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本篇文章是由 《人民文学》 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随笔、儿童文学等。是国内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人民文学》是中国一流纯文学月刊，你可以这么认为它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是同
本篇文章是由《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随笔、儿童文学等。是国内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人民文学》是中国一流纯文学月刊，你可以这么认为——它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是同类刊物的权威。
摘 要：葛兰西的文艺思想是他的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克罗齐唯心主义文艺观的批判，葛兰西提出了“民族的—人民的”文学的重要主张。葛兰西探讨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形式和内容等文艺的基本问题，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文艺观。
关键词：克罗齐 “民族的—人民的”文学 形式和内容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在被法西斯政权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之后，葛兰西凭借着“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这份思考的最终成果体现在著名的《狱中札记》中。在这套经过后人整理而形成的六卷本著作中，葛兰西广泛探讨了哲学、政治、教育、文化、宗教等多个知识领域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葛兰西对文艺问题的思考。葛兰西批判了克罗齐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讨论文艺领域的诸多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一、对克罗齐及其文艺观的批判 如同马克思年轻时候是黑格尔的信徒一样，葛兰西青年时期一度也是克罗齐主义者。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葛兰西自我批判地描述为“在年轻时是倾向于克罗齐的”，这是正确的自我评价。葛兰西对克罗齐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评价。在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中，葛兰西说：克罗齐不仅是意大利知识界的领袖，而且是一位世界文化领袖。他的著作为20世纪的两大“修正主义”运动——德国的伯恩斯坦和法国的索列尔提供了思想武器。伯恩斯坦撰文说他是在读了克罗齐的著作后重构其全部哲学和经济思想的。而在索列尔发表的信件中，人们发现他在思想上依赖克罗齐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世俗的教皇”。但是，葛兰西对克罗齐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克氏思想的无保留的接受。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首先必须反对克罗齐的文艺思想。葛兰西要仿效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那样计划写一部“反克罗齐论”。反对克罗齐的文艺理论是确立葛兰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前提。
克罗齐的文艺理论的基调是唯心主义的。克罗齐把文艺归结为纯粹精神的领域，它与现实无关、与历史割裂，是超脱社会的精神的产物。这在他的《美学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中都直接体现了出来。克罗齐文艺理论的基石是所谓的“艺术即直觉”的思想。克氏把文艺看作是“表现”和“交流”两者不同性质的过程的组合，“表现”是内在的、精神的活动，“交流”是外在的、实际的活动，文艺从内在的自我情感出发，为直觉的“抒情的表现”，然后才转到外在的自然，即“交流”。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了后世的很多文艺理论家。
葛兰西针锋相对地提出唯物主义的文艺思想。葛兰西始终坚持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探讨文艺问题，强调文艺与生活、现实的密切关系。葛兰西从社会实践出发，指出文艺作为观念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历史的事实。在阶级社会中，文艺问题始终与社会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是后者的反映。因此，葛兰西同意文艺理论家德·桑克蒂斯的看法，即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定社会的精神生活，代表一个民族“对生活和人的观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观点。克罗齐所谓的“纯粹艺术”“纯粹诗歌”只不过是脱离现实的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而已。文艺作品是特定的社会—道德内容的体现，而艺术史和诗歌史本质上是从艺术、诗歌等审美形式的特殊角度，从艺术家、诗人和历史、社会现实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历史。因此，文学研究“不是文学史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把文学史作为更加广泛得多的文化史的一部分和一个方面来研究”。通过这种拨乱反正式的陈述，葛兰西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克罗齐唯心主义文艺观的根本区别，不仅正确地探讨了文学艺术的起源、本质及其与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而且解释了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文艺领域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必然性。
二、“民族的—人民的”文学 从上述基点出发，葛兰西提出了关于“民族的—人民的”文学主张。这个思想主张包括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文学必须是民族精神的反映，超民族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这实质上是对当时意大利文艺界盛行的“世界主义”思潮的批评。“世界主义”是指外在于民族—人民的，对民族—人民及其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的文艺创作的倾向。“世界主义”思潮之所以在意大利出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葛兰西对文艺复兴运动持辩证的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进步性和局限性并存。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但是该运动却始终局限在人文主义者的小圈子，产生的是一批“世界主义”的作家，他们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城邦君主，把他们当作自己和艺术的赞助商和保护神，对劳动人民持一种冷漠的、鄙夷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甚至
说“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具有倒退的性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却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正因为如此，宗教改革才引发了广泛的民族—大众运动。而后继的意大利的宗教改革思想家也都是继承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贵族，他们是“直接作为非民族的领导人与基督教相联系的”，对创立“民族的教会”兴致不大，像布鲁诺这样的人首先是欧洲人，其次才是意大利人。而对于当时风靡欧洲的克罗齐哲学，葛兰西评价它是“文艺复兴式”的，克罗齐的影响始终局限在狭隘的知识分子精英圈中，没有扩展到普通群众之中，没有在农民和工人中推广。
第二，文学必须是人民的，脱离人民实际生活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至关重要的是，新文学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沃土之中”，否则人民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报复”它。葛兰西列举了一种存在于意大利的独特文化现象：意大利的普通读者往往热衷于阅读外国的，尤其是法国的通俗小说而冷
淡本国作家的当代作品。比如，意大利的主流报纸为了打开销路宁愿连载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一百年之前的法国存货”)，而对意大利当代小说视而不见。在葛兰看来，“这是因为法国文化具有严格的人民—民族性的缘故。换句话说：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人民，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引导人民并使之与同领导集团联结起来”。而意大利的知识阶层远远脱离
人民，他们与等级制度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或民族运动，来打破这个等级制的传统。因此意大利当代知识分子在更多程度上是与卡罗和平德蒙德这些中世纪的伟大诗人，而不是与普通人有着休戚相关的联
系。意大利人民更喜爱外国作家，这说明：“(意大利)知识分子不是来自人民，他们同人民毫无联系，他们不了解人民，不懂得人民的疾苦、愿望和感情;就对人民的关系来说，知识分子像是悬吊在空中、脱离人民的阶层，而不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职能”，“本国的知识分子对人民——民族来说，比外国知识分子更陌生”。因此，葛兰西借用彭吉的话来说，“意大利文学不是意大利人民的文学”，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对本国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没有吸引力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三、葛兰西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 在“民族的—人民的”文学的总的原则下，葛兰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深入探讨了文艺的基本问题，从而确立他自己的文艺思想。
第一，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一方面，葛兰西反对把文艺等同于一般宣传的狭隘观点，即用政治说教取代艺术创作。在葛兰西看来，如果文艺变成了“预先安排的和规定好的政治宣传”，让作家以虚假的热情，去写他陌生的、无法驾驭的材料，“人为地表现一定的内容”，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产生一些短命的应景之作。文艺完全沦为政治的传声筒，这样的话它的社会功能、它的认识和审美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强调“艺术就是艺术”;但是另一方面，葛兰西也反对艺术完全脱离政治的虚无倾向。文艺具有形象地反映历史现实，使之升华为审美感受，成为群众的精神财富的特殊作用，是进行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因此，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文化”的组成分。文学艺术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它的使命是为了“精神和道德的革新”。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应该担当其“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培养人民的思想和道德意识的责任”。
总之，葛兰西实际上是强调文艺是艺术性质和政治性质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更不能用一种因素去否定另一种因素。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艺术性和政治性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才体现了文艺完整的社会功能。
第二，关于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中的老问题，克罗齐和德·桑克蒂斯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论战。一方面，葛兰西承认形式对于文艺作品的重要性。如果文艺作品只是用严密的逻辑把一定的内容概括出来，是不可能唤起读者的审美兴趣的。作家对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的概括和典型化，必须借助艺术的特殊手段来实现。因此，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美”的形式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葛兰西又反对片面地执着于文艺作品的审美形式的观点。他借着批评克罗齐表明自己的看法：克罗齐认为文艺作品的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形式就等于内容。葛兰西把这种观点斥责为“冷若冰霜的美学批评”。
另一方面，葛兰西强调，形式与内容是有机的、统一的结合，是支配文艺创作全过程的规律。文艺作品的内容不能用抽象的方式体现出来，内容一定要体现在艺术形式之中。在葛兰西看来，文艺作品的内容就是指贯穿于作品中的艺术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态度，是艺术家的心理—道德世界即思想意识，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结合，“不妨说，谁坚持内容，事实上就是为争取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世界观而斗争”。所以，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质上是艺术和历史的关系。葛兰西指出：“‘美’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并使之成为一定的群众——即在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民族—人民——的最深沉的愿望的完美和充分的反映。文学应该既是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品。”这里的“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历史的要求，“艺术品”属于审美的要求，两者不能分裂，又不能等同，二者达到统一与融合，那就是“民族的—人民的”文学。
但是，在形式和内容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中，葛兰西又指出，相对于形式而言，内容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假使一部作品达到了完美的境地，那是仰仗它的道德和政治内容，而不是取决于同抽象的内容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作品的形式”。可以这个意义上解释葛兰西特别推崇德·桑克蒂斯的原因，那是因为后者的文艺批评是一种“战斗的批评”，“是一个各种文化相互斗争的时代的批评，是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相互冲突的时代的批评，即对艺术映照出来的各种情感的历史真实性和逻辑性的分析和批评，是同这一文化斗争紧密交织的”。同样，葛兰西也指出，他可以从审美的观点赞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是不能苟同小说的思想内容。总之，葛兰西用辩证的精神科学地评价了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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