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当代大学生作为承载核心价值观的先锋力量面临着摇摆于文化自卑与自负的现实困境。只有以讲清楚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前提，理解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链接与契合，才能增强大
摘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当代大学生作为承载核心价值观的先锋力量面临着摇摆于文化自卑与自负的现实困境。只有以讲清楚“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前提，理解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链接与契合，才能增强大学生内化于心的文化自信，培育外化于行的以仁为情感基点、以义为价值标准、以礼为行为规范、以智为思维起点、以信为处事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履者以及法治精神“固化以制”的捍卫者。
关键词:传统价值观,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力点。这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时代呼唤，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要求。
我国高校肩负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面临着创新破解“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结合起来的重大命题，更要切实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难题，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造成的社会文化矛盾对新生代大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冲击，大学生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无根据的抵触与批判影响了“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面对如此困境，高校在育人环节如何弘扬传统精华以消解核心价值认同危机就成为重要课题。
一、本土道统———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1]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本质的体现。“仁义礼智信”正是作为传统核心价值观构建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仁”: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儒家仁爱思想核心有三层含义。一为仁者爱人的情感推衍，以行为主体为原点，以自身的需要体谅他者的需要，从而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
二为“忠恕”的践行之道，被看作是仁的具体运用，既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积极的行为推衍，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消极道德。三为博施济世的治国理政之道，蕴含着对人类同质的理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世，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
“义”:以国家集体利益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要求人们的思维逻辑以及行为举止均要合乎义的规范。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正义，强调对事物判断处置要合乎事宜以及符合公正正义的正当性。如《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释名·释言语》说“义者，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墨子》曰“义者，正也”以及“万事莫贵于义”，《论语集注》说“义者，天理之所宜”。
二是义利之辩，强调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以义取利、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左传》中指出“利，义之和也”“义，利之本也。”《国语》中也指出“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礼”:社会生活具体的规则体系。礼在儒家文化中至少有六种形式，礼义、礼乐、礼仪、礼俗、礼制和礼教。[2]
在历史更迭中礼经历了春秋时期主要推崇仪式感和艺术感的“礼乐”，梁漱溟先生就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周孔教化高度赞扬，认为礼乐的理想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礼乐崩坏”后这种“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先师”的仪式感逐步发展成一套规范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制度。同时在“礼制”的基础上衍生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的“礼法”和“礼政”。
虽然“反礼教”尤其是批判旧家庭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干涉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最强音，但无论是反礼教的陈独秀(“儒家之言社会道德和生活，莫大于礼”)，还是维护礼教的谢幼伟(“孔孟教人，亦首重礼……一切莫不以礼为根据，以礼为天理之节文，所以成德之准”)，均认为礼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有重要的意义。“智”:智作为“三达德”之一，是其他一切美德的理性前提和基础。[3]
《论语·宪问》中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孟子·告子上》:“是非之心，智也”。其一，传统伦理的智不仅是简单的认知能力，更是一种有先见之明的前瞻性，超脱自我局限看到整体长远甚至是宇宙的大智慧，《商君书·更法》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其二，智也是行为过程中对于所选择的细节的把握和审慎，《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论语·公治长》“三思而后行”更是耳熟能详。
其三，智还是识人知己的实践智慧，这不仅表现为《荀子》“言要则知，行至则仁”，贾谊《新书.大政》“智者慎言慎行”的个人修养，更上升到《说苑·谈丛》“智之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不如拙诚”的国家治理层面。因此以智求善，是利人利国的第一要义。“信”，在中国传统社会，诚信被看作社会的根基、做人的根本。
它不仅仅是个体的内诚与己，外信于人的立身根本，“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更是人际交往和社会秩序的不二法则，“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吕氏春秋·贵信》)。
同时诚信也是执政者必须坚守的立国根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而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前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仁义礼智信”均是以民族式的话语方式表达了多层次的传统核心价值理念。既有“吾日三省吾身”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修身之道;又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更有如“仁者爱人”的仁爱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等价值导向;同时还有“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国家根基。
二、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契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4]
文化自信应该表现为我们透彻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同时清晰地回答“我们走向何处，怎么去到那里”的问题。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注定我们必然坚守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正是作为传统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民族基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既有体系的链接也有理念的契合。
(一)链接: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价值
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生命体系首先，传统价值体系是一个生命体系。其提出本身就经历了逐步凝练与提升的过程。从春秋时代孔子的“智仁勇”的“三达德”和“仁义礼”的伦理规范体系，到战国时期孟子建构的以仁义礼智“四德”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规范体系，再到西汉董仲舒在秦汉封建大一统时代对其创造性转化的“五常”正式提出，其在历史更迭中不断地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仁为例，《论语》中提出的是孝悌之仁、忠恕之仁，《孟子》中主要阐释“仁政”，谭嗣同的《仁学》则提出“仁—通—平等”思想，而习近平同志曾就领导干部应有为官“仁”的良心道德底线，教师应对学生保有仁爱之心，坚持仁爱、尚和合、守诚信、崇公正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多场合多角度对“仁”进行了现代释义。其次，传统价值体系有其独特的逻辑推演。追求个体的修炼以求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是传统“仁义礼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鸣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
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也需要最终落实在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经济、政治生活相比，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生活与国家、民族的联系显然是最为紧密的，这也是和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联系最为紧密的。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脱离了传统民族思维和逻辑推演的“全盘西化”的借鉴和移植必然会水土不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最后，传统价值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一，从先秦“百家争鸣”儒家融汇墨、道、阴阳学说中得以丰富，到唐宋以来和佛学的充分整合和消化，再到晚清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的学习，最后蕴积涵育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土化的推演过程完美诠释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方位，明确自身历史走向，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二，传统价值体系不仅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为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成果，更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全球治理观、安全观、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新理念新主张都是“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是建立在“世界梦”与“中国梦”的链接基础之上，概括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勾勒出的人类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二)契合:底线伦理和终极价值的辩证统一
在当代社会的伦理讨论中，底线伦理和终极价值一直是热点话题。底线伦理与终极价值究其本质是辨证统一的关系。[5]底线伦理关乎“什么不应当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道德基础，可确立为社会基本道德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而终极价值是“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价值导向，可确立为个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和理想社会建构的精神追求。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实现了底线伦理和终极价值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前者是后者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核心和灵魂，后者是前者产生和形成的土壤与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对优秀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对社会变革的现实观照。实际上这两者都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同志就在多场合强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三、传统价值观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融通
习近平同志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要求。新时代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就需要紧紧围绕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可以涵育大学生“内化于心”的文化自信，解决了培育什么样的人的顶层问题;另一方面，传统价值观还可以培育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的践履者，完成了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底层推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动国家发展，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7-24.
[2]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M].香港:中华书局，1991:267.
[3]肖群忠.智德新论[J].道德与文明，2005(3):14-19.
[4]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13.
[5]谭培文.从底线伦理到终极价值的转换和实现———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视角[J].道德与文明，2010(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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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具有丰富的表征。第一，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价值观错乱现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与质量，亟需“纠偏”，这是其提出的直接背景;第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思想源头;第三，增强文化软实力，實现人民群众和谐、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生活是其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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