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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于黎阳修建漕仓原因探析

所属分类:农业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1-09-26 10:52

本文摘要:摘要:黎阳仓为隋初四大漕仓之一,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京城长安粮食短缺问题,但在黎阳仓建成后,其在军需供应、赈济灾荒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更成为决定隋末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黎阳仓的设置既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有

  摘要:黎阳仓为隋初四大漕仓之一,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京城长安粮食短缺问题,但在黎阳仓建成后,其在军需供应、赈济灾荒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更成为决定隋末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黎阳仓的设置既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有关,也与黎阳的地理位置、水运条件、粮食积蓄等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黎阳仓;漕仓;隋朝;选址

粮仓修建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用途日益广泛,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漕仓作为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国家物资存储、转运、供给等任务,在保证市场供给,平抑物价,赈济灾荒,以及支撑国家政治、军事活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历代王朝对漕仓的选址都非常慎重,“不仅考虑在转运系统中的作用,在地域板块内也占据冲要,发挥战略预置作用”[1]。隋初所置大型漕仓,除黎阳仓外,大都位于洛阳、大兴之间的河、渭漕运通道沿岸。隋文帝为什么选择在远离都城,又位于黄河以北的黎阳修建漕仓呢?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以及黎阳的地理位置、水运条件、粮食积蓄等因素来分析,隋置黎阳仓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解决缺粮的现实需要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隋都长安,地处关中,缺粮问题由来已久,自汉代便屡有关中饥民就食外地的例子,如《汉书·食货志》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2]1127,“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2]1172;《魏书》更有“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3]55,“听民出关就食”[3]162,“诏人就食山东”[3]2396,“是岁年谷不登,听人出关就食”[3]2417,“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3]2850等多处记载;《北齐书》亦有“就食山东”[4]5的记载。

  随着周、隋两代“实关中”政策的实施,关中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凸显。隋自开皇初起,关中人口愈来愈多,史念海先生说:“关中平原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所在,尤为重要。都城为人口集中地区。在一定人口的比例下,所生产的粮食是能够满足当地的需要的。人口增加了,就难免感到匮乏。这在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5]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开皇四年(584年)九月,因“关内饥”,隋文帝“驾幸洛阳”[6]22,至次年四月才回长安。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仅依靠关中地区的土地解决人口吃饭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山东粮食、物资调运至京师,才能解决关中粮食紧缺问题。为此,隋文帝决定开凿漕渠。隋初主要是利用黄河、渭水等天然河流进行漕运。大兴城至潼关间,旧有汉代漕渠,但因年久失修,京城向东只能靠渭河天然河道水运。由于河宽水浅,泥沙又多,漕舟往来困难,隋文帝任命郭衍为开漕渠大监,开通漕渠,“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6]1469。漕渠的开通,不仅解决了京师粮食的运输问题,又使沿渠两岸百姓得到灌溉的实惠,因此被称为“富民渠”。但因工期紧张,渠道窄浅,漕运能力有限,“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6]683。

  隋文帝命宇文恺再次开凿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6]684。广通渠开通后,漕运能力大大提高。黄河中砥柱造成的漕运不畅是摆在隋文帝面前的又一难题。关于黄河砥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是这样描述的:“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7]

  117为解决黄河中砥柱险阻,调动丁夫运粮积极性,隋朝规定,能将漕米从洛阳顺利运抵砥柱之西常平仓的丁夫,可以获得免除徭役的奖励,“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6]683,足见运粮的艰险和粮食对于关中的重要性。漕运解决后,需要解决的便是粮食储存问题。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因大兴城物资匮乏,仓廪空虚,难以满足京城需要,“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6]683。

  黎阳、河阳、常平、广通等四大转运仓均设置在位置重要的地区,便利运输,“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8]572。这些漕仓都占据着交通要冲,有着各自相当的吸引范围。黎阳仓的设置目的就是依靠河北运河吸收仓粮,以河北地区为吸引范围,其虽在卫州境内,但并不归卫州管辖,清嘉庆《浚县志》就说:“黎阳仓与洛口并重,此非一邑之仓,天下之仓也。”①

  二、修建粮仓的悠久历史

  中国仓储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始使用窖穴储藏粮食。夏朝时,已建立起简单的仓储制度。春秋战国时,仓储思想已比较完善,《礼记·王制》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9]

  340管子认为粮食储备对于国家安危具有重要作用,《管子·国蓄》开篇就指出:“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同书《轻重甲》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10]

  1259、1462此后,历代都很重视粮食储备,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和晁错都曾对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作过专门阐述。贾谊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晁错云:“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2]

  1130、1131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漕运仓储就出现在今浚县境内。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浚县,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境内大赉店、鹿台等仰韶文化至商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质镰、刀、铲农具表明,商周以前该区域农业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殷商时期,青铜农具应用于农业生产,加之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浚县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最早的粮仓巨桥仓出现在这一地区,说明该地粮食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已有充足的粮食积蓄。宋高承《事物纪原·仓名》曰:“仓所以贮国储也。商有巨桥,汉有成皋、敖仓及常平,隋有黎阳,……武王发巨桥之粟,孔安国以为纣所积之仓也。”[11]

  46这说明殷商时期的巨桥仓就是中国最早的粮仓。先秦史籍中,对巨桥仓多有记载,《尚书·周书·武成》载:“(武王灭殷后)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12]294《逸周书·克殷》谓:“(武王)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13]182《史记》有“(帝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14]105,“(武王革殷)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14]126等。这里所说的巨桥不是桥名,而是商王朝修建的大型粮仓,《尚书》注“发巨桥之粟”引孔安国传曰:“纣所积之府仓,皆散发以赈贫民。”[12]294《史记·殷本纪》“盈巨桥之粟”集解引服虔曰:“巨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14]105清嘉庆《浚县志》载:“巨桥,仓名。以为桥名者,误也。服虔曰:巨桥,仓名也。桥,器名也,纣性侈大,故大其器,则巨桥者,大仓也。”②纳兰性德亦言:“纣之巨桥,盖积粟之仓,而非桥梁也。”③

  关于巨桥仓的位置有河南浚县、淇县,以及河北曲周等说法。浚县说最早见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大名府志》,该志载:“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商纣积粟之所。”④其后《明一统志》承其说:“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纣聚粟之所,武王发巨桥之粟,即此。”⑤明代学者何乔远也认为巨桥在浚县西,“鹿台、巨桥,皆在是县(浚县)之西”⑥。

  《大清一统志》云:“巨桥乡,在浚县西五十里。明《统志》,即武王发巨桥之粟处。”⑦康熙《畿辅通志》:“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武王发巨桥之粟,即此。”⑧淇县说首见于明嘉靖《河南通志》,该志认为淇县东北吴里社即为殷纣聚敛粮食之所,和周武王克殷后散粟赈民之地,“巨桥,在淇县东北吴里社,殷纣王于此置仓以积粟。按,《周书》‘发巨桥之粟’,即此地也”。万历《卫辉府志》在说巨桥在淇县的同时,又说浚县亦有巨桥“巨桥,在(淇)县东北十五里吴里社,即商纣积粟处。《周书》‘发巨桥之粟’是也。

  ……浚县西五十里亦有此桥”⑨。明代学者陆应阳认为鹿台、巨桥均在淇县境内,他在《广舆记》中说:“鹿台、巨桥,淇县。”⑩清初张三异在给明代杨慎《廿一史弹词》“巨桥粟,鹿台财”作注时说:“巨桥,仓名;鹿台,台名。故址俱在淇县。”[15]39清代学者 任启运也认为鹿台、巨桥均在淇县境内:“鹿台,台名。巨桥,仓名。故址俱在今淇县。”

  ……今其地亦割入浚版矣。”

  三、水路发达的交通优势

  古代浚县水源丰富,境内有黄河、淇水、卫河等河流,水路交通发达。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操为北征邺城的袁绍,修建白沟水利工程以兴漕运,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19]25。从《水经注·淇水》“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

  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7]235、236的记载可以看出,曹操是依靠大枋木筑堰堵水的方法,来增加白沟水量,保证白沟具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淇水被拦截后的水流从白沟下游与清水连接,船舶可循白沟进入洹水,即今天的安阳河,到达邺城。正是依靠白沟的军粮运输,曹操顺利拿下邺城。

  在平定北方后,曹操以邺城为根据地,多次通过白沟水行南下,曹丕随父自邺城南征,曾写《于清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诗。在修缮白沟,建造堰枋的同时,曹操还在黄河以北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等水利工程,将黄河、海河、滦河连成互为贯通的水路交通网,沟通了睢阳渠与河北诸渠的联系,大量黄河以南的物资得以通过睢阳渠、黄河、淇水、白沟、清河、平虏渠、泉州渠运往北方,以满足邺都消费及军事需求。

  曹操使用大枋木筑堰堵水的地方被称为枋头,位于今浚县新镇西枋城村东北一带。在将淇水引入白沟,实现漕运之后,由于枋头在控扼白沟水运上的重要战略地位,随即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和军事重镇,成为黄河北侧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因称枋头城。此后,围绕枋头城发生了众多战争。如,永嘉六年(312年),后赵石勒与晋朝将领向冰为争夺枋头,发生激烈战争[20]2781。石勒夺取枋头后,向北夺取邺城,并最后建立后赵政权。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马桓温率领大军北伐前燕,循白沟北上,渡文石津次于枋头。前秦苻坚率师助前燕,大败桓温于枋头。

  四、战略要地的地理区位

  虽然隋文帝设置黎阳仓主要是为了转运山东粮食进入关中,但也有辅助经略河北的想法,“黎阳仓的选址、建筑、布局都有军事预设的色彩”[23]。黎阳仓所在的卫州,东魏时为义州,后周改为卫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改为汲郡,《隋书·地理志》载:“汲郡,东魏置义州,后周为卫州,统县八。”[6]848黎阳仓所在黎阳县为汲郡所领八县之一,其建置始于西汉,《汉书·地理志》记载,黎阳县属魏郡。晋灼注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2]1574从《水经注》所云“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于河”[7]134可知,汉代黎阳县在大伾山东北,东临黄河。王莽改称黎蒸,东汉复名黎阳,三国魏因之。

  “后魏置黎阳郡,后置黎州。开皇初州郡并废。十六年又置黎州,大业初罢。”[6]848此后,黎阳县历属汲郡、卫州、滑州、澶州,其间曾先后为郡、州、军、府治所,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置浚州,辖黎阳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降州为县,并将黎阳县易名为浚县。此后,浚县之名一直沿用至今。隋时,黎阳襟山带河,黄河横贯境内,是黄河南北间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位于黄河折弯下游的黎阳津,更是汉代以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黎阳汉以来尝置兵监,聚六郡校士戍屯于此,入隋唐咸列重镇焉”

  考古发掘证实,隋代黎阳仓位于今河南省浚县城关镇的大伾山北麓。大伾山,又名东山,“南荫黄河,左覆金城”

  五、宜于置仓的环境因素

  我国早期贮存粮食大都使用地窖,新郑裴李岗,郑州大河村,巩义铁生沟,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偃师二里头,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等中原地区先秦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储粮的地窖。

  从考古发现看,直到隋唐时,地下储粮仍是贮藏粮食的最重要方式。地下仓窖具有结构简单,建造容易,投资少,维护成本较低有防风雨、鼠雀、水火、盗贼等优势,适合粮食的长期安全储存。元朝王祯就认为“深藏胜仓庾”,他在《农书》中说:“夫穴地为窖,……先投柴棘,烧令其土焦燥,然后周以糠稳,贮粟于内,五谷之中,惟粟耐陈,可历远年。……既无风雨、雀鼠之耗,又无水火、盗贼之虑,虽箧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

  ……诗云:作窖良有法,贮谷期不腐;焦确拟陶炉,穰籺亲壤土;厚瘗防水潦,深藏胜仓庾。”[25]529此外,地下仓窖主体部分均在地面以下,在战乱火灾等天灾人祸事件中不容易被破坏。黎阳仓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争夺的焦点,但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张舜民《画墁录》曰:“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布一山之上。”[26]1北宋政和年间黄河改道之后,黎阳仓逐渐被废弃。明正德《大名府志》载:“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

  483宋令也规定:“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27]483除规定仓窖周围种植榆、柳等树木,使形成树荫,与唐令有别外,其他内容均与唐令一致,也强调仓窖要选在“高燥”之地。直到明清时期,还强调粮仓选址要在高燥之处。王士禛《手镜录》曰:“常平仓米谷盛贮,须择高燥爽垲之地,以防浥烂。”[28]514阎敬铭《请兴办新疆屯田疏》云:“其余剩粮石择拣高燥之地,建仓存储,以免霉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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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阳仓所在大伾山北麓地势较高,土质干燥,完全满足仓窖选址对水文、地质条件的要求。主持黎阳仓遗址发掘的刘海旺在谈及黎阳仓选址时说:“黎阳仓所在的地方,土质为黄土,直立性好,挖窖不易坍塌,挖好窖后将坑底夯实,窖壁也修整得光滑坚实,然后用火烘烤,除去湿气,再铺设木板、草、糠、席子,也是为了防潮。”[29]正是由于在漕仓选址时考虑到上述因素,黎阳仓成为收储黄河以北漕粮的国家粮仓,不仅在解决京城粮食供应短缺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更在隋朝征伐高句丽,灾荒赈济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隋朝漕运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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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李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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