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发展

　　这篇酒文化发展论文发表了古代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发展，宜宾有着在漫长悠久的酒文化历史演变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酒文化旅游资源拥有着自然和人文双重优势条件。论文介绍了宜宾酿酒业发展和经历的三个漫长时期，研究古代宜宾的酿酒业和酒文化对于弘扬本地悠久的酒文化历史。

　　关键词：酒文化发展,古代酿酒,宜宾酿酒

　　宜宾是着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地处川南名酒带中心，是中国酒文化发祥地之一， 名酒五粮液蜚声中外， 名扬四海。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以下分为三个时期，对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一、唐代以前--古代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发展的初创时期

　　夏商周三代，由于历史久远，关于这一时期的宜宾酿酒业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比较少，所以这里不在讨论。“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置巴郡、蜀郡、汉中郡，随后，就在蜀郡西南的三江口(今金岷两江汇入长江之口)，置”僰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又置为”僰道县“(秦汉两朝道与县均为同级行政建制，只是道设置在少数民族地，与县的名称不同而已)。这”僰道“与”僰道县“均为今宜宾市的前身，由于它地扼川、滇、黔交通要冲，秦汉两代都大量移民于这一地区。”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给“僰道”带来先进的中原酒文化，促进这一地区酿酒业的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区酿酒、饮酒、市酒之风十分盛行。从宜宾汉代墓葬及古窖池出土的酒史文物中，有铜壶、铜锥斗、铜勺等酿酒、盛酒、取酒、温酒、饮酒等各类酒器齐备。同时还出土了众多的陶制酒器，证明了在汉代宜宾的酿酒业就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宜宾县公子山1977 年出土的，东汉石棺画像。公子山距宜宾市约20 公里。与当时这一带的政治中心县”僰道县“相隔不远。

　　石棺上浮雕有一幅”迎谒图“和”饮宴图“.迎谒图里一位峨冠博带，身后插”版“的官员前来。另一位是亭长躬身在门前迎接。”[2]宜宾市山谷祠岩墓中，还出土一个沽酒的陶俑。他身着奴仆装束，手提小陶罐，入市买酒。沽酒俑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有酒的生产和销售，酒已进人市场。长宁县飞泉乡七个洞东汉岩墓内壁刻有一幅“夫妻饯行图”.图中站着一位文人装束的人，身后站着一位身背琴剑的书憧，表明文人将要出门;他的对面站着他端庄的妻子，妻子举杯为丈夫饯行，表明宜宾人已懂得“酒以成礼”的习俗。宜宾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反映了在汉代宜宾的酿酒业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同时画像中反映以酒饯行、以酒宴客以酒观百戏等酒文化场面，绘画、雕刻艺术与酿酒生产的融合的与当时的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研究这一时期宜宾酒文化发展史的宝贵文物资料。两汉以后，叙州府的酿酒业和酒文化继续向前发展，但由于整体资料较少，这里不再探讨。

　　二、唐代--明之前--古代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发展的发展时期

　　唐代时，戎州(即今天的宜宾)出产着名的名酒“重碧春酒”,始见于唐代着名诗人杜甫的《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4年)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成都草堂，乘舟东下，大概六月至戎州(今宜宾)，出席戎州长官杨使君一次宴会有感而作。”诗云：“胜绝惊身老， 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3]杜甫用优美的诗句赞颂戎州(今宜宾)的“重碧春酒”(又名荔枝绿、春碧酒)，《新唐书》载戎州“荔枝煎”是贡品，杜翁把戎州的美酒与荔枝相提并论，并惊叹“胜绝”,足见戎州(今宜宾)美酒的名气。

　　宋代，戎州名酒辈出，可见当时酿酒业的发达。着名的酒有四种：荔枝绿、玉霖、雪曲(即安乐泉)、春泉。研究这一时期戎州的酿酒业，离不开一个着名文学家、诗人黄庭坚。黄庭坚由于得罪权贵，贬谪戎州时作了大量关于宜宾酒史的诗作、文章等。对于宋代戎州的荔枝绿酒，黄庭坚还专门写了《荔枝绿颂》云：“王墙乐之美酒，得妙于三物。三危露以为味，荔枝绿以为色，哀白头而投裔。每倾家以继酌。忘魑魅之夔触，见醉乡之城郭。杨大夫之拓落，陶征君之寂寞。借此事之殊时，常生尘于尊勺”.[4]他高度赞颂了戎州的荔枝绿酒。

　　黄庭坚还曾另外写作一篇《安乐泉颂》赞颂安乐泉酒。云“锁江安乐泉为英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酿酒，甚清而可口，饭之令人安乐，故余兼二义名之曰安乐泉，并为作颂姚子雪曲，杯色增玉。得汤郁郁，白云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哆;辛而不鳌。老夫手风，须此神药。眼花作颂，颠倒淡墨。这篇颂既是诗又是一篇评酒鉴定书，黄庭坚对酒的色、香、味、形都作了细腻而具体的描绘。酒色透明晶莹如白雪，可使玉盏增辉;味清爽而不单薄，醇厚而不重浊;略甜而不哆腻，有辛味而不鳌舌;最后言其功效，可治手风。这种无色透明、品质清厚、甘、辛各味谐调的酒质特点，只能是优质大曲酒。诗还告诉了我们酿造这种酒的人的名字，这说明在宋代戎州地区就能酿造优质大曲酒，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尚未发现唐宋时期的酿酒作坊遗址等，但从黄庭坚的诗作中我们就可见一斑。

　　宋代戎州的酿酒业和酒文化，还给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少的酒文化遗址。流杯池，位于宜宾市城北，天柱山下，据《宜宾县志》记载，池为北宋黄庭坚于元符元年(1098)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流筋曲水“之义修建的。池为九曲形，周置石凳凡八。谷底小溪，流经九曲后没人石缝。”[5]黄庭坚常邀友人对池而坐，流杯饮酒，赋诗酬唱，写下了不少赞颂宜宾美酒的诗篇。以后，南宋诗人陆游、范成大以及明代状元杨慎等都曾在流杯池畅饮当地名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题咏。锁江石刻位于宜宾市岷江北岸。岷江江心有一巨石，巨石与对岸真武山石壁遥相对应，扼锁大江。其上刻有两个一点五米见方的大字“锁江”,挺拔遒劲，旁有“山谷”留款，传为黄庭坚醉后所书。宋代锁江巨石上有一亭，名曰“锁江亭”,为当时戎州一景。宋代的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着名诗人都曾在此亭上观赏这里雄伟壮丽的风景，以酒抒杯，高歌咏叹，留下了不少名篇。

　　三、明清时期--古代宜宾酿酒业和酒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迄今为止发现的古代宜宾最早的酿酒作坊(亦称酿酒糟坊)属于明代初期。当时最有名的是宜宾城北门顺河街的“温德丰”和“德盛福”.这两糟坊都设在城内，铺面当街，坊内分“前店”和“后厂”两部分，“前店”卖酒，“后厂”酿酒。这类糟坊是产销合一的经济实体。

　　“2011年4月24日在宜宾市宜宾县发现一处最早追溯至明中晚期的白酒酿造作坊遗址--糟坊头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徐光冀等多位权威专家初步论证，该遗址是四川省第一次发掘出使用年代早、文化层包含物纯净、要素齐全的酿酒遗址。”[6]专家们成功地依据石板间缝隙的浸水痕迹恢复出石板地面的原始大小，并推定其为酿酒作坊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晾堂。复原后的晾堂面积达24平方米，是目前全国最大、最早的明代石板晾堂。还发现了明代的老窖泥，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专家们经过论证后认为，该酿酒作坊要素基本齐全，生产工具种类丰富，瓷器数量多、年代足、品级高，为四川其他酒作坊所罕见，对探讨明代白酒酿造工艺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证据。糟坊头遗址分布面积核心区约3000平方米，发掘区仅500平方米。最早期仅揭露出作坊，和作坊相关的建筑如生活区、仓储区等遗迹，目前正在进一步寻觅和核实中。

　　中共宜宾市委讲师团教务处副主任冉华森认为：“糟坊头酿酒作坊遗址位于岷江之畔入川出川的水路要冲，规模大且远离当时的城市中心，这足以说明糟坊头明代酒坊的酒不是为了满足这一带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通过便利的交通向外运输，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院徐光冀认为：“该作坊保存了较多与酿酒相关的遗迹遗物，明代酿酒作坊要素基本齐全，生产工具种类丰富，瓷器数量多、年代早、品级高，为四川地区其它酒坊遗址所罕见。”

　　“温德丰”、“德盛福”和“糟坊头酿酒作坊遗址”是明代宜宾地区酿酒工业达到相当高水平的历史见证。其现存遗址之完整、规模之大、瓷器数量之多、生产工具之完整都是我国其他地区的古代酿酒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其生产的大量白酒不仅满足了当时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向邻近的云南、贵州、四川其他地区输送，其白酒酿造业的影响巨大。

　　清代宜宾的酿酒业继续向前发展。清朝同治2年(即公元1863年) 在明代“温德丰”和“德盛福”的基础上，又形成“利川永(即温德丰)”、“长发升”、“张万和”、“德盛福”四家糟房，购置和保存了明初以来的12口酒窖。1964 年10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派专家对五粮液酒厂“利川永”、“长发升”老窖实地勘察鉴定，认定系明初建筑物和遗物，为全国现存最早、最完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发酵窖池之一。

　　“长发升”现存二口明代地穴式曲酒发酵窖，分布在宜宾市古楼街原“长发升”糟坊旧址。现有窖池30口，分左右两区，按东南-西北走向排列。其左区右列第一口“菜刀把”及右区左列第一口“板手窖”为明代酒窖，该工场建筑物上的木刻缠枝花、雀替上的木刻凤凰牡丹图等，均有典型的明代风格，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些历史悠久的酒窖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宜宾的酿酒业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酿出的酒也是远近闻名。周询的《蜀海丛谈》描绘了清末民初川南酒坊的兴盛：“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房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酒则各邑各乡，几于家家皆能烤酿，真是一种最普遍的农民副业”.[6]

　　清代宜宾酿酒业的大规模发展，与这一时期宜宾庞大的消费市场密切相关。

　　(一)宜宾川滇黔商贸中心的形成和农村场镇贸易的繁荣

　　清代宜宾水陆交通得到改善，川滇黔商贸中心的地位逐渐形成。宜宾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是川滇黔结合部最重要的山货、土特产集散中心，是清代“川盐入滇”和“滇铜入川”的最重要通道。来往频繁的各种商帮，本地新兴的大量小城镇等，都是酒类消费的主要人群和市场。当时的一首诗“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且喜局钱通已遍，不须携米掉煤盐。”这是清代宜宾新兴城镇热闹情景的生动反映。[7]

　　(二)坛庙祭祀和本地明间风俗都与酒密切相关

　　清代叙州府的祭祀普遍，酒是祭祀中最重的祭品。清嘉庆版《宜宾县志》对清代叙府(今宜宾)的祭祀有较详细的叙述：

　　文昌庙。在城东北隅，嘉庆七年颁行每年春二月初三文昌帝诞日为祭期，秋以钦天监选定的节日为祭期，供品与祭仪与关帝庙同。[8]祭祀的门类还有很多，这里不在一一列举，总之坛庙祭祀需要大量的酒，这种对白酒的需求，促进了古代宜宾酒类生产的发展。

　　叙府(今宜宾)的本地风俗也与酒密切相关。不管是逢年过节、婚事、丧事，还有生辰、开市、置业、修房、傩祭等均需置酒宴客，而且宴席的规模还相当大，往往数十至百余席不等，酒是联系当时叙府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

　　(三)外来的大量商帮会馆也促进促进酒的生产和消费

　　清代宜宾市场形成的云南帮、江西帮、四川帮、璧山帮、嘉定帮、盐帮等。[9]为了维护同籍、同行业者的利益，各省人士和宜宾本地人士先后在宜宾城中修建了近三十座会馆。会馆是祀奉先贤，议事会商，请亲宴友的地方。每月初一、十五，逢年过节等，商帮们都会在会棺举行大规模的宴饮。商帮们还将宜宾所产的优质的白酒运出，转运至周边的州府和云贵地区，也促进了叙府(今宜宾)白酒的生产。

　　综上所述，宜宾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几千年来名酒辈出，历朝历代都是酿酒业发达的地区。研究古代宜宾的酿酒业和酒文化对于弘扬本地悠久的酒文化历史，吸取酿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促进地方白酒产业的蓬勃发展，打造宜宾中国白酒之都的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郑永乐、丁天锡：《从汉代出土文物看宜宾的酒文化》，《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2]兰峰、钱志黄：《宜宾汉代石刻画像中的鲟鱼》，《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1页

　　[4](宋)黄庭坚：《黄庭坚墨迹大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5](清)刘元熙纂修：《宜宾县志》，宜宾县志编纂委员会校注重印，清嘉庆十七年版，第65页

　　[6]宜宾新闻网：《红楼梦酒业糟坊头明代酿酒遗址考古发掘》。

　　[7]周询：《蜀海丛谈》之《制度》卷上《关税及烟酒糖油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6、24页

　　[8] (清)翁注霖：《南广杂咏》，选自罗应涛编着的《诗游僰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9](清)刘元熙纂修：《宜宾县志》，宜宾县志编纂委员会校注重印，清嘉庆十七年版，第77页

　　[10]孙尊山：《宜宾商会沿革》，选自文史资料汇编第6辑，宜宾市翠屏区文史委， 2008年

　　推荐阅读：《酿酒科技》(月刊)创刊于1980年，由中国酿酒信息中心和贵州省轻工科研所主办，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国酒业学术龙头刊物，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第一届贵州省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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