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从1962年至2011年，缅甸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专制时期。 军治时代的缅甸乡村社会延续了英殖民时期的抗争政治传统，但农民抗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英殖民时期的抗争政治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和暴力革命，军治时代的抗争政治则走向了柔性的、隐
[摘要]从1962年至2011年，缅甸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专制时期。 军治时代的缅甸乡村社会延续了英殖民时期的抗争政治传统，但农民抗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英殖民时期的抗争政治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和暴力革命，军治时代的抗争政治则走向了柔性的、隐秘的日常抗争。 2011年，缅甸军政府退出历史舞台，通过多党制与普选制产生的文人政府开始接管国家政权，缅甸民主化进程迎来关键性的突破，这一重大转变重塑了缅甸乡村的日常政治生活。 通过对缅甸基层政治生活的历史性回顾以及在缅甸乡村社会中长期的田野调查，文章发现，随着选举竞争与政党政治不断向乡村渗透，村落共同体开始出现派系与裂痕，农民的日常政治生活开始由纵向的“抗争政治”转向横向的“党争政治”。 缅甸乡村社会中正在展开的政治图景，可以为理解缅甸“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些独特的事实经验和理论空间。
[关键词]缅甸; 后军治时代; 乡村政治; 抗争政治; 政党竞争; 国家与社会
一 背景与问题
从政治发展与政治过程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东南亚各国在政治上走了一段基本类似的路程，它们几乎都经历了从殖民统治时期到威权统治时期的转变，并且都在“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中走上了政治转型之路①。
相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缅甸的抗争政治得到了学界格外的关注。 然而自2011年军政府垮台以来，特别是2016年民盟(NLD) 政府上台执政以后，当曾经的抗争政治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季都开始与国内的威权力量进行协商、妥协与合作的时候，这实际上预示着重新审视“抗争政治” 范式在缅甸政治中的地位与效度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反思抗争政治，也即意味着对后军治时代⑥缅甸的“国家与社会” (stateandsociety)关系的重新思考。 然而这一重要的议题在学界并未得到应有的讨论，诸多研究仍在沿用抗争政治的路径来理解缅甸的政治转型⑦，但这一范式实际上很难反映当今缅甸基层政治的全貌。
本文以在缅甸乡村社会长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①，全面呈现后军治时代缅甸农民的日常政治(PoliticsofEveryday)②，并采用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军治时代与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日常政治的深刻差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笔者田野调查的局限性，本文只聚焦于缅甸的乡村社会，但笔者认为，缅甸日常政治的范式转型并不仅仅发生在缅甸乡村，其在缅甸其他社会空间中同样具有代表性。
二 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抗争政治
在探讨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日常政治之前，有必要对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抗争政治进行系统性的回顾，这将有助于我们看到缅甸乡村日常政治发生转变的完整历程，并有助于我们建立参照体系，为后续的比较分析奠定基础。
(一)为什么是日常抗争?
缅甸乡村社会的抗争政治传统在英殖民时期就已经形成，这一时期的抗争政治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一方面，殖民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缅甸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这是激起缅甸农民对殖民政府进行暴力抗争的核心原因。 斯科特(JamesScott)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清晰地记录了殖民政府的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人头税和土地税) 及土地政策将缅甸乡村社会压垮的情景③，并且分析了这一时期一系列农民暴力抗争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与结果。
但缅甸民主政治尚未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在1962年以奈温(NeWin) 为首的军人力量所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夭折，缅甸自此进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治时代。 在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抗争政治传统依旧得到延续，但相比殖民统治时期，此时的抗争政治更多地表现为柔性的、隐秘性的日常抗争②，而不再是暴力运动式的抗争。 尽管在军治时代也曾爆发“67抢米风潮”“88民主运动”“番红花革命” 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性的反政府运动，但并不是这一时期缅甸抗争政治的主旋律。
特别是在缅甸乡村社会，这种公开的、集体性的反军政府运动极为少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对军政府是满意的，也不意味着抗争政治传统的结束，而是表现为隐秘的日常抗争，贯穿于缅甸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变得更加难以察觉。 加之军政府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实地考察的严格防控，致使这一时期缅甸乡村的抗争政治成为了“未被书写的反抗史”③。
(二)奈温时期缅甸乡村的日常抗争
日常抗争是整个军治时代缅甸乡村抗争政治的主要形式，但其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 在此，我们将分别考察奈温时期(1962—1988年) 和新军人统治时期(1988—2011年)缅甸乡村的抗争政治。
奈温在1962年3月通过军事政变执掌了国家政权之后，便积极致力于建立独特的“缅式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对缅甸乡村社会影响最大的两项政策是土地改革和农产品缴售制度。 土地方面的主要变化是将大量地主手中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分发给农民耕种; 解除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废除地租，旨在使全国的佃农全部转变为小农生产者①，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目标。 所谓的农产品缴售制度，就是强制性地规定农民每年向国家缴售指定的农产品，而且缴售的数量和价格都是由国家来制定，国家再将这些从农民手中“收购”而来的农产品分销至国内和国际市场②。
奈温政府在缅甸乡村推行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底层农民获益了，并且让他们免于遭受地主的剥削，特别是对于下缅甸(LowerMyanmar) 的乡村地区，土地改革的正面意义更为明显③。 真正引发农民抗争的是农产品缴售制度，首先，因为其规定了农民缴售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致使农民的耕作计划失去了自主性和灵活性，甚至迫使农民不得不以违背农业生产规律的方式进行耕作。
其次，政府制定的收购价格远远低于常规市场价格，甚至在很多时候政府定价比农民的生产成本还低。 再者，政府在收购农产品时并不总是向农民支付现金，有时会以发放“信用券”的方式来代替现金支付，而信用券只能在政府指定的“人民商店”中流通，如果人民商店出现断供的情况，信用券就只能作废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地主与佃农之间被废除的剥削关系实际上已经转移到政府与农民之间了。
相比地主的剥削，政府的剥削使农民的境况更为恶化。 其原因在于地主与佃农之间既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 当农民面临天灾人祸时，他们与地主所结成的共生关系会催生出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以帮助佃农渡过难关，这是普遍存在于东南亚乡村社会中的道义经济安排⑤。
当地主与农民之间剥削关系消解之后，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也随之弱化了，而当农民面对灾年时，政府几乎无法提供实质性的保护措施。 例如奈温政府废除了乡村社会中的借贷和利息，这实际上成为灾年时压垮小农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1967年的抢米风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民抗争，因为天灾而欠收的农民纷纷奔向了政府的粮仓。
虽然生存危机以及对政府的不满在不断加剧，例如在向政府缴售粮食的时候，村民们会事先将粮食放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再风干，这样粮食会变得更为“肿胀”①，村民因此可以尽可能少地向政府缴售粮食，从而留下更多的粮食用于自给或者流向黑市②。
谎报耕地的数量也是农民逃避剥削的惯常策略，他们通常会贿赂丈量土地面积的公务员，让他们尽可能少地登记自己的耕地，这是减少交租的另一种重要举措; 村民还经常私自开垦荒地，只要开垦出来的土地没有被纳入政府的登记系统中，这些土地就可以不受农产品缴售制度的约束③。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会在隐秘的地方(例如林地中)种植一些政府严禁种植的农作物。
这些日常抗争看起来就像是雕虫小技，似乎难以对政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通过分析一些宏观的数据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缅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有“亚洲米仓” 的美誉，大米出口产业一直在缅甸经济中占据着核心地位④。 在奈温发动政变的前一年，缅甸的大米出口量是167万吨，而在奈温上台执政一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52万吨，并且逐年递减，到1988年奈温下台之时，缅甸的大米出口量只有区区30万吨⑤。 大米出口贸易的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奈温政府的财政危机，这也成为国家不断滑向积贫积弱的一个原因。
这一时期大米出口量的下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综合结果，而缅甸农民的日常抗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农民利用各种隐秘的策略使大米流向了私人市场⑥。 奈温政府的垮台看似是1988年反政府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其在基层民众日复一日的日常抗争中早就埋下了伏笔。
(三)新军治时期缅甸乡村的日常抗争
1988年，奈温政府在举国的反对声浪中气数殆尽，以苏貌(SawMaung) 为首的另一个军人集团再次发动政变，从奈温手中接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所谓的“新军人政权”。 1992年，同为军队首领的丹瑞(ThanShwe) 接替了苏貌的位置，执掌政权直至2011年军治时代结束。 为了与奈温时期进行区分，笔者在此将1988年至2011年这一段时间定义为“新军治时期”。 相比奈温时期，新军治时期的缅甸乡村社会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在新军治时期的缅甸乡村社会，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部分自由化政策(PLP)的实施，其使得奈温时期制定的农产品缴售制度开始逐步放松。 在此政策下，缅甸农民的耕种计划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政府分派给农民的缴售配额有所下降，国家收购农作物的价格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仍旧低于私人市场和黑市的价格)①。 部分自由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它得到了缅甸农民的拥护，军政府在缅甸乡村社会中的统治合法性也由此得到了提升。
在新军治时期，缅甸乡村社会再次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一项名为“土地复垦政策”(LRP)的改革始于1991年，并延续至今。 为了号召企业响应这项全国性的计划，政府还对租赁闲置土地的企业给予减税、低息贷款、技术设备支持等多项优惠政策。 根据1998年的数据，当时已有76家私人企业通过复垦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圈走了300万英亩闲置土地的使用权②。
土地复垦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闲置土地”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无人耕作的土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当地农民开发出来了，并且一直被农民耕作，它们只是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登记注册而已。 土地复垦政策的推行意味着农民随时有可能会失去那些未注册土地的使用权，对于诸多农民而言，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在此背景下，一些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夺走自己土地的企业的劳工，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 土地复垦政策实际上促成了缅甸土地资产的再次寡头化①。
笔者曾生活过的抱村就受到了这项政策的影响，军政府曾两次收走抱村的未注册土地，并将其分别租赁给两家不同的企业，在此过程中，抱村的村民一共失去了300多英亩土地。 更让村民气愤的是，其中一家企业圈走200多英亩土地后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开发利用，而只是稀稀拉拉种了一些沉香树苗来应付政府的检查，这家企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享受政府给予的大额低息贷款以及减税政策。 另一家在抱村圈走100多英亩土地的企业种植了大量的桉树，这使得原本就水资源缺乏的抱村变得更加枯竭和干旱，抱村的生态环境因此而恶化。
上文中所述的日常抗争与奈温时期并无本质区别，都可以归结为经济意义上的生存抗争。 但在新军治时期，缅甸乡村的抗争政治出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即以政治诉求为目的的日常抗争，这一新维度的出现与昂山素季的回国及其后续遭遇密切相关。 昂山素季在新旧军人政权交替之时(1988年) 回到缅甸，深陷政治泥沼的民众将其视为带领缅甸走出专制统治的救星，昂山素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了民盟。
但她在1989年遭到军政府的囚禁，她的政党(民盟) 虽在1990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但军政府却拒绝交出国家政权，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军政府的统治合法性跌落谷底，并促使缅甸民众的政治抗争意识越来越强烈。 人类学家斯基德莫尔(MoniqueSkidmore) 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民众政治抗争的情景。 例如在足球比赛中，如果军方的球队进球了，民众便会对着军方运动员大声怒吼： “利(li：)，利! ”① 这一缅语词汇的意思是男性的阴茎②。 这种怒吼与经济生存毫无关系，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抗争。
这一点在抱村也有体现。 1990年大选后，村民对于军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抵抗的情绪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军政府派往村里的办事员经常遭受村民的冷落。 20世纪90年代，农业服务局(MAS)曾来到抱村推广西红柿与鲜花种植技术，这是两个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农业扶持项目，但响应的村民极少。 在认识到种植西红柿和鲜花将会提高家庭收入的情况下，仍旧有很大一部分村民拒绝加入这两个项目。 这种作为抗争的“沉默” 并不是出于经济的考量，而更多地是在表达政治诉求。
一位村民向笔者讲述了他的故事，当政府的财产登记员问他家有几辆摩托车的时候，这位村民回答道：“有两辆，但是有一辆没有发动机，另一辆没有轮子，都没法使用，您说到底应该算几辆? ” 实际上他家有两辆完好无损的摩托车。 与其说这位村民在隐瞒家庭财产，还不如说他在对军政府进行揶揄和讽刺，这同样属于政治意义上的日常抗争。 所以，这一时期的政治抗争并非只有学生、僧侣及公民组织所主导的反政府民主运动，在缅甸乡村社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怒吼、沉默、揶揄、反讽等非运动式的表达方式都自有其政治抗争的意涵，而这恰恰是被学界所忽视的“抗争史”。
三 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党争政治”
2011年缅甸军政府下台以后，军队在缅甸国家政治中仍旧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③，但在缅甸基层社会中，军政府的下台确实给基层民众带来了诸多显著的改变，本文正是在此意义上将2011年至今的这段时间定义为“后军治时代”。 另一个需要界定和说明的是，本文的“党争政治”主要指政治转型过程中缅甸乡村社会的分化、裂变与派系斗争。 在此，笔者将运用一些相关民族志作品中所呈现的材料，结合笔者自身在抱村的田野调查来探讨缅甸乡村社会中党争政治的形成过程、实践方式及其深远影响，并指出政党竞争与选举动员向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是制造党争政治的核心动力。
(一)政党下乡与乡村裂变
在军治时代，虽不能说缅甸乡村社会是铁板一块，但其紧密团结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团结是基层农民应对军政府专治和剥削的必要手段，也是他们在高压政策下争取生存空间时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①。 同时，缅甸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村一佛寺” 的结构形态为这种基层共同体的团结与整合提供了社会基础与文化条件。 例如在对政府隐瞒财产、收入及其他相关信息时，往往需要村民之间的相互掩护和配合来完成; 在面对政府剥削与灾年的双重困境时，能使他们渡过难关的也往往只有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团结。
笔者在抱村田野调查时村民普遍反映， “在军治时代，村里基本没有人愿意当村长，因为害怕被其他村民孤立。 ”从村民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村民团结一致与军政府对抗的心态与情绪，而成为村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成为政府科层结构中的一个环节，也即村民抗争政治的对象和目标。 总之，生活在一个强力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农民的阶级意识得到了强化，并更倾向于在阶级内部抱团取暖②。
然而在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社会这种团结一致的局面开始出现分化与裂痕，这与多党制的确立并不断向基层渗透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于民盟在2010年大选中拒绝参选，所以此次大选前后巩发党(USDP) 与民盟在基层的竞争关系并没有真正凸显出来，但是随着2012年民盟宣布参加补选，并且随即确定参加2015年大选后，两党在基层的动员和竞争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③。 巩发党还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 的竞选策略⑥，可见巩发党是将缅甸乡村地区视为自己的“票仓”，并试图集中力量与民盟在乡村地区展开较量。 针对巩发党的相关策略，民盟也作出了回应，承诺如果获胜，将在“修改宪法推动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国内和平” 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其中第二项政策明显带有基层动员的性质。 与此同时，民盟的另一个竞选策略是在乡村地区大力增设基层党支部，并努力发展青年群体与妇女群体加入民盟的队伍①。
巩发党与民盟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缅甸乡村社会。 笔者长期关注的抱村就明显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我们可以暂且将它们分别称为“巩发党阵营”与“民盟阵营”②。 村民因为支持不同的政党而产生不同派系是抱村分化的直接原因，这与两党各自在基层所采取的不同的政治动员方式有关。
笔者通过在抱村的观察发现，两党的基层动员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它们能够吸引到不同村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动员方面，巩发党的力度明显强于民盟，例如巩发党启动了一项超过1 6亿美元的“绿色翡翠”项目，这一项目的具体做法是在全国范围内选定若干村落，在每个村落投入3万美元竞选基金，用于对村民进行经济动员，并在村落中“发放大量礼物以示友好”③。
抱村就是被“绿色翡翠”项目选中的村落之一，在2014—2015年间，巩发党在抱村以多种方式向村民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包括捐赠3000万缅元(约合15万人民币)为抱村小学建设新校舍; 捐赠400万缅元在村中打一口水井; 为抱村每一户家庭提供50万缅元的现金支持。 相比之下，民盟在抱村的经济动员方面可谓是“毫无建树”，但民盟对广大农民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接受巩发党的好处，投票给民盟”。 从抱村的情况来看，经济动员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在最后的大选中，一些收受了巩发党的“现金援助”的村民最后还是将选票投给了民盟。
在政治动员方面，巩发党极力强调自己的缅族权利与文化“保护者” 角色。 例如在2015年大选前夕，吴登盛签署了四项旨在限制穆斯林群体权利、防止伊斯兰教在缅甸扩张的法案，它们分别是《人口控制法》《转变宗教信仰法》《跨宗教婚姻法》和《一夫一妻法》，此举被认为是巩发党为大选造势的重要举措。
抱村当地的巩发党议员候选人吴叶勉多次在村中宣传，如果民盟上台执政，政府将无法有效应对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威胁，国家可能面临着走向分裂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民盟政府极有可能会放任穆斯林群体的“扩张”，缅甸作为佛教国家的地位很难得到保障; 巩发党可以依靠与军方的亲密联系，对上述威胁进行强有力的应对。 不难看出，巩发党在缅甸基层社会中的政治动员策略是制造“他者恐惧症”④。
值得玩味的是，民盟在2015年所公布的民盟议员候选人名单中没有穆斯林成员，巩发党的政治动员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民盟做出妥协并放弃了一些民主的原则。 这无疑证明了巩发党政治动员的有效性。 笔者通过在抱村的观察发现，即使是那些最终将选票投给民盟的村民，也认为缅族及缅甸佛教受到了来自他者的威胁是客观的事实。
反观民盟在抱村的政治动员，其极力强调的是自身作为“改革者”的角色，这在民盟的竞选口号“为了真正的改变，投票给民盟”①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民盟的议员候选人吴昂敏向抱村村民承诺，他们(民盟) 将带领缅甸民众走进民主社会的新纪元，并且彻底打破西方对缅甸的封锁，使缅甸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家。
从抱村的情况来看，巩发党塑造的“保护者”形象和民盟塑造的“改革者”形象各自争取到了一部分村民的支持，随着政治动员的不断深入，由村民组成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呈加剧之势。 例如他们围绕着是否应该接受巩发党的利益输送而展开激烈的辩论，巩发党的支持者声称这是“布施”，是佛教传统中最值得提倡的行为; 而民盟的支持者则直接指出，这就是“政治贿赂”。
在评价巩发党的政绩时，抱村的两大阵营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巩发党的支持者认为吴登盛政府为缅甸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巩发党完全有资格连任; 民盟的支持者则认为巩发党与军队的联系过于密切，并且沿用了许多军治时代的政策，改革的力度不够，需要民盟上台后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
在抱村2015年的大选中，有100个村民将选票投给了巩发党，132个村民投给了民盟，另外20票投给了其他政党，11票弃权，两个主要阵营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而经过笔者的调查进一步发现，在巩发党所获得的100张选票中，有17票来自18-35岁的村民，83票来自36岁及以上的村民; 在民盟所获得的132票中，有97票来自18-35岁的村民，35票来自36岁及以上的村民。 不难看出，抱村的巩发党阵营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他们更希望国家保持稳定，并且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缅族的权利和文化不受“他者威胁”; 民盟阵营则以青年群体为主，他们对民主抱有更高的热情，并期待国家能够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
抱村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与分化并没有因为大选的结束而停止，而是与村落日常政治进一步深度嵌合。 2016年1月，抱村举行村长换届选举，最终的结果是来自巩发党阵营的吴通耐在竞选中获胜。 抱村的巩发党阵营十分欣喜，认为这是他们在输掉大选之后的一场胜利，并希望以此来扭转自身在与民盟阵营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但民盟阵营随即发起反击，成立了以抱村民盟党支书觉索稳为首的上访小组，向县政府反映吴通耐存在道德和贪腐问题，要求政府将他革职。 吴通耐上任六个月之后就在民盟阵营的反对声浪中被迫下台，而村长的接任者正是抱村民盟阵营中的核心成员吴文凯。 从这些事件可见，党争政治确实深刻地改变了抱村的社会结构。
(二)党争政治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泛化
上文以抱村为例，呈现了缅甸乡村社会中党争政治的形成过程及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国家政党政治与基层日常政治相互嵌合的图景。 在此，将继续探讨党争政治渗透至村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与影响。
后军治时代的党争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缅甸乡村社会， 另外，抱村的换工体系也受到了党争政治的极大冲击。 在党争出现之前，村民总是以换工的形式来应对农忙时节，在政党政治使村落社会产生裂变之后，换工制度的执行变得难以为继，许多家庭在农忙时节不得不花钱雇佣劳工来应急。 道义经济的弱化意味着缅甸乡村社会自发性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消解，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可能会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灾年)集中显现。
佛教公共生活的变迁是党争政治重塑缅甸乡村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长期以来，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直是缅甸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和策略③，但在后军治时代，佛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开始退化。 在抱村，全村的同龄男孩一同举行剃度成年礼是村里的重要传统，这样的安排可以使每年的剃度仪式显得热闹而又隆重，同时，集体合办成人礼也可以节省各个家庭的仪式花销。
村际之间的佛教交往也在党争政治的背景下发生了变迁。 例如抱村的僧侣就与邻村勒庞沟村的僧侣在政治转型时期变得互不往来，其原因是抱村僧侣是巩发党的坚定支持者，而勒庞沟村的僧侣则全力支持民盟，为了表明政治主张，他们还在自己的佛寺中挂着昂山和昂山素季的大幅画像。 勒庞沟村僧侣的做法引起了抱村僧侣的强烈反感，从前交往甚密的两座佛寺之间因为政治主张的分异而暗生隔膜，并最终走向了相互敌对。
党争政治对缅甸佛教产生的另一项重要影响是激化了佛教民族主义，例如抱村的僧侣之所以会选择支持巩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巩发党在基层动员时一直在渲染外来族群与外来宗教对缅甸佛教的威胁，并极力强调巩发党在抵制外来威胁、保护缅甸佛教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换而言之，党争政治强化了缅甸佛教文化中的排外情绪，佛教民族主义及其衍生的集体暴力在此过程中不断高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乡村社会中的佛教已经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基层动员力量。
在缅族文化中，年龄的等级与阶序得到了格外的强调，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纳什(ManningNash)所指出的那样，缅人的文化在诸多方面都是平等的，但年龄的等级却异常森严②。 在缅甸乡村，长老会和未婚青年组织是村落社会中两个重要的年龄组织，长老会是村落中的权威组织，而未婚青年组织则是在村落公共生活中提供劳动力支持的组织，后者要接受前者的领导和管理③。
进入后军治时代以后，缅甸乡村社会中的年龄等级文化同样受到了冲击，这一点在抱村2015年大选结果中得到清晰的体现，抱村的长老会联合僧团试图号召村民将选票投给巩发党，但村里的大多数年轻人最终选择了支持民盟。 这与民盟的基层政治动员策略有着密切的关联，民盟深知年轻人思变心切，并且对民主怀有更热切的渴望，所以民盟在基层动员的策略往往是先在年轻人群体中取得突破。 除此之外，民盟在政党竞争中的另一项重要的动员策略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体平台，以此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 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在缅甸乡村快速普及①，这为民盟获得乡村青年群体的支持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
民盟进入抱村的过程就是如此，先与村里的未婚青年组织取得联系，在组织内积极发展民盟党员，并鼓励年轻人挣脱长老会和僧团的束缚，号召他们为了缅甸的民主积极主动地肩负起青年人应负的责任。 从年龄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后军治时代的党争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际之间的政治，在此过程中，缅甸乡村社会中的年龄等级和阶序正在逐步弱化，甚至走向消解，传统代际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 政治转型中的缅甸乡村正在向着“后喻社会”② 挺进。
总之，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党争政治并非只是政治领域中的现象，它还泛化到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之中，它是转型时期缅甸乡村社会中的整体性特征。 不难看出，缅甸乡村正在经历着一个“泛政治化” 的时代，这对缅甸乡村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且全面的影响。
党争政治的形成与各个政党在基层社会中的政治动员方式密切相关，从中既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对于各政党的不同态度和响应方式，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对于国家政治转型的不同期待。 党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缅甸乡村，军治时代的缅甸村落社会更接近于一个紧密团结、集体互惠的共同体，而在后军治时代，村落社会中的“政党二元结构”逐步显现，并且日渐成为乡村日常政治中的核心特征与决定性因素。
四 政治转型中的缅甸“国家”与“社会”
本文意在指出，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社会的日常政治正在经历着由“抗争政治”向“党争政治”的转变，考察这种来自基层社会的政治变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缅甸当下正在进行的政治转型。 在此，笔者将进一步指出，缅甸乡村日常政治的变迁实际上喻示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命题，同时也是具体国别与特定社会研究中的总体性议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①。 当今缅甸正处于整体性的大变革时期，重新审视缅甸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
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零和博弈的关系，国家专制统治越有效，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越萎缩; 各级官僚寻租的力度越大，民众的生活就越窘迫; 社会逃避统治的技能越高超，国家就越倾向于走向积贫积弱。 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况，例如当军政府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时，其对社会也会做出让步和妥协，并开始制定和执行一些怀柔政策，以弥补自身在执政合法性上的缺失。
但这种弥补策略所创造出来的缓和并非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也无法改变双方对立关系的本质。 例如在奈温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民众依旧视政府为压迫者和剥削者，政府偶尔释放出来的善意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
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关系为何能够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双方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如何实现的? 笔者认为这是由“弱国家与弱社会”的力量均势所造成的结果。 虽然军政府总是以一副凶狠与野蛮的形象示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弱国家” 的特质，它所制定的诸多强力政策抵达基层时往往已经是强弩之末，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普遍的合谋关系(受贿与行贿)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③。
在后军治时代，缅甸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着重要的转型，政党竞争模式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 对于基层民众而言，国家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选票产生的政府不再像军政府那样依靠强力来迫使民众服从国家的统治，国家向民间社会大肆索取的行为也开始收敛。 正如抱村民盟党支书觉索稳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基层的官员仍旧很坏，但我们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新方法。
”民众手握选票，他们因此而获得了一片与国家“讨价还价” 的中间地带，这就是觉索稳所谓的“新方法”。 阿黛斯在其著作中也关注到了这种重要的转变，“随着20世纪10年代初政治空间的开放，基层民众可以依靠发声(voice)策略来对政府施压，从而改变自身的生活条件。 ”① 在这些发声策略中，选票无疑是“音量” 最大的扬声器。 对于缅甸农民而言，这是政治转型所带来的可喜变化，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缅甸的政治转型存在着制度缺失的隐忧。
除了相互塑造的关系，后军治时代缅甸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国家政治场域中上演的戏剧会在民间社会中以微缩版的形式重复上演。 例如政党竞争、族群政治、宗教冲突等等都会进入到民间社会，并置换成基层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这与国家在基层的政治动员密切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后军治时代已然成为国家政治的隐喻和表征。 如果从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关系来理解当今缅甸的政治转型，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基层社会对于国家政治转型缺乏反思能力。
例如乡村社会中的党争政治，就只是对国家政党竞争的简单拟仿，村民很难超越政党的政治动员而对国家政治转型作出一些独立性的思考，这一时期出现的民粹主义高涨、族群冲突激化、宗教矛盾加剧等现象都与此密切相关。 换而言之，民众在后军治时代的生存境遇得到了改善，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性，但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仍旧被一套政党之间的“合法性游戏”所操控。
总之，缅甸的政治转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基层民众的公民意识以及社会对国家的反思能力，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对缅甸的政治转型抱持悲观的态度，继续前行是当今缅甸各界的共识，不管是民主人士，还是威权力量，也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民众，他们都希望缅甸的转型向着更深远的方向挺进。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缅甸没有回头路”，所有人都不愿意回到过去，这是缅甸未来可期的基础和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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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缅甸政治转型的相关研究中，基层社会的日常政治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本文对军治时代与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的日常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军治时代缅甸乡村社会中的抗争政治传统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逐步消解，随着政党竞争和政治动员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党争政治日益成为乡村日常政治中的主要形式。
党争政治造成缅甸乡村社会的裂变，并对农民的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缅甸乡村日常政治的转型出发，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正在经历重要的变革。 在军治时代，国家与社会在总体上呈现出相互对立的关系; 在后军治时代，国家与社会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塑造和同构的关系。
通过考察后军治时代缅甸乡村中的日常政治，可以发现政治转型为基层社会带来了诸多可喜的变化，但也暗含隐忧，制度缺失以及社会对国家反思能力的缺乏是其中较为显著的问题，缅甸的政治转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总之，缅甸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的变迁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它是我们全面理解缅甸政治转型不可或缺的视角和路径。
[作者简介]钟小鑫，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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