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从教育视角看陶渊明的出仕心态会发现这两者有紧密联系。陶渊明早期所接受的教育一方面深受崇尚儒学的家庭教育熏陶及其家道中衰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北人南迁的士族在荆江地区复兴儒学以反玄学的思潮影响。这样的教育环境铸就了陶渊明胸次浩然的性
摘要：从教育视角看陶渊明的出仕心态会发现这两者有紧密联系。陶渊明早期所接受的教育一方面深受崇尚儒学的家庭教育熏陶及其家道中衰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北人南迁的士族在荆江地区复兴儒学以反玄学的思潮影响。这样的教育环境铸就了陶渊明胸次浩然的性格气质、耿介不阿的政治人格，使其始终坚守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出仕心态。
关键词：陶渊明,儒学教育,出仕心态,玄学
陶渊明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化名人，人格精神与文学成就均令后人景仰。学者们每论及陶之文学，总与“隐逸诗人”相关联，直到近年方出现持否定态度者。有陶学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关心政治，注目现实，有志仕进，这些才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归结两方要点，争议正在陶渊明的“仕”与“隐”上。
学者们对于陶渊明的仕进与隐逸思想的表现及形成原因都有较多论述，并形成了许多令人较为信服的观点，但从陶渊明所受教育入手来研究者却几乎没有出现。实质上，通过对陶渊明早年教育履历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仕进或隐逸思想，都与早年陶渊明所接受的教育有极大关系。本文欲在借鉴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从教育视角对陶渊明的仕进问题论一孔之拙见。
1陶渊明早年的教育环境
陶渊明生活在门阀政治体制最为显著的六朝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东晋的门阀士族控制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而且拥有文化特权。在这一体制中，家庭教育扮演着独特的作用。陶渊明虽说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但相对于平民之子，他拥有接受更好教育的物质条件。陶渊明所受教育与地缘、亲缘关系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可见陶家多在荆江地区活动。对陶渊明影响较深的外祖父孟嘉也是当时荆州刺史桓温的座上客。陶渊明幼年主要在荆州、江州等一带活动。自东汉以来，这一地区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在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1]2421可见大批中原儒学之士归入荆江地区，得到当政者的重视，设立学校传授儒学，形成儒学在地方上的一时兴盛，史称荆州学派。
《刘镇南碑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形说：“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2]966又《荆州文学记官志》曰：“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脱介免胄。”[2]966在这种风潮中许多以武将身份入仕的官吏后代纷纷踏进学校接受文化教育。
这种崇尚文化的学风一直延续至东晋。东晋儒学的兴起以反对玄学的毁礼败俗为开始，但荆江地区的儒学又有自己的特色，它继承了传统荆州学派的余风。《刘镇南碑记》云：“学派深悯末学违本离质，乃合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2]966教材上删繁就简，集五经之要义，同时注重儒、释、道势均发展，学人治学亦不拘一格，思想渐趋多样化。
东晋荆江地区的士人圈子，读书、治学多以广通为高，兼采博收，尤不重章句考训。陶渊明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3]189“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3]271诗中“游好”“泛览”说明陶渊明读书之博。又如《五柳先生传》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3]344《与子俨等疏》亦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春有得，便欣然忘食。”[3]
363诗句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说明陶渊明读书并不以搏取功名为唯一目的，而是怀着平和自然之心。“不求甚解”“欣然忘食”说明陶渊明但求大义而不拘小节的治学态度。若考陶诗用典之源，有来自《论语》之处亦有源于《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可见少时的陶渊明受荆江地缘学风的影响不浅。
陶渊明早年的教育与其家族渊源及家庭环境有极大关系。陶渊明出身于仕宦之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赫，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东吴名将，但去世较早，家道中衰。陶侃在平定王敦之乱、苏峻之乱、郭默之乱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军功，掌握军权，渐渐显达而为朝廷中枢。至晋成帝时，其勋爵可与王导、庾亮争荣，成为左右当时政局的重要力量。
《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历任“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4]1768等高位。陶家自陶侃开始进入士族行列，但以陶侃所代表的士族与崇尚玄学的江东士族又有区别。“许多荆、江战功之人，如陶侃、桓玄等对当时玄风坏礼甚为不满，这也使其更能亲近以复兴礼制为旗帜的儒学。”[5]
陶侃曾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4]1774可见陶侃更看重于儒学。这与永嘉南迁移居至江陵地区的大批北人南来的上层士人相似，也为陶侃及其后人结交北来的儒学士族奠定了思想基础。《晋书·范宣传》记载：“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4]
2360范宣本陈留(今属河南)人，属于北人南归士族，自移居豫章(今属江西)以后，以讲诵为业，许多南方士族闻风宗仰，慕名而来，得到官府的重视。又《晋书·范汪传》记载：“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早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博学多通，善谈名理。”[4]1982范汪为范宁之父，范宁亦是北人南来之士族后裔，而范宁与范宣关系甚密。
《晋书·范宣传》记载：“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即范宣与范宁)之风也。”[4]2360又《南史·周续之传》记载：“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6]1865
由此看出，南来北人对当地教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足见其教育影响之深广。《晋书·陶侃传》记载：“侃有子十七人……洪辟丞相掾……瞻，字道真，少有才气，庐江、建昌二郡太守……琦司空掾。旗历位散骑常侍、郴县开国伯……斌尚书郎……称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蛮校尉……岱散骑侍郎。”[4]
1779陶侃之子皆以出仕为官，说明其家族不但在政治社会上有重要影响，且具有良好的教育环境。这就能够说明从陶侃以下至陶渊明一代，有一定的家学积淀，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因为它是家庭教育和官员晋级考察不可忽视的部分。《晋书·陶潜传》记载：“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4]2460说明少年的陶渊明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陶渊明《命子》诗流露出对祖辈崇拜之心，并以此激励和敦促子女要向祖辈们学习。“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3]
28“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3]29“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3]29可见陶渊明以祖辈为荣，标以学习的榜样，他的思想与人格形成深受祖辈们的影响。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早年的教育也有较大影响。孟嘉是东晋名士。《晋书·孟嘉传》记载：“(庾亮)谓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4]2580说明孟嘉是个有盛德之人，声誉极佳。
孟嘉之弟孟陋对陶渊明的思想及心态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孟陋品行和孟嘉相近，虽终身隐居，少时亦深受传统学问的熏陶。《晋书·隐逸传》称孟陋“少而贞立，清超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4]2443。
这与早年陶渊明接受的教育有紧密的关系。陶渊明八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较为贫苦，少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因此，外祖父的家族成员对幼年的陶渊明或多或少会有影响。《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他称颂外祖父是：“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愈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3]
336可见他对外祖父怀有崇敬之心，这对于他的个性、修养皆产生影响，我们从他日后的生活中亦能见到这种遗风。逯钦立先生说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7]169，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李剑锋先生认为：“在宗法亲缘范围内，对陶渊明影响最明显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8]200这可谓中肯之评。
2陶渊明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思想
陶渊明早年的教育一方面离不开崇尚儒学的家庭教养，另一方面又受荆江地区复兴儒学以反玄学的思潮影响，在复杂的思想争斗中，参合了玄、道、佛的思想成分，因而形成了既关心政治，注目现实，又暗含乐道安贫、崇尚自然的性格气质。陶渊明幼年接受的教育内容与晋代的教育体制有紧密的关系。
陶渊明的启蒙教育以儒家为主。《宋书·百官上》记载：“《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国子，周旧名，周有师氏之职，即今国子祭酒也。晋初复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损其员。”[9]
1228东晋以来，虽然对官职人员作了些调整，但是教学的内容不变，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晋书·陶潜传》说“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4]2460。亦能窥见其幼年之情志，可见幼年时期的陶渊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柯镇昌先生在《汉代社会思潮与引文风气的盛行》一文中指出：“宗经思潮是促使引文风气流行的外在能源。”[10]120据不完全统计，陶诗仅引用儒家典籍《论语》就多达37处，他对儒家经典的崇奉之心可见一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3]
128“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3]189这些大概看出陶渊明读书的情形。“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3]271可看出陶渊明对儒家经典著作如《诗》《书》《易》《礼记》《春秋》等了然于胸，将其奉为幼年启蒙读物。颜延之《陶徵士诔》认为陶渊明“畏荣好古，薄身厚志”[2]2446。
“好古”表明其读书的志向，崇尚古代圣贤之士，如其著作中常称颂的黄帝、唐尧、伏羲、后稷、孔子、颜渊、杨朱、二疏、三良、荆轲等古代名达希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3]197“羲农”指的是伏羲和神农，源自《周易》;“黄唐莫逮，慨独在余。”[3]6“黄唐”指的是黄帝和唐尧，频频见于儒家典籍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3]144“先师”指的是孔子，儒家圣人。
这些上古希贤对陶渊明影响很大。“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241表明其胸怀大志，志向高远，怀有建功立业之激情。清人方宗诚《陶诗真诠》论曰：“陶公实志在圣贤，非诗人也。渊明盖志希圣贤，学期用世。”[11]可谓道出了陶渊明早年心声之志。“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3]
170等，这些诗文都表明儒家的思想精髓已经深入陶渊明的世界观，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其人生理想。魏晋是玄学盛行的时代，它取代了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成为除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尤其在东晋时期，道教、佛教、儒学等学问呈现并存的状态，期间亦产生了玄学和儒学及佛道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
《晋书·范宁传》记载：宁在郡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磐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己众费，一出私禄，并以四郡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草堂，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宁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籍。”[4]
1988范宁在豫章郡开设学校，“一出私禄”，并非“肆其奢浊”，其目的主要是宣扬儒学，而这与王凝之崇尚玄学、信仰佛道的思想相违背，显然王氏是假公济私有意诬陷。《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凝之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焉。”[4]2102可知王凝之对天师道甚为痴迷。
王氏还提倡宣扬佛教，《出三藏记集·阿毗昙心经序》云：“时众借上座竺法根、支借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植越，并共劝佐而兴立焉。”[12]王氏作为江州刺史时曾组织僧徒在庐山翻译佛经。由王范事件表明，在东晋的荆江地区弥漫着浓厚的相激相荡的思想争斗，它们互争主流思想地位，最终形成了儒、释、道势均并存而趋于多元化的思想。各种思想矛盾焦点最激烈的时候正值陶渊明青少年时期。考诗之取典，《老》《庄》合有77处，可谓数量不少，由此可以说明陶渊明所接受的教育亦有各家参合的思想成分，而这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
3陶渊明接受的教育对其出仕心态的影响
结合以上讨论，魏晋门阀取仕制度造成了出身寒微的士人仕进之途的鸿沟。陶渊明出身仕宦之家，但中道衰落，属于贫贱出身的士族之子，这对于他的心态有重要影响。首先，早年的教育思想对陶渊明胸次浩然的性格气质和重振祖业的出仕心态有重要影响。陶渊明出生仕宦家庭，但是陶家自陶侃以后，由盛而衰，延至其父亲一辈已趋衰落。陶渊明幼年丧父，与母亲一起生活，十分艰辛。他诗中常说：“相及龆齿，并罹偏咎。”[3]
375-376“弱年逢家贫”[3]214“弱冠逢世阻”[3]76等均可说明。但是对于幼年陶渊明心理的形成来说，家族由盛而衰的现实，促成陶渊明“知耻而后勇”心理，使他从困苦的现实中激起了进入仕途的心态。“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
241可见饱受传统儒学文化浸润和濡养的青年陶渊明的理想是秉政务事、施惠于民、重振祖业之雄风。萧统《陶渊明集序》评价说：“论怀抱则旷而且真。”[2]3067萧氏此语真切地反映了陶渊明的这种心胸。陶渊明身处淳漓朴散、世风浇薄的乱世，这与曾祖父陶侃贫贱出身却能跻身朝政的背景又有极大的相似，因此，他亦希望有朝一日能大展雄风。如《命子》诗“在我中晋，业融长沙”[3]28。
此外，又有“节义为士雄”[3]222“少时壮且厉”[3]232“大济于苍生”[3]297等诗歌皆看出陶渊明壮怀不已、大贤笃志的胸臆。叶燮《原诗》认为：“陶潜胸次浩然。”[13]602叶氏的剖析可谓直指其内心。可见青年陶渊明胸次浩然、志向远大的支撑者是重振祖业的心态。这种心态与陶渊明所受的教育有紧密关系，尤其是传统儒家入仕思想的影响。《论语·子罕》：“我待贾者也。”[14]85《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14]178反映的就是汲汲于仕进的思想。陶渊明诗中的“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3]356。“先师遗训，余岂之坠!”[3]9等诗句均表达了这种志仕辅政但又难以实现的焦急不已的殷殷心态。其次，早年的教育思想对陶渊明耿介不阿的政治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陶渊明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曾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有透彻的认识，只是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常常违背原有的意愿而造成了心理上的扭曲，以致显现出孤峭执着的政治人格。
早年陶渊明的志趣是积极投入仕途中博取像曾祖父陶侃那样的丰功伟业，胸中奔涌着澎湃的激情。“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241“我名车，策我肥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3]9诗中激情万丈、铿锵有力，但是往往过于理想化、梦境化。现实常常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3]237“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3]
9因而只能抒发没能尽到辅君治国，“大济苍生”的遗憾和悲伤。政治理想的美化与现实残酷的冲突，往往造成心理上的扭曲，形成孤峭执着的政治心态。《晋书·陶潜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义熙二年，解印去县。”[4]2461
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与其坚定的人格操守、性格品质的不相称，使他陷入了孤独之中，这是种耿介不阿的孤独心态。这种孤独心态是在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心态，是在不断地追寻着某种特定的理念并坚守着自己的情操不动摇，敢于对现实不屈的抗争，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和文化性格。
这与儒家《论语》所主张的“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14]194“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3]161“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4]195“君子谋道不谋食”[14]166的思想符合。这正是陶渊明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熏陶的实践表现，也是儒学教育影响的结果。再次，早年的教育思想使陶渊明始终坚守“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理性的儒家出仕态度。
东晋掌控军政大局的主要是扬州势力集团和荆州势力集团。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荆州势力集团的开创者，陶侃去世之后，继而桓温崛起重振了荆州势力集团接陶侃留下的班底，许多旧部得以重用。按照传统的说法，陶渊明五次入职官场，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作建威参军，第五次聘为彭泽县令，而每次入仕或者退隐的背后都与这两个势力集团的政治斗争有紧密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出仕心态与其早期所接受的教育有紧密关系。这种教育与陶渊明所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深受崇尚儒学的家庭教育的熏陶及其家道中衰的现实影响，形成了关心政治，注目现实，尤其对祖辈们建功立业的伟绩怀有崇尚之心，造就了积极入仕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受北人南迁的士族在荆江地区复兴儒学以反玄学的思潮影响，在接受了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时参合了玄、道、佛的精神理念，因而暗含崇尚自然、刚烈狭义的气质。这样的教育环境筑就了陶渊明胸次浩然的性格，渴望建立功勋的心态和耿介不阿的政治人格，以致于形成了“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政治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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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向论文投稿期刊：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本刊辟有EMDR与心理创伤、蜀学研究、地方文化与文化遗产、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外语研究、法学、社会与政治、经济与管理、西部经济与社会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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