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旅游目的地多为高级别景区组团区或城市群形态，产生聚集效益。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为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高级景区空间聚集对城市旅游效益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陕西高级景区以西安市为中心，呈层级递减的凝聚
摘要: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旅游目的地多为高级别景区组团区或城市群形态，产生聚集效益。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为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高级景区空间聚集对城市旅游效益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陕西高级景区以西安市为中心，呈层级递减的凝聚型分布，山西以“大—运”高速为轴线分布相对均衡。②西安市高级景区聚集度显著高于太原市，其旅游人次和收入效益为太原市倍。③高级景区聚集可通过驱动产业集群发育，提高城市旅游地位，并加强市际经济联系。④利于游客缩小旅游时间比，减少劳动支出，以获得最大旅游效益。
关键词:空间聚集效益;旅游供需视角;城市首位度;高级景区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益提升型转变[1]。要素禀赋条件、要素配置及其集聚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长期动力[2]，旅游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其区域聚集化发展能够加速旅游聚集经济效应的实现，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成长为地区经济新增长极。
旅游论文范例：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传统旅游目的地旅游消费转型升级研究
产业聚集与一定地域拥有的资源相关[3]，旅游景区是旅游资源的代表，高A级景区是旅游景区质量的重要体现，其数量及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旅游业的空间结构，旅游发展在“提质增效”过程中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然而，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在旅游产业集群内扮演什么角色，其对城市旅游效益有何影响，从供给端的吸引—接待能力和需求侧的成本—效益角度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这也成为旅游业聚集经济研究中亟待探讨的问题。
探究高A级景区在产业聚集中的角色分工及产生的聚集效益，对促进城市和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997年，Ellison、Glaeser对美国产业集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4]。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产业发展不均衡与高级别旅游景点的空间集中性有关[5]，旅游资源禀赋优势及丰度大小是旅游产业区域聚集的根本动力[6]。旅游产业集聚化转型升级先后经历了基于核心旅游资源的“景区组团区”到“度假游憩综合体”再到“旅游产业园区”3个阶段，明显受旅游品牌溢出效应的影响[7]。
整体上看，我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其中5A级景区多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8]。而高级别旅游景区及其区域的聚集性是吸引游客和取得旅游业绩的基础[9]，在拉动旅游就业、旅游产业配置等方面效果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10]，其直接经济效应明显，人均GDP转化力等间接效用有限[11]。
同时，景区凝聚型发展模式能提升旅游区位优势度，便于景区之间客源互送和共享公共基础设施，利于旅游者获得最大效益[12]。另外，较好的旅游资源丰度及集聚水平有助于提升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梳理文献发现，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的聚集基础和内在动力，然而已有研究对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聚集效益的分析多停留在旅游收入和人数指标层面，对其内在作用机理如旅游者市场选择和空间行为视角探讨不足，且较少着眼于中西部资源富集区。
旅游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与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是否有内在联系?若有，其空间聚集又如何影响旅游效益的实现?聚集经济理论从供给角度较好解释了工业聚集效益的产生，但与工业、制造业生产销售过程不同，旅游活动的异地性和暂时性特征决定了其只能在有旅游资源的地方进行，旅游者也需要到产品所在地消费，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旅游者这一需求主体。
鉴于此，本文选取陕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作为案例地，从旅游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创新性提出城市旅游空间聚集作用机制，探讨经济地理视角下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对旅游效益的影响路径，力求为旅游经营者与管理者提供合理规划建设景区、增强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参考。
1概念模型与理论假设
1.1概念模型
在旅游产业集群发育初级阶段，其往往聚集于核心旅游景区周围或景区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和大城市，形成大型景区或景区组团[7]，相关企业在追求外部经济性的基础上，围绕景区组团和产业价值链进一步孕育形成旅游六要素产业群，产生旅游中心城市。其间，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并驱动生产要素的“经济”与“地理”属性有机结合，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共同影响旅游效益，并构建起以高A级景区聚集组团为核心的空间聚集效益作用机制。高A级景区聚集组团有助于酒店、旅行社、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旅游企业获得集群式发展，是该机制的内核。
具体表现为：首先，交通可达性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能加快布局交通网络，从而改善本地交通区位条件，提高旅客输送能力和道路承载力。其次，旅游景区集聚可以刺激旅游目的地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食、住等消费，延长游客滞留时间，在城市经济地位相对一致的情况下显著提高宾馆、饭店的利用率，如桂林、黄山、三亚等旅游城市星级宾馆和饭店的数量就远高于同规模城市。
再次，旅行社同样具有空间选择偏好，根据旅游消费需求范围的不同，集群内旅行社依托地缘优势充分享受知识溢出、创新技术联动等正外部性，有效避免恶性竞争，从而达到良性共生。最后，旅游业的产品生产与旅游者的需求和空间行为相适应，是一个不断融合升级的过程，因此其他旅游企业如旅游车船公司、商贸娱乐、文化创意和投资公司等，伴随着旅游上下游企业链的延伸，逐渐成为区域产业集群融合式发展的重要力量。
市场和政府是保障区域产业集群良性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力量，前者包括竞争合作环境和客源市场需求，后者指政策制度和城市行政级别差异，二者共同构成过渡圈层。旅游市场中，聚集主体首先需要了解细分市场的旅游需求，才能进行有效分工、合作与竞争，如旅游景区间资源共享、客源互送，旅游景区与酒店等其他企业间的产品组合、价格竞争等，树立核心品牌以获得集聚竞争优势。不同级别城市其成为区域增长极的能力不一，极化和扩散效应也有显著差异。
我国城市行政级别大致可细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13]，级别越高的城市往往在人口与经济规模、政策倾斜力度等方面占据一定优势，更易吸引周边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土地等资源。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指标既能从供给侧衡量旅游经济效益，也能从需求侧反映旅游景区聚集的吸引力大小，在“供”与“需”之间产生循环累积效益，是聚集作用于效益的具体路径体现。
随着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需求外溢，各旅游基础要素倾向于地理靠拢以更好匹配游客多样化和体验感的需求偏好。同时，旅游者的空间行为意向被强化，重游和推荐意愿得到相应提高，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旅游景区聚集，扩大市场规模。供给与需求是旅游产业的两个基本方面，旅游产业规模的增长或扩展，实际上是旅游产品生产要素供给与旅游者需求及空间行为互相适应的过程，旅游景区通过不同尺度上的空间聚集，一方面促进聚集效益在旅游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内产生，另一方面影响旅游者的决策与游览行为，从“旅游业”和“旅游者”两端延伸出多条旅游效益作用路径。
1.2理论假设
聚集经济理论是解释经济活动主体空间聚集现象的原因之一，早期常用于工业研究。Weber在《工业区位论》中较早指出：聚集经济(EconomyofAgglomeration)是工厂按某种规模自发聚集到同一地点，因此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成本节约[14]。Marshall首次提出“外部经济”(ExternalEconomies)概念，认为外部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他强调“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并阐述了厂商集聚的3个优势：投入共享、劳动力市场集中和知识溢出[15]。
这种外部复合经济效益包括同质企业集中在某一地区共享当地的辅助性生产、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与培训带来的成本节约，专业企业利用市场活动联结的外部交易网络共同完成生产经营活动，节约成本并衍生的产业间乘数效应等。借助该理论能直观反映景区聚集对城市旅游效益的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与聚集经济联系十分紧密。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热潮，早期主要关注制造业或工业的布局及其聚集效益，而对于产品具有无形性和不可移动性、纵向联系较少的服务业则少有涉足[16]。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服务产业，集群已然成为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其要素间聚集特征日益明显，同样适用产业集群理论[17,18]。
旅游产业集群是指由要素或关联企业和机构横向聚集、纵向链接，基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驱动机制，围绕优势旅游资源或区位优越的旅游目的地所形成的合作加竞争型空间地域聚集体。不同于工业资源和产品的自由运输特性，旅游资源是分散且不可移动的，这决定了旅游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同时同地性，且很难将其划分为单位进行运输和出售，也决定了旅游各行业必须集中分布来节省旅游者的消费时间，这与制造业有根本区别[19]。
因此，高A级景区聚集产生的聚集效益不仅在景区、旅游住宿业等旅游产业介体间共享，同时也涵盖旅游者，由于旅游者从居住点到旅游点单程和在旅游点游玩所耗费的时间都是人们在旅游决策时的决定因子，当二者之比小于某个临界值时人们才会做出到该旅游点旅游的决策。从这一角度看，旅游景区聚集较好地解释了旅游者空间行为的合理性，即在时间、体力约束下力求获得最大旅游效益[20]。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本文以下两点假设：
假设1：从供给角度看，高A级景区组团区是旅游产业集群发育的重要起始形态，可通过集群化发展提高旅游总收入和接待客流总量以提高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包括凸显城市旅游经济优势地位以提高首位度，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为城市经济运行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假设2：从需求角度看，高A级景区集群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满足旅游者多样性偏好、高等级偏好和降低单位旅行成本等的复合旅游空间系统，能显著提高旅游者效益。高A级景区组团区资源丰度更高，有助于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使旅游者获得“快旅慢游”的体验，无需频繁移动住处即可游览更多的高级别景点，降低时间和金钱成本。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案例地概况
陕西省和山西省依黄河大峡谷东西为邻，省域面积、下辖地级市和常住人口数量等差别不大，地上和地下文化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2019年两省接待游客总数均超过7亿人次。但是，同为省会城市的西安与太原旅游发展却差异显著，前者不仅为我国新一线城市，也是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后者则很少进入全国旅游50强[21]。
近年来，西安市深度挖掘汉唐文化，景区聚集度和旅游品牌知名度显著增强，吸引汇聚了资源、企业和技术等力量;太原市久居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虽然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是省、市内旅游景分布都较为分散，使得旅游资源与市场间错位明显，城市旅游效益提升较缓。因此，选择西安市和太原市作为资源丰富但旅游效益不同的典型，研究资源聚集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对识别聚集经济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优化城市内景区及其他产业要素空间配置等具有重要意义。
2.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借助两类指标探究省、市级尺度高A景区聚集对城市旅游效益的影响。景区空间结构用核密度强度和区位商指数衡量，聚集效益则用首位度、空间经济联系度、贡献度和景区丰度等指标分析。
2.3数据来源
选用的基础数据包括三部分：①2015年、2019年陕西省和山西省高A级景区数量。来自《陕西年鉴》《山西年鉴》官方统计资料和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用于计算景区空间集中度和资源丰度。②2015—2019年两省各地市旅游总收入和总人数及国内生产总值等。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国家文旅部发布的《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用于衡量旅游效益。③景区POI数据。来自谷歌地图API地点检索接口。
3结果及分析
以西安市和太原市为例，分析高A级景区聚集特征与城市旅游效益空间结构，发现二者具有一致性。进一步根据聚集效益的产生-作用机制及相关假设，从旅游产业和旅游者两方面讨论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特征对旅游效益的具体影响，利用多个指标的量化分析印证影响路径。
3.1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特征
以2015年、2019年相关数据为基础，首先借助ArcGIS10.2软件可视化省域范围内高A级景区的核密度强度时空分布格局，从而识别出省会城市的聚集优势;其后聚焦于城市尺度，利用区位商指数进一步比较西安市和太原市景区空间聚集度。研究期间，陕西省关中地区高A级景区呈凝聚型分布，其中西安市从7.66—12.45个/103km2增长到8.19—13.14个/103km2，聚集优势显著;以西安-咸阳为凝聚中心，核密度强度由内向外圈层式递减，但聚集范围明显扩展，密度核联结度较强，其中渭南市东北部韩城市红色和古建筑旅游资源等较为丰富，出现高峰波动。相较于关中及西安市“圆形面状”的景区聚集结构，山西省高A级景区核密度空间格局变化较小，且呈“多核式”分布，聚集形态不佳。
2015年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为太原市中心和晋中西南部，达到4.66—8.09个/103km2，呈狭长型条状，且低于西安—咸阳中心圈层景区密度;晋北大同市和晋南运城市出现核密度次高区;“密度核心”多位于地级市驻地周围，自北向南分布于省中部、晋东南与河南省临界处，这与山西省“两山夹一川”的自然地势有关。
从陕西、山西两省省核密度强度空间分布来看，西安市和太原市高A级景区聚集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围绕省会城市组建了良好的旅游景区群，但群内景区数量和空间集聚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区位商公式计算2015年、2019年两市高A级景区聚集程度，分别进行纵向和横向观察。
研究期间，西安市区位商指数一直大于1，说明高A级景区聚集度高于全省平均集聚水平，同时伴有小幅增长;太原市区位商指数始终低于1，2019年较2015年下降了0.2754，变动幅度大且下降趋势明显，说明太原市高A级景区聚集优势一直不显著，且相较全省有所减弱，山西省高A级景区空间分布均衡的格局较稳定。
以2019年为例横向比较两市发现，西安市5A级旅游景区多达4家，丰度是太原市3倍多，区位商指数则接近2倍，表明其高A级景区规模、品质及聚集密度均优于太原市。因此，随着景区距离的接近即密度的增大，区域更易形成集聚式吸引力，产生“1+1>2”的聚集发展效益。
3.2城市旅游效益空间差异
旅游总收入和游客总人数是衡量旅游经济效益的普遍指标，通过对省域和城市景区空间结构的分析发现，陕西省和山西省高A级景区数量差别不大，但西安市高A级景区聚集性较好，形成了多个旅游板块如曲江景区群、临潼板块等，丰度和聚集度上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城市旅游效益。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省级规模相似，但市级尺度上西安“人气”远高于太原，且近年来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到2019年，西安游客总量已逾太原3倍之多。与客流数据趋势一致，2015—2019年西安旅游总收入一直高于太原，且竞争优势愈加凸显。
另外，以2019年国庆黄金周为例，太原市接待游客1036.2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4.9亿元，旅游收入506.89万元;西安市共接待游客1736.74万人次，收入151.87亿元，其中曲江新区旅游接待人数约617.34万人次，旗下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大唐芙蓉园等核心景区共接待约267.63万人次，表明在有限时间内，人们倾向选择游览效益更高的区域型目的地，景区聚集能有效带动假日旅游经济。
交通网络密集加强旅游空间联系性。旅游景区聚集组团的建立不仅可以分摊道路建设和维修成本，加快织就交通网络，还能促进产品多样化，产生客源互送、提高地区间经济联系紧密度等聚集效益。航空和铁路是远距离游客进出旅游地的重要途径，据《2018中国35城市交通友好指数榜》[27]显示，西安市的铁路(70.94)、航空友好指数(69.03)均优于太原市，2015—2019年间，西安市铁路和航空客运量约为太原市的2—3倍，表明其交通枢纽性更强，这使两省不仅旅游经济联系总量相差悬殊，省会城市与邻市旅游经济联系度差别也较大。
2019年，陕西省各地市经济联系总量最大值高达22804.41，体量超过山西省4倍多，其中西安市与关中地区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普遍偏高，与咸阳联系最为紧密，达16326.42，这与“西咸一体化”省级战略的实施密不可分;太原市与晋中市联系度最高，但R太-晋远小于R西-咸，为4175.24，且与周边忻州、阳泉等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偏低。可以看出，交通基础设施密度显著影响城市间经济关联和溢出效应。
旅游景区空间聚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集群经济效应的实质在于提高地区经济地位和增强竞争优势，分析产业集群还应看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26]。旅游景区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其聚集经济效应与产业集群一致[28]，因此探究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经济效益需要关注旅游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用。
2015—2019年，两市旅游总收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均呈上升趋势，不同的是5年间西安市增长速度较快，从18.1%上升至33.75%，太原市则从22.07%上升至28.97%，增幅较小。原因在于，西安市依靠丰裕的旅游资源和聚集优势显著提高了旅游基础设施的接待能力及利用率，省、市内星级饭店数量丰富，便于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而山西省离散型的旅游资源本底环境不利于彰显城市在旅游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加之太原市景区数量和聚集程度亚于晋中市，其在提高旅游规模和培育区域增长极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4结论
在旅游强省市建设中，高A级景区聚集是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和动力，显著影响城市旅游效益。本文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为案例地，利用核密度强度和经济联系度等多种方法，在探究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特征的同时，从供需两个角度分析其旅游聚集效益，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①陕西省和山西省旅游资源丰富，但高A级景区空间分布差异较大。陕西省形成以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聚集区，呈“圆面”状;山西省旅游景区以“大—运”高速为轴线分布相对均衡，仅太原城市群有较高密度，且呈“多核”式。从中心城市看，西安市高A级景区聚集度优于太原市，西安市市区内拥有4个5A级景区，且在2—3h车程圈内有8个5A级景区;太原市无5A级景区，与晋中市联合包含2个5A级景区。
②用游客总数和旅游收入表示旅游效益，省、市两个尺度差异明显。从省级业绩比较来看，陕西和山西相差不大，但中心城市西安与太原相较，无论是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还是接待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均相差3倍，其源于高A景区数量及空间聚集性差异。
③从供给侧角度看，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通过带动星级酒店、交通道路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孕育旅游产业集群，扩大并提升了地区消费规模和城市旅游效益。如，进一步凸显了西安的省内旅游首位度，增强了与周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提高了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④从需求侧角度看，高A级景区空间聚集通过提高群体内部个体边际收益，从而提升了游客游览效率。在满足游客最大效益原则的规律下，缩小了旅游时间比，减少了劳动支出，并提高了地区品牌认知度。即，花费更短的交通时间，在实现暂住地最低限度移动的同时游览更多高级别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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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孙根年，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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