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明太祖的制度设计在尚有缺陷时，显现更多的是其残暴不合理的一面，但在旧制度过时的情况下，新制度有时也会以政治腐败或暴政的形式首先出现。在明朝最终以密储制解决掉这一问题时，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臻于完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大一统帝国治下的井然有序
明太祖的制度设计在尚有缺陷时，显现更多的是其残暴不合理的一面，但在旧制度过时的情况下，新制度有时也会以政治腐败或暴政的形式首先出现。在明朝最终以密储制解决掉这一问题时，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臻于完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大一统帝国治下的井然有序，而非明代的皇权肆虐。
《史林》栏目设置：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史、世界史和研究述评(包括书评)等，其中中国古代史侧重明清江南区域史研究，城市史侧重上海城市发展史研究。于1996年入选“中文核心刊物”，1997年获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期刊提名奖。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高等院校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源刊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5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统计，名列第3位。
摘要：自秦朝创立“三公九卿”以来，整个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中，皇权和相权之间的争执就成为了一个难以真正回避的矛盾。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官僚集团制约皇权的诸多方式中，宰相制度一直是最具实力的部分且延续了上千年。而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历史事件，在表面看来，其是皇权在与官僚集团的一系列斗争当中的一次决定性胜利，而从分析原因的角度来观其本质，则不难看出其实际上是在一个宏大的制度平台上，将一系列权力更加平衡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关键词：明朝 宰相制度废除 原因 探讨
随着现代社会的越来越民主化，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群众密切关注着，特别是习主席上台后狠抓官员贪污腐败，刮起一股廉政建设之风，让国民看到了新中国崭新的一面。其实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争斗自古以来从未间断，君权与相权之争便是一对十分具有代表的例子。自秦朝创立“三公九卿”制度开始，经唐、宋、元不断的发展演变，一直到明朝废除宰相制度，宰相这个角色在整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关于研究相权问题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大多都是在制度领域诠释宰相这个角色在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宰相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君主高度集权，对于全国上下众多事物不可能一一亲自解决，因此宰相便成了为君主分担解忧的有力帮手，长此以往，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渐渐权力过大，以致威胁皇权，因此到了明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但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考虑了诸多方面的原因，而本文除了从制度领域来探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原因以外，还从朱元璋个人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等方面来探讨宰相制度在明朝被废除的原因，意图让大家明白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在明太祖时被废除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从而借鉴历史经验，使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辉煌!
1 废除宰相制度的根本原因
1.1 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君相之争自古以来就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见于史书的内容更是数不胜数，不是皇帝削弱甚至取消相权，就是宰相专权甚至篡位为帝，如《唐制》中写到：“每事先经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还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1]《朱子语类》卷128这就是唐朝有名的“三省六部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宰相个人专权。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汉”，“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述《王莽传》第六十九。”[2]《汉书.叙传》 班固阐明写《王莽传》的缘由，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谋朝篡位。而在中国古代，皇帝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宰相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皇帝制度的补充性的制度。[3]《中国宰相政治》第1版，前言，1页宰相行使的任何权利都是皇帝赋予的，因此皇帝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合情合理的。
封建社会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的产生，以往的“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有句话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4卷，237页 那些贪图权势，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把君主推到了权利的顶端，而自己从君主那里尽可能的分惠到合法或非合法的利益。宰相代表君主行使权利却又难免参杂着个人的意志，常此以往，其必然会发生变化，宰相权倾朝野，威胁皇权，因此一旦皇帝能够找到可以更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替代相权的制度，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削弱或废除。
1.2 权力私化造成的皇相冲突
政治体制中的权利冲突屡见不鲜，而先进合理的制度往往能够有效抑制这一冲突。但不管是怎样先进合理的制度，都要以一定的权威作为保障，以免个人权威膨胀。在中国古代，皇权实际上不受制约，并且被宣称是无限的，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5]《史记.秦始皇本纪》任何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取决于皇帝。
皇帝的权威虽然是无所不统，但在行使权力时，还是必须通过一定的人员和机构，而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与君权之间的权力划分根本难以用法则衡定，就此造成了不管行使皇权还是行使相权，其过程都会都严重参杂着个人意志，如果皇帝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并且能有效运用权力，那么宰相就很难手握重权，如宋太祖时期的开国功臣赵普，赵普帮助宋太祖赵匡义稳定了江山，使权力集中到了中央，但宰相权力的增加又成了赵匡义心中另一个不安的问题，特别是范质等三人辞相，赵普独任宰相后，他更是日夜难安，于是他任命了副相，并把他们提高到与宰相一样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又设枢密使分宰相的军事行政大权，设三司分宰相的财政大权，于是“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6]《始论二》，叶适;相反如果一旦出现懦弱之君、无能之主，又遇精明强干的宰相，相权就会居于上风，中国历史上数量众多的“权相”、“奸相”大多源于此类情况，但是权相未必是奸相，只是因为掌握的权力对皇权造成了威胁，所以往往结局都很悲惨。
由此可见，造成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除了制度的设置以外，更多的是君主和宰相的个人意志所导致的，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中国古代皇权专制政体所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各机构因人而设、因事而立，也因人而废、因事而除，即权力的私化，而这些都无法用法治加以调节，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皇相的冲突。[7]《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编，119页
1.3 废除宰相的本质原因
宰相制度在经历了汉唐的辉煌后就黯然失色了，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他的统治，推行了“二府三司制”，枢密院与中书并列为“二府”，分掌文武大权，三司总管财政，自成独立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宰相的权力大不如从前了，再也不是“百官之长”了，因为他丧失了最重要的军事权和财政权。至宋末，宰相权力仅保有高级官吏的任免、“参谋”军国大事、新出现的重大事务研讨等，而这些权力又都需要经皇帝批准，因此未免显得“宰相”一职有点“多余”。[8]《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正如前文提到的，“权力私化非常严重的明朝，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兼个人意志执行者的宰相一旦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并且又找到能更有效地维护皇家利益的替代制度之后，必然会在第一时间被废除”。[9]《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杨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加上嗜权如命的朱元璋，对来自任何方面对皇权的侵扰，都深怀警惕，因此更加不能容忍宰相专擅权力，便以左丞相胡惟庸“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奏事，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 [10]《明史纪事本末》卷13 的专擅为名，进行大幅度改制和屠戮。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诛杀胡惟庸，“词所连坐，坐诛者三万余人”[11]《明史》卷308《奸臣胡惟庸传》。伴随着大屠杀，又宣布永远废除宰相制度，并且留下祖训“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2]《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可以看出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心是非常坚决的!
虽然胡惟庸事件是导致明太祖废除宰相的直接原因，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君主个人的独裁权力[13]《中国宰相政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8页，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2 明朝废除宰相制度的客观原因
2.1 周边形势复杂
明朝的立国情况大大异于前代，元朝在此时并未被彻底消灭，而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依然完备且很强大的情况下返回漠北，时刻窥伺着明朝，以便夺回政权。与此同时，中原、江南、闽广等地虽已属明管辖，但四川仍有夏政权统治着;云南受元宗室梁王所控制;秦晋关陇地区还有军阀零星割据;东北地区则有元丞相纳哈出率领着二十万元军屯驻在金山一带;周边的一些国家仍旧奉北元为宗主，这些势力对新生的明政权而言有着巨大的威胁，虽然明太祖多次对北元及周边割据势力用兵，但成效极其有限，因此造成明朝有必要以集中权力的形式来集中力量以应对周边复杂的局势。
2.2 社会经济萧条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明王朝，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农民军给蒙汉贵族、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蒙古统治集团被推翻，许多汉族地主被杀。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的大肆屠杀，元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厮杀，以及盘踞在地方上的军阀的混战，使得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如向称繁华地区的扬州，元末为青军元帅张明鉴所占据。他们“专事剩掠”，“人皆苦之”。到龙凤三年(1357)朱元璋部将攻克扬州时，严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山东、河南地区长期受到元朝军阀摧残，弄得“多是无人之处”[14]《日知录集释》卷十，黄汝成，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豁草庐重刊定本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徐达率师北伐，“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15]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对于这一状况，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更加明白“农为国本”，欲使本固邦宁，务必“莫劳于农”[16]《明太祖实录》卷250。为此，明太祖多次颁布相关政策和采取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例如大力鼓励农民垦荒，又数次徙狭乡之民于宽乡垦耕，免征三年之税。同时，还规定农民按实际生产能力所占土地的额数，禁止将土地随意抛荒，“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发化外充军”。[17]《大明会典》卷17《户部四.田土》并奖励耕种经济作物等等。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明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也大大增加了国家实力，可谓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土地兼并的问题并没得到抑制，使得官田和贵族庄田恶性膨胀，其中权贵霸占土地数目更为庞大，其情况不改旧观，甚至变本加厉。使得明太祖有必要以“杀一儆百”的形式来对全国人民“有个交代”——而这种“交代”的最好方法则是政治改革。
2.3 士人消极抵制
明初，元代遗老遗少对明太祖的严厉统治颇为不满，往往采取或拒不入仕明朝，或以各种形式怀念元朝以及张士诚、陈友谅等的统治，甚至谋划反叛。解缙曾在文章中劝说朱元璋：“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18]《明史》卷147《解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15页。这段话大胆而生动的表现出当时士人的处境以及律法的宽严不当，加上明太祖由于急于建设自己打下的大好江山，必须大量任用前朝官员或征召有名望的学者，为此，明太祖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以新的政治制度面貌来吸引和感化消极抵制者。
2.4 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激化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善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由于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强的君主，因此尽管以刘基等人为首的“浙东官僚集团”也为朱元璋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但“淮西功臣”却更受朱元璋青睐，譬如李善长当时被封为“韩国公”，而刘基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俸禄也是伯爵里最少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几十倍。元末诗人贝琼写过一首诗来描写淮西将臣：“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辟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19] 《清江诗集》卷8，《述怀二十二韵寄钱思复》，可以看出当时淮西集团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相比之下“浙东官僚集团”的实力相对弱小。
将星云集的“淮西官僚集团”和以文士为主的“浙东官僚集团”之间党争不断，而在党争过程中，李善长与刘基之间的争夺权力、胡惟庸专权等问题均与相权的滥觞有着直接关系;同时，明太祖鉴于诸子幼弱，功臣强悍的情况，与功臣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此事从太子朱标之死起，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明太祖为在此矛盾斗争中取得先机，故将淳淳教诲和高举屠刀同时进行，但这仅仅是一种序曲，实际上必须以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来震慑其内部矛盾对立面。
由此可见，明朝初期来自内外各方面的矛盾占据着主要地位，迫使精明能干的明太祖加强集权以维护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
3 明朝废除宰相制度的主观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的早年经历在各类小说戏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甚至在他自己的《御制皇陵碑》中也将自己当初的辛酸描写在内。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未成年时期的经历往往对其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作为从基层“爬升”到统治者宝座上的人物，朱元璋更加了解基层，故而其对于掌权后整顿吏治、发展生产、抑制土地兼并等方面有着花样翻新的治理方式。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20] 《明史》卷296《朱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91页。朱元璋初即位，“惩元政弛纵，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而立”[21] 《明史》卷138《周祯传》，第3967页，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严城确是落到实处的。
而由于其特殊经历，明太祖对宰相制的理解也更具独到之处：建国之初，其就将元朝衰亡原因定位为其宰相专权导致的人心离叛，但明朝建国之初却仍旧集成援朝制度——其原因不难理解为最初一切以军事斗争为目标的军事集团对制度设计没有清晰思路，而一旦安宁下来，定然会基于自己的理解来设计自己的制度蓝图。
除此之外，明太祖由于在身居军事集团首领时必须的将军队统帅、政府首脑、国家元首融为一体的经历，导致他必然会产生极端专制主义倾向。而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其有定然不信任官僚集体，这样的情况，就促使他必然会极力削弱臣下权力——杀戮功臣等活动便是其中写照——并最终以“一鸣惊人”的方式达成其集权的目的。
4 明朝废除宰相的成功原因探析
存在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已经在历史的惯性中取得了传统政治中自身的合理性，而明朝建国之初，其宰相一职也和之前历代的建国之初情况基本相同——一般以居功甚伟的臣僚担任——如前文所述，基本上担任宰相者都来自于功劳卓著的“淮西官僚集团”，如李善长、胡惟庸之类，其行为也大多符合自身集团的利益。而一系列非淮西集团的官员，如刘基、汪广洋、杨宪之类则先后遭到前者的排挤，轻者罢官，重者丢命，难以在中书省立足。故而，明太祖将宰相制度废除的活动，绝不会是“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事情。与此同时，更由于宰相制度被废除之后造成的政务繁剧问题，必然会导致皇帝先前为了废除宰相而培养的“秘书班子”权力上升而变成了新的宰相机构的情况。由于明太祖很明白地看见了这一点，故而其在做出制度上防范的基础上最终成功将宰相制度废除，这样活动之所以获得成功，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明太祖个人手段的精妙均是其重要原
4.1 历史经验的汲取
在明朝之前，各个朝代的“分权集权”与“尊君卑臣”两方面情况相互交织，从而对明太祖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逐步将君权予以强化和同步将臣(相)权加以分割的行为已经成为了历史上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趋势下，世人会产生事态发展到明朝，将这样的趋势进一步明确化并推行相应制度的活动不仅合乎逻辑的演变，而且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先前各个朝代已经为明太祖提供了足够的“参考系”。明太祖在治国方略方面很注重观今鉴古，其在众多颁布文件中一再强调“稽古立制”，乃至于“讲求官制，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在他强调要学习的汉、唐、宋等朝代，无不不断强化君权，自然可以为明太祖提供各种鲜活的借鉴和经验。就事实情况而言，明朝初年的立法定制不仅对汉、唐、宋等朝代广为借鉴，而且对元朝和其他朝代也有着相应的参考。甚至设法到西周制度当中找废除宰相制度的一系列相关理由和根据——“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承相，不旋踵而亡”。
第三，思想上的影响。明太祖从前朝屡次加强皇权的各种类型活动中吸取精神动力，并由此获得了相应的思想鼓励。先前历史对宰相废除的最重要影响在于元朝三省合并为一省导致的相权过重，并进而造成政治、经济等方面混乱。明太祖在其诏令中明确表示要“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而同时几任宰相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胡惟庸的胡作非为，更加加强了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4.2 个人权威的树立
明朝建国之初，由于沿袭元朝制度而造成了中书省事无不总的情况，而掌握军权等重要部门的官员多为忠于明太祖的淮西武将，作为一名起身于草根，经历数十年浴血奋斗而削平群雄，成为一朝天子的明太祖，其“平生用兵，百战百胜，未尝摧蛆，以致继天出治，经纶大经，皆由一心运量，文臣武将，不过仰受成算而已，其独享全智”的威望已经无人能够争衡。故而，其以严厉统治对待勋贵功臣，劫以威势，厉行变革并最终废除宰相制度的做法，能够使得众人折服。
4.3 有力手段和严密计划的并行
从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的过程来看，其从地方军权和京城戍卫着手，再变革行省为三司，不断裁剪中书省职官，削夺宰相权力，直到最后废除中书省和宰相，最后在洪武二十八年以祖训方式立法禁止后代皇帝设立宰相的活动，堪称顺序井然，有条不紊。同时在废除宰相的“人选”方面，更是将“淮西官僚集团”中资格较浅，被定位为“债辕破犁也”(刘基语)的胡惟庸先推上相位，并令其占据该位置达七年之久，放纵其胡作非为，长期表演，来造成“宰相专权”的口实，并在其发展到“里通外国，弑杀君父”的程度时，一举扫灭之。而随后更是胡惟庸案杀戮大批中书省文官，再麻痹李善长，隐忍十年之久，最后打击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武将——这一过程将打击功臣与废相结合起来，以血腥手段强力推行变革，可见其计划和手段之高超。
4.4 抑制土地兼并的要求
由前文所述，明朝建国之初由于战乱造成土地分散。在此基础上，明太祖着手建立的明朝却属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在明初小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的平均与分散，与土地和权力分散同步的是皇权的集中与强化。而宰相这一官职的人选，则长期以来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来充当，后者身后的背景往往是雄厚的政治经济力量。而在土地日益分散的过程中，社会的平等度也日趋增强，进而世家大族必然难以逃脱消亡的命运，从而平民获得了崛起的机会。但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布衣卿相”往往代表的是不代表任何阶层利益、分散的社会政治力量，故而更加容易成为皇帝说个人意志执行者这一角色。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以往世家大族利益的宰相显得更加多余，而社会政治经济权利分散，使得原本尚有制衡的皇室显得更加高高在上，权力也相对以往显得集中。由此可见，废除宰相是与明朝初年的经济政治结构相符合的。
结 语
宰相制度不论是存是废，都是为统治阶层利益而服务的。一旦历史发展到了宰相制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对其予以废除已经具备了历史必然性。或许明太祖废除宰相的主观目的是实现绝对独裁，大这一活动在客观上则确实终结了宰相制度的消亡过程。这一过程既暴力血腥，又延续长达二十年，而且废相被诟病至今。这本身显示了传统力量的强大，然而明太祖的血腥无关宏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强力才是推动这一变革的直接力量。制度变革留下的最大难题、绝对权力对德才兼备的皇帝的需求直到清朝才被制度创新的力量克服。于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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