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和实话语的背景研究

　　摘要：话语是人类沟通的主要媒介，甚至是人类生活交流的主要形式，因而话语是文化和思维方式形成的载体，也是不同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话语的背景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一定时间内的思想和行为，故而对我国名和实话语的背景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思想家的真实意思表述。也就是说，理解了名和实话语的背景，才能真正明晰名和实话语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关键词：名和实;话语;哲学思想;语境

　　在追溯名和实话语根源之前，首先要知道产生名和实话语的社会政治背景，或者说，名和实话语的知识背景。一、话语的哲学思想随着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研究，话语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学科的研究学者将话语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重新审视不同学科的基本主题或者基本问题。因此，话语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在众多学科的话语研究中，哲学的话语研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影响深远的话语理论。例如我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名称与现实、概念与实在之间关系的观点。

　　此种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对于探究真理和知识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1(]P187)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话语功能的审视是从文化传统来进行解释和重构的。即话语的理性、意义。笔者认为哲学起源于生活，发展于生活，并且这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成的。

　　因此，话语不仅是哲学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哲学的一种解释方法。“话语”是人们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语言，特别重要的是智力对话，智力对话包括陈述、推理、论辩等不同的话语模式。我国古代思想史的话语和哲学都源自于人们说什么(叙述)，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效果，由此来解释话语和哲学的关系。本质上来说，话语是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或者简单来说，话语塑造了和重塑了哲学。儒家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由孔门语录言行形成的。作为“论”最初来源于孔子设坛讲学(说)，从社会效果上来说是“演讲”“故事”“论辩”“陈述”“理由”“原则”“教义”，然后从这些术语慢慢转变成可以让一般社会大众理解的具体术语，这里仅指哲学话语。这似乎与西方话语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

　　(一)西方话语的哲学研究

　　西方古代学者认为，话语首要关注的应是“逻辑”，认为逻辑是“人类思想和治理的普遍原则”。[2]在该学者看来，语言、思想、意义、现实和价值都不能离开逻辑。即知识是一种真正的信念，这种真正的信念依赖于逻辑，强调只要掌握了事实的逻辑，就可以表明真正理解了事实。[3]

　　西方古代思想家试图“通过描述性科学的抽象语言代替口头上的具体语言”，[4]这种代替过程其实就是将逻辑加入到哲学的过程。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事物内在本质表现的“形式”，其实是通过逻辑陈述的。[5]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来自于科学话语。综上，西方哲学家有一个共识：哲学离不开逻辑，因为只有通过逻辑，才能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换言之，话语和哲学都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只有如此，它们才可以说是共生的。

　　一方面，话语根植于逻辑的词源，逻辑覆盖话语的整个模式;另一方面，从历史观点来看，哲学起源于逻辑，并且逻辑促进更好地理解客观事物。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受到维根斯坦的影响，把注意力放在了“元哲学”上，即哲学本质的探究。[6]这种探究用语言和哲学的关系研究取代了关于哲学现实问题的研究。哲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命题：哲学应被视为是探究知识、理性、意义的论证行为。知识、理性、意义实际上是通过哲学话语正确表达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哲学是由话语构成的。例如，西方有的哲学家通过回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指出：第一，哲学是在理性视角下的辩证实践，即通过哲学话语实现的;第二，问题与答案、证明与反驳都是哲学的基本元素，即通过这些基本元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哲学的基本架构;第三，理性不能用任何方式证明，相反，理性是通过智力对话所激发出来的，即理性本质上是对话的、辩证的;第四，哲学的辩证形式是“相互对话”，在这个相互对话的过程中，达至相互理解，形成共同的观念。[7]

　　可以肯定的是，话语不仅决定了哲学的导向，而且也引导着哲学的发展和变革。或者说人文科学都是由“话语产生的”，并且系统地形成知识，进而转化为实践。一门学科通过各种思考，使得话语研究逐渐专业化。反过来，话语的专业化促使该学科形成共同关心的问题。当话语研究向前发展时，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开放的解释，因此，这门学科就会不断发展。但是，也要注意一门学科的方向不可能是僵化的，现有的研究范式不能永远限定所有的话语。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史的间断，以及话语实践过程中出现词义的不同，即语言使用者并不总是遵循语法规则。其实就是重复的话语在不同的时间点表达的意思也是不同的，也有可能所表达的“真义”是推迟的。因此，传统话语、文化话语的含义其本身是在“不断地脱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理解西方话语的哲学解读。事实上，可以被看作两种意义上的知识话语：第一，一系列重新思考柏拉图问题的话语;第二，对传统哲学文本和语境的重新解读。

　　(二)我国话语的哲学研究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对话语就进行了哲学研究。每个话语的哲学研究几乎都包括一对概念，如天和人、名和实、义和利、性和善、性和恶等等。在这些话语中，名和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原因如下：第一，名和实涉及的思想流派比任何其他话语都多;第二，名和实持续了200多年，时间远长于其它话语;第三，名和实几乎覆盖了古代哲学思想的所有方面，如宇宙论、认识论、价值论、逻辑论和伦理论;第四，在中国2500多年的哲学史中，名和实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五，名和实的话语哲学研究与西方智力对话很相似，即与西方话语的哲学研究很相似。因此，对于名和实的话语研究也需要强调逻辑性。

　　二、话语功能

　　一般来说，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视角、步骤和特点，那么，话语研究方法不同于其它研究方法之处在哪里，以及话语研究方法为哲学探究带来什么好处呢?

　　(一)话语：制度化的实践体系

　　话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将哲学视为一系列概念的陈述，更重要的是，作为制度化的实践体系。这里，制度化指的是两个形成过程：行动的形成和知识的形成。当把话语作为哲学研究时，不能只关注某一问题/理论。相反，必须关注问题/理论和哲学作为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哲学家和非哲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和它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含义之间的关系。

　　那意味着，要参与哲学对话，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要被专业人士所接受，就必须要提前学会语言和对话的规则。最终，当所有参与者遵循一样的话语规则，集体实践就变得有组织和有意义。遵循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形成。知识和真理的本质不是私有的而是社会的，不是纯粹的语义的而是实用的。只有那些被普遍证实并被认为有助于人类生活的断言才能被认为是知识和真理。哲学对话是一种集体的、智力的对话，不仅促进和理解断言，而且驳斥和捍卫断言。换言之，通过哲学对话使得知识和真理合法化。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真义在于哲学实践，而不是它的形而上学意义。哲学实践可以克服两种偏见：一是避免把哲学限定为文字游戏;二是认为合理性是先验的。

　　当然，完全依赖哲学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把哲学与具体生活分开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哲学来源于生活，离不开生活。我国古代思想家就是在此种意义上定义的名和实，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名和实之间的关系，而是名和实对现实生活所产生的意义。

　　尽管诸子百家中的“名家”和“墨家”都专注于语义和逻辑分析，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社会中的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设定一个标准，并不是完全为了寻求知识。可见，实践对于思想家的理论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另外，当谈及我国古代文化时，不应只关注古代文献，还要看这些古代文献对当时社会有多大的实际影响。只有如此，方可以说该理论是合理的，因为合理性不是说出来的，或者是教出来的，而是表现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

　　尽管我们可以区分各种各样的合理性，诸如客观的、主观的、形式的、实质的、工具的、技术的、分析的和实践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任何一种合理性的研究。归根结底，合理性是一种选择，即希望达到一种目的。毫无疑问，正确的选择不是预先确定好的或者随意选定的。相反，是一种有目的的、比较的、论证的选择，即一种智力表现的结果。名和实的智力表现旨在发现真理，就是通过探究名和实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从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二)话语：解释性的互动

　　话语的第二个功能是通过解释性的说明将个体的不同观点联系在一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哲学知识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以单个孤立的概念为依据的，而是通过众多不断变化的概念相互互动演化而成的。这一点与西方哲学思想很相似，如柏拉图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对话的和辩证的，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哲学是由不同话语互动促成的。即是说，柏拉图式的对话实际是将观点转化为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说，柏拉图式的对话不仅是对某种观点的理解，也是找出不充分的陈述，以及如何改进不充分的陈述的过程。

　　因此，话语分析的功能就是发现：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条件下产生命题;指出与同一问题相关的其它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何把相关的不同观点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就发展中的哲学而言，柏拉图式的对话总是“迫不及待地找到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不只代表早期一些历史上正确的思想，而且也阐释了柏拉图对该解释的看法。”[8]同样，话语分析的功能是阐明：早期的思想家们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如何影响其后的思想家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哲学对话以何种方式、何种理由跨越不同时期;从不断变化的知识和社会政治背景角度来说，一个早期的观念是以何种方式被重塑的。

　　(三)名和实的话语功能

　　回顾关于我国古代哲学和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相关著作，可以发现名和实话语被持续关注。一旦将名和实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原本具有多重含义的名和实就会被限定为某个单一意思;尽管名和实的含义限定在某一领域是有必要的，但是名和实的发展轨迹仍旧是动态的。这些发现都可以通过话语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名和实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名和实汇集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所以应将名和实作为哲学问题来理解。

　　换言之，名和实的问题不是诸子百家思想的衍生品，而是一个核心元素，从而驱动思想家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视角去看待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和实话语聚焦于哲学实践，也是我国古代不同思想的连接点。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名和实能够如此全面反映我国古代思想?答案在于名和实不仅本质上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模式，而且也是制度实践的过程。名和实话语需要论证，这促使了名和实的哲学思想也在与时俱进。

　　而对名和实的批判与反驳，有助于加深名和实话语这对范畴的理解。名和实话语的双螺旋结构的发展促使相异的观点慢慢融合在一起，表现为智力对话的活跃，最终名和实理性发展。总之，名和实话语分析强调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是通过智力对话形成的。

　　三、名和实话语语境分析

　　同样重要的是，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和语境的重要性。这表明话语语境决定了话语文本的多样性，多样性话语解释间接说明了该话语的重要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文本的意义既不存在于文本本身，也不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中，而是来自于文本的解释。[9]文本解释的本身就是关于文本的对话。文本意思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解释，因为这些解释也需要检验，即再解释。

　　因此，话语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本话语，即文本本身提及的对话;第二个层次是解释性话语，即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第三个层次是功能性话语，即关于文本话语和解释性话语的对话。不过，在三个层次对话的范围内谈论文本的意思仍旧是内部的，故是受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文本的语境。明确了文本的语境不仅会使得文本意思更清晰，而且能够引导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里的语境，就是现实语境，因为任何话语文本解释都是在社会现实背景下进行阐释的。从我国前秦到清朝，思想家们对名和实的解读主要集中于道德和社会政治维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名家的语义分析和墨家的逻辑考察慢慢消失了。直到1910年，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出版了有关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把我国逻辑研究和西方逻辑研究整合在一起重新解释了名和实。

　　此种名和实话语的解释所达成的共识是：先秦时期的名和实有着相对独立的逻辑体系。在讨论孔子的正名思想时，应阐释名的语用功能，而不是像西方的研究者那样只是强调话语逻辑，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看待名和实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逻辑范畴内。总的来说，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名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名的本体研究，二是名的论证研究。前者有正名的哲学研究、名的标准研究，后者有名的陈述规则研究、名的推理研究、以及名的论证。[10]

　　尽管此种研究忽视了实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学者批判性地回顾了传统话语文本，并且重新解释了“名话语”，使得名的研究和论证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当话语作为哲学方法研究时，旨在寻求新知识。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一个原则：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名和实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关注它们与其它概念的关系，以及名和实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含义。为了更好地理解名和实话语，我们需要知道名和实这对话语首先出现的语境。

　　从词源考证，名的意思是“自我命名”“自我介绍”。名是由“夕”和“口”组成，夕代表着冥界，冥界的“人”不能被活着的人看见，故以口自名(用语言)。[11]为什么许慎用冥来解释名呢?并且许慎将名解释为自我命名的依据是什么呢?对于许多人而言，许慎的解释似乎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段玉裁(1735-1815)通过将“名”与习俗联系起来，有助于更好理解名。

　　他认为在远古时期铜器上的铭刻，称为“名”，即铭刻起到了已逝之人自我介绍的作用。[12]许慎将“夕”解释为冥界;其他学者将“夕”解释为夜晚，意思是人们晚上见面，但是彼此看不清对方，因此他们用语言自我介绍。[13]尽管这两种关于夕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证实了名的功能，即自我介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名是一个名字或者一个词，用来介绍世界上的事物。要想进一步理解名，还需要看古代思想家事实上怎么使用名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名表示事物的称呼，例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P268“)名可名，非常名”。[14]

　　第二，名表示一个人的头衔或者名誉。例如，“有不贡，则修名”，[15“]大德……必得其名”。[16]第三，名意味着命名和语言。例如，“生穆公，名之曰兰”，[17“]荡荡乎，民无能名焉”。[1(]P113)第四，名指书面上的文字。例如，“屬瞽史喻书名”，[18]“百名以上书于策”。[16(]P943)第五，名指清楚的，易于理解的。例如，“圣人……不见而名”[14(]P263)，“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19]

　　另一方面，实的繁体字为“實”，因而《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家里的金钱和物品充裕”，后来将其意思拓展为“植物的种子和果实”。也就是说，“实”是“富足”的意思，即个人所拥有的真实财产。这就是早期古代思想家所在文本中使用“实”的最初意思。随着社会的发展，实的意思也在“富足”的基础上发生了演变，具体来讲，它有四个基础意思：第一，实指物品和财富充裕。例如，“君之仓廪实”，[20“]公家虚而大臣实”。[21]

　　第二，实指事物的真实性和人的真实情况。例如，“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22“]循名责实，君子之事也”。[21(]P397)第三，实指充满或者实现某物。例如，“狗马实外厩”,[23]“实其言，必长晋国”。[17](P645)第四，实代表名字的含义。例如，“夫名，实谓也”，[24“]名定而实辩”。[25]总而言之，名和实表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领域，即名称、特点、意蕴;另一方面是非语言领域，即对象、理念、事物。术语通常是日常交流的语言符号，但是名和实在现实术语使用中存在一点儿争议。

　　对于唯名论者，认为名在现实中只指称物理上具体存在的物;然而，对于理想主义者，认为名既指称物理上的物，也指称抽象意义上的物。显然，我国古代思想家将“阶级、属性、命题、数字、关系、以及功能”视为典型的抽象意义上的物。在他们看来，凡能用文字命名或者谈论的都是“实”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名并不局限于“名称”的领域，相反，名既可以指称具体事物，也可以指称抽象事物。现代意义上的名只是语言的一部分，它不能等同于语言。

　　这与我国古代名的指称不一样，古代意义上的名可以等同于语言。这是因为古代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不如现代语言的词汇和语言丰富细致;更重要的是，名起源于隐喻，并且随着语言的发展本质上促使名的隐喻的发展。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名和实的讨论，证明了将名和实翻译成现实语言的有效性。

　　周礼是理解我国古代思想的关键，从更广的意义来讲，周礼是一个社会行为的准则，是周朝大约经过850多年(前1046年—前256年)演变而成的，也是人们在家庭、群体、社会中的既定规范。作为既定规范，周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周礼根植于我国早期的历史文化传统，即原始氏族社会的仪式。

　　经过西周时期(前1046年—前771年)，这些原始氏族社会的仪式发生了系统性地变革，宗教色彩逐渐减少，世俗化的传统术语开始扩展到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次，周礼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出现，形成了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相结合的阶层结构。最后，周礼是一套非常详细的制度，既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为我国古代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指引。周朝统治者以礼治理社会，礼也就具有了“宪法”的功能和意义。

　　除此之外，周礼也成为人们评判社会是否发展和进步的依据。周礼在周朝的文学、艺术和教育领域中处于中心地位，周诗赞颂礼，周乐歌颂礼，周舞展现礼。诗、乐、舞自然成为周朝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们共同加强和传播了礼。因此，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孔子(前551—前479)花了毕生的精力来保护和解释周礼。对孔子而言，周礼最重要的功能是构建了一个不同阶层的社会制度。因为孔子认为只要每个人按照周礼的要求行事，就会形成一个美好的社会。

　　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P32)不用说，孔子所说的丰富而有文采的制度就是周礼。但是，要知道的是，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礼面临着很多困境：诸侯并不是十分尊重周礼的权威，并且以周礼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常常受到诸侯的挑战。孔子曾描述过周礼被破坏的情形，按照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被允许向天地祭拜，诸侯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孔子所居住的鲁国国君就打破了这个规则。

　　另外，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享用八排六十四人的乐舞礼仪，而诸侯只能享用六排的乐舞礼仪。后来鲁国大夫用了六十四人的乐舞礼仪。孔子对此非常愤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P25)这两个例子反映了周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周天子没有实际权力，诸侯常常僭越行事。周礼制度形同虚设，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种无序状态体现了名和实之间的冲突。

　　也许掌握周礼崩塌和名、实话语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方式是理解周礼对社会不同角色的界定。因此，周礼的崩塌可以理解为名的真实意思受到破坏，诸如服从、治理的意思已经不是周礼所说的意思。总之，周礼的崩塌使得名和实之间的联系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周礼的崩塌加速了周王朝的灭亡，或者可以说三种名与实之间的联系出现了问题，即散名、刑名、爵名。

　　散名这个术语意指具有同一特征的事物。但常见的是，散名用来表示不属于同一范畴的事物。孔子曾经说过：“觚不觚，觚哉!觚哉!”[1](P81)意思是事物的名和被命名的事物之间的冲突。觚名原指一种带角的盛酒器皿，但是当时孔子时期所采用盛酒器皿并没有带角。刑名这个术语意指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款。可是，当时的刑名与刑实相脱节，原因是制定刑名者公然违背周礼。

　　孔子认为，治理社会的理想方式是礼，而不是刑。而当时的法律制定者制定法律目标是鼓励普通人之间相互斗争，因此，消弱了周礼的权威。爵名这个术语意指官员的等级和头衔。等级和头衔通过一系列清晰的规制界定了官员的社会地位，该社会地位是不允许人们质疑的。拥有等级和头衔的人也同样被要求履行一定职责。当拥有等级和头衔的官员僭越，并且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爵名就受到了损坏。

　　例如，周朝时期大夫推翻王的统治时有发生。在孔子看来，军事进攻只能由周天子决定，而不是诸侯自主决定。如果诸侯自行进行军事进攻，就明显超越了周礼为诸侯所设定的职责范围。在孔子看来，周礼的崩塌扩大了名和实之间的冲突。因为周礼，作为系统的社会规则和制度确定了家庭、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地位和职责，而这些地位和职责由各种各样的名所界定，最终这些名作为规范发挥作用。

　　故，遵循周礼就是遵循名，并且遵循名就是按照名的规定行事。一旦每个人按照名的规定行事，名和实就会达至一致的状态，并且礼就会得到正确运用，进而社会变得井然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错误的名不仅仅是一个语义的问题，还是一个语用的问题。换言之，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的问题。

　　当然，在我国古代的语言和思想中，语言和社会政治领域从来没有分开过。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礼不仅是判断对与错的标准，而且也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依据。虽然法律(主要是刑法)被广泛制定和付诸实施，但有趣的是，法律适用是一个语言问题，由社会政治事件来决定。换言之，解决名的问题依靠的是社会政治手段，解决法律问题依靠的是语言。

　　四、结论

　　随着周王朝的没落，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开始破坏周礼，一些诸侯国开始鼓励学者研究刑名(法律条款)，以此来调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社会改变，法家开始倡导用法律来代替周礼治理国家。特别是后来的秦国，不仅大量制定法律，还鼓励秦民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法家所倡导的“刑名”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就是说，统治者通过刑名想惩罚谁就惩罚谁。一言以蔽之，先秦时期，遵循以法治国的统治者不仅有浩如烟海的法令，也有层出不穷的逃避法令的手段。从更深层次来说，法家注意到战国时期名和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即名和实之间总是存在间隙，这个间隙使得名和实都存在不同的解释。

　　司法论文范例：《中国司法》是法学论文发表期刊，杂志1982年北京市创刊，面向法律界和法学界，推进司法行政理论建设，关注司法行政实践探索,传播先进司法行政理念。法学论文、律师职称论文都可了解。

　　所以，商鞅通过变法使得名和实的间隙缩小，最终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但是，秦王朝最终最终滥用刑罚，使得刑名和刑实的间隙又逐渐变大，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违法的事情变成了合法的事情，合法的事情变成了违法的事情。法律最基本的对与错的功能已经失效了，这也许可以说明秦王朝为什么会快速衰落。故而，以法治理国家的秦王朝，一旦法律失去了权威，统治者对社会控制就开始动摇了。可见，名和实话语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哲学研究对象。虽然前秦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已经意识到名和实的关系，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去关注名和实的关系,反而，激发了后代学者不断去研究名的本质，以及名和实的关系。

　　作者：郭轶卿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4694.html