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在先秦纵横家的纵横游说过程中，书(即书写)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技能、传播方式和文化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多元价值。但是，以往相关的研究多是仅从口语传播的角度将先秦纵横家归为中国早期口语传播的典范，书写活动在其中的独立功能、多元价值和深层影
在先秦纵横家的纵横游说过程中，“书”(即书写)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技能、传播方式和文化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多元价值。但是，以往相关的研究多是仅从口语传播的角度将先秦纵横家归为中国早期口语传播的典范，书写活动在其中的独立功能、多元价值和深层影响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由此，笔者从书写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借助传播学、心理学、媒介学、文化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战国时期的汉字书写背景
先秦时期，“书”的本义即是指书写汉字。《说文解字·叙》中说：“书者，如也。”“如”字训“从”，即是说书写的汉字顺从人所要表达的信息。这与我们当下所理解的书法艺术有一定的区别。汉字是在华夏先民不断的书、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表达意义的符号，没有书、刻活动，就没有汉字的产生。
汉字在书、刻中产生，又在书、刻中使用，发挥其表达意义、固定语言、传播信息的功能。正是在先民们赓续不断的刻画、书写活动中，汉字从一般的刻画记号逐渐演变成汉字符号系统。同时，书写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媒介技术，在如国家管理、公共信息传播、知识生产、文献积累与传承、人际交往等领域中，均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汉字书写状况较之前代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笔者结合相关史料大致梳理如下。第一，战国时期的书写材料和工具进一步稳定。古人书写的材料在历经陶土、岩石、龟甲、兽骨、青铜、玉版、竹简、木牍、缯帛之后，在殷周时期逐渐被固定下来，竹简成为当时主要的实用书写材料〔1〕。同时，书写工具也在不断进化，从现有的相关考古成果来看，当时的主要书写工具如毛笔、墨、砚的加工和生产均已比较成熟。
第二，春秋晚期，社会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伴随着“私学兴起”“学术下移”，书写群体的构成经由早期的巫史群体逐渐向士人阶层下移，书写群体的规模较之前有所扩大。但就全社会而言，这一群体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2〕。第三，战国时期书写活动所涉及的社会领域不断扩展，程度不断深化。仅从先秦诸子的争鸣活动来看，无论是孔门后学纂辑编订《论语》、荀子晚年兰陵著书，还是墨子献书楚惠王、庄子自行著书等，这些大量出现的私家著述现象都是此前未可想见的，均反映了汉字书写活动在当时社会不同领域中的进一步普及与影响。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纵横家作为最为“醒目”的群体，他们对于时局的影响颇为重要。在其纵横游说的过程中，汉字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笔者将从“纵横之英”与“书”、“书”与“纵横之文”〔3〕以及“书”与”纵横之辞”三个方面展开对汉字书写在其中的独立功能、多元价值和深层影响进行讨论。
二、“纵横之英”与“书”
先秦纵横家即战国策士群体，他们是一群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4〕，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和聪明才智，周旋于各国之间，同时以纵横之术(游说和权谋)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即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5〕。在他们“亡命漂说，羁旅骋辞”(《汉书·叙传》语)的纵横生涯中，书写活动伴随先秦纵横家的一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书写技能作为先秦私人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科目，使一部分来自下层的民众脱离底层的束缚，并得以进一步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参与政治活动。对于战国策士群体来说，熟练地掌握书写技能，意义重大。
在战国的乱世之中，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多，私学正是在“文化下移”的过程中逐渐在民间兴起的。私学的兴起使得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照耀到了穷乡陋巷的草民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培养了一批来自民间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作为当时的鄙野之士，先秦纵横家群体能够有机会学习、阅读专门的策士文献并进而纵横游说、参与政治活动，主要归功于当时的私人教育。其中，作为重要科目的“书”(即书写技能)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在掌握这一传播手段、实践技能之后，策士们方能去获取更为广阔的、专门的文本知识;而对这些文本知识的熟练掌握，对于来自下层的战国策士们来说，是他们立身扬名、实现自我的唯一出路。东晋王嘉《拾遗记》中曾记载了一个关于苏秦、张仪的故事：
张仪、苏秦二人……剥树皮为囊，以盛天下良书，尝息大树下，假息而寐……〔6〕
此则材料虽后出，但却生动反映出了来自下层的苏秦、张仪等人想要通过读书来翻身的迫切诉求。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并不存在后世所谓的“书籍”，人们阅读、学习的主要文本都是通过抄写获得的。由此才会出现如“张仪折节”〔7〕这样的勤学事迹。可见，对于来自下层的张仪、苏秦等人来说，对书写技能的熟练掌握，是他们学习策士文献并进而脱离底层、立身扬名的基本前提。
第二，对于先秦纵横家群体来说，书写(即文字传播)作为其纵横游说的基本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相关材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例如，《战国策·秦策一》说苏秦“书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8〕，可知苏秦的游说不单是靠口舌的周旋，同时需要呈送书面文本，即通过上书的方式进行游说。这类事例在《战国策》中非常普遍，此即属于传播史中所说的中国古代政治领域众多种类的“书传”〔9〕之一。
可见，以“上书”的方式进行游说是先秦纵横家的重要游说方式之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字书写不仅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还可消除方言的差异，使得信息传达更加准确。从这个角度来看，纵横家以上书的方式进行的游说，其传播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口语游说。但是，以往对此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中国古代说服传播的典范，这一划分自然将其游说的成果直接划归到口传文化之中，而作为具体实现方式之一的汉字书写活动却总是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书写在这一领域中的独立功能和多元价值亟待进一步挖掘和梳理。
第三，先秦纵横家的书写成果不仅包括前文提到的在游说活动中的上书、在知识传承领域作为学习范本的策士文献(如《太公阴符》)，尚有许多在其担任重要职务期间不同种类、影响重大的政治、军事领域的书写成果，比如各种由掌权的策士下达的命令、规定、文件等。《史记》中就记载了张仪在秦惠文君十年(前325年)相秦之后“为文檄”，对之前楚相的诬蔑进行警告〔10〕。可见，对于战国策士来说，书写不仅直接服务于知识传承、政治游说，同时也是其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管理的重要方式。
三、“书”与“纵横之文”
“纵横之文”是指战国策士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现在能见到的材料主要有《战国策》〔11〕、《鬼谷子》和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三者均为后人纂辑而成。下文笔者将以《战国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汉字书写与“纵横之文”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先秦纵横家正是借助于书写的力量，才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策士文献。从策士文献的产生和来源来看，《战国策》一书非出于一人一时，最初的作者大概就是战国时期各国的策士及其门徒。当时的策士为了四处游说，他们各自都提前准备了文稿，比如为了与君王“辩”而准备的著述〔12〕。正如裴登峰所说:
《战国策》许多《策》文的原始底稿，应如《秦策一·说秦王》《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的书信那样，是一篇完整的说辞。不像今本《策》文前有背景，后有结果交代，或前有背景，后为说辞，或说辞后有结果交代的形态。依先秦书写方式及记载文字媒体为竹帛的情况而言，这样的长篇大“说”之辞，现场不可能记录下来。〔13〕
在这些底稿的基础之上，门徒们“自然要把老师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机智的谋略、精辟的言论、动人的事迹写下来，以供揣摩学习。然后又有人将分散的单篇文章或谈话记录，加工汇集成书，分别题为《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14〕。另一方面，对于策士的上书和奏言，各国也有相关的保存、抄写制度〔15〕。
可见，除了战国纵横家自己准备的底稿之外，策士之间的书信、门徒整理的材料，以及作为学习、模仿范本的策文，乃至流传的上书副本，均是《战国策》的主要资料来源。上述这些材料均是古人借助书写技能进而“生产和加工”的文本成果、书写成果，正是依靠“书”的力量，他们的辩论语言、权谋策略和游说事迹才能被当时和后世所了解。
正如葛兆光所说：“‘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16〕
其次，从“纵横之文”的具体内容来看，正如许多同时期的先秦文献一样，《战国策》中存在大量征引文献以申说的现象。这一现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属于由汉字书写(即文字传播)带来的知识积累与多元阐释。在游说过程中，先秦纵横家群体因说服、辩论的需要，经常引用前代书写成果以助己说。
如《东周·温人之周》中引《诗》申说，《秦一·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引神农、黄帝、蚩尤、尧、舜、禹、汤、文、武、齐桓古事以申己说，《秦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中荀息引《周书》以助己说，《秦三·秦客卿造谓穰侯》中引《逸诗》以申说，《秦三·范雎至秦》中引吕尚遇文王、箕子、接舆、乌获、伍子胥诸事以申说等。这类情况在《战国策》中随处可见，除去春秋时在外交场合的引《诗》传统之外，大量的作为书写成果的古代文献、历史故事在战国时期多被征引，而这些现象均是作为传播方式、媒介技术的汉字书写所带来的。
书写而成的政治档案、历史文本具有一种天然的客观性，对其进行引用和阐释不仅使得当时的游说说辞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同时这也深刻影响着当时先秦纵横家(乃至同时期文人群体)的论说模式、文章面貌和思维习惯。由此，我们看到了作为传播方式的汉字书写与先秦古人“述古申说”现象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正是古人的书写传播活动直接带来了这一文本现象。
四、“书”与“纵横之辞”
战国策士的游说语言(即“纵横之辞”)是“纵横之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鬼谷子》一书对“纵横之术”在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其中就包括了对游说语言及其策略的分析和概括。当我们借助心理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战国策士的意识和思维、语言和修辞进行考察时，书写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的深层影响便逐渐显现。
第一，借助心理学、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文字书写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使得古人的“分析”意识得以形成。当我们从意识层面对战国策士进行考察和分析时，便可看到，他们特有的游说语言及其语言策略均属于书写文化的产物。
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杰尼斯(JulianJaynes)认为，文字书写改变了初民的意识属性和思维模式，使大脑原来的“两院制”属性解体，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省和分析能力的提升〔17〕。同样，美国传播学学者沃尔特·翁(WalterJ.ong)在分析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时也指出了文字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对于人类意识方面的重大改变，他说：“文字是无价之宝，在全面调动人的内在潜能方面，文字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这个无价之宝的价值超过了其他一切人为之物。”
〔18〕上述研究所提及的文字对于古人意识层面的巨大改造，正是发生在古人不断的书写、阅读活动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书写文化带来了一种内省的、分析的思维，这与之前口语文化中的整合性的初民思维模式极为不同。
文字书写带来的巨大变革深刻地影响着古人的意识和思维，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先秦纵横家的游说活动。汉字书写对于先秦纵横家思维方式的改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使其游说语言的逻辑性、连贯性、权谋策略和征引材料的丰富性、准确性均得到加强。如前所述，先秦纵横家往往会在游说之前准备文稿，以用于不同场合的辩论，这便是极好的例证。正是借助于书写(包括记录、修改等)的力量，先秦纵横家们的语言策略得以不断加强。
书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提供可视的思维和语言记录而使策士的思维和意识得以从大量的记忆中解放出来;同时，其思维水平、权谋策略也在分析和修改文本中得以提升。试想，如果处在文字产生以前纯口说语言的社会环境中，在需要大量背记口语材料的条件下，仔细的分析和“逆向的文本扫描”均不可能产生，类似“纵横之辞”这样的语言策略也难以出现。换言之，正是由书写的传播功能带来的对古人意识和思维层面的改造，为战国策士的“纵横之辞”提供了基本的、重要的技术保障和思维模式。
第二，当我们从文献材料的层面对先秦纵横家的游说语言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其与当时其他领域的记言文献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的修辞水平明显高于后者。当我们从传播学和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时，书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便进一步凸显出来。
沃尔特·翁曾以西方古代文本为例对类似的问题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在社群性、外向性的口语文化中，文本内容多表现出重复、套语、冗余和固定表达法的特点，这一特点对应于口语文化中的背记传统，而在内省性的书面文化中的文本则与之相反〔19〕。换言之，正是借助于文字书写，书写文化中的文本在不断出新求异、消除冗余和套语，打破固定表达法。
这一结论与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JanAssmann)在《文化记忆》中、以埃及古文献为例对当时的书写文化进行研究所获的结论正可相互印证。当我们由此反观战国策士的传世文献时，的确发现了其中所体现的丰富多样的表达手法和机智灵活的语言策略，这与中国古代早期的记言文献(如《诗》及《书》中的记言部分等)中的重复、套语、冗余和固定的表达法形成了巨大反差。而这一变化正是作为传播方式、媒介技术的汉字书写所带来的。
在谈及文字书写对于口语文化的巨大影响时，沃尔特·翁曾对西塞罗的讲演辞进行了简要分析，同样作为一种口说语言的说服术，这对于战国纵横家的纵横游说研究来说，其研究结论多有可资借鉴之处。沃尔特·翁说：
西塞罗讲演辞能够切中问题要害，痛击对手的弱点，也是书面文化的头脑的产物—虽然我们知道他发表讲演前并不写书面稿，我们现有的西塞罗讲演录是他事后补记而成的。从中世纪的大学到稍后的经院传统再到本世纪精湛而分析得头头是道的口头辩论，都是经过书面文本磨砺的头脑产生出来的，都是在阅读和评论书面文本中千锤百炼形成的，都是在口头辩论和写作中百炼成钢的。〔20〕
与之类似，战国策士的“纵横之辞”虽多表现为口说语言，但其仍是书写文化的产物。仅从作为先秦纵横家理论总结的《鬼谷子》一书来看，其中所提及的“捭阖”〔21〕、“反覆”〔22〕、“内揵”〔23〕、“飞钳”〔24〕、“权”〔25〕等概念，均是不同游说环境中的语言策略(这些理论总结也可在《战国策》中找到大量对应的具体案例)。显然，与西塞罗的讲演辞一样，先秦纵横家的游说语言及其修辞手段也“都是经过书面文本磨砺的头脑产生出来的，都是在阅读和评论书面文本中千锤百炼形成的，都是在口头辩论和写作中百炼成钢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西方传播学者对于西方古代口语中不断发展的修辞学的认定那样，即“虽然修辞‘艺术’和口语有关，但它是文字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艺术’无异”〔26〕。同样，如果我们将先秦纵横家的“纵横之辞”看作是中国古代口语文化中的一种服务于游说、辩论的修辞学或是说服术的话，那么这种学问也必然是书记术的产物或者说书写文化的产物。
汉字书写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对先秦纵横家的“纵横之辞”在意识和修辞等层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借助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之后，在通过比对中外古代说服术、修辞学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对此有所了解。
结语
先秦纵横家作为中国早期口传文化中的杰出代表，以其丰富多变的游说语言和灵活机智的权谋策略著称于世。在对众多纵横家的游说过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汉字书写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一种实践技能、一种媒介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对于战国策士群体的知识传承、游说方式、论说模式、语言特点，甚至意识属性和思维模式均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先秦纵横家不仅是中国古代口传文化的代表，同时更是书写文化的产物。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书写”在传播史、文化史中的功能和价值总是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人们往往将纵横家的成就直接划归到口传文化之中。本文从书写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的研究，仅希望对于当下全面认识汉字书写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独立功能、多元价值和深层影响能够有所帮助，而不是仅仅限于在书法领域内对古代书迹审美价值的讨论。不足和错误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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