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要资源，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资源的利用上要结合地方实际，有机融合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传递人文精神，培养具备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要资源，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资源的利用上要结合地方实际，有机融合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传递人文精神，培养具备真善美人格精神的当代人才。文章以云南历代文人士子诗词文章为文献，阐释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体现“真”“善”“美”要求，为社会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新时代人才。
关键词：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真善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核心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第二，中华传统美德，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第三，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1]。
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2]，这种独特性从国内来说，就是它的地方性、地域性。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地方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当中，并通过当地特有物质具象或文本形态予以表现和传承，风格各异，种类繁多，题材多样，绚丽多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
它积淀了丰富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地方历史长期沉淀下来的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和高超的创造技能的展现，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3]。《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里三个核心内容体现的是中华传统价值“真”“善”“美”，所谓“真”就是实事求是，不虚妄，不说假话;“善”，首在宽容，其次有怜悯之心，最后有悲悯情怀;“美”，是求“真”求“善”的结果，做到二者，“美”是水到渠成的，有自成之美，也有欣赏之美。云南历史文化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着灿烂的青铜文化。
各族人民都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有些民族作家还熟练掌握了汉文写作的技巧，留下了珍贵的书面文学。这些典籍当中有描写云南美丽风光的，有书写劳动人民劳作场景的，有反映云南人民生活智慧的民谣谚语，这些优秀的云南地方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藉以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当中有机融合，可以培养具备“真善美”人格价值和“人文精神”情怀的社会人才。
一、地方优秀的传统“真”资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告别历史虚无主义
(一)真之界定
有学者指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即为“真”，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下重新界定了思维与存在的性质：思维表征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即是对“人本身”的自觉;存在是指历史，是指“人本身”对象化的产物。从而思维与存在都统一于“人本身”，实现了“真”[4]。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存在”，是实在的历史存在，多民族国家实现这共同“一体”确系为中华儿女“人本身”的对象确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史实之真确系为多民族同胞的共同指认。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先生在思考“中华”“华夏”一体与“多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创新性阐释。承认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由众多不同“民族”组成一个概念，反对提“少数民族”就否定“中华民族”的观念，自古以来整个中国大地都是多民族一体的中华大民族融合统一体，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各民族人民不断一起劳作创造中华悠久文明的历史确证，中原各个民族与云南各个民族的交往早已有之。
(二)云南地方优秀传统“真”之史实资源
自有文字记录以来，无论是史书还是文人远游入滇亦或戍边征伐的记录，都昭示着云南与北方中原的紧密联系，这些被记录的地方与事迹成为云南地方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诗史互证”是陈寅恪重要史学观念，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陈寅恪的一种治史方法，也确实如此，在论述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即采用有史论史，有诗证史的策略。
在《汉书·郊祀志》有记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留下《移金马碧鸡颂》，云：“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也!”[5]故事从神话开始，西南有金马碧鸡之神，王褒赴滇求取，不料半途病死与四川。
王褒实际上并未抵滇，当然金马碧鸡之神也未能帮汉宣帝求得。但是在这篇“颂”里已经看到了中原民族与滇各民族的交往，滇民族地区的神话故事已经传颂到了中原地区，汉朝皇帝才派持节史前来求取。从这首“颂”里还可看出中原文化对滇的影响，虽然是呼吁“金马碧鸡”之神早日“归来”，感召于“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早已有详实的考古证据证明中原各族人民与滇各族人民的交往，从文学典籍也可管中窥豹，略知一二。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他的一首《滇池赤藤杖歌》从侧面反映了唐代云南与内地的关系。“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滇王扫宫避使者，跪进再拜语嗢咿。绳桥拄过免倾堕，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经百国皆莫识，君臣聚观逐旌麾。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
几重包裹自题署，不以珍怪誇荒夷。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南宫清深禁闱密，唱和有类吹埙篪。妍辞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5]诗的大意是讲中原还没有见过用红色的藤制成的手杖，那是赴滇的使者携带回来的。
唐使者到滇，滇王盛情迎接，打扫宫廷，跪着拜献了赤藤杖。使者归途，在过绳索桥等的路程中，靠着赤藤杖扶持，免于倾倒，许多危险的时刻，多亏有赤藤杖的帮助。沿途经过的许多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回到长安，君臣好奇地争着观看。大家纷纷相传，说这神奇的藤杖是滇池之神拔下水中赤龙的龙须变成杖后敬献的，藤杖上似乎还流着鲜血。
还有一种说法是赤藤杖是赶日车的神用的火鞭，他赶着日车到了日落的地方，睡觉时遗落下来的。现在把这美好的“神物”贡献出来，让所有人都观赏。唐朝之前，中原地区与滇的联系在文学作品里还都是想象，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于口头流或者传于书面文学作品。唐代有一个僧人叫道南，传说黑龙潭公园的唐梅就是他种植的，他有一首《玉案山》就是他到昆明所观所感。“松鸣天籁玉珊珊，万象常应护此山。
一局仙棋苍石烂，数声长啸白云间。乾坤不蔽西南境，金碧平分左右斑。万古难磨真迹在，峰头鵉鹤几时还?”[5]这首诗意境高远、大气，尤其是颈联句，意为祖国西南边疆与中原之间道路是畅通的，金马、碧鸡两山左右分班而立，不正是象征着他们在夹道欢迎内地人民的到来吗?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士子文人来到云南所观所感，叙述立意的角度已经由过去对美好事物“求取”转向立足于云南欢迎内地人民。
这个转变是中原各族人民与滇各族人民深入交往的结果，有着共融的典型特征。除了中原文人士子有对云南的想象与实地采风，更有云南文人士子对滇这片疆域描绘与感慨，南诏王丰裕的孙子隆舜就是其中一位。贵为南诏王，对云南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此人也穷兵黩武。但是早期与唐讲和，娶唐僖宗之女安化长公主为妻，政局平稳国内安定。
《善阐台》云：“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近，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远，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5]作为帝王虽然是在回想祖先创下的祖业，感叹不易，也有时间恍惚，感慨人生于自然界的渺小短暂。有人与自然，人与时间，人在俯仰之间的顿悟。
这种人生感悟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个人与宇宙，个人与在世命运之上，又与陈子昂《登幽州台词》相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种时空感，人与自然，个人命运于天地之间的“审美高峰体验”是不分中原与滇之差异，中华民族共处于一个时空之下，一个共同的情感审美基础，这个基础恰恰是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基础。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认知基础，民族的绝对主义者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是枉顾事实于不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实事求是地要讲出云南的历史，云南与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史。这就是“真”，“真”就是不虚妄。
二、地方优秀的传统“善”资源：怜悯到悲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善之界定
西方哲学对“善”的理解多以“道德”来规范，强调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往往强调“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二者必须兼顾[6]。善在中国哲学里的论述，以儒家观点为众人所采信，从儒家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善即性的完成或圆满状态。这便是儒家对善的定义。它明显区别于西方的主观判断性的善的概念[7]。
无论中西，“善”都是讲一种生活上的自我要求，具体到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上“善”的资源，主要是从中国哲学与“善”紧密结合的“性”本身以及西方哲学在道德生活上除了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特别呈现出的一种“幸福”生活的求索。孟子论儒家“四端”，其一就有仁之端，为恻隐之心，这是发自内心，是“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公孙丑章句上)[8]。
如果说恻隐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自然流露，那么人之所以为人的怜悯具备个人的普适性。当明代大儒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从个人怜悯的恻隐之心走向对天下百姓的“恻隐”的“仁之端”了，是一种悲悯天下的社会担当。
(二)云南地方优秀传统“善”之史实资源
在云南，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抗战大后方，云集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与悲悯天下的知识分子，日子清苦，情绪高涨，抗战必胜的信念不曾有任何动摇。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写“骑了毛驴考大学”，记录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9]汪曾祺把来昆明求学的学子比作蜜蜂，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9]。
艰苦的日子并让这些求学的学子失去信念，他们还在思考着什么是幸福。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说道：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再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止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
······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10]。他还描写过在昆明凤翥街听杨振宁谈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知道，相对论在那个时代也是科学研究的最前端。张世英回忆自己与彭兰结婚，那是1945年7月，抗战都没结束，就在昆明青云街竹安巷一家二层楼的小房间摆了一桌酒席，证婚人是汤用彤，双方主婚人是闻一多和冯文潜[11]。
学生与这些大师们都是亦师亦友，在艰苦环境里，日子虽清苦，但是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是极其富饶的，也是幸福的。普通的教授与学生大都安心就读，学习知识，解放后他们都在某一科学领域成为中国未来的脊柱。后来杨振宁、李振道都在不同场合讲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学习受益匪浅，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
战争年代，部分同学未能完成学业就弃笔从戎了，后来成为台湾一代青年领袖导师的殷海光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联大师从金岳霖学数理逻辑，极其聪慧，看到国难当头，愿意到前线战场奉献青春，愿意把一腔热血献给抗战前线。
在台湾，殷海光成为自由主义者，在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引领思想自由上成为精神领袖，学术上也颇有建树，至今活跃在中美汉学界的林毓生就是殷海光的学生，其自由思想泽被后学。再看看那个年代联大教授们的坚韧。沈从文住在呈贡乡下，每周往返昆明城里上课数次，极其艰苦。很多联大教授为了维持生活，从事“家教”，有的在中学兼职。
还有去了更加偏远的地方，例如陈寅恪，联大时期他在蒙自分校，条件更加艰苦。看到国破山河的样子，极其伤感悲痛。有人说陈寅恪这些诗作只是个人伤怀，其实未必，应该不失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句的意蕴，更甚杜甫的悲伤，不仅仅只有“国破”，山河被侵占。录其四首，云：“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沈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残春》1938年5月)“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甘卖庐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蓝霞一首》1938年5月)“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蒙自南湖》1938年6月)“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角已沧桑。”(《别蒙自》1938年秋)[12]这四首都是作于蒙自，从诗的表层含义来阐读，都写了“私”意，难见“大气磅礴”，但是深读，这种意味蕴藉中的“伤感”不仅是作者个人悲春之作，而是更深的优思，尤其“国破花开溅泪流”“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句。
无论个人情境窘迫，还是苦中求乐，无论是学生求学求知，还是教授们传道授业，无论是躲进小楼专研学问，还是弃笔投戎建功立业，西南联大时期的士子文人以及知识分子均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这是超越了个人怜悯，是悲悯天下苍生，这也是最大的“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发掘蕴藏着的“宝库”，把这种“大善”传递给当代大学生，无论艰难困苦还是顺风得意，都要有“大善”之心，悲悯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三、地方优秀的传统“美”资源：自成之美，大好河山任我赏
(一)美之界定
黑格尔对美有一句经典的定义，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定义出了美的主体以及客体呈现，是主客体的统一。很多哲学上思考的出路或者最终归途都会指向“美”，连黑格尔在解决康德哲学问题时候，为了给“真”与“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撰写了《美学》;阿多诺在思考人类终极去向问题的时候，也写出了《美学理论》一书，虽然还未见有人证明阿多诺的《美学》是为了解决他的哲学思的困境，但是“美”，它联系着人的终极思考，这种思考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艺术的反馈。如果做到了“真”与“善”，“美”将自然天成。
(二)云南地方优秀传统“美”之史实资源
云南的美，首先能感知的就是自然之美。历代文人士子好不吝啬他们手中的笔墨，赞叹云南的景色。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郭松年奉使宦滇，写下《题筇竹寺壁》，云：“南来作使驻征鞍，风景还惊入画看。梵宇云埋筇竹老，滇池霜浸碧鸡寒。兵威此日虽同轨，文德他年见舞干。北望乌台犹万里，几回挥泪惜凋残。”[5]自古把云南视作不毛之地，但是诗人郭松年看到的却是“风景还惊入画看”“驻征鞍”，停下了欣赏这些美景，“惊”于这些风景可以“入画”。
几乎每一位外省人出入云南都会惊于云南的风景如此之美，是天然之画。如果只停留在“自在”之美的风景还不足以引起人的思考与反思，就有了“北望乌台”之感慨，这是主观与客观“自在”之美的融合，如此，才是黑格尔所讲“理念的感性显现”了。
四、结论
文章尝试利用云南历代文人士子文学作品来发掘阐释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力图用“美”在云南的“真”与云南的“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云南的美，了解认知云南的“真”与“善”，通过云南“真”与“善”的发掘，让云南的“美”自然天成。其实，现在我们面临两个传统，一个是“旧传统”，一个是“五四”后的“新传统”，不能偏废。如何在现代大学制度下，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落实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中，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14]。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既要从“旧传统”亦即“五四”之前的传统中发掘优秀资源，又要珍视“五四”之后的传统，对“赛先生”“德先生”的追求，要珍视近百年中国的近现代史民族独立抗争史，也要珍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改革开放、民族自信的精神，这都是“新传统”。在云南的历史上，作为地方知识、地方文化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成为地方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资源。
云南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云南的各个少数民族与中原各个民族是有机一体，这是历史事实，承认它，是一种事实求是，不虚妄的态度，更是一种反历史虚无主义。云南的“善”是曾经有过的“悲悯天下”的大善，是苦中求乐，是乐观必胜的信念。云南的“美”是在“真”与“善”基础上的“自然天成”。作为云南高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立足于云南历史文化实际，把云南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实践中，把学生培养成为具备“真善美”高尚道德品质，又具备浓厚“人文精神”情怀的当代大学生。
政工师评职知识：北京市中级政工师发几篇论文
政工工作是一个企业或者单位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开展政工工作可以让员工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提升员工的思想觉悟，更主动的配合公司安排的工作，遵守公司的管理，从事政工管理的人就是政工师，政工专业职称分类主要有三级：初级(助理政工师、政工员);中级(政工师);高级(高级政工师)。据已经成功评职称作者反馈，1篇就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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