同时，尤金·奈达还指出，在某种特殊的翻译情况下，译者不能随便将原文的形式进行改变，这是由于原文的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意义，例如，诗歌的表达形式就独具特色，不同的表达形式可能代表了创作者不同的思想和情感，如果改变形式，就很可能导致原文所具有的意义被改变。因此，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不仅要对信息的内容对等给予充分的关注，而且要特别重视形式上的对等[9]。“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强调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以读者为导向。“功能对等”翻译包括四个标准[10]：其一，传达信息;其二，语言顺畅，与译语文体规范、语法以及语言习惯相符合;其三，传达原文的精神与风格;其四，读者反应类似。
此外，“功能对等”翻 译理论追求最高层次与最低层次的对等。其中，最高层次的对等，具体而言，要求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应当注意译文对译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具体而言，指的是有可能译者能够体会到原文对原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11]。全世界有多种语言，每种语言的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要想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找到意义完全相同的对等词汇是非常困难的，换言之，最高层次的对等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在翻译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最低层次的对等。基于此，尤金·奈达提出了译文质量的检验标准：
其一，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够达到对原文的正确理解的效果，即“译文应当忠实于原文”;其二，译文要易于理解，这也是译文交际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基础;其三，形式恰当，吸引读者。功能对等理论在中医药翻译中的应用1.借用西医术语，实现功能对等：《伤寒论》病征名翻译。《伤寒杂病论》是由东汉末医学家张仲景所著，被公认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在后世广泛流传中被按照外感病与内伤杂病划分为《金匮要略》(内伤杂病部分)与《伤寒论》(外感病部分)。
《伤寒论》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我国中医泰斗李培生先生曾对《伤寒论》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业中医者，苟不学《伤寒论》，则不足以为中医”[12]。从1981年至今已经有七部出版的《伤寒论》译本，译者既有精通英文的中国人，也有熟悉中医的外国人。
在翻译风格方面，有的译者追求译文交际功能与可理解程度，有的译者则更加注重对保留原文特色与关注原意的传达的追求。其中，《伤寒论》魏杰译本与罗希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流行更广，本节以这两个译本为对象进行举例分析。功能对等理论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信息传递与交际功能，提倡译文的可读性、可懂性与可接受性的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应“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伤寒论》的语言古朴，特别是病征名的语言结构极其简洁，但是大多数具有比较高的信息密度以及运载力，其表层形式和深层含义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因此，在对《伤寒论》病征名进行翻译时，对“形式对等”过于注重，这就使译文很容易出现意义混乱、语义空白甚至出现歧义[13]。基于功能对等理论视域，重点关注传译出病征名具有的深层意义，同时，采用与译入语相符合的表达习惯开展信息重组，进而使得病征名被译文读者所接受。在魏杰译本与罗希文译本中，有许多借用西医术语来实现功能对等的地方。
通过合理借用西医术语，有利于在译文读者之间构建联系，同时，这对于增强译文所具有的交际功能也大有裨益，进而有助于实现“功能对等”[14]。《伤寒论》中的病征名部分概念或含义和西医存在相通之处的，可以采用这一方法进行翻译，例如：例1：痿原文：……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译文(罗)：……WhenhefeelsatwitchingofthebloodvesselsandChannelsfromtimetotime,heisabouttobecomeparalyzed(Wei)[15].译文(魏):[Thereis]……andjerkingofthechannelvessels.[If]thisendures，itwillbecomewilting[16].在《伤寒论》中，“痿”指的是两足痿弱无力不能行走的病征，而在西医中可以找到对等语来置换。在罗希文译本中，考虑到在西医中的瘫痪患者在后期也会出现肢体肌肉萎缩以及行动丧失的情况，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之为“痿”的对等语，采用“becomeparalyzed”来置换，进而实现功能对等。
而在魏杰译本中，采用“becomewilting”进行置换，是因为“becomewilting”具有枯萎凋谢或萎靡不振的含义，将其来进行置换可以表现该病后期双足肌肉萎缩的情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becomewilting”不能传达出双足功能丧失的含义，因此，这一翻译在信息传递方面是存在缺失的，是不完全的。由此可见，在借用西医术语来实现功能对等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找到与中医病征名部分概念或含义存在相通之处的译入语词汇。
例2：久利原文：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译文(罗)：FructusMumePillswillbeacurativeforthecoldnessontheextremitiesofascariasisaswellasforchronicdiarrhea[17].译文(魏):Forroundwormreversal,MumePillgoverns.Italsogovernsenduringdiarrhea[18].“久利”是中医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病征名，在《伤寒论》中，指的是长期的、持续的下利(腹泻)。
“久利”病征名的形式与含义是高度一致的，这就降低了译者翻译的门槛，很容易进行功能对等翻译。在以上两则译文中都使用了“diarrhea”(腹泻)这一词汇，但是，在魏杰译本中以“enduring”翻译为“久”，而罗希文译本中以“chronic”更偏医学化，这使得病征名译名的专业性更高。
2.采用意译，力求功能对等：《山海经》病征名翻译。《山海经》包含一些医学、植物、宗教、神话、历史等诸多内容，被称之为古代社会百科全书。《山海经》具有非常悠久的文化气息，其语言结构具有极其简洁的特征，但是所包含的信息与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即使阅读原文也非常晦涩难懂，这对其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目前，安妮·比勒尔译本和王宏译本是《山海经》英文全译本中广受喜欢的主流版本。其中，美国学者安妮·比勒尔在1999年翻译出版的《山海经》英译本对原文中的地名、山名等大多数进行的意译。而我国学者王宏在2010年翻译出版的《山海经》英译本遵循“明白、通畅、简洁”的原则，颇受译文读者的青睐。
《山海经》中的大多数病征名不能在英语中直接找到语义完全对等的词语，而要真实有效传递原文的信息，就要求译者要充分理解原文，并且对原文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客观分析。同时，还要进行恰当处理，如对表达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进而采用和英语表达习惯相符合的方式，在客观分析和充分理解原文所包含的信息的基础之上，来实现译文对信息传递的功能，使得译文读者在理解、接受译文时达到更佳的效果。
例如，在《山海经·中山经》中的“痤”即“痤疮”，指的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在安妮·比勒尔译本中，安妮·比勒尔根据该症状一般情况会出现红色包块，所以将其意译为“smallswellings”。又如，在原文《东次四经》中，“寓”即“疣子”，指的是因病毒导致皮肤上出现一个小硬块。在翻译时，王宏考虑到“寓”字本身的难以理解，因此采用意译翻译策略将其翻译为“warts”。
3.采用音译，实现功能对等：中医术语“”翻译。“五行”这一概念最早是被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引入，与农业活动密切相关[19]。《管子》提出五行五大要素，分别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依存、对立和转化的，同时，还将其与阴阳理论相结合，进而建立起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医重要基础理论之一[20]。
中医五行学说通过利用金、木、水、火、土这五类物质的特性和生克制化规律、方法论来对人体生理结构以及病理机制进行深刻认识，并且以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为参考，建立起诸多理论，如脏腑、气血津液、藏象等理论，来对人体各个脏器之间的相互关系、脏器的属性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进行解释，最终形成了独具医学和哲学特色的理论体系，也是中医文化的重要载体[21]。“五行”具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以及中医内涵，因此，采用音译然后进行注释说明，可以实现功能对等[22]。例如，将“五行”翻译为“Wuxing”，首字母须大写，表明这一词语是专有名词，然后在后括号中添加注释。通过音译来翻译“五行”，具有诸多优势：
其一，在形式方面，音译术语的发音是一致的，是最自然、最切近的。源语读者以及译文读者都可以直观进行认识以及使用。在书写时，一般译语的开头字母应当进行大写，这种特殊的处理目的是为了与其他译语进行区分，提醒译文读者中医的“五行”概念，并且也与术语规范相符合。
其二，读者的反应要视情况而定。由于不同读者的中医知识背景存在差别，例如，对于那些缺乏中医学知识的译文读者而言，首次接触“Wuxing”这一术语时难免会出现陌生和困惑的心理，因此，在术语后添加注释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对中医医学术语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大大增强初学者对中医医学术语的理解与认识。然而，对于那些具备一定中医学知识背景 的译文读者而言，“Wuxing”这一术语已成为一种符号，如英文中的Yinyang(阴阳)、jiaozi(饺子)，即使不添加注释也能够实现功能对等。中医药著作以及中医术语的翻译颇具挑战性，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点，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在中医药翻译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应当以读者为导向，要明确译文读者才是翻译服务的对象，要重视译文读者在阅读时对译文的反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不同的中医药著作的翻译所适用的翻译策略各有千秋，同一中医药著作不同内容的翻译所适用的翻译策略也各有不同。总而言之，译者在运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进行中医药著作及中医术语翻译实践时，应当始终明确翻译服务的最终对象是译文读者，应当把译文读者放在中心位置，注重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铭记译文的功能是交际作用以及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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