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意产业融合视域下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路径研究

　　摘要在档案价值实现形态的产品化阶段，档案文化产品是实现档案价值与获取经济、文化效益转化的重要载体。数字创意产业的兴起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思维与行为置于技术与创意的双重语境下，档案文化产品特质得以重新诠释和解读。同时，在数字创意产业的政策红利、生产要素优势、衍生领域与档案馆的亲缘关系以及档案馆自身文化资源专属性等因素的驱动下，档案文化产品形成了以游戏业、影视业、旅游业、服饰业等数字创意产业核心领域与衍生领域为基本框架的全新开发路径。

　　关键词数字创意产业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路径

　　0引言

　　在现代分工社会，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同步发展的档案价值认知在社会心理状态的动态演绎中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使得档案价值实现形态由以记录工具、管理工具、凭证工具为标志的工具化阶段转向以“产品”的眼光检验档案价值的产品化阶段。[1]以信息技术延展文化空间、以创意思维还原文化本质的档案文化产品成为档案天然的文化价值和由不同描述方式衍生出的市场价值的重要承载者。数字创意产业的崛起将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建设渐次引向系统化，丰富了档案文化产品的形态，为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探索产业化路径。

　　在当下我国档案文化产业刚刚起步的阶段，探索现有文化产业发展新业态—数字创意产业，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数字创意进行深度融合，用数字创意将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渐次引向系统化，在丰富档案文化产品形态的同时，将赋予档案文化产品新的生命。目前学界对档案文化产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路径与方法、档案文化产品样态、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档案文化创意产品传播等微观问题的研究上，而鲜有学者从文化产业，特别是数字创意产业的视角去探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问题。

　　由此，分析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数字创意之间的关系，结合数字创意产业的政策红利与文化产业各要素的支持，提出多主体、多主题、多领域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策略将为“十四五”期间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提供一条更前沿、更接地气、更具社会影响、更具声量的发展方向，各地档案机构可以此作为契机与导向去探索更具国家与地方特色的档案文化产业化发展路径。

　　1技术与创意双重语境下档案文化产品特质分析

　　档案文化产品在塑造文化形象、传递文化精神、增强公众认同方面表现出的良好社会反响，成为引导公众转变档案文化认知的催化剂，进而使得档案文化产品在逻辑上实现了思维导向性的跃迁，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源为导向的自在阶段向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自觉阶段的思维转向。[2]与自在阶段对应的档案文化产品内涵难以适应当前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阶段的发展诉求，迫切呼唤基于技术、创意要素对档案文化产品意蕴的重新解读。

　　1.1技术语境下档案文化产品

　　透视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行为本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行为的目标取向在于满足无限次放大的现实文化消费需求，激活潜在的文化消费受众，推出反映社会主流文化形态的档案文化产品和服务。技术要素的介入赋予了档案文化产品全新的活力因子，在革新信息组织方式、优化产品结构、重塑产品流动空间三个层次突破了原有的档案文化资源管理模式，在分解开发工作程序与职能的基础上使得对档案文化产品含义的解读脱离了原有的理论框架，回归宏观意义上的档案文化再生产过程。

　　一方面，基于技术要素的全新信息组织方式重构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体系，突破了档案文化产品的资源限域。在技术的加持下，档案文化资源的组织方式不再蹈袭原始的编研方法，逐步形成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信息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基于技术要素的多媒介信息表达方式优化了档案文化产品的结构体系，消除了拓展其市场价值的制约因素。承载档案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媒介内化为产品本身的高附加值，外化为对受众行为偏好的精准匹配。此外，基于技术要素的多渠道信息推广方式重塑了档案文化产品的流动空间，打破了档案文化产品传播的时空壁垒和行业壁垒。目前，以移动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已逐步发展成为档案文化产品传播和推广的中坚力量。

　　1.2创意语境下档案文化产品

　　透视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思维本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思维的基本走向是以档案信息的原生性谋求产品的原创性，改善文化产品同质化现象[3]，在个性与差异的土壤中培育出公众新的文化消费热点，增加创意产品的供给，将档案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成为输出档案馆文化形象的文化品牌。突出创意融入的全程性，即于档案信息中提取创意元素，于信息关联中捕捉创意灵感，于产品设计中凸显创意手法，是推动档案文化创意转化和价值增量的关键要素。

　　晦涩中带有距离感的历史文化元素是以档案馆为代表的文化机构的独有资源，公众对于文化元素的陌生感和距离感为设计者对文化意象的多方位解读提供了可能，为设计者想象力、技能和天分的释放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使得历史文化元素在其创意加工转化中表现出非凡的可塑性。在消除外部因素对文化元素内涵的附加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信息实质是探寻历史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耦合关系的有效方式。

　　历史文化元素与当代流行元素的碰撞丰富了设计者创意灵感的宝库，引导设计者以符合大众审美和品位的创意理念去重新诠释历史文化元素的内涵，赋予其跨越代际的文化生命力。创意表现手法的选择应当坚持在增强产品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突出其艺术性的原则，将不可量化的艺术价值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可量化的市场价值，为产品的市场价值加码，实现其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2数字创意产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融合的动因分析

　　数字创意产业是以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为输入，以经济价值和文化影响为输出，统筹数字技术的创意内容业和创意制造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4]作为一种以渗透、融合为导向的全新的产业形态，数字创意产业在政策、数据内容、技术和创意等方面的优势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中的倾向性政策缺失、开发孤岛现象具有需求上的互补性。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衍生领域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的亲缘关系是二者融合发展的逻辑前提，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资源的丰富性和专属性反哺于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

　　2.1数字创意产业的政策红利

　　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率先将数字创意产业视为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我国为培植数字创意产业的先发优势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

　　2016年《“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5]《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在2013年原有的七个细分产 业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数字创意产业，并明确规定了数字创意产业三大重点方向，分别为数字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数字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应用服务。[6]上述政策的出台为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建设提供了政策性和方向性的指引。

　　相比之下，国家层面有关推进档案馆文化产品开发政策法规的匮乏成为掣肘档案馆开发动力的限制因素。2016年《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对推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做出了部署[7]，却并未在操作层面明确以档案馆为主体的文化产品开发工作的探索路径。数字创意产业的政策红利弥合了档案馆文化产品开发倾向性政策缺失的问题，使得档案馆的开发工作借由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东风实现跨越式突破。

　　2.2数字创意产业的生产要素优势

　　以数据内容、技术和创意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创意产业不断创新生产传播的技术装备、提高创新设计服务水平，赋能于高度反映创意思维的创意内容业和由传统制造业升级而来的创意制造业，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输出。

　　具体而言，数据作为信息的最小单元在优化数字创意产业结构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信息数据化成为深度挖掘文化符号的内在要求。虚拟现实、全息成像、裸眼三维图形显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8]是数字创意产业扩张产业边际、延展赋能领域的重要引擎，为文化产品开发、设计、推广全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创意与文化的融合互通昭示了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发展方向，推动形成创意引领、创新突破的文化创造性转化新格局。

　　同时，在数字创意产业利好政策的辐射带动下人才、资本在产业内的集聚为延长产业链条、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发挥应有之力。[9]与数字创意产业的大好前景相比，当前我国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形势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孤岛。开发主体的单一性导致了开发的闭塞性，开发人员思维的保守性、知识结构的非均衡性造成对原有产品样态的过度依赖，限制技术、创意作用的发挥。开发资金的短缺性制约开发、推广的规模和成效。以渗透性、融合性为显现特征的数字创意产业的生产要素优势准确对接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困境，攻破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孤岛，增强了双方融合发展的引力。

　　2.3数字创意产业衍生领域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的亲缘关系

　　建立在数字技术与创意设计基础之上的数字创意产业赋能于以创意内容业和创意设计业为上位概念的一系列周边领域，形成以影视传媒业、动漫游戏业、数字出版业为核心领域，以VR/AR产业为新兴领域，以文化与博物业、人居环境设计业、体育与健康业、设计业、玩具业、时尚服饰业、旅游业为衍生领域的产业布局。[10]

　　其中，作为数字创意产业衍生领域之一的文化与博物业是系统研究文化、文物与博物馆三者之间承载关系的专业领域，作为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的档案馆与博物馆天然的亲缘关系使得数字创意产业向档案馆的扩张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博物馆与档案馆天然的亲缘关系首先表现在相同的机构属性和相近的职能属性。

　　二者同属于社会文化机构的范畴，具有突出的社会性、文化性。同时，二者在职能定位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是以收藏功能为基础、服务功能为根本、教育功能为拓展，集多重职能于一身。其次，博物馆与档案馆的亲缘关系表现在馆藏资源的关联性和重合性。文博资源与档案文化资源同根共生，以不同形态展现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脉络，呈现时序相继、内容相依的发展特征。最后，博物馆与档案馆的亲缘关系还表现在数字时代馆藏建设实践路径的同向化。由建设数字档案馆、数字博物馆转向建设高级形态的智慧档案馆、智慧博物馆，推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打造系列化的数字文化创意精品。这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成为驱动数字创意产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融合发展的逻辑依据。

　　2.4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资源的丰富性和专属性

　　数字创意产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跨界融合是建立在相互需求基础上的双向选择过程。换言之，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因数字创意产业在政策、生产要素及产业链条方面的比较优势做出了对其合作者的单项选择，数字创意产业周边领域对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文化资源的需求度和认可度推动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完成基于相互利用需求的双向选择。立足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即档案馆视角，档案馆贮藏的文化资源是档案馆与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共同开发档案文化产品的源泉，离开档案馆藏资源谈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同时，馆藏资源的丰富性和专属性是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助力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重要法宝。丰富的馆藏资源为数字创意产业的资源库增添了多元的文化素材，多元的文化素材演绎出对档案文化意象的多元解读，使得档案文化资源以不同的价值表现形态凝结在档案文化产品中，创新了数字创意产业周边领域文化产品的样态。专属的馆藏资源启发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全新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将独有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档案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助力数字创意产业周边领域夺取文化市场的主动权。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资源的丰富性和专属性是吸引数字创意产业周边领域向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寻求合作的核心推动力。

　　3数字创意产业融合视域下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路径建构

　　数字文化时代，技术与创意的植入推动了档案文化产品的转型升级，不论是基于产品内容与形式创意化和数字化的基础升级，还是由实体形态产品向虚拟化产品和服务体验转向的优化升级，都昭示了其与数字创意产业辐射领域高度的相容性。由此，在科学排序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数字创意产业辐射领域适用程度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构建以游戏业、影视业、旅游业及服饰业为合作开发主体的全新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路径。

　　3.1核心领域之游戏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结合

　　融合文学、美术和绘画等多种艺术表达方式的数字游戏塑造了全新的艺术形态，构建了基于创意文化基因的共通意义生产场域，艺术、创意、文化与技术等元素在数字游戏中交织碰撞焕发出其持久的文化影响力和关注度。其中，作为游戏产业核心上游链条，数字游戏的生产研发与盘活档案文化资源、创新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形式的客观需求息息相关。一方面，丰富的档案文化资源是游戏研发中游戏规约、人物形象、技能装备设计的生动素材。

　　传统档案文化资源中映射当代道德价值取向的文化故事给游戏规约的顶层设计以灵感的启迪，性格鲜明的历史形象为人物设定提供了翔实的样例，人物宗族、性格、典故乃至生平事迹等信息的汇集打造出与人物形象相配套的专属技能装备“资源库”，自然地提高了受众的心理接受度。2018年，腾讯“新文创战略”的落地正式开启了“游戏+传统文化”的游戏研发模式，如MOBA手游《王者荣耀》打造出基于敦煌文化、戏曲文化的传统文化IP，塑造了花木兰、李白、赵云等鲜活、符合史实的正面人物形象，开发出兼有历史文化气质与文化市场认可度的游戏产品。

　　另一方面，以特藏档案和历史档案为创作蓝本，采用轻量化的开发方式并以数字游戏的形式呈现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数字游戏相结合的又一表现。《谜宫·如意琳琅图籍》是由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一款创意互动解密游戏，以清代档案为设计素材，在坚持合理安排情节、构建特色场景、科普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实现了线上应用程序与线下书籍、实景的有效衔接。[11]《纸上渔村》游戏以渔图档案为资源对象，应用Unity、Ps、Maya等技术，将原生态的渔村生活生动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也是档案游戏产品的有益成果。

　　3.2核心领域之影视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结合

　　以内容的创意导向、形式的技术导向为典型特征的影视产品作为影视产业的灵魂是输出正向价值观念，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重要形式。随着以快适伦理为核心的后情感主义思维的兴起，公式化的影视产品难以满足公众的多元文化需求，追求内容的文化深度成为影视创作的价值取向。

　　档案文化资源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题材成为影视创作的最佳素材。然而，档案文化资源的晦涩感、历史感以及与公众的距离感等固有质素依然存在，主动寻求与档案文化资源特质相匹配、兼具时代特征和年轻化表达方式的多形态节目模式成为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影视产业相结合的取胜之道。档案文化资源的晦涩感以及信息的分散孤立性激活了演剧类档案文化节目的创作意向。

　　当前，国内外档案影视创作实践形成了数量可观的档案纪录片，如我国的《清宫秘档》《南京大屠杀》，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的历史》《阿波罗11号》，英国关于英属印度分治期间当事人口述纪录片。[12]上述反映不同史实的纪录片按照逻辑主线组织档案信息，提高了故事的可读性，构成了档案影视文化产品的重要来源。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和厚重的历史感为纪实性档案文化节目提供了策划思路，如2009年北京卫视推出的《档案》、2012年湖北卫视推出的《大揭秘》，这两档系列性纪实节目皆以历史事件为线索，利用各类器物元素和原始档案还原历史真相，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猎奇心理，成为档案影视产品开发的典范。

　　此外，由我国用档传统所造成的公众与档案间的距离感在客观上推动档案文化探索节目的落地。《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两档节目以亲民的方式将端坐高台的文物资源展现在公众面前，引发了全民解读历史、守护文明的热潮，其节目本身已成为旗舰文化产品。同时，虚拟影视产品还衍生出传达文物精神内涵、兼具实用功能的实体文化产品，形成了嵌套式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实现了档案文化影响力的倍增。

　　3.3衍生领域之旅游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结合

　　公众发生的旅游行为实质上是消费由不同供给主体创造的旅游产品的过程。数字旅游、文化旅游、创意旅游、民俗旅游等全新概念的提出为多层次诠释旅游产品含义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将旅游产品的开发置于多行为主体共同构筑的资源空间中。其中，档案文化资源中有关古建筑、节日庆典、体育活动、民族歌舞、礼仪文化、伦理观念等反映历史、民俗文化的文本与实物信息丰富了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知识库，奠定了复合性档案旅游产品开发的资源基础。

　　就档案馆主导型开发而言，其旅游产品在满足开发过程中资源的独有性、过程的主导性、成果的专属性等条件时自然转化为档案旅游品牌的高层次概念。档案旅游品牌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档案资产本身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作为石刻档案的彝文摩崖因其遒劲的书法艺术而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13];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均以古建筑物作为选址，其建筑本身就已展现了古典元素的艺术魅力;英国Nucleus档案馆获得本国建筑界最高奖项，被誉为“空灵而精美的雕塑”[14]。全息摄影、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游览与体验行为的虚拟化，数字化档案旅游产品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立足于特色馆藏采用技术手段开发的形式丰富、价值多元的创意作品也为档案旅游品牌的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就档案馆参与型开发而言，档案馆以多主体协作的方式在挖掘与建筑、遗迹、故居等物质遗产和民俗活动、礼仪文化、传统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所形成的档案副产品也是档案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例如，北京天坛和布达拉宫的建筑模型都是在原有图纸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数字化设计完成的旅游产品，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3.4衍生领域之服饰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结合

　　沉淀了人们生活水平、艺术修养、审美表现和文化观念的民族服饰是传统服饰文化的物化表现，在官方的公开表态、社交媒体的推广以及社会价值认知的重构等内外联动因素作用下，传统服饰元素得以复兴和再生。自2018年起，共青团中央将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定为“中国华服日”，借以向公众展示传统服饰文化，并通过社交媒体大力宣传。物质与精神文明矛盾关系的转化造就了经济价值让位于文化价值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档案文化资源中包含的图形、纹样、刺绣与织造技艺信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是服饰设计与研发的原始样本，具有独一无二的开发潜力。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档案中保存的图案和纹样同时具有构思奇巧的美学语义和敬畏自然、缅怀先祖、祈愿幸福的人文语义。如彝族服饰中的火纹象征着辟邪平安的神圣力量，虎面纹具有祖先庇佑的寓意，马缨花纹是勇敢与爱情的代表。

　　利用信息技术将这些原始样本在数据空间中进行创造性设计，在稳定其基础符号形态的前提下，通过缩放、叠加等技术手段调整纹样的粗犷线条、弱化图腾凶猛的视觉感官[15]是档案服饰产品开发的创新方案。以女性视角书写的刺绣、织造技艺是传统技艺传承与技术创新的土壤。苏州丝绸博物馆在分析宋锦实物的基础上采用传统工序模拟上机路线，最终复制出数件宋锦实物，并改造现代电子提花织机，更换调整生产面料，开发出不同款式的服饰产品。[16]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图案纹样、刺绣与织造技艺的改造实现了档案服饰产品情感温度与经济效能的共生。

　　上述档案游戏产品、档案影视产品、档案旅游产品以及档案服饰产品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融合发展的产物，在开发模式上可以概括为档案机构主导型开发与档案机构参与型开发。数字创意时代，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固然是双赢的局面，但合作开发中的产权归属、档案机构资源授权的时效性以及资源的专项使用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档案机构应当与其他参与主体一道摸索出一条符合档案机构文化职能定位和文化市场规则的文化产品开发之路。

　　4结语

　　软文化与硬技术的结合是数字创意产业相较于传统文化产业的特色所在，数字创意产业整体呈现的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数字化、消费方式体验化、传播渠道网络化等特征正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相吻合。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而成的新经济形态，数字创意产业为文化产品开发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档案行业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最直接产物，档案文化产品能否借助数字创意产业的东风，在与数字创意产业机构的合作下，摸索出一条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创新之路，这不仅是公众对档案机构的期待，也是国家档案事业未来持续发展与扩大社会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抓手，而档案机构不仅需要转变档案资源开放与开发的思路，更要积极拓展数字创意产业与档案行业的融合点，使之成为个人、国家与社会档案文化观生成与延续的新动能。

　　注 释 及 参 考 文 献

　　[1] 王运彬，王小云.档案价值实现的基础、转型与跨越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7(1)：11-16.

　　[2] 王春晖.论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导向[J].档案学研究，2017(S2)：87-89.

　　[3] 朱莉.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阻碍因素及策略分析[J].档案与建设，2016(9)：33-35，28.

　　[4] 黄江杰，汤永川，孙守迁.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创新方向[J].中国工程科学，2020(2)：55-62.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16-12-19].

　　[6] 陈刚，宋玉玉.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2)：82-88.

　　[7] 新华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EB/OL].[2016-05-16].

　　作者：任 越 路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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