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迁移背景下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

　　摘要：邻里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间，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居住迁移的普遍发生，邻里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更加复杂。人们对邻里环境的偏好和选择受到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邻里环境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论文基于广州市的调查问卷数据，选取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行为的712个样本，并按生命历程阶段分别构建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邻里环境对个体幸福感影响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存在差异，邻里公共环境的整洁性更有助于提升青年早期的幸福感，邻里关系的和睦性更有助于提升老年阶段的幸福感，而设施的便利性在整个生命历程阶段都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感。居住迁移对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在中年和老年阶段更加明显。随着迁移时长的增加，感知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得到强化，而客观邻里环境的影响不断削弱，邻里环境的改善可以更有效地提升短距离迁移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关键词：邻里环境;幸福感;生命历程;居住迁移;广州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除经济效用外的个体幸福感问题，并倾向于用幸福水平来评价社会的进步[1-3]。随着幸福感研究的深入发展，幸福科学(scienceofhappiness)作为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由此产生。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因素只能解释小部分的幸福感差异，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4-6]。

　　经济方向论文范例：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邻里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间，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对它的感受[7]，因此有必要权衡邻里环境的各要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幸福感。人们对邻里环境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生活阶段的影响[8]。也就是说，邻里环境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因素可能不同。有研究指出，在成年早期到中期，邻里环境的影响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比老年人更频繁地在邻里以外的地方工作和娱乐[9-10]。

　　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行为、活动能力和观念有所不同，对各种服务和设施的需求也会非常不同[11-13]。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并导致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对邻里环境需求和偏好的差异。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个体在每个生命历程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需求和需要完成的发展任务[14-15]。在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居住需求和偏好，有理由猜测邻里环境变量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别。

　　此外，已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常态化的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但对大多数人而言，邻里环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尤其是近些年居住迁移越来越普遍地发生[16-17]。作为对一个人长期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18]，幸福感必然与生活选择(如居住地重新安置)联系在一起。有研究表明，居住地搬迁会引起居住环境的变化，进而对幸福感产生影响[19-20]。

　　从空间维度上，越远距离的居住迁移可能会经历更大的生活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关系到原有社会网络和资本的支持程度，还关系到适应新环境的挑战[21-23]。从时间维度上，幸福感的设定值理论表明，人们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使幸福感回到最初的水平[24-25];而另一些研究认为居住迁移会导致特定生活领域发生重大而持久的变化，带来健康与福祉的变化[26-28]。居住迁移往往伴随着特定的生命历程事件(例如婚姻、就业等)，然而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由于居住迁移带来的环境变化以及新环境适应性问题在邻里环境和幸福感关系中的潜在重要作用较少得到关注。

　　因此，本文认为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偏好会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尤其是居住迁移后的人们对新的邻里环境可能更加敏感，为了区别以往常态化的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聚焦不同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行为的居民来分析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动态关系，在居住迁移的背景下主要关注以下2个问题：①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受到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②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受到居住迁移的时间维度(居住迁移时长)和空间维度(居住迁移距离)的影响。研究将为个体行为决策和社区规划与治理提供参考和依据。

　　1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基于2016—2017年在广州进行的调查。近几十年，广州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空间扩张，城市内部的居住迁移现象发生较为普遍。研究区域涵盖了广州市的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黄埔区、白云区和番禺区7个辖区(图1)。采用分层抽样选取样本。

　　首先，基于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部分人口和社会经济指标及住房条件指标(如户口、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住房面积、住房建设年代、房屋性质和住房租金等)等指标进行因子生态分析和聚类分析，将广州市社区划分为中产阶级社区、功能混合旧城社区、外来人口社区、廉租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高级住宅区和农村社区等类型。

　　然后，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选择相关主因子得分排序靠前的社区作为样本社区。通过在样本社区开展随机抽样调查获得居民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幸福感状况等数据，同时调查了居民详细的居住迁移历史信息，包括迁移时间、地点等。最后，从3047份调查问卷中选取在所处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的41个社区的712个样本进行分析。

　　1.2研究变量

　　1.2.1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参考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对幸福感的测度主要有2个指标：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和开心度(happiness)。这2个指标密切相关，在文献中经常互换使用来代表幸福感[29-30]。但两者表达的幸福感略有差异、互为补充，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质量比较稳定的认知，而生活开心度是一种可以立即获得的感觉，不需要复杂的认知过程[29]。

　　对幸福感的关注，不仅要关注幸福感的强度，同时也要关注幸福感的频率[31-33]。因此，本文通过生活满意度的强度(不满意到满意)和生活开心度的频率(很少到总是)这2个指标构建幸福感指数，对每个指标赋予同等权重。该指数比幸福感2个组成部分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和更可靠的指标衡量幸福感水平[29]。幸福感得分最低为2，最高为10，均值为6.33，偏度为-0.163，峰度为-0.269，近似正态分布，稍微向左倾斜。类似的幸福感负偏态分布在以往的研究中也经常出现[30,34-35]。因此，负偏态似乎是幸福感得分的自然特征，而非数据搜集方法带来的偏差。

　　1.2.2解释变量：邻里环境

　　关于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涉及环境因素的主观感知评估和客观评估的使用。主观评估受个体偏好的影响，而客观测量是一种客观属性特征。人们对环境的主观感知可能与客观指标有所不同，相同的环境特征可能会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机会或障碍[36]。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邻里的主观感知环境变量和客观环境变量。

　　感知邻里环境通过4个维度来表征：安全性、整洁性、便利性和和睦性。邻里安全性通过居民对邻里安全程度打分获得;邻里整洁性通过居民对邻里公共空间的空气、噪音、卫生、绿化等状况的打分获得;邻里便利性通过居民对邻里超市、菜市场、学校、医院、交通等日常生活设施便利程度打分获得;邻里和睦性通过邻里互助程度打分获得。感知的邻里环境的4个维度分别划分为5个等级，1为最低分，5为最高分。客观邻里环境采用邻里人口密度以及500m缓冲区内的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路网密度(不包括居住小区内的道路)和POI混合度，并将客观邻里环境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NDVI代表邻里环境的宜人性，人口密度反映邻里的紧凑性，路网密度反映邻里路网的通达性，POI混合度反映邻里功能的多样性。

　　1.2.3调节变量：居住迁移的时长和距离

　　一些理论模型强调了居住迁移后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适应新环境的重要性，而这种变化和适应是一组随时空而展开的环境体验过程[37]。迁移的时长是对新环境适应和熟悉过程的重要指标，而迁移的空间距离是居住迁移带来生活环境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38-40]。

　　因此，本文选取居住迁移的时长和距离作为调节变量来分析居住迁移后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选取的是在当前生命历程阶段进行了居住迁移的样本，因此，居住迁移时长的取值范围为每个生命历程阶段的长度。虽然生命历程阶段的划分年数是不均等的，但每个独立的模型都是为了适应特定生命历程分组中潜在年龄差异而设计的。

　　1.2.4个体属性变量

　　就人口统计因素而言，性别和教育水平是幸福感的2个标准协变量[41-43]。此外，收入水平和健康也会影响居民对幸福感的认知[42,44]。在中国，户口类型也是幸福感值得思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45]。因此，本文将个体属性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自评健康和户口类型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1.3统计分析

　　在幸福感研究中，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有序回归都是常用的研究方法[46-47]。考虑到幸福感量表结果是有序的，虽然在理论上使用有序回归似乎更合适，但Ferrer-I-Carbonell等[48]发现2种方法都可以提供稳健且相似的结果，并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近一步的支持[47,49]。OLS相对于有序Logistic或Probit方法的一个优点是，OLS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地理解估计系数的含义，并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47]。因此，本文使用OLS作为主要回归算法进行解释，并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进行分析前，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所有变量的VIF均小于10，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2实证分析

　　2.1描述性统计

　　研究将成年后的生命历程分为：青年早期阶段(19~28岁)、青年后期阶段(29~44岁)、中年阶段(45~59岁)和老年阶段(60岁以上)。这种分类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年龄阶段划分的，同时建立在对生命历程中迁居行为的理论考虑和迁居经验基础上[50-51]。为了区别常态化的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更好地识别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邻里环境要素，选取处于18~28、29~44、45~59岁和60岁以上4个生命历程阶段并在当前生命历程阶段进行了居住迁移的个体(城市内部的居住迁移)，共得到研究样本712人。

　　2.2邻里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在青年早期阶段，感知邻里整洁性、设施便利性均与居民幸福感水平显著正相关(β=0.518，P<0.01;β=0.250，P<0.05);而对于客观邻里环境，NDVI与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β=0.199，P<0.05)，路网密度与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β=-0.177，P<0.05)。在青年晚期阶段，感知的邻里设施便利性与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β=0.229，P<0.05);而客观邻里环境的NDVI、POI混合度与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β=0.201，P<0.05;β=0.538，P<0.01)，路网密度与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β=-0.310，P<0.01)。

　　2.3居住迁移的调节作用

　　考虑到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居住迁移经历对邻里环境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在表3的基础上，将居住迁移时长和距离作为调节变量，在模型中引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邻里环境特征与居住迁移特征的交互项，来探究不同生命历程阶段邻里环境与幸福感关系随着搬迁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变化。

　　对于居住迁移的时间维度，感知邻里设施便利性和迁移时长的交互项在各个生命历程阶段都与幸福感水平显著正相关(β=0.091，P<0.10;β=0.094，P<0.10;β=0.097，P<0.10;β=0.157，P<0.05)，也就是说，随着居住迁移时间的增加，感知邻里设施便利性与幸福感的正向关系不断得到强化。此外，在中年阶段，客观的路网密度与迁移时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27，P<0.05)，而POI混合度与迁移时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106，P<0.10)，表明迁移时间的增加削弱了客观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

　　在老年阶段，邻里和睦性和迁移时长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β=0.164，P<0.05)，而客观POI混合度和和迁移时长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β=-0.087，P<0.10)，表明感知邻里和睦性对幸福感水平的正向影响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得到强化，而POI混合度的影响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得到削弱。对于居住迁移的空间维度，在中年和老年阶段，感知邻里设施便利性和迁移距离的交互项与幸福感水平显著负相关(β=-0.038，P<0.05;β=-0.032，P<0.01)，表明迁移距离削弱了设施便利性与幸福感水平的正向关系。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由于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居住选择和邻里环境需求与偏好，可能导致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已有研究往往将邻里环境作为一种常态化的静态背景，较少关注居住迁移在邻里环境与幸福感关系中的重要潜在作用。因此，本文聚焦居住迁移后的居民，来分析不同生命历程阶段下邻里环境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受到居住迁移时空维度特征的影响。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邻里环境对个体幸福感影响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存在差异。青年早期比其他生命历程阶段更加关注邻里公共空间环境的整洁性，而老年阶段则更关注邻里关系的和睦性。邻里设施便利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可以显著提升个体幸福感，表明邻里设施依然是城市规划和社区治理的重点。

　　此外，降低路网密度、增加POI混合度也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2)居住迁移在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在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老年人对邻里的依赖性更高，邻里环境的变动和适应情况对其生活的影响更大。研究同时发现，居住迁移时长强化了感知邻里环境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削弱了客观邻里环境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邻里环境的改善可以更有效地提升短距离迁移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3.2讨论

　　首先，本文的结果将为个体的居住选择和城市治理提供参考。由于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人们对邻里环境的选择和偏好不同，同时随着居住迁移的普遍发生，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将更加复杂。居民个体及家庭要根据其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合理进行居住选择。未来的邻里规划与管理要特别注重基本生活设施的合理配置，同时注重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群体的环境偏好差异。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必要提供充足的城市住房，制定合理的居住迁移干预措施，使城市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阶段的居住选择和需求。

　　其次，本文扩展了地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内容。目前，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把所有的居民放在一起讨论，而不考虑他们所处的生命历程发展阶段。这种方法没有认识到，邻里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可能会因人们所处的人生阶段而不同。本文证实了在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邻里环境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将生命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策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生命历程阶段邻里环境的影响。

　　最后，居住迁移的时空特征调节了不同生命历程中邻里环境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随着居住迁移越来越普遍地发生，必然伴随着邻里环境的变动和新的邻里环境的适应。以往将邻里环境作为惯常的静态背景来分析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忽视了居住迁移可能的重要作用。本文聚焦居住迁移后的居民，初步探索了居住迁移后新的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居住迁移特征带来的影响，丰富了邻里环境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但居住迁移前后邻里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个体幸福感以及居住迁移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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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玲玲1,2，周素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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