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西藏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事关治边稳藏全局。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绒乡波木村作为西藏深度贫困乡村典型地区，存在着生态承载弱、发展办法少、增收渠道窄、人居环境差等诸多问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的还
[摘要]西藏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事关治边稳藏全局。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绒乡波木村作为西藏深度贫困乡村典型地区，存在着生态承载弱、发展办法少、增收渠道窄、人居环境差等诸多问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的还有一定的距离。打赢以波木村为代表的深度贫困乡村攻坚战，需要在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进程中，借鉴西部地区部分后发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通过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共同构成“五位一体”的振兴路径，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西藏,深度贫困地区,乡村调查,乡村振兴
一、引言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明两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再接再厉，咬定目标，精准施策，精准发力，按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4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中强调：“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1]西藏位列“三区三州”之首，集高海拔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于一体，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脱贫攻坚进入破解深度贫困的冲刺阶段[2]。
聂拉木县波绒乡波木村作为西藏日喀则市边境地区的深度贫困村落之一，与同为“三区三州”的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独龙族群众于2018年同步实现整村脱贫，正沿着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守护好边疆、建设好家园。波木社区内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标准，通过笔者对波木村的长期跟踪观察来看，仍存在生态承载弱、发展办法少、增收渠道窄、人居环境差等诸多问题相交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特别是在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交汇期，社区发展动力稍有不足就很难实现“弯道超车”，已有的脱贫成果易陷入“低水平陷阱”。
如何才能让波木村的农牧民再接再厉，建设好幸福家乡，笔者认为，以波木村为代表的刚脱贫摘帽的深度贫困村落在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中，应将培育产业、发展就业和文化铸魂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举措，让边境地区居民在安心守护边境的同时，更好地投身于幸福家园的建设。因此，在综合各方面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对于波木村这样一个集聚了西藏所有乡村典型特征的微观主体，“如何更好地完成乡村振兴”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要义，并提出促进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加快发展的新思路。
二、西藏深度贫困地区乡村的典型调查
“波绒”藏语西藏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意为“坚山沟”，是位于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西北部的牧区，民主改革后按照“边境10条”于1960年成立了波绒乡，1973年实行“两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4年完成“撤社建乡”恢复乡级建制并实行“牲畜归户，私有饲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家庭自主经营政策。本文以波木村为调查对象，缘起于该村是笔者所在单位——西藏藏医药大学在聂拉木县波绒乡的强基惠民驻村工作点。
该村位于波绒乡境内西北部，距乡政府所在地12公里，距著名的希夏邦马峰旅游景区60公里，处在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中的核心保护区范围内。从波木村翻过拉轨岗日山5331米的拉杰山口，即与毗邻的吉隆县差那乡相连，由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农牧交错带向高寒山地牧业过渡。村域平均海拔为4800米，地势呈北高南低，村庄主体处在环山风口，常年平均风级在5级以上，植物类型为低矮草本植物，除东北山有雪水直通山下草场外，南、西各山少水干旱、沙土裸露且植被稀疏。
全村草场总面积20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为17.82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89%，是典型的纯牧区。全村人口规模为46户、215人，以放牧牦牛、山羊和绵羊为生，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边民、草场、生态效益等政策性补助。波木村与西藏所有农牧区一样，在诸多惠民政策扶持下，发展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生活稳定、衣食无忧，但发展速度和质量还不理想，特别是人力资本普遍偏低、自身发展动能不足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短板。
2014年初，笔者对波木村进行了第一次走访，对波木村的基本情况有了粗浅认识。此后，通过驻村工作队对该村进行了为期1年半的跟踪观察。2016年，笔者又在波木村有了为期7个月的驻村工作经历。本文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44户家庭和13名熟悉农牧区的基层干部进行深度访谈，从不同层面对以波木村为代表，深度贫困乡村的致贫机理及发展面临的现实境遇进行多维分析。2019年4月，笔者再次对波木村进行回访和补充调查，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田野观察资料，使本研究更加科学和全面。
(一)生态环境脆弱制约村庄发展
波木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侧的佩枯错高原湖盆区和藏南高原拉轨岗日高山区之间，由高山、谷地和湖盆组成，地势呈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4800米左右。以西夏邦马峰为标志的佩枯岗日和兰坦雪山将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阻隔在喜马拉雅山脉主脊线以南，在波绒乡境内形成高寒、干旱少雨的气候，年均气温仅为3.5℃，降水量为200—300毫米，无霜期在113天左右。波木村处在拉轨岗日南面的山坳风口，年平均风级在5级以上，常年是风沙天气，一年有7个月的时间得穿棉袄。
波木村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顺山而至平地的植物多稀疏低矮，无乔木生长，自然植被多为均高1厘米的草本植物。因海拔高、气候寒冷等自然因素，植被生长和恢复速度较慢。随着人口规模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波木村所属草场的承载负荷逐年加大，牧业生产还停留在“靠天养畜”。此外，波木村距离我国与尼泊尔边境通商口岸190公里左右，属于边境地区腹心地带，处在守护神圣国土的前沿。村民每年有4个月时间举家以波木村为核心辐射式的抵边放牧，最远的放牧点距波木村超过80公里。
(二)生计模式单一制约家庭发展
波木村居民以从事传统的牧业为主，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数极少全村有2人会石刻工艺、1人会汽车驾驶技术，皆因找不到市场而处于无致富门路状态。波木村草场核定的牲畜载畜量为1万只绵羊单位，波绒乡2017年统计资料显示，波木村全村有牲畜5353只绵羊单位，其中牦牛415头、黄牛111头、山羊800只、绵羊4001只、马26匹。村内户均牲畜年末存栏量100头(只)以上，最多的家庭有200多头(只)，其中有2户是无畜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3%。
无畜户基本都是村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家庭是“两个长期不变”后逐渐演变为无畜户的，根据访谈主要是由家庭变故或分家、缺乏劳动力和不会经营管理等原因造成的。据曾经的无畜户ZLWD老人回忆：“人民公社解散牲畜归户时，我家成员多，从集体共分得牦牛、羊等较多(具体数字已记不清了)，从集体出来自家单干后，家庭要完成放牧、挤奶、捡牛羊粪等工作，家里的所有人手全都动起来了。老婆年龄大了特别是4个女儿出嫁后，家里放牧、挤奶越来越困难，二儿子分家又带走家里相当数量的牲畜，剩余不多的牲畜由大儿子照管，现在的生活主要靠政府的各类补助。
”从村内酥油的消费来看，富裕家庭主要消费牦牛酥油，中等家庭主要消费羊酥油，低收入家庭主要消费植物酥油等替代品。以畜产品消费情况来判断牧户家庭的富裕程度，与徐伍达副研究员提出的“夏有干肉、冬有酸奶”论断基本吻合[3]。该村牧民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每年靠牛、羊等畜产品对外换取糌粑、砖茶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从家庭收入来看，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牧业收入和边民补助、草场补助和生态补偿等转移性收入。
得益于该村较大的草场面积，人均草场补助偏高，补助最高的家庭每年仅此一项可获得2万多元的转移性收入。家境好的年收入近5万元，一般家庭年收入也都万元以上，而家庭年均消费支出普遍不足5000元。此外，牧民还有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兜底，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享受西藏教育的“三包”政策。从访谈了解到，牧民对各种政策性补助的知晓程度和满意度都很高，但绝大多数牧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牧业上，极少有人考虑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等途径挣得工资性收入。
(三)基础设施薄弱制约民生改善
波木村所毗邻连接国道318线与国道216线的公路直到2011年才实现沥青路面铺装，但该村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波木村至乡政府所在地的通村道路还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逢雨雪时道路泥泞难行，影响牧民出行且通畅率不高;虽然牧道通达率已提高到95%以上，但夏季牧场和放牧点较为分散，维护成本高且通畅率难以保证。村内仅有一眼由村东北山雪水汇集而成的人畜饮水点，放牧点主要饮用江河湖泊水;村庄不在电网覆盖范围内，牧民以太阳能蓄电满足日常的用电需求;村内可以接收到手机信号，但较远的放牧点处于“信号孤岛”状态。
基础设施薄弱仍是以波木村为代表的牧区的最大短板，也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样本。波木村无幼儿园，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基本都在波绒乡中心小学就学，2018年该小学的五、六年级搬迁到聂拉木县完小，实际只有4个年级5个教学班的213名学生在该校就读，初中学生在聂拉木县中学就读，高中学生则在日喀则市就读。全乡有村医8名，每村基本配置2名村医。以藏医为主要力量的波绒乡卫生院共有医护人员8名，医疗设备落后简陋，不具备解决较复杂医疗问题的能力和条件。薄弱的基础设施所引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和可及性差，成为制约广大牧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性指标，是今后乡村振兴应引起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四)传统观念浓厚制约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以传统牧业为主要生计的牧区村落，牧民对文化教育长期不重视，在其潜意识中“放牧比啥都重要，牛羊数量不断增加才是家庭发展的硬道理和财富的象征”。村内20—4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被父母从学校里拉回来放牧的，很少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致使“三包”免费教育特殊优惠政策的红利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根据笔者的观察，在不重视教育的基础上，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女性文盲率比男性文盲率高，广大文盲妇女认知水平偏低，对参加各类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改变自己生活的其他生产技能。传统生产生活观念影响极深，对现在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形成路径依赖。
大部分访谈对象普遍持有“只要吃饱穿暖即可”的观点，沿袭祖祖辈辈的生产生活方式，走出牧业外出发展的意愿不大调研发现，广大牧民特别是家庭户主受自给自足生产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主动寻求发展的行动很少，在对待不断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问题上，寄希望于每年的各种政策性补助，很少有人有外出务工、做生意等改善生活条件的意愿。畜牧业作为波木村的传统营生，从牧户所拥有的牛羊数量估算，很多家庭通过出栏一定量的牲畜即可过上较为宽裕的生活，但很多家庭拥有可出栏牲畜却不愿意变现，在牧民的意识里，谁家牛羊多就代表着谁家富裕，而不是以生活质量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固守着“牛羊多就有面子”的传统观念，耗费人力、时间和精力去扩大畜群，却不愿意通过出售和改良畜种获取更大的收益。
访谈中大部分家庭特别是户主的“惜杀惜售”观念主导着牧业生产，经营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牲畜的存栏量而没有出栏量的概念。每年牲畜的出栏对于牧民来说，主要用于自家食用以及换取糌粑、砖茶、米面油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或根据家庭婚丧嫁娶的实际情况而定，即便是销售也仅限于卖给熟悉的人或亲戚，大都没有向市场流通，每年饲养牲畜的经营性收入不足万元，存栏牲畜的实际价值只是牧民家庭的“固定资产”。
(五)经营主体缺乏制约组织带动
波木村既没有集体经济，也没有成立牧民合作组织，家庭牧场也还未发展起来。新型经营主体的缺乏，不利于牧民陈旧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利于乡村单一产业的升级改造，村民缺乏从集体经济和各类合作组织中获得收入的观念，只以家庭营生面对市场。波木村现有5名村干部，其中2人为小学文化程度，3人为文盲;4人在45岁以上，1人在35岁以下，年龄偏大。村干部都不会国家通用语言，与外界沟通的能力很差，统计汇总能力知之甚少，除1名村干部会汽车驾驶技术外，其他村干部没有一项技能特长，也无外出务工、经商、打工等经历，导致村干部引领发展的能力较弱。
波木村现有的村干部文化程度偏低，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有着和其他村民一样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虽然在工作上很敬业很努力，但是推动波木村发展的长远想法却很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弱。缺乏“能人”带动发展，波木村没有一名真正具备一技之长能带领大家致富的能人，更无一人有经济实力帮助大家致富，多年来仅有个别年轻人出村到拉萨市、日喀则市及聂拉木周边县乡等地打工，也主要从事着保安、保姆、工地小工、替人放牧等简单工作，虽然开阔了眼界，仍缺乏自我发展规划，根本达不到引领波木村群众共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依靠“能人”回村带领群众致富的道路至少现在行不通。
在该村调研中发现，波木村发展速度和质量不高的问题由来已久，村干部和牧民对自身的发展问题没有准确的认识，也根本不清楚如何推动发展，其中有客观问题的存在，也有主观问题的制约，不解决这些问题很难加快波木村的发展，即便是已经达到了脱贫条件，巩固和发展脱贫成果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西藏深度贫困乡村脱贫的主要举措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以后，西藏作为全国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首，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4]。聂拉木县波绒乡围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村退出，聚焦乡域范围内的“两不愁、三保障”，在“五个一批”的基础上因户施策并丰富帮扶内容，对因病、因灾、缺乏劳动技能等致贫家庭进行重点帮扶，波木村也于2018年底退出贫困村序列。
(一)发展产业脱贫一批
波绒乡依托希夏邦马峰重点发展以登山探险、特色牧家乐为主的旅游产业以及康普青民族服装制作和野葱加工厂等特色产业项目，为乡域脱贫攻坚提供产业支撑。该乡为这几个扶贫产业项目申请政府引领资金280万元，通过产业项目带动257人就业，实现脱贫58户222人。根据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两免”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内扶贫贴息信用贷款，全乡272户大小额信贷达到1881.3万元，有效加快了全乡贫困户脱贫进程。
(二)灾后重建脱贫一批
波绒乡依托“4·25”地震灾后重建、特色小城镇建设、民房重建等项目，不断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点解决牧民住房安全问题。累计投入7980万元帮助该乡完成了8个行政村532户灾后民房重建任务，使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条件达到安全性住房的要求。开展干部包村、包户和结对认亲活动，全乡结对帮扶、入户调研700多次，入户率达100%，帮扶现金及物资折合人民币14.2万元，制定帮扶措施300余条，帮助2名建档立卡贫困实现转移就业。
(三)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波绒乡正确处理保护生态和脱贫攻坚的关系，对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边缘低收入人口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定酬，2016年全乡安排生态岗位669人，兑现资金200.7万元;2017年全乡安排生态岗位848人，兑现资金254.4万元;2018年生态补偿岗位的年人均补助提高到3500元。全乡每年草原生态补助资金为400.79万元，人均受益1478.4元。此外，全乡65%的人口享受到普惠性边民补助。以生态补偿为主的政策补助，实现了广大牧民的稳定增收。
(四)发展教育脱贫一批
波绒乡将发展教育脱贫工作列入《乡规民约》中，严格落实适龄儿童正常入学、“两后生”就业和大学生资助等工作，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同时，将1名符合条件的在校大学生和8名“两后生”全部纳入到发展教育脱贫规划中，累计发放各类补助2万余元。全乡分批动员牧民参加汽车驾驶、水泥砖制作、厨师技能等培训，先后有253人参加培训，全乡转移就业或劳务输出401人次。
(五)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波绒乡从制度、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建立救助长效机制，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及时兑现到低收入群体手中。2018年西藏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840元，全乡低收入群体实现全覆盖，同时为困难家庭提供临时救助金。全乡25名五保户实现孤儿集中收养和有意愿的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做到了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完成残疾人的鉴定和建档工作，并及时兑现符合条件残疾人的双向补贴。严格落实城乡医疗救助办法，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范围，每年定期下村为牧民提供检查、治疗服务，实现“病有所医、医有所补”，有效杜绝了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西藏藏医药大学在波木村驻村期间，发挥单位特长，免费送医送药、培训乡村医护人员。2018年5月，山东省烟台市的8名组团式医疗专家抵达该乡开展医疗援助工作，在全乡开展了包虫病筛查、白内障手术和常见病诊断治疗。
从波木村脱贫的历程来看，是全区深度贫困乡村脱贫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通过草场、生态效益等政策性补助、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提升畜牧业效益等办法，尤其是灾后重建使全村42户家庭住进了新房，同时在派驻该村的西藏藏医药大学和驻村干部共同努力下投入了近200万元，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全村如期脱贫摘帽。2019年西藏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是脱贫攻坚的完成期，是乡村振兴的启动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交汇期。习近平同志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贫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5]9因此，深度贫困地区必须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四、西藏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6]
因此，“五个振兴”是扎实实践基础、丰富经验积累和深邃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明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攻方向[7]。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反分裂斗争前沿和主战场。这一区情决定了西藏乡村振兴必须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体，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通过对以波绒乡波木村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乡村的典型调查，结合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等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对比研究，西藏深度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巩固乡村脱贫成果的目标，第二步是实现乡村振兴总要求的目标，推进农牧业农牧区现代化建设，实现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和农牧民富的宏伟目标。
(一)走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解决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前提，也是农牧民增收致富的落脚点。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反映了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的新要求[5]7。受西藏农牧业发展能力不足和现代产业体系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影响，全区还有34.6%的产业扶贫项目没有完工，2018年农村居民生产性收入(即经营性净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55.52%，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低收入家庭可持续增收的重要手段。
以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一是培育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西藏乡村按生产类型划分为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等高原特色农牧业经济类型，也是乡村产业振兴最大的农牧业资源特征。以发展青稞、蔬菜、饲草、牦牛、藏羊、藏猪、奶业7大产业为重点，兼顾建设林果茶、藏鸡、藏药材、林下资源等N个点状优势特色产业[3]80。根据各地区自然环境特征、市场需求及现有产业基础，选择能够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
二是深度贫困地区要以农牧民增收致富为目标，大力发展有效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的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多路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多元化促进农牧民就业创业，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增收增富，让农牧民更多分享乡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升级增值收益。三是以多种经营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借助产业精准扶贫奠定的基础，帮助创建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农牧民从事多种经营，尤其要充分利用好援藏工作平台，积极争取援藏资金和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联系协调内地援藏省市企业支持帮扶地区发展优质农牧产业，推动农畜产品向深加工方向转化。
四是健全农牧区物流体系。按照“管理标准化、信息透明化、运转便捷化、目标清晰化”的思路，组建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完善信息发布、质量检测等基础设施，广泛建立农产品经销网点，重点瞄准农贸市场、超市和团体客户，开展农产品直销活动，建立长期稳定的配送业务。
(二)走乡村人才振兴之路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持和关键所在，全区共有各类乡村实用人才8万人左右，破解当前农牧区人才总量不足的难题，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亟需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是创新乡村人才培养方式。围绕推进特色农牧业产业布局，实施农牧区“乡土”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计划，组织开展跟班制、菜单式、常态化培训，提高农牧区“乡土”人才的技术水平。根据不同产业分布、农户创业需求、人才资源分布情况，制定农牧区“技能”人才梯次培养，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实现有机衔接。二是加大乡村实用人才培养力度。推进农牧区实用人才接受以农牧业职业教育为重点、以各类农牧区实用人才培训为补充的职业素质和能力提升教育,着力打造一支服务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数量充足的农牧区实用人才队伍，提高农牧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和效率。
三是加大乡村科技人才培养力度。以培育和引进的方式汇聚人才，通过区内外高等院校培养适应现代农牧业发展方向的科技人才，建立健全“首席专家+支撑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特派员”的科技服务机制，使农牧区成为广大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基地。四是优化人才扎根乡村的工作机制。建立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形成符合西藏实际的人才流动长效机制和来自基层一线的人才培养选拔链，激励各类人才在农牧区的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三)走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柱，聚焦“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繁荣农牧区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一是提高农牧民文化知识水平。在农牧区开展文化培训特别是对有创业行动的农牧民进行文化知识提高培训，重点加强“藏汉”双语、基本数学运算和多种生产技能等文化知识培训，培养更多清楚国家政策、掌握一技之能、明白基本管理、懂得法律常识、清楚党的富民政策的新型农牧民。依托农牧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有劳动能力的人纳入培训计划，努力实现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掌握一门致富技术。
二是推动农牧区弘扬文明乡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农牧民自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破除炫富攀比、封建迷信、好吃懒做等陈规陋习，引导农牧民逐步淡化宗教消极影响，过好当下幸福生活[8]。充分利用各类乡村基层宣传载体和文化阵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发挥乡贤、道德榜样、村规民约、家训家风等教化作用，提升村民思想道德水平，引导善行义举，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焕发新的风采，使乡村真正成为传承乡村文明的幸福家园。
三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驻村干部在教育引导广大农牧民摆脱落后观念、克服陈规陋习方面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村干部和群众可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主动学习区内和内地先进经验的同时，请专家学者和农业技术人员进村给农牧民讲知识说经验，不断提升贫困乡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形成守护国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民生福祉、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良性循环互动，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四)走乡村生态振兴之路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发展底线，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是构建农牧业绿色发展体系。以“一江三河”地区为重点区域，强化农牧业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完善农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推进农牧业清洁生产和农产品减量化、资源化、清洁化、生态化利用，坚持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全面提升，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二是实施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立足西藏发展实际，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坚持城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结合污染防治、精准脱贫攻坚战，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等试点示范建设活动，积极推进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紧抓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的“西电东送”接续基地的机遇，扩大农牧区家庭清洁能源的使用率。通过实施提升村容村貌、厕所革命、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农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农牧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五项工程，形成建设和管理长效机制，打造一批美丽宜居示范县、示范乡镇和示范村。
三是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草原、林木、湿地保护，大力开展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活动，健全完善森林、草原、湿地的生态保护补助与奖励机制，加快实施退牧还草、人工种草、草原公害和治沙还草措施，增加农牧民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的生产生活补助标准，生活费补助标准按退牧草场的产值计算，同时增加基本草场建设投入，增加农牧民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的生产生活补助标准，提高每亩草地补助补种标准，支持企业建设畜禽饲料草料储备基地建设;探索出台具有奖励性质的激励政策，支持企业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对成绩好贡献大的企业给予奖励，激发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动力。
(五)走乡村组织振兴之路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和战斗堡垒。随着农牧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牧民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表现出了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乡村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将组织振兴摆在优先地位，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一是建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党的领导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按照“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开展党的组织活动，有利于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的原则加强党的领导，不断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健全完善基层组织体系，积极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合作组织负责人，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
二是充实乡村振兴骨干力量。继续选派党政机关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持续精准选派驻村力量，保持驻村工作全覆盖，强化精准考核激励，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每年从具有2年以上乡镇工作经历的乡镇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选派一批大学生村官到贫困村工作，建设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三是保障村民自治组织规范运行。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据自治章程开展群众自治工作，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推行基层协商民主，依法严厉打击农牧区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四是积极发展农牧区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推进农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鼓励村领导班子与企业密切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加快发展农牧业合作社等现代农牧业经营组织，提高农牧民群众组织化程度。发展乡村各类专业化服务组织，提高基层组织的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农牧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引导基层各类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结语
习近平同志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西藏类似波木村这样发展情况的村庄亟待发展，需要在西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纳入各方力量，帮助这些村庄转变发展方式，补充发展动力，重点是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农牧区发展的目标，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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