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回溯新时期文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开始，历经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直到当下文学创作呈现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多元的文学形态。王安忆的创作保持了一种不断生长的状态:从1981年出版透着
回溯新时期文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开始，历经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直到当下文学创作呈现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多元的文学形态。王安忆的创作保持了一种不断生长的状态:从1981年出版透着诗意清新的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到2018年首发的成熟洗练的长篇新作《考工记》，王安忆以不断地自我延展、自我超越的创作，参与着新时期文学40年发展与建构的进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文学方向论文范文：新世纪小说的乡土书写与家国情怀
摘要：新世纪小说中的乡土书写渗透着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深重的家国情怀。这一倾向的出现有赖于新世纪逐渐形成的“重述历史”潮流，也体现作家通过极力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对当下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的努力。从具体的写作策略看，史诗化的创作追求、底层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望和对基层行政的想象，成为新世纪乡土书写的主要叙事机制;当然塑造的道德人物也存在着某种虚空的符号化之嫌。
王安忆的创作保持了一种不断生长的状态。这不是我个人的新锐之见，而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关王安忆创作的基本判断。评判一个作家的重要程度，历史的维度不可或缺:评价作品的影响力，作家持续的创造力，要以文学史为参照系，在对作品的分析，对创作历程的梳理中，追踪其在文学史发展与建构中的互动关系。
“王安忆是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她的创作表现出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6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王安忆处于文坛的中心，她不断变化的创作引起人们的持久关注，但她却和潮流保持了距离。有评论家认为，“对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要对她的创作进行总体性的评论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变化太大，她总是在不断超越，不断否定”。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4期。
从这些评价和概述中，可以提炼出王安忆创作的基本面目:驾驭多种题材的能力，不断变化的创作路径，与潮流保持距离，被文坛和评论所关注，又难以被概括和归类。
的确，王安忆不是哪一种流派的代表性作家，她是一个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很强的阐释能力、独立的探索型作家，她是一个在新时期文学大潮的冲击与砥砺中，成长与成熟起来的作家。“新时期文学”并非简单的时间标识，而是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与美学特征的生成与流变的复杂过程。王安忆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她有着新时期文学的思想和美学意识:她对小说虚构特性的敏感与自觉，她对小说形式与内涵的探索与延展。重要的是她有着独立思考与前行的勇气和能力。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交织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学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文学摆脱了工具论的影响，极左思想的桎梏，迎来了冬去春来时移世易的新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是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创作手法的选择，代表作的呈现与确立，不断地塑造着丰富着新时期文学生动多元的样貌和形态，这是一个密切互动的建构过程。
王安忆以“雯雯系列”步入文坛，《雨，沙沙沙》以雯雯的痛苦与希望，以清纯少女的独特眼光来打量这个从压抑中醒来的世界，很快她就从自我抒发，“转为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与人生，书写知青回城中矛盾的《本次列车终点》，改革开始后，剧团内部冲突的《尾声》，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经济、社会地位沉浮所获得的人生体验《流逝》《归去来兮》。1983—1984年的美国之旅在文化体验上给了王安忆极大的震撼。西方文化的参照使她意识到民族的和人类世界的文化眼光。”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我将这个阶段视为王安忆近40年的创作历程的初级阶段。1986年出版的《母女漫游美利坚》记录了1983年8月30日至12月27日茹志鹃与王安忆各自的所见所感。2018年此书再版时，回忆当年近四个月的访美时光，王安忆直言:“1983年我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特别重要。这是潜移默化影响未来的一段经历，仿佛人生的一场预演。”③④许旸:《对话王安忆:35年前的美国行，仿佛“我人生的一场预演”》，《文汇报》2018年11月15日。
这段多年后回首往日的话语内蕴深厚，呈现了初登文坛的王安忆对物质和语言的敏感:“美国那种丰裕富饶开放的物质生活十分炫目，新鲜感十足，对于经历过匮乏时代的我们来说，不产生迷恋是很难的。”“每一种语言呈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语言后面站立的是别个民族完全个别的历史、文化、经验、遭际……”
③作为刚刚摆脱了物质和文化双重匮乏的新一代作家，王安忆在美国的这段生活经历，对她认识物质与精神、作家与时代、作家与自我、小说与语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30多年后，王安忆在对往日经历的追忆与自我分析中坦陈:“渐渐地我明白了，丰盛的物质没什么了不起，光有物质是不会使人幸福的。从美国回国后我经历了精神上的危机。当中国的物质生活呼啸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很有抵抗力。在美国的日子就像打了预防针，眼界扩大了，有了心理准备，感觉自己学会了辨别什么是已经走过的路、什么是象征未来的。”
④这段改革开放之初的出访经历，让青年时代的王安忆体悟良多，她不仅对90年代呼啸而来的商业化大潮很有抵抗力，她对文坛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也有自己的定见而不失方寸。在领略了许多可喜与不可喜的现实之后，她充分地开掘自己的经验世界，精心地完成了一部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她总是兴趣盎然地深入思索着，小说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作家，她能够用小说来做什么?小说能够抵达什么样的境界?
回溯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早在80年代到90年代，她就表现出善于提炼生活经验、开拓多种文学题材的能力。她的笔下有着显然不同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另一个是以“大刘庄”或是“小鲍庄”命名的乡村。
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2期
在完成了“雯雯系列”、《海上繁华梦》、《流逝》等一些城市题材的作品后，王安忆开始挺进中原乡村，完成了《大刘庄》、《岗上的世纪》、《小鲍庄》、“三恋”等一批乡村系列作品，拓展了她的创作疆域。其中引起文坛关注的《小鲍庄》，不仅显示了王安忆的写作实力，也标明了当年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寻根文学”的进程和深度。
王安忆在上海的生活也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一种。她曾经在安徽农村插队两年半，后来考上徐州地区文工团，拉了6年大提琴。就是这段不长的乡村知青生活，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土地以及和土地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在她青春期敏感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鲜明的印记，如果没有对土地的亲近，没有对乡村生活的谙熟，她就不可能写出那些被泥土滋养得壮实、饱满的文字。
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经验，让王安忆的写作有了更为开阔的场域，也影响着她认识生活的能力，影响着她不断延展和开掘这两个相对的、独立的审美空间:都市与乡村。《小鲍庄》以厚实而质朴的语言叙写了农民缓慢的日常生活中的悲欢和宿命，将寓言和象征融合在写实的手法中，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当年的文坛引人关注。从《好婆与李同志》《鸠雀一战》这两篇描写上海市民与外来移民冲突与影响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上海市民文化的细节。《我爱比尔》是一部视角独特、可读性强的城市题材中篇，以女主人公阿三的情感方式与情感选择，揭示了改革开放之初，都市青年面对西方文化的心态。
《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在王安忆壮实的小说阵营中别具一格，王安忆将思想的跃进与深入的力度熔铸于小说形式的探索中，相对而言这两部作品更具有先锋性。在中篇《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选择了“元小说”的方式，拆解了小说的工作平台，让读者看到了作家虚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她解构了一代知识分子通过语言虚构的自我形象。
《纪实与虚构》也是一部实验性的长篇小说，王安忆以纪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方式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她根据有限的史料不断想象和衍生家族传说，同时也讲述着小说的创作过程，“我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骤然间来到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英雄气十足。为使血缘祭奠至我，我小心翼翼又大胆妄为地越朝越代，九死一生。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也是个伤脑筋的工程”。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王安忆充分地体验着小说虚构的魔力，她不但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考虑小说的形式与内涵，也在理论上探究和总结，她提出了作家的权力是虚构，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它是以讲故事为形式，以语言作材料的。这些富有个性的见解都出自《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重建象牙塔》，这两部著作是王安忆此类思想劳动的果实。
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说，小说不仅是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洞悉、对人性的发现的方式，同时也是认识自我与时代、现实与历史，整合自我经验，建构精神高地的一种方式。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知识分子精神建构的变化延续至今。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王安忆没有像张炜、韩少功、王蒙那样直接介入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而是以小说形式与内涵的独立探索、以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立呈现、以小说的叙述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人文立场和思想果实。
评论家陈思和在《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中对王安忆也有相近的评价:“90年代初，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出现重要转机，《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和《乌托邦诗篇》等篇什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她小说创作的‘新诗学’。她所追求的叙事风格，既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话语 ，而是力图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 ，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见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王安忆:《长恨歌》，第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接着“流言”、“ 闺阁”、“鸽子”、“王琦瑶”……她从上海历史的深处身影袅袅地走来，逶迤地走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上海: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一章章的文字汇成了王安忆的经典之作《长恨歌》。1995年《长恨歌》首发于《钟山》，1996年出版单行本。1998年《长恨歌》获得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执导的《长恨歌》，参加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此后该小说还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剧。一时间《长恨歌》被奉为老上海怀旧热的经典力作。
陈思和曾在《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一文中谈及， “直至进入21世纪前后，《长恨歌》相继荣获了国内外多项重要的文学大奖……当《长恨歌》被舆论鼓吹为老上海怀旧热的扛鼎之作的时候，作家自己非但不领情，她还明确否认《长恨歌》与怀旧时尚的对应关系。此外，自王德威1996年发表著名评论文章《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以来，王安忆开始多次回应自己与张爱玲所引领的‘海派传统’的区别”。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3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可见无论是被大众的广泛青睐，还是被评论家的特别关注，都难以左右王安忆对自己创作和作品的看法，显示了她的自我确认和内心定力，这与她在改开之初美国之行后的自我梳理和思考很有关系。按照王安忆的自述，《长恨歌》具有一种坚实的风格，这种坚实是从《纪实与虚构》所产生的某种玄虚之中返回。
简明扼要的语言不仅呈现王安忆的自我阐释能力，也说明她的自我审视能力。《长恨歌》是一部写实的长篇小说，从女主人公王琦瑶通往重要的叙述层面——历史、城市，上海驳杂的历史内容和更替的现实境遇，在王琦瑶身上融汇了，然而她的人生没有进入这座城市历史演进的主流、时代嬗变的前沿，她是出入于上海的弄堂、闺阁与公寓里。小说塑造和描摹的人物都是“对于政治是边缘人”，“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
小说的叙事围绕着王琦瑶的日常生活而展开。“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王安忆:《长恨歌》，第17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历史的转折，人物命运的起伏都呈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王安忆对都市生活细节的稔熟，在《长恨歌》中有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看到了平安里油烟弥漫的弄堂里市民生活的芯子，也看到了柔和的灯光中咖啡馆与西餐厅透出的优雅，看到了爱丽丝公寓中，由身份和经济实力开辟出的寂静与落寞，看到了时移世易的历史大潮中，王琦瑶命运的跌宕起伏，看到了她如何在社会的边缘过着自我生存的小日子，在时代的帷幕之下心灵内里的深浅伤痕。
《长恨歌》不是怀旧唯美的时尚小说，王安忆的笔触有着一种看取生活底色的冷静和细致，透出现实生活真实的骨感。从王安忆对城市生活细节的层层展开中，从对王琦瑶周围半梦半醒人物的描摹中，我们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随着时代变换的不同镜像，更看到了上海世俗的市民生活的柔韧质地。女主人公王琦瑶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柔韧质地的载体和注解，她内心那种柔弱而不折断的柔韧，尽显在时代变迁对个人命运的改写中，她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度过她人生中的一个个关隘，尽管最后她也无法抵抗时间的磨损。王琦瑶是柔弱的，她从来都是顺从命运，没有作激烈的抵抗;她又是顽强而坚韧的，她的现实人生随着时代而前行，而她心灵的深处依然是历史的人质。在上海不同时代的底片上，留下了她不同的镜像，她是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活着的历史，她是一个可以被多重解读的人物。
“王琦瑶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起旧上海弄堂与海上浮华的关系，这或许是旧上海的自发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也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上海始终具有平民性的原因。”③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第3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评论家陈晓明从王琦瑶穿行在旧上海弄堂与海上浮华之间，看到了商业资本主义的上海始终具有平民性，他对王琦瑶与城市历史的关系也有细致分析，指出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独特性，“这个从海上旧梦中走出来的女子，历经了20世纪的沧桑。王安忆此番的书写却有着她的独特之处。她并不是让王琦瑶的故事深深地嵌入20世纪的历史动荡之中，而是让她置身于历史的边界，让历史在她身上投下一道阴影”。
③评论家陈思和对《长恨歌》历史书写的评价言简意赅，“小说将宏大历史叙事、或者说真实历史叙事转移到了后台”。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3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这些评价都论及王安忆在小说中如何处理历史，王安忆在谈《长恨歌》的创作时直言:“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 ——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王安忆很清楚自己笔下的历史是怎样的面目，她独立地选择在小说中如何呈现上海的历史:《长恨歌》叙写的是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之下，王琦瑶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茅盾文学奖的这段授奖词也从小说的笔调入手，鉴赏小说的叙述手法和节奏，以及从日常生活的长河进入上海的历史。
抽象与具象、感性与理性结合的散文式片段与人物的命运和情节展开之间形成了《长恨歌》特别的叙述方式、结构形态和美学意蕴。王安忆精心描摹的上海肖像《长恨歌》，蕴含着她对上海的多重解读:时代与个体、历史与现实、上海的气质与精神、上海女性的柔弱与坚韧……从小说的叙述语言、人物塑造、情节展开、结构布局中流露着她对个体命运与时代大潮、个体人生与历史演进的思考，这是王安忆对小说形式的实践，也是她思想果实的呈现，体现着王安忆真实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探索能力、思考深度和艺术创造力。我将此看成是王安忆创作的第二阶段。
在完成了《长恨歌》如此丰厚的长篇之后，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故事会有怎样的续篇?王安忆的回答很明确:“上海是一个大的舞台，那儿上演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我还没有写完。”王雪瑛:《感受土地的神力——关于文坛和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对话》，《文汇报》2000年8月19日。
没有写完的上海故事需要在岁月中悉心培育，王安忆暂停长篇小说的写作，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袒露她对乡村的眷顾与回望:她写下了《姊妹们》《隐居的时代》《花园的小红》《喜宴》《开会》《青年突击队》《王汉芳》《招工》等一批乡村系列的作品。
《姊妹们》篇幅不长却有着很强的结构感，在完成了“我们庄”的场景描写之后，一组人物群像出现了——姊妹们。“我们庄，称没出阁的姑娘为姊妹。”从少女到出嫁对于姊妹们的一生来说，是一段短暂的日子，那时青春纯净清澈的光芒划开了苍茫的岁月，照亮了庸常的村庄。
王安忆将稳定的乡村理念和伦理与短暂易逝的姊妹们的青春相互对比、相互映衬，审视伦理与人性的关系，乡村日积月累的风俗和伦理对姊妹们的生存状态有什么意义?而姊妹们的青春期幻想、追求幸福的方式又会对乡村生活理念构成什么样的影响?
《隐居的时代》讲述的是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被政治的巨手从城市移栽到了乡村，他们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充分地显现着土地和乡村的强大整合力，他们被王安忆命名为隐居者。
我们从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一批作品中看到了知识分子如何融入简陋贫瘠的乡村生活，投身于平民大众，从百姓直爽、率真、宽厚、淳朴的性情中，完成对自身的襟怀、气度、习性的艰难改造，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知识分子在政治风浪中如何渡过难关的基本方式。
王安忆的《隐居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第二种方式。王安忆以旁观的视角，平实地描述了知识分子在大意志的背阴处，具体、琐碎的私人生活，细腻地刻画了他们如何以隐居这种孱弱而又坚韧的生存方式对抗无可奈何的现实，渡过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王安忆又一次把笔触伸向土地，把思考之犁对着乡村的理念、乡村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姊妹们》是以乡村本土人物的生存状态来检视，那么两年之后写就的《隐居的时代》和《招工》则通过外来者的移居和进入乡村后的生活方式来透析乡村的理念和极有洇染力的生活。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 ”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太制度化与格式化，人变得概念而抽象，而农村的生活是感性的，更富有人性，更具审美的性质，就这么简单，是农村影响了我的审美方式。”王雪瑛:《感受土地的神力——关于文坛和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对话》，《文汇报》2000年8月19日。
“农村影响了我的审美方式”，在90年代大众化的都市时尚潮中可谓特立独行，大异其趣。王安忆回望短暂的乡村生活，在以往被艰难的生计遮蔽的地方找到了一种生动的审美形态，她以质朴、蕴藉、细腻的叙述语言，披露着历史场景中人性的真相，还有她面对那段历史的心态:通达、平和中隐含着痛惜与反思。这是她离开乡村，经过多年城市生活的沉淀、人生历练之后的收获。这不仅是一种小说审美形式上的收获，更是走出了80年代“知青小说”的情绪与“叙事模式”，远离了90年代都市时尚和“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她又一次成功地与“潮流”拉开距离，呈现着她独立的写作与独特的文学叙事。
无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她虚构的小说空间，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体现着王安忆对历史与个体、人性与生存境遇的考量，小说构建的过程也是思想的过程:在对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演绎中，蕴含着王安忆形而上的思考。乡村生活的理念，对于现代人有着怎样的意义?都市的现代化过程对于乡村的生活方式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人的完善，心灵的丰富?这也是她开启《长恨歌》之后的小说创作中，不断思考的问题:如何走出《长恨歌》经典化的光环，被符号化的追捧，被归于有关“老上海”的想象，这是她在资本与市场结合，大众文化兴起的90年代后，面临的不能忽略的问题与挑战。这也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作家们在面对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之后，又要处理文学与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关系。
随后，王安忆完成的是时尚与流行无法化约的文本《妹头》《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富萍》。她以细致写实的笔触对不同时代上海日常生活的生动描述，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个人和城市，融合了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对立，形成了王安忆的文学叙事。
《妹头》描述的是精明、利落的上海姑娘妹头的人生之旅，随着与青梅竹马的情感归宿之间婚姻生活的解体，她准备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妹头是一个在上海的寻常世俗中踏实生活的女子。
《富萍》叙写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上海，社会组织和户籍管理很严密的年代，女主人公富萍如何移居到上海。富萍犹如来自扬州田野的萍叶，流到了上海西区和苏州河边，她先是投靠给人做保姆的“奶奶”，后来搬到了在苏州河上当船工的舅舅家，最后在梅家桥的一间小披屋安了心。而梅家桥是一片建在垃圾场附近的破旧棚屋，居民的生计卑琐而低廉，过去是拾荒，现在则磨刀、贩小食、折锡箔、糊鞋盒之类的……看来如此“腌杂”的地方，怎么会让富萍安顿了身心呢?王安忆为什么要把梅家桥放在小说版图的中央?
王安忆笔下的梅家桥分明打上了她主体精神的光泽:“他们一点不腌杂，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 ”王安忆:《富萍》，第19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看来不同时代上海的丰富生活形态，不同代际上海人的人生境遇，吸引着王安忆倾心创作，乐此不疲。如果说《富萍》《妹头》和《上种红菱下种藕》是她以女性为视角对日常生活中稳定与变化的观照，那么后续完成的《遍地枭雄》和《启蒙时代》就是人物视角、叙述路径的转移，尤其是《遍地枭雄》以新的视线和方式，关注城乡结合部的青年出租司机被迫越出了他以往的生活轨道:他连人带车被劫持了，从此他从常态的生活坠入了自己无法控制的诡谲“江湖”。他的人生会跌落到一个怎样的空间?他的心灵还能保留些什么?城乡结合部最清晰地见证了城市对乡村的蔓延，而他的人生也追问了在现代化的强劲浪潮中，芸芸众生被裹挟着向前冲去: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选择自己的生活?
《月色撩人》以一个夜宴的场面开始，如同戏剧已经搭好了舞台，接着精要地介绍夜宴的主要人物，他们出场了，展开了当代上海的城市生活。简迟生、呼玛丽、潘索、子贡、提提……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他们，带出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彼此交集，一起生活在国际化的上海，构成丰富的现代城市的生活空间。在王安忆的笔下，城市的夜晚，灯光是它的植被，覆盖了钢筋水泥的干涸表面，开出晶莹璀璨的花朵……许多悬念埋伏在光和影的静息处，哭和笑，潜行着……
这是一部观念性很强、直面当下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不同世代的人物故事、错综的人物关系、驳杂的小说情节成了她演绎思想的材料，展现了她对现代都市的理解。在对人物的设定和塑造中，流露着她对现代都市文化特征的敏感与认识，让我想到了美国城市学家、文化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话:“城市既创造了艺术，自身也是艺术，城市既创造了戏剧，自身也是戏剧。新移民不仅改变都市的人口成分和比例，同时也改变都市的文化结构，差异性和多样性塑造出后工业时代的都市文化特征。”②王雪瑛:《千万个美妙之声——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第9、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我和王安忆就《月色撩人》曾经有过对谈。她说:“这部小说确实是很‘做’的，能够看出来很刻意，看得出我的主观思路在里面安排一切，不像很多小说犹如按照生活本身的情节和逻辑在进行。”
②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小说《匿名》也是观念性很强的小说，王安忆以一个世俗故事:人质劫持案，带动形而上的思考，小说放弃了悬念丛生的惊险情节，将现代都市上海与人迹罕至的峡谷衔接起来，深入探究的是日常经验隐含的哲学命题，人类命名的现实社会与自然荒野之间的关系，无名无姓的主人公独自困于峡谷，他如何回到文明社会?
相对于《月色撩人》和《匿名》中的思想含量与哲学思考，《天香》和《考工记》则是让人物沿着日常生活的河流进入历史，经历不同的时代。《天香》以清雅而丰赡的语言叙写着申家从兴旺繁华到家道中落的过程中，由申家几代女性共创的“天香园绣”兴起与流传的故事。通过刺绣技艺的兴盛和女性命运的起伏，展示了明清之际的沪上风情与世间万象，从源头梳理了上海的文脉。而《考工记》又让人联想到了《长恨歌》，从王琦瑶到陈书玉，换一双眼睛回望上海往事，换一个性别，以更成熟更洗练的笔触叙写上海故事。我将此看成是王安忆创作的第三阶段。
纵观王安忆的创作，从“更”观念与思辨，到“更”感性和日常的交替叙写都是她的虚构方式，而乡村和城市不同的审美空间是她虚构的果实。对于小说创作和小说，王安忆有过精要的阐释，“我总结下来，我换的还不仅仅是农村和城市，可以说是从一个比较抽象的写作，换到一个比较感性的写作。比如说刚刚写好《小皮匠》，就写了《月色撩人》，写了《纪实与虚构》以后，我就写《长恨歌》。”
①“小说的形式是不能单独谈的。可以说小说本身就是形式。对我来讲小说就是人和人、人和自己、人和世界之间关系的形式。”
②王安忆对小说的形式与内涵的敏感与探索，就是她对生命与人性的探究，小说不是一块固定的高地、封闭的城堡，而是一条充满生命力的延长线，通向世界，也通往自我，延展着广阔而神奇的空间，吸引着她的进取心，无论哪一个创作阶段，她的小说都保持着生长的状态，这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考验着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评论家张新颖将她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描述为始终保持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的过程，从而她的创作历程保持着向上的斜行线。
“当一个人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孤独地与自己作战。我想，我的文学，就将是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连与联络，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就在他们身后。”
③无论是这段自选集中的卷首语，还是王安忆对小说创作的认识和阐释，都带着“新时期文学”独立的个体意识与美学特征，标识着她如何摆脱商业化和娱乐化，从惯常的叙述模式和思想意识中突围，在认识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现实的路上，在不懈探索人性与叙述方式的途中，保持对自我心灵的审视与表达、独立思考和前行的勇气、文学创造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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