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农耕文明在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农耕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已经深入国人的灵魂之中。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农耕思想最基
[摘 要]农耕文明在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农耕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已经深入国人的灵魂之中。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农耕思想最基础、最本质的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的逻辑基础。结合现代科技知识对天、地、人的哲学概念进行新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思想进行逻辑关系梳理，可以推导出天、地、人三层的新宇宙模型，从而确立“天时”循环体系作为中国农耕哲学的时间坐标和动力来源，用“正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农耕思想进行哲学解读。
[关键词]有机农业;天人合一;农耕哲学;生态哲学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农耕思想早已深入中华儿女的灵魂之中。但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引进，传统的农耕思想就如中医面对西医一样节节败退，几无立锥之地。浏览现有的农学书籍，除了几部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作为农学思想历史研究的古籍以及古代农学相关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以外，所有理论性的农学著作几乎都是基于西方农学理论的。而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富兰克林·H. 金(F. H. King)就到中國、日本、朝鲜三国探究东亚农耕生生不息的奥秘，并完成《四千年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开启了西方有机农业的先河。但这部著作仅止于“地利”部分中土壤的维护，并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中国农耕思想和农耕哲学。对中国人而言，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本身，是文明教化的道场，是思想和智慧的源泉。
天、地、人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是指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是自然之人，是从事农耕的农民。中国农耕文明思想并非起源于庙堂之上，而是产生于天地之间的旷野中，是把人置于天地之间，是放下人的一切思维，全力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使人自身具有像植物一样能够感受天地法则存在的体验。“道法自然”首先要对自然有最客观的了解，而自然之中最普遍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律。对万物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律的掌握，加之对天地法则的体验和认识，构成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及中国农耕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农耕的指导思想，“生生不息”是中国传统农耕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农耕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这一切皆基于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农耕本身是一种人为活动，但这种人为活动是在遵循“天地之道”的前提下展开的，其追求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这是中国农耕的本质。
“天时”是指有规律的时机的出现，它的规律是由“天”的运行规律决定的;“地利”是指事物生长发育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是由事物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人和”是指人类对事物本身具有的自然规律和所具备的功能的认识，通过对时机的把握和环境条件的利用，实现人类目的的行为。与军事上对“天时地利人和”追求目的最大化不同，中国传统农耕对“天时地利人和”认识所追求的目的是可持续的、生生不息的，不仅要造福于当代，更要造福于子孙后代。在关键时刻和特殊工程项目上，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人们会不惜牺牲自己当下的利益和幸福甚至生命，就如《愚公移山》所讲述的那样。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理解中国传统农耕思想和活动，去研究中国传统农耕历史和传统农耕典籍，就会发现它们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认识有着清晰的逻辑关系和系统脉络。我们可以在现代科技知识的支持下，弥补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农耕研究者在现代科技知识方面的局限，构建一个融古代农耕思想和现代科技知识于一体的中国农耕哲学。
因此，中国农耕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分支，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几千年农耕思想和农耕社会文化的核心逻辑体系。通过现代科技知识的补充，中国农耕哲学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理性哲学的、具有完整哲学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哲学基础体系。
二、中国古代农耕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基本认识
中国的农耕文明始于认识“天时”，始于“阴阳”和“五行”思想。早在三皇五帝时代(虽然其属于神话时代的故事，但故事背后代代相传的思想就是今天我们对古代农耕思想的认知基础)，人们就开始观察太阳、月亮和星星以确定农时，而观察是从东南西北四方展开的，通过太阳每天的位置所对应的地面不同的状态，将其性质分别定义为“水”“木”“火”“金”，外加居中的“土”，形成最原始的“五行”思想。同样，昼夜和四季的循环变化而形成的两极被标记为阴和阳，阴阳状态随时间循环而循环变化，于是就有了阴阳概念和基于阴阳的思想认识。
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只有借助自然之力，才能通过农耕生产解决部落人口的生存问题，因此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就成为生存的关键，成为决定一个农耕部落生死存亡的大事。《礼记》开篇就是《月令》(《月令》中的月应为阳历，而不是阴历)，并不是月对礼仪的形式有多么大的影响，而是当时的人们要通过《月令》的礼仪提示农耕活动将要进入的状态，让整个部落认识农时，通过节日礼仪的形式更好地教化民众，通过群体性礼仪活动引导人们遵循“天时”来开展农耕活动，进行粮食生产，以保障部落的生存安全。由此可见，遵循“天时”在中国古代是属于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首要任务。汉代以后，二十四节气的成型是早期农耕活动的成果总结，同时也成为后来影响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社会文化生活习俗的基本元素，而其本质是农民掌握农耕农时的工具。
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地利”建设应当始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用的是智慧，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龙门山在吕梁山的北面，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水被疏导到吕梁山时，不料被龙门山挡住了。大禹察看了地形之后认为此地非凿开不可，但是偌大一个龙门山又难以凿开，大禹选择了一个最省工省力的地方，只开了一个八十步宽的口子，就将水引了过去。龙门的打通让滔滔黄河水一泻千里、奔流入海，上游造就了河套地区的千里沃土，而下泻的洪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一路冲积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区域，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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