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学生的选拔

　　两汉时期的太学生，西汉多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多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选拔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并且变得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由太常直接选补、由郡国荐举、官僚弟子入学和明经下第者入学。下面我们将对汉代太学生的选拔加以考察。

　　可以说，汉初选拔太学生的标准是较高的，并且十分的严格。太学在最初建立的时候，公孙弘在奏疏中就确定了博士弟子和受业如弟子者的选拔办法。 “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1] 这里面就记载了太学生的两种选拔途径：太常选补和郡国荐举。

　　哲学论文投稿刊物：《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88年创刊伊始,一直坚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高水平，高质量”、“求新求实”的办刊原则，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注重涵纳对已有理论新见解、对科学方法新探索、对某一学科领域新开拓的有效信息，刊出大量促进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发展的文章。

　　首先，由太常负责选录的博士弟子，要求年龄上必须是18岁以上，行为举止端庄而且身体健康，但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并没有做出要求。可以说，录取权完全掌握在太常的手中。其次，由郡国荐举的则提出了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即“好文学”，有良好的学习志向;道德上要“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即尊敬长上、躬行政教、遵守礼法、乡里名誉好并且言行一致。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地方上选送的太学生，它的录取条件比太常直接选送的要明确了许多。

　　同时，地方选送也成为太学生的主要来源。因为太常直接选择的对象一般只限于京师范围。而作为天下最高学府的太学，自然是面向全国招生。因此，地方举送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太学学习，但是不能算正式弟子，只有经过太常选补后才能成为正式弟子。所以，实际上太常多是从已经在太学学习的各地学生中选补正式弟子。在太学兴办的早期，朝廷非常重视博士弟子的录取。在选候补弟子时，博士往往要对他们进行考试。“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2] 考试时先是观察应选者的行为举止， 然后是考试诵说儒经，还要询问原是何师而学。可见对博士弟子的选拔是十分严格的。

　　到王莽执政后，太学在招生制度上发生了改变。开始“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3] 自此，公卿子弟开始进入太学读书。东汉以后，这种风气更加兴盛，贵族官僚子弟纷纷涌入太学读书。“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4] 质帝本初元年，梁太后又下诏要求“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5] 之所以增加公卿子弟入学，主要原因是这种招生方式的改革为太学找到了一条节省开支的渠道。

　　我们知道，自从太学建立以来，他的发展规模是不断扩大的。“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6] 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儒学人才的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而儒学也越来越受到西汉政府的重视。因此，朝廷为适应这一需求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即扩大太学生的招生规模。也就是说，武帝时，整个太学的博士弟子是50人，到昭帝时增加到100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人。

　　到元帝时，放宽了对学生的入学要求。不管是原来的博士弟子，还是得受业如弟子，只要是能通过一经的人，都免除赋役并且成为正式员额的博士弟子。但是几年后，因开支太大，导致国家财政紧张。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改为设博士弟子员1000人，但是在各郡国中正式设立国家规定的教师，以满足社会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到了成帝末年，由于有人说孔子作为私学教师，门下弟子还达三千人，而堂堂的中央官学仅一千人，太少，于是又将学生人数增加到三千人。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问题。从武帝建立太学开始，到成帝末年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始终没有解决好太学扩大招生与国家财政负担这一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但由于太学规模太小，培养人才供不应求。于是政府就千方百计增加正式太学生的员额。

　　但是当时只考虑用国家财政解决，而朝廷用在教育上的经费又太少，一条路显然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王莽执政后，便将眼光盯到“得受业如弟子”这种特别生身上。“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就是说增加官僚贵族子弟，让他们以“得受业如弟子”的身份来太学学习，并且不再限制名额。这种招生方式的改革既扩大了太学的招生，又找到了一条节省开支的渠道。同时也满足了社会上对儒学人才的需求。

　　东汉时期，经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达到了极盛的时期，经学教育出现了家族化的倾向。因而，学习经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太学在王莽入学方式改革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政府与以往相比进一步放宽了太学生的入学条件。首先，是在入学年龄上放宽了要求，即由西汉政府时期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变为几乎无年龄限制。“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馀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

　　[7]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习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8] 甚至还出现了像贾逵“自为儿童，常在太学”[9] 的现象。其次，从学生的来源看，入学渠道进一部增加。西汉中期的太学生是由太常选拔和地方举送的，王莽时增加官僚弟子入学就读。而到了东汉顺帝阳嘉元年时，又增加了明经下第者考试录取这一途径。“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10] 这说明太学生的来源又增加了一个渠道，即察举明经科未被录取的学者，可以补为博士弟子。

　　第三，太学生的选拔程序与以往相比简化了许多。西汉时，学生入学需要县令长举荐后尚须两千石“察可”，而东汉时期只要县令长同意即可入学。如仇览到太学学习就是县令王涣一句话的事。“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11]

　　注释：

　　[1]、[2]、[3]、[6]《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4]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5] 《后汉书》卷六《质帝纪》

　　[7] 《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传》

　　[8] 《后汉书》卷七十六《任延传》

　　[9] 《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

　　[10]《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11]《后汉书》卷七十六《仇览传》

　　参考文献：

　　[1]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87-199.

　　[2]陈蔚松.汉代太学考选制度[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第4期.

　　[3]晋文.汉代太学浅说[J].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6期.

　　[4]高慧斌.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管窥[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5期.

　　作者：晓伟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ylw/248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