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与代际差异

　　摘要：作为贯通于中国现当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典型文化现象，红色记忆宏观层面的书写、建构、传承等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但个体层面的红色记忆研究相对空缺并亟待推进。为此，本文以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通过对36位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明晰了红色记忆“宏观—微观”的建构路径与结果，并诠释了延安老中青三代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记忆要素挖掘、叙事表达与资源活化构筑了居民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与巩固过程，促使当地居民生成富有时代特色的红色记忆内容，并最终构建了老中青三代权威性、功能性及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研究结果折射出记忆建构的社会力量与时代变迁对个体记忆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为规范开展红色记忆实践，推进红色记忆薪火相传提供了理论参照。

　　关键词：红色记忆;记忆建构;代际差异;红色资源;延安

　　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红色记忆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历史动态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追求独立富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全部社会历史实践的印象积累[1]。红色记忆印证了革命历史，彰显了红色文化的独特性和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4]。

　　红色记忆是一种爱国主义指向的文化心智活动，是人们对中国革命行动、精神和经验等内容进行回想的能力，以是否有革命经历为标准，红色记忆主体被划分为革命亲历者和非革命亲历者两类[5]。革命亲历者往往经历过革命战争等危及生存的事件，对革命精神存有切身体悟，其红色记忆鲜活、深刻且高度一致[6]。非革命亲历者则是通过父辈、教科书和社会宣传来接受红色记忆信息，其记忆内容相对宽泛、抽象和单薄，深度感悟明显不足[7]。

　　作为时间和空间共同规约的产物，记忆需要循环延续的社会时间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形态来搭载传承[8]。但当前不断涌现的社会记忆忘却症候，加之代际隔离，使遗忘日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常态。红色记忆也不能例外，其代际差异逐渐显化，系统性消解的威胁依旧存在。为此，本文选择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尝试分析延安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及结果，挖掘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以期研究结论呼应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为红色记忆实践、红色记忆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1文献回顾

　　1.1集体记忆与红色记忆

　　集体记忆是记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9]，它是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集体记忆具有四个内涵特征：第一，社会建构性。记忆不是历史，不是对过去事件和场景的机械复制和静态呈现[10]，而是在不同社会框架中相关利益主体不断斗争协商的动态结果[11]。

　　第二，群体性。不同社会群体各有其独特的集体记忆，且只有活跃在群体中的人才会拥有该群体最为生动的记忆，小至家庭、组织协会，大到国家与世界都有自身的集体记忆[12]。在这里，“群体”是个体认知发生的社会语境，而不是认知本身的主体。第三，联系性。集体记忆会将自我与环境、过去与现在、生活与传说、随机经验与无意识惯例等不同层次的范畴联系在一起[13]，共同构筑本群体的完整叙事体系[14]。

　　第四，递减性。集体记忆虽然摆脱了个体生理生命周期的限制，但也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或遗忘的趋势[15]。一旦群体成员不再记忆，那么集体记忆将走向消亡。集体记忆如此重要，以至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均将其作为体现自我意志和维持群体认同延续的首要大事，并致力于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活动来促进集体记忆的当代延续与传承[16,17]。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除了集体记忆的若干基本特性外，红色记忆也具有其独特性，其最为关键的内涵特征即“红色”。

　　首先，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伊始，红色就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鲜明隐喻[18]，因此其记忆对象主要聚焦于1921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相关的集体记忆，如红军长征、百团大战等等。其次，“红色”所象征的激情、热血、革命精神与品质使得集体主义、崇高理想等成为红色记忆的核心要义。是以，红色记忆不等于红色历史知识，红色历史知识是历史事实和真相的呈现，而红色记忆更多强调情感性的存在[19]。最后，“红色”富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和国家色彩，红色记忆是由红色政党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的产物，是政治权力推动下的官方主流话语，在当今中国社会具有主导性[20]。其核心在于，国家积极推动全体国民对红色革命人、事、物及精神的掌握与体悟，实现国家话语体系的统一。

　　1.2红色记忆的建构

　　红色记忆的建构是对红色记忆进行挖掘、编码、重组、表达等一系列行为的过程与结果，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涉及外部和内部建构两个层次。红色记忆的外部建构主要涉及建构主体、建构形式、建构内容和意义生产等四部分。建构主体上，由于红色记忆的国家属性和政治视野，官方话语占主导地位，决定着红色记忆内容的走向;民间话语则处于辅助地位，是对官方话语体系的补充和延展[4]。

　　伴随社会发展和多元语境的出现，民间红色话语更加活跃，其在红色记忆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建构形式上，根据受众是否亲身参与，红色记忆建构包括静态建构与动态建构两种，前者包括史料整理、档案建设、艺术创作、影视制作、博物馆展示等，后者则包括纪念仪式参加、旅游展演互动等。个体可以通过身体参与重新模拟与体验过去，从而获得更鲜活与稳固的红色记忆[3]。建构内容上，红色记忆的内涵范畴随时代发展和社会价值诉求改变而不断演进，具体内容与情节则在记忆与遗忘的对抗中不断迭代与更新[1]。

　　意义生产上，记忆的诠释既受到社会情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关涉到社会群体的各种需要和动机[21]。如民营企业党建活动等，往往会结合自身社会、经济和文化诉求对红色记忆进行差异化解读及创新性转化。红色记忆的内部建构主要包括个体回忆刺激生成和认知加工生成两种方式。首先，回忆刺激会促使个体产生与真实感受相似的心理反应[22]。红色记忆建构过程中，如果个体接收到的外部刺激和信息是正向的，个体就会产生积极的“红色”认知，相反可能会产生消极解读。基于对革命史实和历史功绩的科学客观判断，我国国民基本形成了积极的政治取向及情感倾向。

　　然而，不可忽视的历史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必然会对部分民众历史认知造成负面影响，正向积极的价值观引导显得尤为重要[23]。其次，认知方式影响着记忆策略的选择和记忆的内容[24]。根据个体组织、加工信息过程中依赖外在参照还是内部感知线索的不同，认知方式包括“场依赖”和“场独立”两种表现形式[25,26]。“场依赖”认知方式下，个体通过家族间的记忆传承或社会层面的人际交流与分享，形成与集体价值体系规范一致的记忆价值研判[5,27]，从而确立自身的红色记忆图式。“场独立”认知方式下，个体红色记忆建构较少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或干扰，其更多是通过自我深度思考和对红色史实的认知评估，来形成稳定的红色记忆体系。

　　1.3代与代际差异

　　“代”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对其概念和属性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概念方面，“代”被界定为具有共同出生年代、共同经历过关键成长阶段的可识别群体，这一界定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28]。属性方面，“代”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其自然属性指不同世代间的更替过程，它划分了代的边界，解释了生与死、有限的生命周期以及伴随衰老而来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变化等现象[29]。

　　“代”的社会属性则是指“代”的本质特征，它规定了人们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行为范式[30]。显然，“代”的社会属性在重要性程度上大于自然属性。然而，二者也是相互统一的整体。“代”的社会属性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社会属性相同的一代人都分布在相对稳定的年龄周期内;“代”的自然属性则总是被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制约和分化，因此同一年龄阶段的人并不能构成完全同质性的个体[31]。

　　每代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总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使得不同时代的人在信念、心理、行为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即代际差异。Mannheim[29]的代际理论强调了代的位置、现实意义的代和代内小组三个概念，说明了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生活时代(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阶级位置(社会位置)和人生经历三个方面。其后，学者们对Mannheim的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实证检验和完善，部分研究强调了代的位置对群体差异的影响，如Jose等[32]认为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人共享某一历史阶段，他们生活的历史阶段形塑了他们的观点;Mead[33]指出代际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巨变。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代际群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不仅涉及年龄和生活时代，还应包括个体的身份、风俗习惯和经历等[34]。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概况

　　延安曾长期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红色资源留存丰富，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城”。资源方面，延安境内有革命遗址4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38]，是我国目前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革命纪念地群，其红色资源具有至高性和不可复制性。文化方面，延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庞大的红色资源存量和深厚的红色文化传统奠定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崇高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及文化影响力，延安积极开展了红色资源的保护和挖掘工作。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中，延安红色遗址遗迹保护日益全面，红色文化整合持续提升，红色精神创建日渐显化，已然成为全国红色文化传播高地、共产党人精神高地。这使得红色资源不仅成为延安地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当地居民红色记忆生成与延续提供了鲜活参照和动力源泉。

　　2.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分析、实地观察、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世代研究方法。为系统了解延安红色记忆建构路径与举措，在正式调研工作开始前，首先大量收集延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发展规划纲要、报刊杂志和学术论文等文本资料，提取相关的数据信息和文本内容，并按照所在时间对已收集材料进行筛选与梳理。正式调研工作开始后，调研组于2020年9月1日至10日在延安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

　　正式调研重点考察延安市红色文化氛围、红色记忆传承与建构举措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记忆实践，并形成相应的图片和笔记记录，以补充二手资料的不足。最终，共形成29万字的文字笔记和68张实地照片。对相关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归类整理后，初步识别了延安红色记忆建构的不同方式、手段及其特征。在对延安红色记忆建构方式与内容初步了解基础上，调研组于2020年10月1日至20日再次进入案例地，对延安当地居民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旨在从微观个体角度了解与印证延安红色记忆的建构实践，探究延安红色记忆建构效果。

　　为清晰呈现延安红色记忆的建构与变迁，本文采用世代研究方法，即选取不同世代的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其红色记忆的具体表现及规律性特征。沿袭20年一代的代际划分传统[39]，本文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如下划分：40后和50后为老年一代，该世代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延安的历史面貌和红色资源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其红色记忆更多来源于自身的观察和体验;60后和70后为中年一代，该世代记忆形成期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转折点，因而其认知体系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80后和90后为青年一代，该世代成长于物质相对丰足的当代社会，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精神面貌更加开放，对红色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更加多元。

　　访谈主要包括两个问题：(1)访谈对象对延安市红色文化、红色活动的认知及红色文化熏陶下的行为与实践;(2)访谈对象自身的红色记忆内容及对红色记忆的解读。访谈时间在30~120分钟之内，访谈对象共计36人，访谈文本23万字。访谈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性别上，男性19人，女性17人;年龄上，老年一代11人，中年一代12人，青年一代13人;受教育程度上，大专及本科以上17人，高中及以下19人，样本分布相对合理。以“代际特征—访谈顺序”的方式对访谈对象进行编码，其中，LN代表老年一代，ZN代表中年一代，QN代表青年一代。

　　3结果分析

　　3.1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

　　3.1.1要素挖掘与记忆编码集体记忆本质上是按照集体意志对历史要素进行澄显与遮蔽的过程。共同体往往在对事件和史实的选择性强化与结构性重组中，塑造了符合其发展目标的记忆要素挖掘和遴选体系。延安红色记忆的内容挖掘主要是从史实要素、物质要素和环境要素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史实要素是关于延安红色文化与历史的文本性要素，它既是红色记忆的基本内容，也是一切红色记忆实践活动发生的基础。

　　红色记忆建构中史实要素的遴选以价值契合与悖逆为基本逻辑[40]。通过对不同历史事实和资源的梳理和取舍，典型的历史文化要素不仅得以保存，并且在企业、地方和国家的运作下被包装和强化。该情景下，居民受特定红色景观的影响，完成自我与红色资源的初步联结。在这一联结中，资源留存要素所代表的“过去”成为记忆的主要内容，并构筑了居民的红色文化感知和记忆基础。

　　例如，延安老年居民将红色记忆与革命记忆划等号，如LN-08所说，“好多国民党军队不是打下来的，是他们自己不打了，实际上国民党的队伍成就了共产党的队伍”。而中青年居民往往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纳入红色记忆的时间范围，如ZN-02认为， 安红色记忆就是我们的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长石油就反映了这种文化”。

　　其次，物质要素是关于延安红色文化与历史的客观物质类元素，是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如革命旧址、革命纪念物等等。延安物质要素的挖掘主要包括“修旧如旧”和新建文化空间两种方式。修旧如旧方面，延安不断加强对现有遗址和纪念物的保护意识，提高遗址文物的修复水平，最大程度上保证红色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21世纪之前，延安对遗址和纪念物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使得一些小规模的红色资源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被逐渐遗弃，如市场沟被拆除和挤占，抗大旧址被高楼蚕食吞并等[41]。2000年以来，延安市政府实施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延安13处革命旧址文物保护工程等，大力扩充、提升了红色资源保护的覆盖面和保护力度，推进红色遗产的修缮与管理。同时，红色旅游的蓬勃兴起和多元主体参与旅游发展，使得许多小型资源逐步得到合理保护与开发。日益健全的物质资源保护和开发体系，为红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实体基础和客观保证。

　　3.2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

　　3.2.1老年一代：权威性红色记忆

　　老年一代居民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延安政府积极开展红色资源整理和保护工作，积极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促进民族和国家认同。具体来说，在客观物质方面，延安以13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核心，对革命遗址进行了整理与修缮，对革命纪念物，如革命领导生活起居物品、相关文件资料等进行收集和保存。

　　在话语表达方面，延安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和媒体报道等方式积极梳理和整合红色革命精神与事迹，进而在社会层面形成了讴歌型的红色文化氛围。由于老年一代切实经历过落后时代的艰难困苦，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建的发展成果倍加珍惜，因而他们对延安政府的资源保护和文化整合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和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权威性的红色记忆体系。具体来说，这种记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符号记忆是个体心理结构中与红色革命历史密切相关的符号系统[19]，包括内容与意义两层内涵。在内容方面，老年居民的记忆内容奠基于革命战争时期的纷飞战火和建设初期的艰苦奋斗，因而具有强烈的生活取向性和内涵丰富性。具体来说，他们的红色记忆内容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青年时代的所见所闻，且相较于其他群体有着更为详尽的故事细节。如LN-05所说，“比如我家的那把军用水壶就算是比较有意义的物品。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给生产队干活儿，总是带着那个水壶。

　　它不光是我们家庭亲情的见证，同时也是那个艰苦年代的缩影”。在意义方面，老年一代不仅将客观的红色符号编入自身的记忆体系，同时还以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认知偏好为依据，围绕红色文化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赋予了符号记忆独特性内涵与价值。同时，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老年一代的符号记忆与红色文化的主流价值具有高度一致性。如LN-03所说，“毛主席让国家解放，让人民真正拥有土地和自由，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其次，情感记忆蕴涵了个体的实际思维过程和情感状态，体现了人们对红色文化的情感依附和归属[27]。由于大量老年人亲身参与了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其红色记忆之中蕴藏着对过去时代和革命亲友的认同感和怀念感，进而表露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敬仰等感情，频繁出现于老年居民访谈文本中的“鱼与水”“为人民服务”“吃苦耐劳”等话语表达便是佐证。

　　最后，实践记忆源于休闲、工作、交往等与红色文化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是个体心理结构中红色行为和红色活动的相关信息[45]。相较于其他群体，老年居民的实践记忆往往来源于自身生活经历等直接渠道，因而更加直接和鲜活，如LN-01所说，“六十年代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单位也要帮农民下地干活儿。那会儿经常凌晨下着雨，我们就去田里边收庄稼。虽然条件很艰苦，大家也都愿意，当时我们生病了基本上都不请假”。基于青年时代形成特定的实践模式，老年居民的红色记忆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且具有相当鲜明的价值取向，如LN-10所说，“比如说我们这一辈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保持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习惯”。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以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与世代研究等方法，对延安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建构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明晰了老中青三代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具体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存有三个基本的建构路径。第一，从要素挖掘到记忆编码。政府、企业和个体从海量的相关要素中进行挖掘、选择和筛选，最终确定红色记忆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圈定了红色记忆编码活动的基本构成。第二，从叙事表达到记忆选择。不同的叙事主体从各自的动机出发，通过辨别城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运用宏大叙事和微小叙事两种策略，为延安城市居民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红色记忆传承方案。

　　第三，从资源活化到记忆巩固。延安红色资源的开发者通过静态呈现、实景再现和舞台表达的方式，将抽象的红色信息感官化和体验化，进而强化了红色叙事的可接受性，实现了红色记忆的巩固。其次，延安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在老中青三代分别表现出权威性、功能性和反思性的特征。具体而言，因老年人亲历了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难生活，对党和政府的成就与政策给予充足的信任，其红色记忆表现出与政府话语高度一致的权威性特点;中年一代需直面社会生活压力，倾向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品读红色资源，因而其红色记忆具有鲜明的功能性特征;相比之下，青年一代正处于生命的成长期和规划期，渴望从红色资源中获取人生启迪，因而其红色记忆具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

　　最后，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来源随着代际的早晚，呈现出由详实丰富到抽象概括、由亲身体验到外部建构的演变趋势。具体来说，老年一代亲身经历过红色革命与建设时期，很多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在后续的时间沉淀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丰富细节的红色记忆;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红色记忆不是自然生成，而是主要来源于老年一代的传承和社会组织的建构，因而他们的红色记忆具有外部建构和抽象概括的特点。

　　4.2讨论

　　红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既不是自然和历史等环境要素的客观规定，也不是居民依据自身生活需要的主观发挥，其本质是历史、权力、资本、居民和自然等多种元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延安居民的红色记忆与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首先，延安的红色历史、资源和环境是当地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培养基，直接规定了红色记忆的描述对象和基本色调。无论权力、资本和居民如何遴选、包装和解读这些记忆对象，均无法改变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历程中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导向。

　　其次，记忆主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深刻影响着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和巩固过程，最终也造就了权威性、功能性和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另一方面，延安居民的红色记忆又是当下各种相关群体按照社会需要和主观诉求持续建构的结果，如企业和景区尝试在兼顾红色资源严肃性和教育性的同时，通过商业和文艺手段塑造更具艺术气息的红色记忆，当地居民也结合自身生活现状、职业诉求和个人发展的微观需要，生产和建构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特征的红色记忆。

　　文史论文投稿刊物：《广西社会科学》(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虽然本文尝试探讨了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和代际差异，并为红色记忆实践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缺乏量化检验。第二，本文以代际作为群体之间的区分标准，那么除了代际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群体因素会影响居民的记忆内容与结构，如居民受教育程度等。为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持续扩展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一步剥离和挖掘个体红色记忆形成的核心影响因素。其中，脑神经科学机理分析、在地临场情境体验与社会建构宏观刻画紧密结合的研究逻辑，应在个体红色记忆研究中给予足够的关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刘起林.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6.[LIUQL.TheAestheticChangeandNarrativeStateofRedMemory.Beijing:ChinaSocialSciencesPress,2015:4-6.]

　　[2]ZHAOS.Production,transmission,andconsumptionofredtourisminChina:Amodelofthecircuitofredheritageandtourism.Phoenix:ArizonaStateUniversity,2014.

　　[3]高月,翟光勇.纪念空间的转型对红色记忆的书写与传承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20,35(6):131-136.[GAOY,ZHAIGY.Theinfluenceofthetransformationofmemorialspaceonthewritingandinheritanceofredmemory.SocialSciencesinGuangxi,2020,35(6):131-136.]

　　[4]王鉴颖.红色记忆的建构与核心价值认同.南京:东南大学,2014.[WANGJY.Theconstructionofredmemoryandcorevalueidentification.Nanjing:SoutheastUniversity,2014.]

　　作者：白凯1,2,3，康晓媛1，王博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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